从反对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关于夏克刀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改革论文,土司论文,夏克刀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了解当代甘孜藏区的历史，曾任西康省副省长兼藏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①的夏克刀登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一、抗击藏军、参加革命，反对土司统治 (一)土司内争与夏克刀登兴起 夏克刀登(1900—1960)是清末德格土司属下大头人夏克布的四子，原居住地在金沙江西岸同普。 20世纪20年代初，泽翁顿登继任德格第21代土司②，夏克刀登从拉萨返回，投靠土司，继承父职参与土司事务，因干练精明，办事勤恳，得到了泽翁顿登的赏识，允许继任“涅巴”职位，辅佐土司。其间，玉隆头人高钟彭措见夏克刀登头脑清醒，布置周详，办事得力，招赘他上门，协助处理事务。当高钟彭措死后，夏克刀登继承其位，控制玉隆等地，有了自己在江东的“地盘”，势力不断发展。 (二)抗击藏军、参加革命，支持红军 康藏冲突以后藏军占领昌都、德格等地，横征暴敛。夏克刀登对此不满，凭借涅巴职位，曾组织民众抵抗，阻止了藏军在德格土司地界收粮派差等行为，赢得了人心，争取了群众。 不久，噶厦派遣驻昌都藏军3个代本(团长)带领部队再来同普，显示武力，强求民众一次性缴足6年的粮税。这样的要求遭到土司、部属及民众的反对，夏克刀登率众抗拒，驱逐藏军，挫败其图谋③。其间，他还积极协助土司，带队攻占德格部分地方的马步芳部队，恢复了土司对当地的统治。这些行动，既得土司的赞赏，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为夏克刀登加了不少“分”，威信提升，影响扩大。 1936年2月，夏克刀登奉土司之命参加诺那活佛(时任西康宣慰使)组织的反对刘文辉统治的斗争。适逢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甘孜、炉霍，诺那活佛率众抵抗，失败被俘，医治无效而圆寂。4月，夏克刀登率2000多土兵在甘孜县绒坝岔攻打红军，受伤被俘，被送到朱倭官寨，经精心治疗，治愈了枪伤。李先念与之“真诚交谈”，向他宣传革命思想，消除了误会④。夏克刀登很受感动，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红军的行动有了切身认识，转变了思想，表示拥护共产党。他还书写信件，派人送到绒坝岔，说“红军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夏克刀登不久即可返回”⑤，命令土司武装不要再与红军作战，撤回德格。22日，经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⑥结束交战状态，实现和平；红四方面军藉此得到短暂的安宁，部队得到休整。期间，夏克刀登还为红四方面军筹集了若干粮食和牛马，部分解决了红军的困难。 5月初，德格、甘孜、道孚等16县约数百代表会聚甘孜县城，参加波(博)巴第一次代表大会。5日，经过协商，大会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推举多德为主席，达结、孔撒为副主席，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邦达多吉为财政部长⑦。 波巴政府虽在甘孜等地只坚持了2个月(1936.5—1936.7)，但夏克刀登参与并任职的经历，以及支持红军的活动，对其思想转变有所促进。夏克刀登后来提倡废除土司制度、反对剥削等可能与之有关。更重要的是，1949年11月夏克刀登、格达活佛、邦达多结及张西郎吉派遣代表经兰州到北京，向中央政府、毛主席献旗致敬，“申述藏族同胞对于迅速获得解放的热望”，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⑧。 (三)与降央伯姆决裂，提出废除土司制度 在泽翁顿登掌管德格等地时，夏克刀登听命卖力，虽有自己的“地盘”，还是其手下的头人，担任“涅巴”，负责军事行动。1942年，泽翁顿登逝世，其子乌呷(乌金夏)尚在襁褓不能继位，谁继任土司主政成为争论的问题。夏克刀登主张由泽翁顿登叔叔降伯仁其子之子与泽翁顿登的妻子降央伯姆结婚继任土司，但遭到俄马相子(四郎泽仁)等“土司派”的反对；反之，“土司派”提出由八邦寺活佛斯笃代行土司职权的要求，夏克刀登也明确抵制。多次争执不下，双方妥协，同意降央伯姆代行土司职权，待乌呷成年后还政归位，暂缓了矛盾。 表面看来，继位之争是位置的问题，实则是谁的势力大、谁说话算数!羽毛已丰满的夏克刀登希望在土司衙门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提升地位，扩大影响。 之后，夏克刀登施展手段，继续扩大势力，又引起了降央伯姆及“土司派”的不满。1946年，俄马相子设计，支使下属设宴款待，拟毒死夏克刀登，但被夏克刀登察觉，未得逞。此事使夏克刀登与土司的矛盾激化，他返回玉隆，拒绝再回土司衙门，与降央伯姆决裂。针对土司的严酷统治及沉重剥削，夏克刀登号召并支持部属抗粮抗差，得到广泛的拥护，增强了力量，形成派系。 1946年，白玉赠科头人赠伯拉甲与德格麦宿头人索莫色多因争夺草场而对立，夏克刀登支持赠伯拉甲，德格土司援助索莫色多，双方公开对立，械斗1年之久，人员及牲畜损失惨重。调停期间，索莫色多设伏打死赠伯拉甲等人，矛盾恶化，水火难容。夏克刀登公开声称反对土司，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取消差役，“德格土司头人思想腐败，实行封建制度，压迫剥削人民，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走，人民不堪其苦，乃于一九四七年群起反对，故土司头人与人民间脱离关系了”⑨，要建立“米色甲考”(译意“人民的国家”)，康人治康⑩。是年，土司为培修衙门，欲调派民工1.7万余名，在夏格刀登的鼓动下，应差者不过0.6万人，仅占1/3，个别地方还武装抗差(11)。不久，土司派人到白玉河坡征收粮食，夏克刀登得知消息后，派人通知各村庄，抗拒交粮；土司派兵强征，夏克刀登亦组织人马抗击，在群众支援下，击溃了土司武装，赶走了衙吏。 夏克刀登反对土司、废除差役、取消粮赋等言行得到了民众的拥戴，“还有不少贫苦牧民，积极响应夏克刀登提出的不向土司服差役、不向土司缴赋税的号召，逃往夏克刀登统治的区域，受到了夏克刀登的保护”(12)，夏克刀登的势力逐渐增加，影响得以扩大。到1950年，夏克刀登的派系已有大小头人近百名、辖区群众17000余户、89500余人，有各类枪支15300余支，基本控制石渠、邓柯、白玉及德格四县，影响甘孜、炉霍等地，是康北地区的最大势力；反之，德格土司只控制大小头人约50人，群众约5000户、24800余人，各类枪支3970余支，相形见绌，除还掌握德格部分地方外，主要以金沙江西的江卡(江达)等地为依靠。 二、接受中央政府领导，要求自治，支援解放西藏 (一)献旗呈信，接受中央领导，请求自治 1949年底，夏格刀登等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朱德等担任领导，即派遣汪嘉与柏志(格达的代表)、蔡良(翻译)3人经兰州、西安，于1950年2月下旬到达北京，献旗致敬(13)，请求解放等。 1950年3月底，甘孜藏区得到解放，夏克刀登等立即行动，拥护解放，接受党的领导，在康定军管会中担任副主任。 其间，夏格刀登利用平措旺阶到重庆向西南局汇报西康情况同时接受指示的机会，联络格达、邦达多吉等人，呈信刘伯承主席，表示他们拥护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请求在西康藏区实现民族自治，自我管理。信文如下： 刘伯承主席阁下： 自从一九三六年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下组织“博巴政府”以来，我们始终一贯的坚持着。现在我们藏族统一的“民主自治同盟”谨提出我们共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请赐给我们将整个西藏民族组织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但在目前，原西康省内由康定起，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相同的康属藏民请单独划在一个行政区域里，与过去宁、雅两属实不能相处。马和毛(牦)牛拴在一起，彼此只有害而无益，这是一定的，敬祈注意。这里一切情形，我们与共产党、康藏边区党的组织有着密切联系，详情已托请凭措旺阶面报。 夏克刀登、邦达多吉、格打活佛、格桑悦西、郎吉多吉、张西郎吉呈 一九五○年国历三月廿八日(14) 在这封亲笔信中，夏格刀登等表示从1936年他接受共产党教育、参加“博巴政府”后，他们“一贯的坚持着”。这“坚持”含意有二：第一，他们相信朱德临行前的话，革命会胜利，他们将重返康区；第二，他们坚持着“博巴政府”理念，民族自治(15)。因而，当西康藏区得到解放后，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请求在西康建立藏族自治区，实行自治。 需要说明的是，夏格刀登等提出的“自治”与《共同纲领》中要求实施的“自治”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自治区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的地方政权，不同的是夏格刀登要求的是“民族自治”。用其话讲，就是“马”和“毛(牦)牛”不能拴在一起，否则有害无益，强调民族因素在自治中的决定因素，建立单独的民族区域，实行自治，康人治康。《共同纲领》中提出建构的是“民族的区域自治”制度，简称“民族区域自治”，依据“区域”和“民族”两个因素，实行“区域”与“民族”相结合的自治。其中“区域”是关键，区域内实行民族自治；所谓“民族”并非单一民族，是该区域内的所有民族(16)。 4月15日，汪嘉等3人在中央民委干部的陪送下，从北京来到重庆，拜见刘伯承、邓小平等，呈交了夏格刀登的相关请求。 比较夏格刀登等人经平措旺阶转呈的亲笔信，汪嘉等人呈交的请求信的内容更明确、更具体。他们代表夏克刀登、格达等人恳求尽快解放西康藏区，“对于拯救我们的恩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等待着，希望慈悲的父母赶快救救受着痛苦的儿女”；诉说了过去在“博巴政府”领导下，康北藏民曾解除了痛苦，获得短暂的幸福，期望在解放后能重建博巴政府，“希望由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民选出公正有识的人来管理；要求废除土司制度，取消奴役及压迫，解除民众痛苦；重划行政区划、公平负担。还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因为西康人民数千年来受封建的统治遗毒深重，所有一切旧的思想必须彻底改革，培植以新的思潮，西康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7) 4月17日，刘伯承、贺龙及邓小平回信夏格刀登、格达及邦达多吉，请汪嘉等人转交，表达中央政府的要求与主张：1、根据《共同纲领》规定，将在金沙江以东地区首先建立藏民自治政府，区域自治；2、西康省是多民族杂居区，政府委员名额按各族的比例安排，但副省长中必须有藏民(18)，代表民众的意愿，反映相关要求；3、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请夏克刀登等3人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希望来渝开会，商议建设事宜；4、解放军进军西藏途经西康藏区时，请给予帮助，等等。(19) 其间，邓小平等通过汪嘉等人向夏克刀登等提出了9项建议，内容如下： 一、西南军政委员会除预留金沙江以西委员名额五名外，拟请夏格刀登、邦达多吉、格达活佛为委员。现尚未征求其本人同意，希各代表代为转达，并希望他们能够来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 二、西康省人民政府拟以藏族一人担任副主席，人选由廖志高主席与前述三委员共同意议推荐。 三、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额依照全省藏、彝、汉三族人口比例分配，人选由廖主席与有关方面协商，提请中央批准任命。 四、在西康藏民聚居地区成立自治政府。 五、汉藏人民杂居地区，由汉藏人民选出相当名额的代表，参加人民政府或自治政府。 六、进军西藏经过西康时，物资给养主要由内地供给。但如有必要，亦得向当地人民给价购买或暂借，暂借之物资一定负责迅速偿还。 七、西康道路主要由军队修筑。但如有必要，亦得征用民夫。征用民夫时，伙食由政府津贴一部或全部，这些道路的修筑非但有助于康藏的进军，且有利于西康经济的发展。 八、入康藏之部队，暂不用钞票，全部使用银元。 九、进入康藏之部队，已进行深入的教育，务使其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但仍恐人数众多，或有少数破坏纪律的人，一经查出，我们除给予严格的处罚外，并请当地人民原谅。(20) 其实，以上9条建议就是前述邓小平等领导给夏克刀登等人亲笔信内容的放大与具体，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除希望在西康省下建立藏族自治区，实行区域自治外，主要是希望夏克刀登等民族宗教上层为解放军出售粮食等物资、提供驭运及修路民工，维护后方安全、保障后勤供应，为解决西藏地区服务。 (二)商议政权建设，区域自治，支援解放西藏 1950年初，毛泽东将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规定了“区域自治”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两项原则。前者关系如何构建及管理新型政权，反映上层及民众的意愿，代表其利益；后者指解放军进驻后不带来负担，自行解决给养。这两项原则所指就是需要在西康创建藏区自治区和“不吃地方”，起示范效应，影响西藏。当然，这两项原则的贯彻需要与藏族代表人士交谈商量，协助落实。“今天就实行区域自治来说，首先开步走应在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有这些条件，比较能马上做。前些时我们相隔很远，没有积极交换意见，电报交换，意见交换不好，这次夏克刀登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商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问题”(21)。邓小平这番讲话表明夏克刀登将会在区域自治等事项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商议区域自治，创建新型政权 1950年7月下旬，应刘伯承的邀请，夏克刀登拒绝了多人劝阻(22)，不顾气候炎热及身体不适，专程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4日，他在拜见刘伯承时，特别追溯与红军、博巴政府等的历史关系，“当红军走时，我们很舍不得，朱总司令说红军终究要胜利的，要转来的。现在果然实现了，我们是说不尽的高兴”，衷心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拥护、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 刘伯承肯定了红军与夏克刀登的关系，强调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反对过共同的敌人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解放西藏，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等，恳请他多多提供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意见。 对于地方政权的建设，刘伯承恳切地说：关于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我们根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决定执行，希望夏克刀登“不仅只成为德格一个信红教的领导者或一块地区的领导者，而是在行动中成为西康各个教和各个地区都拥护信仰的大领导者”，示意夏格刀登出面担任自治区的负责人。他还特别请夏克刀登考虑创建自治区时的若干问题： (一)我们计划在已解放的金沙江以东地区，先实行区域自治。但我们是先从一块地区做起，一个范例(因为事情不可能要求一切都同时做好)，然后逐渐扩大，请考虑究竟先选择哪一块地区适当? (二)已选择的地区，又当选哪一个县或哪一个城为中心? (三)区域自治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哪些人物参加合适? 刘伯承的这番言语是建国初西南局依据《共同纲领》的要求及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系统创建民族自治区的宝贵构想；亦表明共产党对夏克刀登的信任，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以及对他的力量及作用的重视，希望他能领导西康藏族地区。 2、欢迎军管会派人帮助，接受党的领导 8月1日，刘伯承、贺龙及邓小平再次会见夏克刀登，就西康藏区实现区域自治征求意见。夏克刀登表示共产党选择西康藏区实行区域自治、作出样板、影响其他的构想很好，赞同这项决策，但在区域划分、确定政治中心等问题上，他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请政府考虑决定，我们当完全遵从”。 在交谈中，邓小平提出“自治区范围现以金沙江以东之康属为准，中心设在康定。康定虽偏东但系一重镇，且经济较为发达，与内地接近，于将来发展也较便利。区域自治的名称，拟定名曰‘东藏人民自治区域政府’。区域自治政府的正副主席，拟以格达、夏克刀登、天宝、昂旺格桑等担任(23)，以格达为正主席，其他副之，因格达是活佛，在宗教上又有威望，对康南、康北的团结更有利”。 邓小平这些指示，勾勒出了尔后构建西康藏族自治区、也是中国民族自治区的基本蓝图，自治区的范围依据原有行政区；自治区首府选择既考虑影响，也注重经济因素，便于经济交流；由拥护中央政府领导的民族宗教上层进入政府，担任领导。为此，他建议格达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既考虑到他的政治倾向，也注意到藏区社会的实际与宗教的影响。 在这次交谈中，值得重视的有，邓小平建议解放军派人帮助自治区政府开展建设及管理等。夏克刀登立即同意，表示“他正有意见要提出，需要康定的军管会有一人参加，才能领导他们工作”，并声称自己缺能力、见识少，需要有人帮助。这些言语虽是谦虚之词，但表明要求“帮助”，就是要党的领导，反映夏克刀登等在创建自治区、开展工作上愿意接受党的领导(24)。 这番交谈连同先前邓小平等的书信及相关建议，构建起了我国民族自治区的建设框架：我国绝大多数民族地区既是某民族聚居区，也是多民族杂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必须考虑各民族的利益，需要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各民族在自治区政府中要有官员，安排位置，方能代表各民族；政府工作需要解放军“帮助”，军管会时，军党不分，解放军的帮助就是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3、高配职务，积极团结 在筹建西康藏族自治区上，夏克刀登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认可中共提出的方案等。在格达活佛遇害后，邓小平等希望夏克刀登担任政府主席(25)。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按照《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在政权建设上，人民普选代表，他们再选举政府官员。西康藏区是以藏民为主的聚居区，当时采取普选方式建立政府不可能，作为变通方式，由中共领导，先从民族宗教上层中选择代表，组织协商会，协商会提名推荐人选，召开各族各界的代表会，他们再选举政府的负责人。 夏克刀登是康北的最大头人，势力强，影响大，但对康南、康东地区则缺乏影响。在选举自治区政府的负责人过程中，据刘格平报告：“已呈请批准的政府副主席和委员，经过和各方面交换意见，已没有大问题，只有夏对于主席一职，内心有些问题，也不好公然表示出来。事实上，他当主席，除北路四、五县大部分代表拥护他，其余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反对天宝(桑吉悦希)的人还没有听到。代表会的协商委员正在和各方协商中。”(26)虽经中共领导人多次劝说，反复协商，建议代表们选举夏克刀登，但多数人的思想未做通，他们选出桑吉悦希任主席。当然，这次选举结果表现了民心，反映了民意，重要的是上层及民众的普遍拥护，为自治区政府夯实了基础(27)。 虽然夏克刀登未能当选政府主席，有关部门安排他担任政府第一副主席，并按照约定，安排他兼任西康省副主席(副省长)，行政级别八级。1955年10月，西康与四川合省，夏克刀登由副省长调整任省政协副主席，仍是副省级领导人。 不可否认，夏克刀登对自己没有当上西康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有些失落，除多次流露怨言外，还企图影响或怂恿部属，或械斗争夺，抢占地盘；或屡造言论，显示特殊影响，谋取更多利益，甚至要“价钱”，不愿意配合、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等等。不过，像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头人，认识共产党、适应新社会有个过程，思想的转变是长期的、渐进的，还得客观认识、正确对待。 (三)维护治安，组织运输，保障解放西藏 1、进藏路线的选择与夏克刀登 进军及解放西藏，必须有人、力、物的支撑，后勤是胜利的保障，保障需要公路运输，修路需要民工。藏区是高海拔地区，山高坡陡，筑路困难，在未修通前，运输物资还得靠人肩驭运；部队长途行军所需的食粮也得就地解决，这一切都要求组织民众、提供帮助。当时能调动人畜，组织供给者，还得依靠头人或寺庙(28)。 在历史上，从康定进入西藏有南北两路：经雅江、理塘、巴塘为南路，距离较短，但上坡下坡，海拔高度变化大，沿途的地方势力(土头)多，治安难以保障，须分段运输，多次交接；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及邓柯入藏是北路，距离长、海拔高，坡度相对和缓。夏克刀登是康北的最大头人，控制德格、白玉、邓柯及石渠四县，影响甘孜、炉霍等地。重要的是，德格、邓柯与西藏隔江相望，是进军昌都的咽喉，也是前线物资的聚散地。夏克刀登拥护党，欢迎解放军，影响属下头人及民众的向背，可确保治安稳定及驭运顺畅，毋需分段运输；解放军能在其地盘集结，保障后勤，顺利进军，因而进军西藏的路线选择北路为主，与夏克刀登等的政治倾向有着直接的关联。 2、粮食等物资决定解放西藏的进度 康北地区海拔高，作物生长缓慢，粮食等匮乏，制约部队的行进。从解放军进入高原第一天起，邓小平、刘伯承等无时无刻不为部队的食粮、物资等供给而揪心(29)。解放军进抵甘孜、德格后，粮荒更突出，危及生存。如5月3日桑吉悦希报告：“入藏先遣部队目前严重的困难是没有粮吃，这个问题已成了四千人生命生存的问题，也是解放西藏中的严重困难。下月雨季到，那时更严重。只要有饭吃，什么都好办，请设法速派飞机投粮。”(30)粮食匮乏危及官兵的生存，若不能及时解决，不仅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任务难以实现(31)，连在康区也无法站住脚跟。 采取空投粮食等物资，的确是一种解决的方式，但受制于高原多变的气候及复杂的地形地貌，空投极不容易(32)。大量解放军及民工加班加点，恢复公路并将公路修至德格马尼干戈(33)，内地粮食及物资虽(即使?)经公路运输到达了这里，然而，再输送到入藏前线，除需要必需的时间外，更要求有庞大的牦牛驭队、源源不断地运输。要解决食粮的燃眉之急，唯有就地筹粮及组织驭队运输，这在当时就得看头人或寺庙的态度：认可者，愿意提供，命令属民缴纳，暂缓困难；反之，一跑了之。在此问题上，夏克刀登等的态度明确：以合理价格售粮给解放军，维持存在，确保进军。邓小平说“我们进军，因为粮食运不到，我们还只进去三四千人，但粮食成问题，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靠夏克刀登、格达、邦达多吉帮忙很大，不但粮食借到，而且价钱很公道”(34)。该讲话就是对夏克刀登等人相关行动的高度评价。 3、保障运输，为解放西藏献力量 前面曾叙，夏克刀登的政治倾向意味着康北社会稳定、治安安全，行军顺畅，因而解放军选择北路为进藏的主要道路，修建甘孜机场，空投物资，西向运输，转运前线，提供给养。驮队经过的地域是夏克刀登掌控的地盘，人工与畜力多由其部属提供或调配。 7月下旬，夏克刀登表示他不顾“病”或不怕“死”，要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的参会便是坚定的政治表态，意味着经北路入藏解放军的粮食供给、运输保障、社会秩序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夏克刀登在会议上的发言，代表藏族上层及民众认可共产党、支援解放西藏： 我们东藏人民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得到了解放，相别了十多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宗教信仰自由、区域自治等项，已开始逐步在藏族中实行起来，这些办法正是藏族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民族人民才能真正平等、友爱、兄弟般的团结，我们藏族人民只有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 今天，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完全解放，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迅速解放西藏是全藏族人民的极切愿望。现在英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阻挠西藏的解放，我们希望西藏的同胞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坚决在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刘主席的领导下，动员一切力量来支援解放西藏，使藏族同胞早日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太阳已经照在全中国的大地上，而温暖的阳光也即将照耀在全藏族人民的头上了。(35) 夏克刀登不仅这样说，也积极地这样做。他动员各地上层，组织支前委员会，并担任主任(36)；饬令下属动员群众，抽调人工，调配牦牛，组成驮队，为入藏解放军源源不断运输粮食及相关物资。1950年10月刘格平报告：当地藏民“积极支援前线，康北自玉隆以西全靠毛(牦)牛驮运物资，我军需运输，脚价增加，至酉中旬，雇用毛(牦)牛5000头增达17000头，再加上带买的五(?)三万头，其运输力量等于12架飞机、700辆汽车每日不停的载运，使支前物资在甘孜无所积压，随时运往前方。这种伟大力量，即是过去土司、头人，特别是夏格刀登动员起来的”(37)。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在1950年10月底，西康藏区支援进藏解放军烧柴1500万斤、马草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经常支前运输的牦牛约10万头，基本保障了解放军的需要，为解放西藏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有人戏说，西藏地区的解放是牦牛驮出来的。此话虽不太妥当，但多少反映出西康藏区的支援对解放西藏的极大支持这一实际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物资的运输力量，主要是夏克刀登及部属提供的，“单康北地区在夏克刀登副主席亲自领导下，其运输力即等于一千辆汽车工作一次的伟大作用”(38)，既反映了夏克刀登在康区的强盛实力和特殊影响，更表现出了他对拥护共产党解放西藏的积极支援。 (四)接受公约，实现土司的团结 反对土司统治、抵制剥削是夏克刀登的口号，也是他争取民众的有效行动。借助这些言行，夏克刀登的势力迅速壮大，仅数年，他就掌握了原德格土司在金沙江以东的绝大多数地区；反之，土司施治空间萎缩，力量受到大大压缩。 解放初，夏克刀登派人献旗致敬；本人不畏炎热潮湿，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等会议，除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外，也有期望借解放军消灭土司、扩大力量，即有利用的目的。如康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时，“夏(克刀登)一来时，即积极以瞻化、邓栅(柯)、德格、石渠等县代表为主，并控制义敦、瞻化、甘孜、道孚等县一部分代表，反映降央伯姆如何和西藏政府勾结，压榨人民，坚欲除之而快，……降央伯姆代表来时，是和十八军同志一同来的，非常害怕夏的一派，不敢离开我们同志一步。经过这段工作，他便坦然了。但夏与降的问题，夏并未放弃要把降打倒的意图，他仍用各种机会或用他下面的个别人来宣传降的不好”(39)。 降央伯姆也不打算束手被擒。1950年夏季，降央伯姆调集千余人武装，加上娘家的数百名骑兵，约2000人枪，拟攻打夏克刀登。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土司制度与共产党的社会管理主张大相径庭，但是，共产党即使将来要消除土司制度，也不会帮助夏克刀登解决降央伯姆的势力，也不会支持降央伯姆解决夏克刀登的势力，而是先要消除彼此的隔阂，促成团结。 在双方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解放军来到了德格等地，所取立场即是不介入纠纷，反复工作，耐心调解，希望两派不要互相残杀、抢劫或争夺；解释历史上之所以发生纠纷，在于国民党统治，现在时代不同了，为了团结，以往纠纷应一笔勾销；解放后发生的纠纷，依法处理等(40)。化解了冲突。 接着，西南局、西康区委及康定地委领导从高层角度对夏克刀登加以耐心引导，说服教育，疏通思想，消除矛盾，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之在西康藏族自治区建立前，各族各界代表会协商通过《团结公约》，提出“以调解协商方式，解决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纠纷”，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实现团结。为解决德格土司与夏克刀登的纠纷，康定地委于1950年在德格专门召开了两次团结会议。 经过教育与规劝，夏克刀登的观念有所变化，愿意接受《团结公约》，承认德格土司的地位，表示消除纠纷，不再械斗，争取搞好关系。在德格县第二次团结会议时，他亲自到场，主动向降央伯姆献了哈达，表达和解心愿。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信贺龙、邓小平两位领导，感谢他们专门捎话，希望他能与降央伯姆搞好关系，做到团结，愿意带头解决土司与民众的矛盾等： 邦达多结、阿旺嘉错两代表回康，得到钧座指示；西康省政府及藏族自治区政府首长，亦曾解释民族政策，我已彻底了解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及办法，决遵从各首长指示，为达到团结而奋斗。(41) 接着，德格县物色人民政府官员的人选时，注意了两派关系，考虑到力量的平衡，如“土司派”绒甲色呷担任县长，夏派担任副县长；在庆祝典礼上，郎加多吉(夏克刀登侄子)与降央伯姆互献哈达，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实现团结”(42)。 夏克刀登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头人，虽然他接受了党的教育，与土司疏通了关系，注意并争取搞好团结。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夏克刀登并没有放弃打击土司、扩张势力的想法。当时，民族地区仍是“地盘”决定“脑袋”、实力确认地位。尔后，他采取各种方法，或支持属下争斗，力图侵蚀土司地盘；或以政府干部的形象出面，编造“故事”，抬高身价，藉反封建为名，暗地鼓励不给土司交粮，争取民众，希望削弱土司的力量。当然，降央伯姆也不示弱，也学习、借鉴或运用各种方法，靠拢政府，应对夏克刀登，化解其侵蚀言行(43)。 三、对民主改革的言行“悖论” (一)认识改革是必由之路 藏区民主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上层及劳动群众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全面社会改造。通过改革废除农奴制、改变不合理的占有制，消灭剥削、取缔劳役，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要不要改革上，夏克刀登的观念与共产党的方针并不对立。他清楚认识到改革是藏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甘孜藏族自治州，从50年解放起，就明白要走哪条路，之后，随着觉悟的提高，不管你愿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肯定了的。甘孜州，剩下的地方的改革问题，如果就不改，是万万不能的，宪法也规定了，不改革劳动人民要反对，叛乱分子是阻挡不了的”(44)。在取缔土司制度、消灭封建势力等方面，改革的目的与夏克刀登过去的言行有不同程度的相合之处。 1955年12月，在四川省第一届三次代表会议上，夏克刀登与降央伯姆等代表提议，请求在甘孜藏区开展改革，“在我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内，尚未实行民主改革的地方，逐步完成民主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尚不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应当首先减轻群众负担，适当改革乌拉、地租、差役、高利贷以及奴役郑约、兹约(娃子)等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完成土地改革。我们认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不仅十分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45)。 (二)改革措施的分歧 虽然，在要不要改革上，夏克刀登与党和政府无本质的差别，但在改革依靠谁及具体的做法上，他与政府产生了矛盾，表现出了一定对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是： 首先，怎样改革。夏克刀登认为改革虽由党委领导，群众开展，但改革要与民族上层协商，上层同意改就改；如果不同意，要反复协商，直到同意后才改革。 其实，这样“协调”是把改革主动权操控在上层人士手中，其以是否接受了“协商”来决定改革能否开展。显然，这样的要求与改革的构想不相吻合。民主改革要求协商，甚至多次协商，但决不能允许部分上层人士藉“协商”为名决定改革是否开展。 按照共产党的方针，改革要与上层协商，也有群众要求来促进，“发动群众，上层协商”，上下合力，开展改革。“什么叫真改?基本环节是基本群众是否觉悟翻身，不决定于上层。还是实行和平改革，斗争是要斗争的，但不像汉区”(46)，促使上层正视形势的变化、考虑民众的要求、认识改革的必然，协商改革的内容及步骤。显然，夏克刀登以上层协商为主的要求，与中共领导、发动群众的设计不相吻合。 其次，对改革方式的认识。虽然，民主改革提出采取和平协商改革，然而，什么是和平方式、怎样争取做到协商改革呢?夏克刀登在认可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不同看法，“共产党的政策是对的，有了错误也能进行批评纠正，但太直了，太硬了，如像宝成线铁路一样，即使有山挡着，也要打个洞通过去。这样损失不免会大”。他认为工作队“应该采取挂钩式的方法慢慢挂过来”。 需要说明的是，甘孜州改革也有示范区。1956年初，丹巴县与康定两个区就是试点。两地改革基本上做到“犬不吠、鸡不惊”，平稳且顺利完成。问题在于，丹巴等地还在总结经验，康北农区尚在“三项改革”(47) 康南并未开展时，就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分子不愿意接受改革，哪怕是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协商途径开展的改革。血腥屠杀的现实，使得改革无法在和平氛围中开展。夏克刀登设想的采取缓慢的、挂钩式做法很难做到! 再者，改革期间，一些地方的工作队在执行政策时，或宽或严，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这也是夏克刀登所说的，“这次民主改革是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可是从德格县进行三项运动的事实来看，不是和缓，与甘孜和新龙实行的三项运动，比较起来，等于是两个政策。他们地区政策很宽，对待地富也基本上按照规定的政策执行了；德格地富的东西都拿光了，并强迫叫更庆寺拿出50袋糌粑，本来德格县的头人从历史上来说，一贯不像新龙的头人那样对群众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什么对德格政策那样严呢?”他不理解更不满意。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宽严不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难免不会发生，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有关部门是否注意到，愿意纠正呢?从1956年5月，省委、地委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调整政策，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问题”。已在亡羊补牢时，这些意见不能再成为反对之理由。 还有，对待收缴枪支的认识。枪支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藏民所爱，系防身狩猎及生活之物，也是争斗表现之器，更是头人势力强弱的表现。毋需解释，统治者之所以能施以统治，关键在于掌握了枪支，有了压制民众的工具。 不可否认，当时藏区基本上是人手一枪。单从数量上讲，劳动者掌握多数。但在未开展改革前，群众是听从土司头人的命令，服从其调配。实际上是封建主掌握了“利器”。 民主改革是彻底改变藏区社会生态的“革命”行动。从改革的设计上讲，改革希望采取协商方式，在和平氛围中开展，“赎买”上层人士，满足群众取消剥削、奴役及分土地的要求。即使采取“赎买”手段，以换取上层接受改革，但改革肯定还在相当程度上触动上层的利益，一些人可能会以反抗相待。再者，改革希望能树立劳动群众的优势，实现人民的领导。优势的确立依靠于力量的对比，力量除人数外，更在于能否掌握武器，因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枪换肩”，劳动人民掌握武器弹药，以此树立优势，确立领导的地位。对此，夏克刀登强烈抵制，有要求“最好不要搜枪，因为困难多，藏人对枪就像对命根子一样。如实在要搜，必须连昌都以西的枪都一齐搜。否则，我们的枪缴了，就会□(对付?)我们。” 若将枪支作为财产对待，收缴枪支即动了私人财产，涉及产权的归属，夏克刀登的这项要求值得考虑(48)；从保障改革、解除封建主掌握的武器上分析，夏克刀登的这项要求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当然，夏克刀登头脑清醒，在意识到反对缴枪的建议无效时，便换个提法，以“说清楚”为名抵制。他说“我们听说要将武器进行登记。藏区武器多，藏人都很爱枪，把它当作自己最心爱的财产。武器当然不是好东西，这是互相进行残杀的工具。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私人对武器没有什么需要了，但要进行登记，要交出来，得说清楚，不然有很大的困难”。之所以会说夏克刀登藉“说清楚”抵制“枪换肩”行动欠妥，关键在于缴枪针对是地主、富农及寺庙，劳动人民的枪支一般不上缴，只要求带枪入伍，参加自卫队。 可是，各地政府即使能把交枪的道理说清楚，但武器涉及的是产权、利益、势力及地位，希望上层及寺庙等主动交出枪支非常不容易，各地政府或工作队往往采取“购买”或规劝，甚至“借用”方式来解决，实现“枪换肩”，因而在缴枪上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这该怎样办呢? 1957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题会，讨论甘孜藏区民主改革，明确要求改革中要收缴封建主控制的枪支，实现“枪换肩”，劳动人民掌握武器，“地主、富农的枪必须换肩，应坚决完成。寺庙的枪支可以让其保存，但不能为非作歹……总之，不要放松，要抓紧，在改革的空气中、在群众运动中加以解决。这样在群众优势下，就易和缓解决”(49)。 (三)发动群众，促使“稳定” 尽管，夏克刀登清楚改革是藏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知道阻挡是阻挡不住的，但他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革的现实，曾采取若干方式抵制改革，说些风凉话，表达不满的情绪；留住玉隆，不到康定上班，“‘土’不离土”；默许、怂恿甚至支持德格、白玉等地部属的叛乱，反对改革；提议组建“护教军”，图谋“独立”；唆使郎加多吉藉协调商务名义，携带大量银元及物品入藏，联系西藏地方上层，领导“四水六岗”叛乱武装等。就是说，夏克刀登虽认识到民主改革的必然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顾虑重重，立场不稳，有两边都靠、“左”右不定的倾向。当然，他的这样言行必须制止，同时还要促使他稳定倾向，坚定立场，继续跟着共产党，真正赞成改革。 1957年3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要求改革在发动群众时候，做好与上层协商，“但基本的一面还是群众的发动，这样才能达到真改。恩赐办法实际上是假改。稳定上层也是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去稳定”。因而，“稳定上层”并非单纯的让步或安置，是要发动群众，促进上层认识力量，接受改革，要让“其命令出去不了”。针对夏克刀登的动摇现象，该会议纪要特别提到“夏克刀登也要群众发动起来了才稳定”(50)。此处的“稳定”指不动摇、真正认可改革。 四、夏克刀登的晚年状况 (一)正视现实、立场“稳定” 夏克刀登曾掌握或影响德格、邓柯、白玉及石渠等地的多数群众及武装弹药，势力强。他的政治态度对甘孜州、尤其是康北地区有非同小可的影响，他的稳定与否制约着德格、白玉及石渠等地的形势，关系到当地能否继续保持稳定。1954年6月，中央民委杨静仁等人实地调查后，针对甘孜州的今后工作，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强调要正视夏克刀登掌握的力量及态度取向，要团结争取。 当前上层统战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夏克刀登问题。此人原为康北德格土司的大头人，后来篡夺了德格土司的一大部分统治权，势力大大发展，现已能控制近万人、枪，并与川西北、甘南、果洛等藏区的部分上层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和外国不丹的某些上层也有联系。 夏当红军长征时，曾在博巴政府中工作过，解放后任西康省副主席和自治区的副主席，也基本上靠拢我们。对于支援十八军入藏部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此人野心甚大，对我顾虑也较多，特别是对未作自治区的主席和我们不赞成他排挤降央伯姆、发展个人势力甚表不满。因此，对于他的团结，现在看来不是怎样巩固的。我们认为只要此人不反，自治区基本上是安定的；万一，此人反了，至少康北不保，康藏交通可虑。这不是说夏克刀登现在要准备造反，而只是说如让夏的不满情绪发展下去，就可能发生乱子。因此，如何进一步巩固地团结夏克刀登，确是自治区上层统战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肯定夏在可以争取长期和我们合作下去的，目前应对他更加注意团结和教育，并在其地位上尽可能地再加以适当照顾；如能争取他常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更为有利。 应该说，该报告对夏克刀登的心态及言行的分析大致客观，强调他对康北地区稳定的特殊作用，点明争取他常住康定的积极价值(“土”离土)。之后，甘孜藏区的形势发展大致印证了杨静仁等人的这些判断。当然，夏克刀登对民主改革持有的实际态度及相关作法，不能不对该运动的开展有所影响。 1957年3月，中央再次明确改革是“既定方针”(51)，要求坚决改、真正改，发动群众，树立群众的优势，做好上层协商，要“上层命令出去不了”。坚定的方针决定了行动的坚强，夏克刀登等上层人士认识到共产党的决心，体验了群众“优势”的力量，明白了改革“真正改”、“彻底改”的内涵，倍感压力，承认： 解放7年了，解放后我首先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在各项政策中以及在宪法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宪法中还谈到要把我们中国从落后的逐步改变到先进的。从国内外看来，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先进的国家，首先要改变不合理的旧制度，这在藏区来说就是消灭封建制度，因为它阻挡了人民走向幸福的生活。经过学习后，也懂得这个道理。(52) 1957年夏季，夏克刀登携带家人离开德格玉隆，长住康定，参加州人民政府的工作，做到并保持了“稳定”，跟着共产党。 (二)受到冲击，省委制止 1958年底，改革的纵深发展，“四反运动”(53)猛烈冲击到夏克刀登等上层人士。一些人揭发了夏克刀登在解放数年中、尤其是民主改革中的某些表现，包括建议境外势力伺机干涉等“恶劣”内容，激起民众及干部的强烈愤怒(54)，对他进行批判，力度及范围迅速升级。 四川省委闻讯后，专门指示，要求制止干部及农民代表的“过火”言行，还严肃指出“至于你们准备今后将他们送回群众斗垮，并在人代会上搞臭搞丑的问题。省委认为凡是我们准备争取的民主人士，除了有现行破坏活动分子必须予以严惩外，单纯地不宜放在群众中去斗争的办法，更不应进行管制。这样从长远方面考虑还是有利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政策”(55)。 该指示将夏克刀登定性为“准备争取的民主人士”，注意到他们与中共虽有“距离”，但必须争取不能交群众斗争，更不能管制，转为敌我矛盾。为让夏克刀登认识自己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先进分子代表会的小范围内，让夏克刀登等做些检讨，保护过关；开会之前，还必须给代表们先做好思想工作，控制代表情绪，掌握氛围，不能激烈且过火。就是说，范围限制，掌握分寸，适当批判，保护过关。 稍后，省委第三书记廖志高发来指示，强调对夏克刀登的“问题”只能小范围解决，必须注意策略与方法；在群众运动中，只搞“四反运动”，不能针对夏克刀登等人，扩大涉及面等，要加以保护。 (三)身患疾病，积极治救，不幸逝世 1960年2月初，夏克刀登因慢性胆囊炎及胆囊结石等疾病突然发作，被从康定专程送到成都省人民医院治疗。经过全面检查，5日，省医院有关专家给夏克刀登做了手术，切除胆囊，从胆囊及总胆管中取出结石13个，输血900CC。次日，夏克刀登的病情突然反复，省医院延请四川医学院专家合诊，再次手术，发现为胆总管壁因胆石压迫形成溃疡，致使大量出血，予以缝合止血，又输血2000CC。 手术后，夏克刀登的血压脉搏稳定，胃管已抽出胆汁，身体逐渐恢复。为保障他的痊愈，省医院专门配备医师及护士长各2人、护士数人，制订护理方案，精心护理，预防反复(56)。 无奈夏克刀登的年岁较高，因多年患病，体质虚弱，手术后恢复缓慢。4月2日，夏克刀登因病情突然恶化，不幸逝世。6日，四川省政协为夏克刀登举行追悼会，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廖志高、天宝等出席，省政协及甘孜、阿坝州主要负责人参加，追悼会隆重且肃穆，肯定了夏克刀登在历史上的特殊贡献。 五、对夏克刀登的认识与评价 夏格刀登是现代甘孜藏区的著名人士，曾与邦达多结、格桑悦西并称“康巴三杰”，经历特殊，在甘孜藏区现代史上曾起重要的作用，影响广泛。 1936年，他参加“博巴政府”，担任军事部长，用行动支援革命；为红军筹集部分粮食及牲畜，解决部分困难，保持了革命火种。邓小平曾对夏克刀登等人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我们应当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57)。 在参加红军的活动中，夏克刀登本人也受到了教育，观念有所转变，尔后在与土司的争斗中，他提出废除土司制度、取缔乌拉差役，建立“人民的国家”等，惊世骇俗，颠覆旧制度。尽管其中有夏克刀登的个人恩怨、欲扩大势力等因素，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作为大头人能喊这样的口号，无疑有进步的作用，成为传奇在民间口口相传。 由于对红军、对革命有了认识，新中国刚成立，夏克刀登等主动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政府、毛主席献旗致敬，表示拥戴；接着，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呈信，请求建立自治，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等；参加康定军管会等，维持秩序，协助党开展工作；协商创建自治区政府、区域自治等。这些足以表现当时夏克刀登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是他超越其他僧俗上层之处，在新中国康区建政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 夏克刀登所作的贡献远特别在西康藏区(今甘孜州)区域自治，以及支援解放西藏两大领域尤其突出。 在西康藏区的政权构建上，夏克刀登等主动请求民族自治，虽然他们希望的民族自治与《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用邓小平的话讲，是“张国焘的民族政策”与“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区别，但他建设新型制度的要求顺应了社会形态的变革，代表了进步，尤其是表示藏区政权“从根本上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的原则下”，这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反映了夏克刀登有国家观念，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处在那个时代，作为藏区大头人，该坚定的表态是非常难得的! 邓小平、刘伯承等在与夏克刀登的交谈及商量中，明确并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框架(58)，以西康藏区自治区建设为示范，影响西藏地区。夏克刀登回应邓小平建议派解放军帮助自治区建设的要求，并表示接受领导的意愿，不仅使邓小平等派干部参加自治区工作的设想成为现实(59)，更维护了民族自治要接受党领导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夏克刀登虽是“配角”，但配合得好，有新阐发，反映了当时夏克刀登的政治倾向，也表现了他的特殊贡献。 再者，在支持解放西藏地区的行动中，夏克刀登的贡献无人替代，饬令下属以合理价格向解放军售粮、动员民众组织驭队运输物资、维护治安、道路畅通，确保解放军顺利集结，渡江作战，打败藏军，解放昌都等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正视形势，同意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地区。 我们还想补充的是，昌都战役后到康藏公路通车前，西藏解放军需要的部分物资及粮食、筑路民工及建材供应等，大凡涉及甘孜县以西地区的物资供应或运输等事项，很难离开夏克刀登。如“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了万头牦牛，由他的侄儿押运，抢运了一批急需军用物资到拉萨，及时缓解了进驻拉萨部队的困难”(60)。当时，类似行为太多，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在西康藏区实行区域自治及支持解放西藏等方面，夏克刀登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 尔后，在对待民主改革上，夏克刀登存在矛盾：从认识上讲，他承认改革的必需与必要，挡也挡不住的；在言行上，却与之不一致，幻想、动摇，甚至有“出格”的举措。毕竟改革触动到他本人及相关阶层的切身利益，有这些言行也是难免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夏克刀登基本上接受改革，并没有给改革制造过多过大的“麻烦”，原因在于改革的目的与他曾倡导废除土司、取缔差役等要求部分符合。其之所以不稳定、存在矛盾。除他自身的问题外，还与当时改革方针、政策的不坚定有关，影响了他的言行。1957年3月9日，中央领导针对这一问题，强调“没有坚定的方针，夏格刀格、阿旺嘉措是团结不起来的，这是规律”(61)!就是要“真正改”、“坚决改”，表明态度，打破夏克刀登的妄想，制止动摇，促使他跟党走、认可和拥护改革。的确，在方针坚定后，经党的争取，夏克刀登也发生变化，由动摇到稳定，愿意协商，真正接受改革。 当时，与夏克刀登认识及言行相似的康区民族上层还为数不少，如格达、邦达多吉、阿旺嘉措、海正涛、张西郎吉等(62)。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援助红军，支持革命；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希望建立并参加自治区的建设；组织驭运、出售粮食、维护秩序，为解放西藏贡献力量；参加以至领导各类工作，恢复发展经济；不同程度接受甚至赞成民主改革(63)，致使这场社会改造得以完成……对于他们，历史当然不能忘记!本文之所以研究夏克刀登的言行及贡献，旨在通过他折射出当时这批民族上层的活动，反映甘孜藏区这段特殊的历史。 注释： ①1955年10月，西康并入四川后，夏克刀登改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兼甘孜州第一副州长。 ②德格土司的家族世系有53代，但土司的继承是21代。来作中、邓俊康：《德格土司家族的由来发展及其社会制度》[A]，《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辑。 ③关于西藏地方对德格土司征粮支差的概况，参见《德格土司等禀瞻对藏官每年所收各处差项》等，载《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Z]，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④《李先念传》编写组等编：《李先念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6页。 ⑤白马邓登、夏克泽郎口述，郎加等记录整理：《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辑。 ⑥《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邓俊康、李昆壁：《人物春秋——降央伯姆、夏克刀登、刘家驹、格桑泽仁传略》[A]，《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5辑。 ⑦中共甘孜州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7页。 ⑧朱德于1950年2月19日接见汪嘉等人。他们除代表夏克刀登等人期望迅速解放甘孜藏区外，还“表示返康后一定发动藏民全力支援解放军，恢复发展生产，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藏族同胞的新生活”。见吴殿尧等编：《朱德年谱》[M](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下，第1367页。另，汪嘉等人向中央政府、毛主席的献旗仪式在1950年3月5日举行。 ⑨四川省档案馆藏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贺龙、邓小平信件。 ⑩《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 (11)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调查组：《德格地区社会调查报告》[R]，1963年，第32页。 (12)《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 (13)据柏志回忆，此次献旗致礼是持格达活佛名片，带有他的亲笔信及与朱德的合影相片，表示与红军的关系。他们到京途中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等接见。达到北京后，因毛主席出访苏联，他们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柏志：《代表格达活佛上北京》[A]。《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2辑。又，格达的汉文名片书写是“中国红军总政治部委员、白利喇嘛寺佛都督”。 (14)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3月28日夏克刀登等致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亲笔信。 (15)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规定：“共产党对番民的基本策略路线是什么?领导番民独立解放运动，实行番民自决，番民有权组织自己的政府和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打倒汉官国民党军阀帝国主义。”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当时，夏克刀登、格达、邦达多结均在博巴政府中任职，接受该宣传，故坚持着。 (16)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评价夏克刀登要求的民族自治时说，它“并非完完全全的像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区域自治，当时是张国焘的民族政策，而不是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区别在这里”。《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A]，中央民委编：《民族工作文件汇编》[C](三)，1951年10月，第15页。该报告经整理，名为《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A]，收录《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C]，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6年。 (17)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4月15日汪嘉、蔡良、柏志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请求书。 (18)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政府在雅安成立，廖志高任主席。格达、夏克刀登等担任副主席。 (19)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4月17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致夏克刀登、格达、邦达多吉的亲笔信。 (20)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4月藏族三代表由京经渝返康我们(刘伯承、邓小平)对他表示要点。 (21)《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央民委编《民族工作文件汇编》(三)，第22页。 (22)7月份，重庆气候炎热且潮湿，在高原上生活的人对此极不适应，容易因气候原因而患病。有多人为此阻拦夏克刀登，说回去容易死掉。据翻译申珠绒波说：夏克刀登说，应刘伯承主席的邀请，不管“病”或“死”，他都要来重庆出席会议。 (23)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8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会见夏克刀登的谈话。下同。 (24)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信贺龙、邓小平，特别请求“藏族地区识汉文汉语的很少，对国内一切事情也不明了，所以有学问和有人才的都不够。康定军管会似宜保留，因为很多事实要望军管会领道(导)和指示”，再次表明愿意接受党的领导。 (25)康定地委最初考虑的自治区政府负责人是阿旺嘉措(西藏色拉寺某扎仓堪布)，邓小平予以否定，明确指示“地委所定筹备委员会的人选，对于东藏本身的领导人物如格达、夏克刀登等照顾不够，将会引起他们(特别是夏)的怀疑，这是很不利的。要肯定在东藏应以团结格、夏等人为主，不是以团结阿旺为主”。《对成立东藏自治自治区域人民政府的指示》[A]，《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8月下旬，格达遇害，政府主席人选以夏克刀登的优势最突出。 (26)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11月28日刘格平最近工作的各种动态报告。 (27)据桑吉悦希说：“单只在康定各界人民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的大会上，藏族人民献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哈达就在三百多条之多，各民族人民都以第一次获得真正由自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权利而欢欣鼓舞，其情绪之高，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感谢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给他们带来了光明，欢呼‘毛主席是我们的父亲’，毛主席是‘活菩萨’、是‘红太阳’”。桑吉悦希：《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发言》，《西南民族工作参考文件》，第4辑。 (28)如195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解决进藏部队粮食问题，除向中央请求外，还电告张国华等，“请西康区党委用一切办法向甘孜等地买或借一部分粮食，同时，十八军进至甘孜部队应主动找当地喇嘛、头人设法买借。”《邓小平年谱》，中册，第916页。又7月24日刘伯承与夏克刀登交谈时，直接要求借粮，“现在因公路未修通，气候太恶劣，飞机又难于空投。在这当中，不能不借一点粮食吃，但一定要负责归还”。 (29)1950年1月24日，邓小平、刘伯承接到中央负责进军西藏的命令后，电报中央，说“根据藏兵配置情况，尤其是根据粮食困难，征之军用，会引起藏民反感，故进军西藏宜由四省作向心迂回，尤其照顾补给与经济困难，亦以多路向心进攻为有利”，他们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粮食供给的困难。《邓小平年谱》(1904—1975)，中，第894页。 (30)《邓小平年谱》(1904—1975)，中，第910页。关于甘孜解放军的缺粮情况，参见王贵、黄道群：《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曲爱国《吴忠少将》[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 (31)直到1950年7月24日，邓小平、贺龙在致中央电报中还说：“川康道上近来接遇到的意料之外的天然障碍，确已危及十八军入藏任务之实施。为了有把握地实现昌都作战，确保九月份在甘孜囤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必须加强空运。我们可以即令十八军立即开动，但必须确有保障才行。”就是说，粮食等物资的保障决定了解放军进藏行动的程度。《邓小平年谱》，中，第932页。 (32)据邓昌银介绍，1950年5月20天里，飞机投粮只有6次成功，“共投下大米2.3万斤，不足4500人及1400匹骡马两天的需求”。邓昌银：《吴忠将军在甘孜》[A]，《甘孜州文史资料》[C]第15辑。 (33)恢复及修建康藏公路始于1950年4月，8月底通至德格马尼干戈。1951年5月由马尼干戈向西修筑，1952年6月修至德格岗拖，11月底修到昌都。从1953年起，昌都、拉萨对向筑路，1954年11月底全面贯通。 (34)《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央民委编《民族工作文件汇编》(三)，第23页。 (35)夏克刀登：《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发言》，西南军政委员会民委编：《西南民族工作参考文件》，第2辑。 (36)西康藏区支前委员会的情况。参见州政协文史办：《甘孜州解放初期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简介》，《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3辑。 (37)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11月4日刘格平与苗逢澎到甘孜县与十八军及各方代表协商成立自治区问题。 (38)《西康省人民政府苗逢澍第一次全体会员会议上苗逢澍委员的发言》，西南民委编：《西南民族工作参考文件》第4辑，1951年7月，第27页。据有关部门统计，1950年3月—1951年12月，甘孜藏区组织动员牦牛38.19万头，驭运物资1.7万吨，绝大多数物资是由康北地区运输的，夏克刀登起了特殊的作用。 (39)四川省档案馆藏1950年11月28日刘格平最近工作的各种动态报告。 (40)甘孜州党史研究室编：《甘孜州历史大事记》[C]，2004年，第9页。 (41)四川省档案馆藏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贺龙、邓小平的亲笔信。 (42)《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辑。 (43)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1953年6月1日北路工委关于德格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实况和我们应有态度的意见。 (44)四川省档案馆藏1957年4月8日夏克刀登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甘孜小组的发言。 (45)四川省档案馆藏1955年12月5日四川省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甘孜代表提议。 (46)四川省档案馆藏1957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甘孜自治州改革问题的结论。 (47)改革乌拉(差役)、废除放贷与解放奴隶就是“三项改革”，作为在未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铺垫。 (48)夏克刀登反对缴枪的理由还有担心降央伯姆在江西的势力伺机打击他及部属的意思。 (49)《中央书记处对甘孜州改革问题的结论纪要》，《甘孜州志》下册，第2333页。 (50)四川省档案馆藏1957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甘孜自治州改革问题的结论。会议记录反映，在这句话之后，中央领导还特别要求“当然，也要给他们吃得好，养一辈子”。 (51)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批复甘孜州继续开展民主改革时强调：“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藏族农业区必须进行民主改革，是中央既定的方针，应当坚决进行下去。” (52)四川省档案馆藏1957年6月12日省民工委邀请全国人大四川藏彝族代表座谈会上夏克刀登的发言。 (53)“四反运动”指1958年10月甘孜藏区开展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当时寺庙的“问题”。 (54)据报告，夏克刀登等“由于他们的罪恶重大。检讨又极不深刻，激起了代表们的更加愤怒，特别是德格、邓柯、玉隆、理塘等县的代表怒火更是不可遏抑，当场控诉了夏、所等许多极残暴的罪行，‘打倒’、‘消灭’的口号和哭泣声顿时掩盖了整个会场。他们说夏、所的罪恶比天还大、比星星还多、比海水还深，普遍要求‘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立即处死。在宣布散会以后，许多代表群集于道路的两旁不走，要干掉夏克刀登和所仁克尊。当时情况很紧张……”四川省档案馆藏1958年12月17日甘孜州委关于在州上层集中学习情况报告。所仁克尊曾任理塘寺(长青春科尔寺)传号、西康藏族自治区(甘孜州)副主席。 (55)1957年11月14日四川省委关于“四反”运动中对夏克刀登等人士的意见。摘自《柳云日记》。 (56)四川省档案馆藏1960年2月7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夏格刀登副主席治疗情况报告。在该报告中.省医院还特别强调输入夏克刀登的2900CC血液，有90％是该院医护人员自愿捐献的。 (57)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A]，《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96页。 (58)民族区域自治是在1949年9月一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审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的。但该项制度经系统设计而建立者则是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由西南局设计、西康区委及康定地委操办、中央民族访问团协助而建立的。关于创建西康藏族自治区的经验总结，见刘格平：《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A]，《民族政策文献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59)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对中央民族访问团讲话时，曾说：“譬如实行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要少而精，数量在很少，要真正能帮助他们的。但去用什么名义呢?顾问、参议，或者当副职?这问题要跟他们讨论，究竟哪一个好?要问他们。”《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央民委编：《民族工作文件汇编》(三)，第20—21页。 (60)邓俊康、李昆壁：《人物春秋——降央伯姆、夏克刀登、刘家驹、格桑泽仁传略》[A]，《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5辑。 (61)四川省档案馆藏1957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甘孜自治州改革时邓小平的插话。 (62)1951年，邦达多吉、张西郎西参加昌都解放委员会，并担任领导；阿旺嘉措曾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自治区副主席等职务。 (63)如邦达多吉于1957年初担任昌都警备区昌南指挥部司令员，开展政治工作，平息反对改革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