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类型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2-0051-06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的欠发达现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低”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因而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重点放在政策的倾斜和经济物质的扶持上。但实际上各民族经济在历史上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存在，而且在各民族的发展史上，已形成了民族经济的现实特殊性。所以总体而言，在民族地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族地区以及该地区的民族群体具有更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色彩。而这正导致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难以延续，弱化了扶持效应，对民族地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大。由于习俗等人类不可回避的“历史存留物”在构造现在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理解的关键，而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条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路线及目标的选择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分析和理解民族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也是揭示“阿克塞”现象的关键。
一、畜牧经济：哈萨克民族传统经济文化类型
关于哈萨克族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一般认为哈萨克族源于古代游牧民族。历史上乌孙、库里、阿里欣等哈萨克族部落，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游牧部落。张西曼教授曾指出，哈萨克在秦汉之交为匈奴西边之游牧国，定都于今之哈密，后被匈奴攻破，西迁伊犁河流域，两千余年来，逐渐占有广大的领土。（注：张西曼：《哈萨克族》，《民主与科学》1945年1卷。）袁复礼先生在经过仔细考证后，亦曾指出：“彼族（哈萨克族）专系放畜，于骆驼牛马之大量孳生，并不多加注意。”“亦有木匠、皮匠、鞋匠，然皆以牧畜为主业，工艺为副业。”（注：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禹贡》1937年7卷1、2、3期合刊。）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曾讲，土地影响着人类，人类亦影响着土地。事实上，任何一对人地关系不过是人与地理环境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运动，只是双方互为影响的程度有轻重之别。围绕在一个具体民族周围的自然空间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依托，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框定在特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由于各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影响民族经济发展的因素十分复杂，可以是生态的、地貌的、地质的，也可以是气候的。（注：参见：（日）万川荣吉，佐佐木高明著，尹少京译：《民族地理学的学派及学说》，《民族译丛》1986年第5期。）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成为人地关系的主要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和少数民族，人别无选择的适应、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要求，地理环境基本决定了它的经济类型和经济运作方式。
在哈萨克族早期的居住地中亚细亚大部分是高山与沙漠，大都不适宜于人类居住，而在高山之麓与河流的流域范围间，是与人类进化最有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草原与森林最为茂密之区，同时也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和牲畜繁衍之地。哈萨克各部落以前住在中亚细亚、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天山及伊斯巴克库尔湖一带，有时搬迁至东方之库木耳（哈密）一带，亦有时徙居到里海及黑海一带，有时又回到中亚细亚。（注：尼合米特，明建能：《哈萨克族历史》，苏北海译，《瀚海潮》1947年1卷7～9期。）至于哈萨克族近代以来定居的新疆北部地区，林草茂盛，成为良好的天然畜牧之地，自古以来即为各游牧民族迁居争战之场。进入甘肃境内的哈萨克族，亦保持了传统的游牧经济生活。
从严格意义上讲，游牧一词有其特定含义，《Nomads and Outside Woraid》（《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一书认为游牧经济应具备五个条件：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一年四季放养牲畜而非圈养；季节性根据草场状况迁徙；全部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都投入到畜牧中；贯彻生存第一原则，即生存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注：Kb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Gmbridy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因此，游牧经济是以全部的人口投入，长距离的按一定路线在不同草场间季节性来回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在施正一教授主编的《民族词典》“游牧民族”词条亦指出：“游牧民族，或称畜牧民族，是指全部或大部居民都从事游动放牧生产的民族。”对于这种游牧民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说：“所有畜牧部落最初都是游牧的，——与其他自然条件相等的土地是以原始的无边无际出现的，例如在亚细亚草原上和亚细亚高原上。他们利用土地作为牧场等等，畜牧民族借以生存的畜群就是在这上面饲养的。”（注：施正一教授主编：《民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l页。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7页。）从历史上看哈萨克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存在明显的植被季节性差异，在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生活中，“系一种每年轮换的移动，夏季5、6月间高山杉松带青草发生后，既徙入高山中；8、9月雪降前，既降至低谷中之阳山处居之，或远至盆地中心，择沙丘带中水草丰美之地过冬；冬季常携枪，带鹰鹞，猎取狐貂等等之野牲。”且“彼族虽专事牧畜”，“亦有木匠、皮匠、鞋匠，然皆以牲畜为本业。”（注：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禹贡》1937年7卷1、2、3期合刊。）
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从经济角度将中华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以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和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注：（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译本，第15～16页。）从哈萨克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出，哈萨克民族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
正是历史的原因和生存地理环境的决定，畜牧经济构成了哈萨克民族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而这一经济文化类型亦决定了哈萨克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萨克民族是出源于一群无羁的游牧民族。凡在戈壁中游牧着的人民，他们都充分的使用着天赋予的一切自由，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因此种关系，无形中养成了以抢夺为荣誉的风尚。从前俄罗斯称凡游牧在戈壁上的骑马英雄，都叫喀尔克斯喀扎克。”（注：（俄）迪牙科夫：《哈萨克》，范鸿恩译，《瀚海潮》1947年1卷7～9期。）
二、以牧为主：阿克塞现象的内核
阿克塞县位于甘肃酒泉地区西南部，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体，汉、回、维、藏、土、裕固、撒拉等民族共同居住的民族自治县，辖5乡1镇14个行政村，共8400余人。（注：参见：《阿克塞历史统计年鉴2002》。）正是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建县48年来，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过去落后的、单一的牧业县发展成为工、农、牧、商、贸为一体的综合经济的县份，国民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2001年，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在甘肃省86个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列第五位，而在全省22个少数民族县、市中排名第一，实现了：从游牧生活到城市定居，从住毡房到住高标准住宅，从帐篷流动小学到网上远程教育，从烧牛粪到用上天然气，从人心思迁到人心思归的五个跨越，也使阿克塞县成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城镇化民族县。这种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阿克塞模式”引起了全国关注，也给予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以有益的启示。本文以哈萨克民族传统经济文化形态为依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阿克塞现象”试作分析。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现有总人口8324人，其中哈萨克族2950人，占总人口的35%。从地理情况看，阿克塞位于东经92°14′～97°07′，北纬37°58′～39°52′，东西长45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土地总面积3.34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沙漠、戈壁面积约为2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5.6%；草场面积约为987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9.6%，载畜量17万头，其中天然草场9844平方公里，人工种草面积约23平方公里，草甸草场约为5192亩。（注：以上数据参见：《阿克塞历史统计年鉴2002》。）阿克塞地处高原山区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就是六畜繁衍游牧部落放牧之地，主体民族哈萨克族更是以畜牧经济为传统经济生活的马背民族。这些条件决定了牧业是阿克塞的传统和主体基础产业，也是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200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76%来自于畜牧产业。
阿克塞历届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牧业，并把“以牧立县”的方针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固定下来。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甘肃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以下简称《自治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自治县实行以牧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充分利用本地畜产和矿产资源，发展加工业，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加快开放开发，加强经济协作，发展横向联合，发展商品生产，走牧、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正是以牧为主，抓好传统产业的经济建设方针，不但增强了第一产业的基础，而且带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最终带来了阿克塞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基础产业的畜牧业，阿克塞县立足于产业升级，实施科技兴牧战略，加快畜种改良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牧业产业化进程，以牛羊育肥基地建设为龙头，以设施畜牧业为主攻方向，使全县畜牧业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型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靠天养畜向科学养畜转变。对这一原则和思路，阿克塞县也及时地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自治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治县对畜牧业生产实行牲畜作价，户有户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并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合作经营和规模经营。自治县积极发展畜牧业，实行科学养畜，合理调整畜群结构，加快畜群周转，变生产型畜牧业为效益型畜牧业；引进优良品种，进行畜种改良，建立育种基地，巩固提高和发展绵羊改良，同时积极发展骆驼、绒山羊……”
在正确的方针和思路指引下，在有力的制度保证下，阿克塞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忠实地贯彻了以牧为主，推进产业升级的方针。1984年，自治县借全国第一次改革春风，全面推行“草畜”双包生产责任制，将全县955万亩四季草场按牲畜承包到户，给牧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群众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从1994年起，本着“稳定、完善、提高”的原则，发放了一定30年不变的草场有偿使用证，使农牧民吃了定心丸，进一步落实了党在牧区的改革政策，使牧区农村基本完成了适应畜牧业生产力发展的双层经营机制。近几年来，全县共投入畜牧业生产发展基金2500余万元，其中，牧民自筹资金400余万元，大搞草原基本建设，狠抓畜种改良，防疫灭病，抗灾保畜。形成了乡乡有配种站、药浴池，村村有围栏，户户有棚圈和定居点的良好局面，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八五”期间，全县各级党政组织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广“市场—龙头—基地—农户”的模式，努力实行五化：“牲畜良种化，圈舍暖棚化，草场围栏化，饲料基地化，防疫规范化，牧民定居化”，走科学养畜的路子，推进牧业产业化的经营和牧业产业升级，从牧区实际出发，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先后建起了一期防灾保畜育草基地，并实施了牧区开发示范工程，每年可给农牧民人均增加收入300元。通过不断的发展，全县畜牧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县各类牲畜由1954年的34190头（只）发展到1990年的148199头（只），增长4.3倍；全县农牧业总产值在2001年超过860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4494元，阿克塞牧业取得了全面发展。
牧业基础的发展壮大，为阿克塞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和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成为阿克塞经济全面发展和实现城镇化的拉力。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阿克塞经济就以高出甘肃省和全国平均速度发展。1980年，全县人均GDP为574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71元，均高于甘肃省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80元和153元），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60元和191元）；1995年，全县人均GDP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至6606元和2591元，甘肃省分别为2288元和880元，而同期全国人均GDP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754元和1577元。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农牧民收入为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1988年和1995年两次县城搬迁为契机，尤其是1995年开始的第二次搬迁完成，阿克塞县基本完成了农牧民的城镇化定居建设搬迁工作，并进而带动二、三产业发展和对全县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变化，改变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城乡结构。
牧民在县城定居后，有些牧民向收益较高的二、三产业转移，而把自己的羊群和草场以合同方式租给他人，以合同放牧代替自主放牧；在需要劳动力较少的夏秋季节，三、五户农民一般将畜群集中起来，以集中放牧替代分散放牧，从而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成本，提高于对草场资源的利用率。这种合同放牧和集中放牧使一部分劳动力从畜牧产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2002年全县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有120多户，其中大部分从业人员是从畜牧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改变了农牧民家庭经济结构，过去非农产业是农牧民的副业，现在，在有的家庭中农牧业成了副业，二、三产业成了主业；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县域经济竞争力。1995年，阿克塞GDP的三次产业结构构成比为18.60:62.02:19.38,2001年，演变为8.51:58.81:32.68。在此期间，全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10.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13.3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速为2.63%，二、三产业产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5.90%和27.57%。（注：上文所引数据均参见：《阿克塞历史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人口的地域集中带来了生产力和消费的集中，规模经济效益开始在阿克塞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促进了农牧民收入结构非农化。随着一部分牧民从畜牧业生产转移到二、三产业，农牧民的收入结构有了明显变化，农牧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有所降低，二、三产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有所上升。
尊重历史和传统，巩固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而不是断然割裂历史与传统，盲目推进产业转型，在渐进的推进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县域搬迁为契机，带动二、三产业发展，使阿克塞走上全面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轨道，这就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阿克塞发展之路。
三、经济文化类型：少数民族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现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差”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的重点也放在了政策的倾斜和经济的扶持上，实践中，国家的政策却出现低效甚至失效；理论界的探讨也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很少有从非正式制度这个较深的层次上去寻找答案；我们的民族地区也一般停留在等、靠、要上。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在几十年的发展后，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大。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边陲小县阿克塞的崛起。
史学大师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指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区别是前者是“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而在后者“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习俗和习惯假设是构成人类一切关系的基础的原则”。张雄从更深的市场行为活动意义上论证了过去在构造现在的过程中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现在就是历史，我们创造它，同时又被所创造。”（注：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建国以来，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给予种种扶持和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加上西部大开发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激发了各民族群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强烈愿望。但由于习俗等人类不可回避的“历史存留物”在构造现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导致总体而言，在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民族地区以及该地区的民族群体更多的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色彩，这就导致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难以延续，弱化了扶持效应，导致低效甚至失效。
民族经济的落脚点是民族，不管其形式如何多样，发展程度如何迥然不同，民族经济首先是民族或民族群体的经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脱离民族这个母体，也不可能不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他要求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就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他将兴盛起来。”（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对民族地区的欠发达，有其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素质不高等原因，但是如果继续单纯地从经济层面上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将会陷入一个充满逻辑悖论的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的旋涡中。如果我们能跳出经济层面，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层面，运用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原理考察民族经济，则打开了一个认识民族经济发展的新的思维空间，从而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如果说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存方式对生存环境不适的话，进一步比较这二者，生存方式的不适应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注：戴庆中：《文化视野中的贫困和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传统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生态环境选择的结果，更是人文历史的沉淀，应该受到尊重。这种生产分工在少数民族的历史上不仅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而且在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上，已经形成了民族经济现实的特殊性，正如农业是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畜牧业也是哈萨克族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阿克塞模式的成功就在于他尊重自己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遵循了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渐进式变迁揭示的规律，这种符合发展规律的传承传统生产方式的内源式变迁最终带来了阿克塞经济的腾飞，这就是阿克塞模式的精髓。
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传统“锁定”功能的生效，制度变迁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路径依赖的基本含义是：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基本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扭转。因此，在设计改革发展方案时，必须考虑到制度的路径问题。如果不顾原有制度的特征及对社会发展在方向上的规定作用，就有可能使改革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或者虽然能在开始阶段得到对旧制度不能完善自己利益提高需求而因此心怀不满的社会公众的口头上的支持，但毕竟新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对旧制度造成冲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伤害社会公众从旧制度已经得到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必须要从互补的方向上展开，方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由于路径依赖的客观存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诱致性的、渐进性的变迁，即可能是由社会发起的，也有可能是由社会途径运行进程中内生因素引发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可以逐步融合原有制度的运行特征，化外部因素为内部因素，从而适应相关要素价格和宪法秩序的演变过程，实现新制度安排的收益递增目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阿克塞模式正是遵循了路径依赖原理，以传统产业——畜牧业为突破口，在保持传统产业连续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通过内源式的制度变迁，最终实现了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制度安排的收益递增目的。
在目前西部大开发中，有人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出质疑，为西部农牧业发展的前途担忧，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重点应发展二、三产业。阿克塞模式的成功给这种观点以有力的回应。西部大开发，从根本上说，就是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但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单纯发展工业的过程，而是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结果，是建立在自然演进的基础上。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建立在对传统产业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民族地区对这种外部环境的不适，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种种不适。倪国良先生认为：“不同社会对新挑战之所以会有不同反映，文化和精神因素的影响至为巨大。”（注：倪国良：《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而这种不适正是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深层原因，也是我们民族经济发展中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长期推行现代化赶超战略，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自力更生，忽视异质同构平衡发展以及各民族间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的民族地区来说，在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的两大因素——文化和经济的互动作用过程中，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这意味着在民族异质性极强的民族地区大量注入经济资本，并不意味着能组织起经济有效的生产活动方式，机械地采用东部地区的作法，将其作为一个近期的现代化转型战略就难免过于简单了。（注：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
解决这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调适问题，就要承认民族经济发展的“多型态”性，（注：施琳：《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型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承认“中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异质同构平衡发展的互动过程”，“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追赶除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外，还必须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注：胡鞍钢，温军：《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赶超：效应、特征、成因及后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应该认识到民族地区由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广大的基本区情，使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不同，这种独特而复杂的多民族社会文化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多民族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民族价值取向、创业精神、竞争意识、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以及对待技术制度变革的态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已经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那些富有价值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决定了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充分认识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传统民族文化体系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尊重各民族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维系的经济结构、产业体系和多样化选择，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抛弃或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这是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以重视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单靠外援式推进，而是要靠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技术的相互结合，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调动各民族内在的积极性，让各民族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内源式的现代化，这才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未来选择。”（注：胡鞍钢，温军：《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建议》，《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廖伯琴：《传统科技与民族现代化》，《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引申一步，解决这种民族传统和现代化的调适问题，就需要寻找民族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切入点，并解决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脱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把握就近有利原则，就近有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有地域上的就近，也有时间上的就近，还有传统上的就近。（注：马丽娟：《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云南民族经济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畜牧业这一传统产业就是阿克塞民族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切入点，正是按照就近有利原则依托传统产业的切入点的准确把握，才有了阿克塞经济的健康发展。
民族经济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状态。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十分深厚，这决定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很强，如何实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依靠传统产业，推进传统产业升级，通过内源式的渐进变迁实现现代化的阿克塞模式给我们民族地区的小康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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