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定义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定义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甫一问世，就被符号学、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众多流派的理论家所挪用，现在业已成为最流行而使用又最混乱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关键词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诸多学者在竞相挪用这一概念，但是鲜有人对它下一个精确严密的定义，更多的情况是不加界定地信手拈来，随意使用。互文性这一术语产生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它以凸现文本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和未完成性为旨归。一定要给“互文性”下一个统一、确定、封闭的定义，这似乎也有悖于互文性本身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要义。难怪《互文性》一书的作者艾伦(Graham Allen)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并不试图通过揭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基本定义，来矫正互文性一词使用的混乱局面。给‘互文性’下一个定义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①我们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大可不必遵循后现代的精神要义和游戏规则。
当然，作为一个定义，将互文性界定为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一种性质是远远不够的。到底何谓文本，何谓相互指涉、相互映射，这些都是需要严格界定的。
托多罗夫在探求“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提到两种路径：一是功能性把握，即研究文学有何作为；一种是结构性把握，即考察文学的本质和属性。托多罗夫认为：“无可置辩的功能实体(姑且这样认为)，未必就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结构实体。”②因此，他对文学研究的结构路径提出了质疑。互文性作为人类智力领域一种重要的现象，内容相当广泛，情况异常复杂，时间空间跨度都很大，而且处在不断的更新发展之中，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给出一个精确划一的定义。鉴于科学中的互文性属于消极互文性，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③，本文只是对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一些互文性现象作出概括和总结，而这种概括和总结更多的是功能上的。
我们对互文性的定义如下：互文性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这里，互文性是一种意义于其中转换生成的函数关系(功能而非本体)。构成互文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文本A、文本B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R。因此，界定互文性概念，关键是对文本和互文性联系的界定。
一 何谓文本
互文性的“文”——“文本”究竟指什么，直接关系到互文性概念本身的含义。文本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以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也是一个最难界定的术语，文本的内涵言人人殊。
美国哲学家格雷西亚(Jorge J.E.Gracia)曾这样界定“文本”：“一个文本就是一组用作符号的实体(entities)，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者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specific meaning)。”④格雷西亚写了一本长达36万字的专著来论述他的文本定义。由此可见，“发现一个恰当的文本定义绝非易事，这不仅因为文本具有复杂而独特的性质，还因为人们已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文本概念，近年来情况尤其如此”⑤。
文本(text)的拉丁语词根为“textus”，原意是纺织品和编织物。文本的概念可以分为古典概念和当代概念两个时期。⑥
文本的古典概念从斯多葛(Stoics)学派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文本的古典概念把文本看作是自洽的、静止的、统一的客体，文本作为书写的信息，连接着能指和所指两大要素——文本的能指是文本的物质层面，包括字母、单词、句子等等；文本的所指是文本单一的、封闭的、确定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本的内涵从古典时期的书面话语扩展到任何客体，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美学的还是非美学的。一些理论家甚至把世界本身也当成一个文本。文本概念的这一转折主要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影响。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非表征性的，语言先于世界，世界是语言的产物，是“字词的世界产生了物的世界”(雅克·拉康语)，他们“把人描绘为一种在语言中独特地进行发明和创造的动物”。⑦神话是一种语言、亲属关系是一种语言，“构成文化的整个社会行为或许事实上也表现了一种按照语言的模式进行‘编码’的活动”⑧。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一门新的学科——符号学应运而生。实际上，文本概念的当代时期，文本的外延几乎等于符号学中“符号”的外延。“文本成为了一切可以用来进行解读和阐释的事物。”⑨文本不仅指书面和口头的语言作品，它还包括其他一切可以产生意义的符号实体：音乐、舞蹈、照片、建筑、广告、服饰等等，甚至人的手势、人的身体也都被当作文本。德里达甚至提出“文本即世界”的观点，断然宣称，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对于文本不同的界定，形成了不同的互文性概念。狭义的互文性指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互文性研究诗学路径的倡导者吉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米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就秉持此种观点。热奈特的互文性概念指可找到明确证据而且易于操作的特定文本之间的联系，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⑩。它包括引语(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出处)、抄袭(秘而不宣的借鉴，忠实于源文本)、影射。热奈特的互文性概念瞄准的是“结构整体”(structural whole)，即基本上是封闭的，起码是半自治的文学领域。(11)
里法泰尔则从读者阅读与接受的角度切入互文性。里法泰尔宣称：文本拥有静止的意义，这意义不是源于文本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他斥之为“模仿的谬误”)，而是来自将个体的词汇、句子、意象、主题、修辞装置等联系起来的符号结构。他宣称，读者要努力“克服模仿的藩篱”(surmount the mimesis hurdle)，将焦点聚集在“自足文本”之上，因为“文本控制着它自身的解码”。(12)里法泰尔将互文性看成文学文本的总体特征，并且在文学接受过程中集中体现出来。“随着里法泰尔的研究，互文性才真正成为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是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13)里法泰尔的互文性定义凸显了以下两点：第一，里法泰尔坚信阐释学意义上的终极意义和作者意图说，以此区别于解构主义。他认为潜藏符谱(hypogram)、共同母体(matrix)和既定结构始终存在于文本中，作者扮演着限制和决定文本的相互指涉性的角色。里法泰尔通过提出潜藏符谱、共同母体等概念竭力清除文本的异质性，并且通过作者意图对互文性的过程进行限定。因此，在潜藏符谱、共同母体、作者意图都被寻获之前，读者无法宣称他的阅读是最终的阅读。第二，里法泰尔表现出典型的结构主义特点。他认为，存在一个原始、权威的本源，此源头再孕育出既定的结构、共同母体和潜藏符谱。而共同母体和潜藏符谱拥有控制其他“非先验”结构的力量。文本的意义和阅读的终极目的正是对共同母体和潜藏符谱的不懈追寻。
广义的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文化、符号和表意实践之间的互涉关系，这些文化、符号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互文性研究意识形态路径的实践者朱利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即持此种观点。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具有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将社会、历史、文化统统纳入互文性的视野。克氏通过表征生成文本，将精神分析理论引进互文性研究，考察“过程中的主体”在互文性运作中的功能。克氏的互文性理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的宽泛意义上的互文性理论。巴特将互文性看作一个由无数文本组成的多维空间，而这些互文本来自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文本，它们是匿名的无迹可循的不加引号的引语。巴特的互文性理论宣告作者之死，主张不及物写作，倾心能指游戏带来的“极乐”，凸显了浓重的解构主义色彩。
狭义互文性联系的文本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广义互文性却将文学以外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社会、历史、文化等统统看作文本。二者的区别建立在其不同的出发点上：狭义互文性旨在将特定的文本置于可见的系统之中，追寻确定的意义；广义互文性则追求能指的狂欢、意义的撒播。前者囿于文学范围之内，并且要求互文性关系要找到事实根据，固然视野狭隘、捉襟见肘。但是，后者却又大而无当，缺少必要的限制，容易跌入“一切皆互文”的泥淖，削弱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术语应有的学术价值。因此，我们这里定义的互文性要在狭义与广义、结构与解构、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二 文本与互文本
从字面上看，互文本(intertext)必然是文本，而文本却不一定是互文本。那么，两者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呢?
文本和互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本是有边界的，油画的画框使画中、画外井然有别；小说的开头、中间、结尾，标示其文本界限。文本还是统一连贯的，文本各要素借助字词语法、篇章结构、风格文类，达成一体、融会贯通。互文本却要破除文本的边界，打通此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互文本也是统一连贯的，一方面此一文本本身即为一有机体，另一方面此一文本与其他文本创建了结构关联。
从单文本看，有两种极端：一是文本纯属独创，完全是无所依傍的匠心独运，无一字有来历，没有丝毫的互文本；一种是文本完全是其他文本的互文本，无一字无来历，文本中彻头彻尾都充斥着互文性。此即程千帆先生所谓“模拟之至”与“创造之至”：
模拟之至，盖字句意义、格律神气，一切同乎前人，读者固无需此类作品，即作者也不贵乎有之也；创造之至，盖格律神色，一切异乎他人，读者固无从了解，抑且一人之作，当篇篇有殊，时时有异也。(14)
事实上，这两种极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独创，没有一点互文性，这样自我完满、自我封闭的文本无丝毫的交流性可言。反之，一个互文本完全沉浸在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没有一点独创性，丧失了作为文本的完整性，化作了一堆互文性的碎片，也无法进行交流。在现实中，既不存在绝对的文本，也不存在绝对的互文本，文本生存于互文性中，互文本坐实在文本性里。
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单个文本的互文性程度怎样衡量?由于互文性是文学艺术中普遍而又复杂的现象，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无法对之进行精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此，尽管国外有一些学者提出一些衡量互文性程度的标准，但是，操作起来仍然困难重重。
泼费斯特(H.Pfister)将衡量互文性的标准分为质的标准和量的标准两类。(15)质的标准包括：(1)指涉性(referentiality)——是简单的引用还是有意地改换主题?(2)交流性(communicativity)——发送者的意图和接受者的理解之间的线路是否畅通?(3)自反性(autoreflexivity)——是否有明显的互文性标志?甚至互文性成为当下的话题，成为元叙述。(4)结构性(structurality)——句法结构等是否一致?(5)选择性(selectivity)——是简单指涉故事的主人公，还是大段引用原文?(6)对话性(dialogicity)——两个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和语法张力。量的标准包括密度与频度(density and frequency)、数量与多样性(number and variety)。泼费斯特为我们衡量互文性的程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譬如，互文性的理解程度随着不同的接受者而变化，因此，交流性的标准就很难具体衡量，我们总不能设立一个标准读者?再如，互文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新的文本不断涌现，互文本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再加上读者个体差异，互文性的数量这一标准就很难实行。
钱德勒(Daniel Chandler)提出了评价互文性的另一套指标：其一是反身性(reflexivity)，指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运用了文本互涉；其二是可选性(alteration)，就被用来互涉的文本资源而言，与互文性成正比例；其三是外显性(explicitness)，即对其他文本的互涉明显与否(直接引文自然比间接引文明显)；其四是理解的重要性(criticality to comprehension)，即读者对互文性的辨识有多重要；其五是采用的规模(scale of adoption)，即在文本之内涉及或结合其他文本的规模；其六是结构的无限性(structural unboundedness)，即文本在何种程度上是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16)
以上是从单个文本的角度进行考察互文性，那么两个互文本之间的相同性又有多大呢?如下图所示，两个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映射的程度是一个变量(X)，它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不居：一是两个文本没有一丁点儿相同之处(A)，一是两个文本完全相同(B)。事实上，完全不同(A)和完全相同(B)都非两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的常态，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更常见的是处于AB之间的状态。
两个文本间互文性程度示意图
我们把处于A点的互文性关系称为零互文性，即两个文本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B点所示的互文性我们称为完全互文性，即两个文本完全相同。其实，完全互文性也是相对而言的。在文学艺术中，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文本，即使两个文本在外观上完全相同，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一样。比如，两首古体诗，标题、内容完全一样，似乎符合完全互文性的条件，但是其意义还会有不同。譬如，两首内容完全相同的诗，一首我们署一个古人的名字，另一首署一个今人的名字。那么，对于这两首诗的解读方向和结果一定不会相同。退一步说，即使两个文本的外观和署名完全一致，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幅是张大千的名画《红妆步障图》，另一幅是《红妆步障图》的摹本，画的色彩、线条，包括画上的署名、闲章，都一模一样，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是，这两幅具有完全互文性的画，其艺术价值有着天壤之别：一幅是真迹，一幅是赝品。
完全互文性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抄袭，即两个文本(或其中一部分)一模一样。在文学艺术中，即使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在外观上完全相同，它的意义也不会完全等同于另一文本，也会有新的意义产生。因此，抄袭在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成了故意为之的创作策略。(17)
三 互文性的张力：意识形态与诗学形态
为互文性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在互文性研究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形态”路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充分吸收两种路径各自的优长并竭力避免其缺陷。
至于互文性研究的不同路径，国际学界大多采用二分法。(18)“种种不同的二元划分，前者将互文性视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凸显(这个概念创立)原初的、后结构的、解构的、激进的、批判的、颠覆的、革命的意义；后者将互文性看成特定文学作品和类型所具有的某种显著的特点，它存在于学究化的文学研究者中，尤以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为其保守的出发点。”(19)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与“诗学形态”精准地概括了互文性研究两种路径的本质与特点，深刻地揭示了两种路径的本质区别。
意识形态路径建立在对互文性概念创立者克里斯蒂娃以及巴赫金、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大师经典著作的阐释和发展基础上，融汇、整合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资源，考察文本内外身份、主体、意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动态联系与转换。诚如德国学者泼利特(Heinrich F.Plett)对互文性研究激进派的评价，意识形态路径“从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可传授的文本分析方法，他们的出版物以高玄抽象著称，远离(文学文本的具体)现实。如此一来，不仅妨碍了其理论的可理解性，也使他们的批评视野弥漫着神秘气氛和表现出高昂的独断姿态”(20)。
诗学形态路径的实践者是狭义的文学理论家，不像意识形态派那样具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等纷繁的跨学科身份，他们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观念相对保守。他们围绕文学意义的生成与解读，就文本对前文本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结构方式、原型母题、文类风格、符码惯例等诸多因素的描述、转化和模仿，发展出了一套缜密而周详的分析体系，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野。
依据我们给出的定义，互文性是文本之间一种联系和转化的关系与过程，那么文本的间性与互文本间的转化又有哪些情形呢?
德国学者泼利特将互文本之间的转化分为五种：替换、添加、缩减、置换与复化(complexity)。(21)替换是互文性转化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替换分媒介替换、语言替换和结构替换三大类。替换可以在同一种类的符号或结构中发生，也可以在不同种类的符号或结构中发生。添加通常是由源文本进一步发展出新的文本，新文本是第二性的，因为它的充分释义必须依赖与前文的互文性解读。新文本通常会以标题或副标题的形式表明与源文本的联系，譬如，巴塞尔姆的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和格林童话《白雪公主》。缩减既可以针对整个文本，也可以针对文本的一部分。若针对整个文本，缩减就表现为摘要、缩写、大纲、精义等。各种文摘报刊和文学选刊等在各类缩减作品。置换是指将文本拆成碎片，然后按不同的顺序排列。互文性复化可以分别在句段轴和聚合轴上发生。句段轴上的复化为系列化，聚合轴上的复化为凝缩化。
我们对文本之间互文性转化的强调主要吸收了互文性研究诗学形态路径的研究成果。互文性研究必须在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路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我们不仅要注意吸收诗学形态路径的研究成果，还需特别借鉴意识形态路径的可取之处。因此，我们的互文性定义并不囿于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而是把文本与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转换也纳入了考察范围。这一方面是应互文性的逻辑界定之需，另一方面也是正视与尊重国内外学界互文性广义使用的学术现实。
我们的文本概念既打破了囿于语言一隅的狭窄视野，又力避将宇宙、社会等所有一切都视为文本的大而无当。在我们的互文性定义中，文本的使用范围限于文学艺术之内，采用俄国符号学家尤瑞·洛特曼(Jurij Lotman)的文本定义。洛特曼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文本：第一，有一个由符号组成的表达面；第二，有一个界定的范畴，如画之框架，诗之(篇幅)空间；第三，有一个内部结构使文本浑然一体。(22)如此一来，我们就将文本内与文本外截然分开，文本内是具有统一结构的半物质性艺术符号表达面，文本外是身份、意义、主体、社会历史现实等外部系统。我们的互文性有效地沟通了文本内外，将文本与文本外的身份、意义、主体、社会历史现实的转换生成纳入了定义之中。
互文性作为一种有效的阐释工具和认知模式，它以语言和符号为基础，致力于“阐释主体、言语行为、文本、语言系统、文学话语、意识形态符码、超语言意指实践以及历史生成过程之间的联系”(23)。我们的互文性定义有机地沟通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突出了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而且注重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考察文学意义的生成与交流，拓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围，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
我们把互文性界定为文本与其他文本、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如此一来，研究的中心就由“作者—作品—传统”三角关系转向了“文本—话语—文化”三角关系，有力地凸显了互文性研究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的间性特征。“这一策略转向最显见的效果是将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和历史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使其向与其他文本和符指过程的相互指涉自由开放。”(24)互文性研究突破了学科的界限，在“理论”这一伞状概念的庇护下，有效地整合了文学研究、哲学、社会学、传媒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为我所用。互文性本质上又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它将不同民族中主流的、边缘的文学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互文性成为比较文学的后结构主义版本。如今的数码媒体时代，日常文化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多媒体配合、跨媒体转换现象更是为互文性研究的跨媒体方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互文性又成为阐释超文本等新型电子文化的有力工具，再一次证明了互文性丰富的理论阐释力和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注释：
①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2000,p.3,emphasis mine.
②[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③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都有互文性现象存在。不同的是，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是产生新意、形成对话的积极互文性。互文性对于文学艺术至关重要。科学中的互文性是精确转述他人原意、独白式的消极互文性。科学对自己的过去采取与文学艺术截然不同的态度，互文性对于科学来说无足轻重。
④[美]乔治·J.E.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信砚、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⑤[美]乔治·J.E.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第15页。
⑥Jeffery R.Di Leo,“Text”,In Michael Kelly,(editor in chief.),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Vol.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70-374.
⑦[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⑧[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24页。
⑨Alec McHoul,“Text”,In Paul Bouissac,(editor in chief.),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10.
⑩Gérard Genette,Palimpsests: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trans.Channa Newman and Claud Doubinsky,Lincoln N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7,pp.1-2.
(11)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2000,p.102.
(12)Michael Riffaterre,Text Production,trans.Terese Ly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6.
(13)[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14页。
(14)程千帆：《文论十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15)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ing,http://www.anglistik.uni-muenchen.de/～linguistics/adpapers/inter/interl.htm.
(16)Daniel Chandler,Semiotics for Beginners,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4B/sem09.html.
(17)王钦峰在论述后现代主义小说时提出了“极限互文性”的概念。他指出，博尔赫斯一起游戏和自娱的态度极大地拓宽了互文性的范围。它不仅广泛使用了常用的互文性，丰富、拓展了其中的戏拟、解释、引用诸法，而且虚构、发明、演练了抄袭、假冒、假造等极限互文性手法。其中最能显示其创造性或迄今为止几乎无人敢于模仿的手法则是抄袭、假造这两种。参见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8)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对于互文性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分类，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解构主义互文性和结构主义互文性(Morgan)，激进互文性和传统互文性(Plett)，隐性互文性和显性互文性(Jenny)，非标记性互文性和标记互文性(Grivel)等等。除了这些常见的二分法之外，也有三分的：德国理论家Renate Lachmann将互文性概念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哲学层面上的本体论概念使我们意识到所有文本的普遍特性；第二，更多地与文学阐释相联系的描述性视角；第三，文化批评观念，它将文学是个人想象的自由表达这一人文主义观念问题化(See Mark Juvan，History and Poetics of Intertextualitv,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8，p.44)。实际上，Lachmann的三分可以合为二分，第一和第三可以合二为一，皆为意识形态上的使用，第二是诗学形态的应用。
(19)Mark Juvan,History and Poetics of Intertextuality,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3-44.
(20)Plett,Heinrich F.,“Intertextualities”,in Plett,Heinrich F.(ed.),Intertextuality,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1,p.4.
(21)Plett,Heinrich F.,“Intertextualities”,in Plett,Heinrich F.(ed.),Intertextuality,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1,pp.20-24.
(22)Jurij Lotma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trans.Ronald Vro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7,pp.51-53.
(23)Mark Juvan,History and Poetics of intertextuality,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8,p.179.
(24)Tha
s Morgan,“The Space of Intertextuality”,in Patrick O'Donnell and Robert Con Davis (eds.),Intertextualit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