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陵墓论文,中瑞兽论文,晋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提纲中首次提出将商周秦汉以来的墓葬制度划分为“周制”、“汉制”、“晋制”三个发展阶段的设想。他认为，约从三国两晋时期开始，除河西等较为边远的地区仍大体沿用东汉后期的旧制外，许多身份极高的贵族之墓开始向单室砖墓演变，墓形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晋制”出现。“这种新制西汉末开始孕育，东汉后期眉目已见，三国以后瓜熟蒂落”①。虽然俞伟超先生并没有展开论述“晋制”的具体特征，只是以单室墓作为“晋制”最具标志性的特点，指出其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仅此一点，其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笔者认为，除了墓葬形制之外，汉晋南北朝以来墓葬装饰风格中以神灵动物作为镇守死者亡灵、引导死者“升天”的瑞兽这一题材的嬗变，或许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制”与“晋制”之间转换流变的线索，本文试对此略加论述。 一、地表石刻与墓内神兽的变化 与汉代墓葬制度相比较，六朝墓葬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在大型墓葬的地表出现了具有制度化特征的神道石刻，种类包括石兽(石辟邪)、石柱、石碑等。从20世纪初叶开始，前辈学者便对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发表过相关资料，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张璜《梁代陵墓考》②、朱希祖、朱偰父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③、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④和《金陵古迹图考》之第五章《六朝陵墓》⑤等数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又不断取得新的调查成果。据统计，经考古调查地面有遗迹可考的六朝墓葬石刻共计33处，其中分布于南京者11处、分布于江宁者9处、分布于句容者1处、分布于丹阳者12处，这当中有5处是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若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地面有石刻的7处，共计可达40处。其中位于丹阳陵口的1处可能不属于某一单独墓葬，而是丹阳齐梁诸陵总入口处的地面遗迹⑥。 六朝墓葬前的神道石刻一般成对分布，一墓以三对为最多，即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虽然历经岁月残蚀保存现状不一，但基本上仍可观察到当时是以对称排列的形式布局的。其中的石兽，有的有角而有的无角，有的有双角而有的仅有单角，以往的研究者多据此将其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天禄”、“麒麟”、“辟邪”等神兽加以对照⑦。这类石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均带有丰满而短小的羽翼，可以称之为“翼兽”。显然这种动物形象并非现实写照，而无疑是一种神兽，因其具有镇压地下邪恶、守护死者亡灵安息之功能，亦可以“瑞兽”名之(图一)。这类石兽最初见于东汉墓葬前的地表之上，在六朝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详论。 石碑是汉代墓前石刻之一，六朝陵墓前的石碑仅仅只是形制上发生了变化。汉代墓碑的碑首多作圭首形，六朝时碑首变成了琬首形，左右有双龙交缠，环缀于碑脊；碑身除刻写有文字外，还在碑侧加饰鸟兽花叶纹的浮雕，分格雕出，每格中刻一种纹饰，分格处饰以忍冬缠枝纹，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装饰手法”⑧。石碑的碑座仍然沿袭了汉代以来的龟趺之制。
图一 南京丹阳六朝陵墓前的石兽(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六朝陵墓前出现的石柱，从渊源上可上溯到汉代。《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东汉太守级的官吏墓前有陈设石柱、石阙、石碑、石兽等的情形⑨。这种墓前石柱也被用作神道的标志，如《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⑩。但六朝陵墓前石柱的形制却既不见于汉代陵墓石刻，也与后来唐、宋、明、清诸陵前的石柱不同，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顶部为柱首圆盖，往往刻成圆形的莲座状，座上立有一小兽，多刻成有翼神兽的形态。柱身中腰为圆形，表面刻成瓜棱状，有24～28道直线形条纹垂直向下；柱身上端嵌有一块方形的小神道碑，左右两柱相对，一为正书，一为反书，也有的均为正书或反书，上书“某某人之神道”；在碑下方饰有一块方石，其上刻出怪兽和双龙交首等纹饰带。最下方为柱础，上层刻有一对带翼的怪兽，口内含珠；下层为一方形的台座，四面均有浮雕，多雕刻有动物形象，但因长年埋于地下多漫漶不清(图二)。石柱上有刻文方石，这和东汉石柱是相同的，但柱顶出现莲花纹的圆盖及蹲坐的小兽，却是东汉石柱所没有的。 除了地面上的神道石刻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六朝墓葬的内部装饰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手法与题材，在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大幅的拼镶砖画，图案风格与汉画像砖已大不相同，而有可能仿效了当时流行的绘画艺术(11)。用多砖拼镶出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巨幅画像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新的拼镶砖画的艺术形式，自从东晋出现以来“到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开始大放异彩，成为六朝艺术的精华”(12)。江南一带在两汉时期并不流行画像砖，至晋室南渡之后才日益盛行起来，可见其受到中原汉画像砖的影响。但是，六朝墓葬的拼镶式画像砖并没有完全承袭汉代的风格题材，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瑞兽系统的变化，汉代以“四神”(也称为“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题的神灵动物，不再占据墓室的主要位置，而是突出了守门的狮子，它以显著的位置、大幅拼镶砖画的形式最先出现在墓葬甬道的两侧；其二是大量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案如飞天、伎乐人、莲花、忍冬纹、持瓶和持炉供养的天人等开始出现在装饰图案当中。这些因素都不同于两汉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风格，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新时尚。
图二 南朝梁萧景墓前的石柱(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通过上述对地表和地下墓葬装饰风格嬗变的观察，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六朝以来的墓葬一方面承袭了汉代墓葬的旧制，而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若干新的外来文化因素，二者熔为一炉，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规制，充分体现出汉魏六朝以来随着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变化，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装饰艺术随之而发生的转变。而这些因素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莫过于地面的有翼神兽和地下的守门狮子互为表里形成的神灵瑞兽系统在墓葬装饰中的突出地位，这是与过去的“汉制”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之处，也是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认识“晋制”形成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二、六朝陵墓瑞兽系统的源流与演变 关于六朝陵墓前石兽的风格及其来源，过去学术界曾有过十分热烈的讨论，对其源流演变所持的基本观点，多认为其一方面源于汉代，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与汉代石兽的关系问题上，前人在认识上分歧不大。如滕固认为，“六朝陵墓的石兽与(汉)宗资墓的石物比较接近，可知其渊源于河南一带……而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可断言为渊源于汉代”(13)。朱希祖也认为“征之汉代实物，汉南阳宗资、宋均等墓，均有石天禄、辟邪”(14)。朱偰比较了汉及六朝陵前石兽之异同，“六朝陵墓前的石兽，一方面是上承汉代，一方面是下启唐、宋。拿它们和汉代现存的石兽(如南阳汉宗资墓的天禄辟邪、四川雅州汉高颐墓的一对石兽)来互相比较，则汉代的石兽装饰比较朴素，六朝的石兽装饰比较繁富；汉代的石兽雕刻比较简单，六朝的石兽雕刻比较复杂”(15)。近人杨宽、罗宗真等先生的观点大体上也系出一脉。杨宽认为，南朝的石兽“可能就是从东汉石麒麟、石辟邪的形象演变而来”(16)。罗宗真则分析指出，“所有石兽从雕刻艺术、形态作风综合来看，它们一方面继承了汉代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外来的一些特色，如它们和波斯、希腊的一些神兽形象类似。但它们并不局限于这二者，而是加以综合，并有发展，自成一格”(17)。 六朝陵墓石刻与汉代中原文化的关系还可从文献记载中梳理出一些线索，如《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于东岗。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18)。由此可见，刘宋孝武帝陵前的麒麟及阙表之类石刻与中原襄阳之间，可能有着直接的文化传统上的联系。杨宽根据这条史料记载还进一步认为，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定名为“麒麟”，是最为妥当的(19)。 在追溯六朝石兽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学者们的观点则不尽相同。总体说来，有“单一影响说”和“多种影响说”两种主要的观点。如朱偰认为，“六朝诸陵墓，皆有石兽，无论为麒麟、天禄或辟邪，皆具双翼，此种作风，当自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传来”(20)。而罗宗真则认为，“六朝陵墓中亚述(Assyrians)式有翼石兽的作风可能受波斯影响”(21)。梁思成同样认为中国的有翼石兽应该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22)。以上诸说均可视为“单一影响说”的代表。而滕固的意见或许代表了“多种影响说”。他认为，“波斯有有翼兽，希腊和印度也有有翼兽，以至所谓斯鸠底(Scythian)的艺术上，大夏(Bactria)的艺术上都有有翼兽。所以作者的意见，有翼兽的输入，不必从一个地方来的，也不必止是一次传入的”(23)。 综上所述，实际上前辈学者均已敏锐地注意到，六朝陵墓中以地表石兽为代表的“神兽”，虽然与汉代的墓前石兽有着渊源关系，但已经更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成为这个时期墓葬制度变化的显著特点。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所能提供的证据都尚未突破既有的成说，上述基本观点仍然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只是有更多的线索暗示出六朝时期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可能是多元、多次输入中土的，大可不必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单一传播论”。如宿白先生便指出，六朝陵前的神道石柱，是在华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东汉时期中原墓葬前面已有发现，但在柱上饰以覆莲石盖、盖上蹲踞石狮的做法，则是源于西方，首先见于古波斯帝国，后来在印度的建筑群中很流行，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在各地建立的纪念石柱和六朝梁代的神道石柱便“极为类似”(24)。 如果说早期的研究主要还停留于关注六朝陵墓前的地面建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地下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六朝墓葬内部装饰风格流变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与地面的这套神道石刻瑞兽系统最具关联性的，是墓内守门狮子图像的出现，它们与地表的镇墓石兽互为表里，白成体系，成为镇守死者阴间世界的“门神”或“守护神”，也是引导死者亡灵升入天界(天国)的瑞兽，其寓意极为深刻，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出“晋制”的特点。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数例考古发现来加以说明。在河南邓县学庄画像砖墓中已经出现了守门狮子的形象，采用彩绘的画像砖镶嵌在甬道及墓室两侧的壁柱上。与汉墓中画像砖的排列布局不同，此墓不再以“四神(四灵)”作为墓葬装饰的主体神灵动物，仅仅只在墓室的后壁出现了代表北方的“玄武”，而首先在甬道两侧出现守门的狮子，以及性质相同的神兽“麒麟”(25)。1961～1962年，在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发掘了一座南朝大墓，墓葬依山而建，墓室全长10米，宽、高均达6.7米，甬道宽1.75、高达3米。在第一、第二甬道之间有两道墓门，在第一甬道的两壁中部各有拼镶的长1.05、宽0.65米的整幅砖刻狮子图案，面向墓内(图三)。东壁砖面一部分受到破坏，狮子图案仅保存了后半身、四足及尾部，狮子作蹲伏状，头部昂起，长尾上翘。在印制有图案的砖面上，阴刻有编号文字，如“右师子下行第五”、“右师子下行十六”(26)。1965年，在丹阳发掘的胡桥鹤仙坳南朝大墓中，甬道及墓室壁面上嵌砌有大幅拼镶砖画，但因盗扰破坏严重，仅在墓室两壁部分保存较好；甬道砖画已遭破坏，但从残存的砖上有“师子”铭刻可知，其做法可能与上述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情况一样，也是在甬道内以拼镶画像砖的形式拼成大幅的狮子图案(27)。这种在墓葬甬道内装饰狮子作为守门神灵动物的情况，据罗宗真介绍，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发掘的灵山大墓中也有发现，只是破损严重，已很难辨识其图案(28)。 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尚无以狮子图像作为守门神兽的例证。而六朝墓葬中这种狮子守门的装饰题材与布局方式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可视为“汉制”与“晋制”在墓葬装饰风格之间的一道分界线。 狮子本非中土所产，是汉通西域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这一点在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已有充足的证据，本文无须细说。而以狮子、神牛、翼兽等神灵动物作为守门神兽的习俗，也显然是外来文化的因素，最早应当源自西亚诸古代文明，最初这类神兽主要是作为宫殿、城门的镇守之物，以后才逐渐使用于墓葬门前。
图三 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平面、剖视图(据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图七改绘，《考古》1963年第6期) 早在公元前3千纪，两河流域的苏马连城市中的古代神庙建筑正门两侧，已经出现了被称之为“最古的守门雕像”的圆雕或浮雕狮子，也如其他埃尔·欧贝德城市的雕塑一样，狮子是用木料制成的，在上面覆盖有一层沥青，其上再覆盖以压有纹饰的铜片，用彩色石料镶嵌出狮子的眼睛和舌头(29)。至公元前2千纪，西亚喜特人的宫殿和神庙装饰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装饰艺术，在大门及入口两旁用大石块雕刻出狮子或狮首人身怪物的庞大形体，在哈图拉(Hatra)等地均有遗存(30)。到公元前895～883年的苏美尔新亚述时期，这种装饰风格仍在流行。如阿淑那西尔帕(Ashurnasirpal)在阿苏尔(Ashur)宫殿门前装饰了一对有翼的人面公牛像，在门下建造了一处豪华的墓室(31)。1928～1930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发掘后亚述时期的古城豪尔·萨巴德时，在其城门A发现装饰着翼牛和怪兽，并且在其内城的主宫祭礼房间和大厅的每一所房间的一边，都发现有带翼牛像或其他雕像(32)。进入后亚述时代，这类雕像中最具特点的是装饰在亚述宫殿和城门两侧的拉马苏(Lamassu)守护神像，均为有翼人首的牛或狮子，面向外侧，背靠门侧，有五条腿；每一尊雕像都采用面积为5.5平方米的石板，分别以浮雕或圆雕的技法制作而成(33)。 我国秦至西汉时期在宫殿、陵墓门前可能已有列兽的习俗，但是否已形成以神兽镇门的定制尚难断定。传为西汉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五柞宫石麒麟”条下记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34)。但也有学者怀疑其未必真是“郦山墓上物”，认为“可能也是东汉的制作”(35)。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下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陇如生前之仪卫耳”(36)。他所说的“秦汉以来”，并非准确的时间划分，仅可能是言其大概而已。从目前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来看，在秦和西汉时期尚未在帝陵前布置石麒麟、石辟邪之类石刻。汉武帝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前虽然也列有石人、石马、石牛、石虎、石象等石刻动物群像，还有马踏匈奴、怪兽食羊、力士搏熊等题材的石刻(37)，但显然属于纪念性石刻，与具有守护意义的“门神”之类石兽性质有别。杨宽已经正确指出，这类石刻“主要是为了表彰墓主战胜匈奴的功勋，和以后墓前神道两旁陈列石人、石兽不同”(38)。 目前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提供的较为可靠的有关城门石兽的证据，似在东汉时期。在四川雅安东汉时期的姜城遗址中，曾出土一具城门石兽，长1.92、高0.92、宽0.84米；整体造型雄壮笃实，四肢肌肉发达，胸部两侧刻出粗短的双翼，后腿饰有鬈毛，四肢伏地，胸部宽大，臀部浑圆，尾巴从胯下穿过置于左腹部，腹部肥大，紧贴地面，右侧腰腹部镂刻有一小兽。出土时石兽的头部已残失，但从总体形象上观察，最有可能为石狮一类的神兽。此石兽背部有一贯穿整个躯体的方形柱洞，边长0.31米，考古发掘证实其原系城门外的石兽，同时又兼作为城门门阙的柱础使用(39)。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首例东汉时期的城门石兽，有力地证明东汉时期的确已有在城门外侧采用神兽镇门的习俗。这一发现虽尚属孤例，但文献上也有相应线索可以互证。《后汉书·灵帝记》记载，汉中平三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40)。《后汉书·宦者张让传》对此事亦有记载：“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41)。尽管对此天禄、虾蟆在城门外的具体位置和制作采用的材质(铜铸还是石雕)已难作判定，但至少可知在东汉时城门附属建筑中已有成对的神兽出现，这和上述雅安姜城的考古发现是吻合的。 东汉时期，也开始将天禄、辟邪这类神兽置于墓前，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提供了大量线索。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一记载：“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岗，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42)。《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下唐人李贤注云：“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日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43)。《水经注·洧水篇》记载，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四周垒石为垣……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44)。可见东汉时墓前石兽与石阙、石庙、石柱等已有一定的组合关系。 在中原地区、四川成都平原附近以及重庆三峡地区东汉至南朝时期的墓葬考古中，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墓前石阙与石兽，其中最为著名者如四川雅安地区的汉樊敏碑阙及石兽、汉高颐阙及石兽、重庆忠县石兽等例，都属于这类墓前具有镇守功能的神兽。笔者曾经对此作过较为系统的论述(45)，兹不赘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不排除这类镇门神兽最初可能是出现在宫殿或城门的两侧，具有神瑞、镇邪之功能，在汉人“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影响之下，也将其从阳间纳入到阴间，安置在墓前。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46)。这是对在墓前置以石兽的意义较为妥帖的说明。 汉代开始出现的城门、宫门、墓门的守护性石兽，尤其是名为“辟邪”、“麒麟”之类的大型带翼神兽，无论从其形态还是功能上来看，都与西方艺术中的同类作品具有相似之处。所以过去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它们在中土的出现，可能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来自广义的“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47)。只是对于具体的传入路线还有意见分歧(48)。笔者也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如果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再来考察六朝陵墓前神道石刻的出现，它们不仅与东汉墓前神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渊源上也与西方文化中的门前大型怪兽有着一定联系。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汉代这类守门的神兽仅仅还只是布置于墓地之前，而至六朝以“师子”(狮子)图像为代表的神兽则已经开始进入到墓室内部。它们采用南朝新出现的大型拼镶画像砖的形式，在甬道的两侧首先出现，将地面的神兽与地下的神兽联为一体，从而形成一套从外而内、由表及里、与六朝大型单室墓形制特点相适应的地下镇墓守护神灵的瑞兽系统，这也可视为“晋制”在墓葬装饰上新出现的一大特点。 三、从墓葬装饰看“晋制”的确立 何为“晋制”?这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当年俞伟超先生提出“汉制”朝着“晋制”的演变，着重是从墓葬形制的演变来加以考察的，认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大型单室墓的流行，这无疑是独具慧眼之论。然而，若将“晋制”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墓葬制度的变革来看待，则还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和思考。 本文重点讨论了六朝陵墓装饰风格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形成的问题，主要结论认为，就其外在标志而言，以狮子为代表的大型神兽作为地面和地下的守护镇墓神兽，在主导地位上取代了汉代传统的“四神”(或“四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四神”这一系统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引导升仙、升天观念为主导的瑞兽系统(49)，以狮子为代表(包括古文献中记载的所谓“辟邪”、“麒麟”、“天禄”等有翼神兽在内)的瑞兽系统的出现，则在继承这一古老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的外来文化因素，这只能是在汉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受到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影响之后，才可能发生的变化。 在墓葬装饰方面，与上述变化相对应的，还有其他一些考古现象同样值得注意。 其一，这个时期的大墓中出现了大量与佛教艺术有关的题材，表明佛教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墓葬习俗当中。这个过程可能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从东汉以来四川地区出现在崖墓上的佛像、青铜钱树上发现的所谓“早期佛像”，到三国、西晋时长江流域在“魂瓶”(也称为谷仓罐)、铜镜、陶塑及铜饰片上出现的佛像(50)，都显示出佛教对中国古代丧葬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但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多依附于其他宗教信仰，缺乏作为独立的宗教信仰而存在的实例。进入到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地区都分别出现了真正作为宗教偶像的佛教造像，在墓葬装饰题材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同杨泓先生所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与佛教有关的图像的比例增多，除了大量的莲花、忍冬组成的图案外，出现有诵经和捧炉供养的僧人形象，又有持炉供养的天人、忍冬护绕于莲花上的宝炉及护法的狮子形象等，说明当时佛教信仰的广泛传播，已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1)。 上文中我们着重讨论的六朝陵墓前以及墓室内以狮子为代表的新的瑞兽系统的出现，也应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狮子虽然原产于中亚，但被印度佛教作为护法神兽来看待，佛经中也用“狮子吼”来比喻佛陀说法。狮子传入中土与佛教的东传也有着密切关系。《水经注》卷二十三引《续述征记》云：“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坂水经其南，汉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树碑，以进厥德，隧前有师子天鹿，博(宋本作砖)作百树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52)。文中所记“隧前有师子、天鹿”，显系墓前神道石刻，但它们原与“襄乡浮图”之间是何关系值得关注。若原本即是树立于“襄乡浮图(佛寺)”之前的神兽(53)，对于说明东汉时期佛寺前的石狮与墓前石狮之间的关系则颇具启发意义。如果这个关系成立，可以推测狮子图像在六朝陵墓的流行也是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杨宽指出，“东汉和南朝墓前石神兽，大体上以狮子作为模式，为了神化，增加了肩上的翼和头上的角”(54)，也认为南朝石兽的造型主要源于狮子，只是除了以狮子作为原型之外，还吸收了许多西方有翼神兽的因素融合而成。还有学者比照南朝梁代僧人所集的佛教类书《经律异相》中对狮子形象的描述，认为“南朝王侯石兽是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55)，大约也是从这个背景上来考虑的。 其二，除了汉代墓葬固有的引导死者升仙的“四神”等题材之外，还新出现了“竹林七贤”、“荣启期”等前所未有的题材，折射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汉晋“玄学”影响下发生的流变，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背景与文化整合的某些片断。从东汉末年开始，政局的动荡不安，国家权力的失落，导致贵族士人走向魏晋玄学标榜清高、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老庄思想卷土重来，虚无玄妙之风成为社会风潮。“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幅拼镶画像砖被作为墓葬装饰的重要题材进入到最高统治阶级和高级贵族墓室当中，也寄托了六朝权贵们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追求，成为上层社会高雅情趣的标志。这一点，是和商周至汉代墓葬奉行豪华奢侈之风和享乐主义风格有所区别的。 其三，六朝陵墓装饰发生的这些变化，可以溯源于东汉，但是其定型化却是在六朝。朱希祖在论述汉墓石刻与六朝石刻之间的渊源关系之后，得出一个颇为关键的认识，“天禄、辟邪，汉代皆施于臣下之墓，六朝始用于皇帝之陵……则东汉及魏帝王陵寝，尚无所谓天禄、辟邪也”(56)。可见六朝陵前石兽之制虽源于汉代，但成为最高统治者陵墓制度的特征之一却是从六朝开始的，在等级制度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举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陵墓标识。 其四，联系到俞伟超提出的“晋制”中以大型单室墓的流行为重要标志这一点来看，墓葬装饰风格的变化也是与之相互对应的。罗宗真曾经指出，六朝时期出现大型单室墓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只有在这种形制的墓葬中，才方便在墓室内以整齐的花纹图案砖或以整幅的壁画砖拼镶装饰，“假如为分前后室就不能拼砌整幅的壁画，也没有那么大的气势，这可能就是形成大型单室结构的一种原因”(57)，可谓中的之论。 以往的研究者在讨论自曹魏以来六朝墓葬制度的问题时，多以魏文帝曹丕下诏行“薄葬”，倡行“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58)，来论述其对魏晋南北朝墓葬的影响，认为整个六朝都推行“薄葬”(59)。就六朝陵墓的营葬选址、依山为陵筑墓而“不起坟”、采取多种方式对墓室进行加固等诸多举措而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代高坟大冢的风习(60)。但就地面神道石刻和墓室装饰而言，却并非如文献记载般简约，所不同的只是装饰内容与风格的变化而已。所以，罗宗真还指出，过去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衰退期”，但从六朝考古资料来看却并不如此，“从我们所见六朝陵墓的布局和内涵，可以认为有些制度到六朝始确立，而到唐后始完备”(61)，这也是颇有见地的看法。从墓葬装饰，尤其是地面与墓室的镇守石兽及其神道石刻的嬗变而论，或许恰恰是“晋制”确立的标志之一，并由此长远地影响到隋、唐与宋、明墓葬制度的发展。 最后，关于“晋制”形成与确立的时间，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仅从本文所论及的墓葬装饰这一点而论，大致应当是始于东汉。在西晋初年已初步形成地面神道石刻以石兽、石碑、石柱作为基本组合的初制，但东晋的帝陵石刻至今未见，表明这种制度还并不稳定(62)。尤其是在魏晋时期，一方面魏文帝以来推行“薄葬”的影响尚存，不提倡讲究陵墓的外表和陵墓前的石刻仪仗，但也并非如杨宽所言“不可能有墓前的石刻群”(63)。西晋以来中原士人南渡，由南阳至襄阳者甚众。杨晓春认为东汉南阳石兽的做法有可能传至襄阳，再传到建康，只是由于目前在南阳、襄阳一带尚未发现两晋时的墓葬神道石兽，所以还无法确指，“但依对南朝陵墓石柱来源的初步认识，两晋时期襄阳一带的墓葬很可能是使用石兽的”(64)。笔者认同这一推测。《宋书·礼志》记载西晋初年晋武帝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曾下诏禁行“石兽碑表”，但“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65)，这不仅恰恰说明西晋初年陵墓神道石刻仍流行以石兽、石碑、石表等形成固定组合，还反映出这种习俗的难以禁断。东晋时期之所以尚未发现陵墓神道石刻，笔者认为与东晋诸帝陵“依山为陵”，多在山麓开凿墓室、不起坟茔而将整个墓室加以隐藏的做法有关。《建康实录》记载东晋诸帝陵大多“不起坟”，南京富贵山晋恭帝陵的发掘与之可以相互印证(66)。所以，可能除极少数在地表起坟的东晋帝陵曾经使用过墓前石兽之外，大多数东晋帝陵均无须采行此制，致使这个时期陵前石刻制度又出现了一些反复。只有到了南朝刘宋之后，不仅地表的神道石刻才终于形成规制，地下墓室中也与之相应地形成以狮子镇守为核心的瑞兽系统，在帝陵和高级贵族的墓葬中都开始流行(67)。到了这个阶段，或许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史上的“晋制”才得以真正确立和形成。 注释： ①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张璜：《梁代陵墓考》(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10年。 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10年。 ④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华书局，2006年。 ⑤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125～136页，中华书局，2006年。 ⑥罗宗真：《六朝考古》第64～8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⑦朱希祖：《天禄辟邪考》，见《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出版社，2010年。 ⑧《六朝考古》第96页。 ⑨以往研究者的著述中对此已多有留意，此不赘述。可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⑩《后汉书》卷四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50页，1965年。 (11)杨泓：《东晋、南朝拼镶砖画的源流及演变》，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同(11)。 (13)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见《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163、164页，南京出版社，2010年。 (14)朱希祖：《天禄辟邪考》，见《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240～250页，南京出版社，2010年。 (15)朱偰：《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16)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7)《六朝考古》第98页。 (18)《南史》卷四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65页，1975年。 (19)《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3页。 (20)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之第二节《希腊式之石柱与亚述之石兽》第4页，中华书局，2006年。 (21)《六朝考古》第100页。 (2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雕塑史》第41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23)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见《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164页，南京出版社，2010年。 (24)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第69、70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b.柳涵：《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5期。 (26)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27)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28)《六朝考古》第146页。 (29)[苏联]罗塞娃等著、严摩罕译：《古代西亚埃及美术》第12、13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30)《古代西亚埃及美术》第2页。 (31)[英]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黄菊元校：《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第16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32)《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第182、183页。 (33)《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第184～186页。 (34)传[汉]刘歆撰、[晋]葛洪辑、王根林点校：《西京杂记》卷三“五柞宫石麒麟”，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5)《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6页。 (3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第58页“羊虎”，中华书局，2005年。 (37)a.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b.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38)《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0页。 (39)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汉代石刻精品》第70、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40)《后汉书》卷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3页，1965年。 (41)《后汉书》卷七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37页，1965年。 (42)[北魏]郦道元撰、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卷三十一第9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43)同(40)。 (44)《水经注校》卷二十二第700页。 (45)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神兽西来：重庆忠县新发现石辟邪及其意义初探》，见《长江文明》第一辑，重庆出版社，2008年。 (46)[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74页，中华书局，1981年。另《太平御览》卷954·木部三“柏”条下引《风俗通》也有相同记载，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235页，1960年。 (47)a.[日]水野清一：《前汉代にぉける为墓室石雕の一群について——霍去病墓の坟墓》，见《东方学报》第三册第342～350页，1933年。 b.[日]藤田国雄：《世界美术全集》第13卷，东京角川出版社，1962年。 c.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第9～13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d.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8)有主陆路、海路两说，主陆路传入说者又有从汉代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从欧亚草原传入等不同意见。具体论述可参见林梅村：《中原与西域大型石雕艺术的关系》，见《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158～16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49)这套以“升仙”、“升天”为主旨的汉代墓葬装饰图像系统在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已开始发生变化，可参见张倩仪：《魏晋南北朝升天图研究》第34～84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50)杨泓：《四川早期佛教造像》，见《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跋鄂州孙吴墓出土陶佛像》，《考古》1996年第11期。 (51)同(11)。 (52)《水经注校》卷二十三第751页。 (53)林梅村认为“这座石狮子立于佛寺前”，可参阅其著《狮子与狻猊》，见《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92、93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但从《水经注》所记载情况来看，尚难判定其原来即是立于浮图(佛寺)之前的石兽。 (54)《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53页。 (55)杨晓春：《南朝陵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56)朱希祖：《天禄辟邪考》，见《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250页，南京出版社，2010年。 (57)《六朝考古》第87、88页。 (58)《三国志》卷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页，1959年。 (59)《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39～42页。 (60)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61)《六朝考古》第81页。 (62)同(55)。 (63)《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7页。 (64)同(55)。 (65)《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07页，1974年。 (66)《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41页。 (67)关于六朝陵墓各墓墓主的考订，前人已经作过大量工作，本文不拟涉及。从考古发掘的基本情况来看，迄今为止出土的六朝大型墓葬包含了皇帝陵及高级贵族官吏墓两种等级的墓葬应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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