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晋论文,试论论文,诗人论文,人格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纵观陆机的作品，其所“缘”之“情”，大体上有三大内容：志匡世难，怀土思乡，生死悲切。陆机的匡世之志，首先来源于他显赫的家族。吴亡之时，机年二十，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作《辨亡论》二篇，探讨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并述其祖父功业。晋武帝太康末年，与弟云千里赴洛，为张华所赏识。陆机功名之心切，仕进之情热，先是依附司马伦，后又归附司马颖，终受谗陷，为颖所族诛，成了司马氏家族自相残杀的牺牲品。
乐府古辞《猛虎行》有“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之句，陆机作《猛虎行》反其意而用之，言“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写过《辨亡论》的陆机，并非不知道宦场黑暗、仕途险恶；但“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同上），壮士欲建功名欲成大业，只能骑虎不下，涉足凶险。于是，陆机的生存悲剧与人格悲剧便不可避免。早在入洛途中，陆机对即将到来的仕宦生涯，就有了一种危惧感，所谓“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赴洛道中行》）。世网婴身，悲风在耳，在阴谋与谗陷中搏杀的陆平原，附权贵而恒惕，求功名而难得，二者交相煎熬，酿成心理焦虑。
陆机是羁旅为宦，故不仅有“世网婴身”之苦，更有“佇立望乡”之悲。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名门，皆有子弟入洛求宦。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鲈，遂命驾便归（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季鹰曾对同郡顾荣说：“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顾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同上注引《文士传》）据《晋书·陆机传》，顾荣曾劝陆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张、顾二人尚有竹林中人的超逸与旷达，而功名心切的陆机，只能在干世与思乡之间，受着永无止尽的煎熬。陆机诗文中有不少的思乡之作，如《怀土赋》、《思归赋》、《吴趋行》、《门有车马客行》等。其《怀土赋》有序，直抒诗人乡关之思：
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
吴中的一草一木，都珍藏于诗人的记忆之中；家族的成败兴衰，更为诗人所难以忘怀。从太康末年(289)离乡入洛，到太安二年(303)惨死异邦，十五年间，其望乡之情思，可谓无时不萦绕于士衡心头。《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鸣，可复得乎？’”志匡世难、求功心切的陆机，走到生命的尽头，对世事功名似已了无牵挂，惟一难以割舍的，是与生命相始终的乡关之恋。落叶归根，故乡既是个体生命的诞生之地，也应成为生命的归宿之处。而陆机为求功名而入洛仕宦，又谁知功名未就却客死他乡，其乡关之思，最终融入生死悲叹。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写吴国灭亡，“城阙”已成“丘荒”，亲故凋丧，坟垅日多，天道崇替，人生苦短，从而将“思故乡”与“叹死生”熔为一体。故国之思引发生死之叹，生死之叹又加剧故国之思，二者共同生成为陆机人格中的死亡焦虑。
陆机诗文中不乏以“死”为主题的作品，先后写有《庶人挽歌辞》、《士庶挽歌辞》和《王侯挽歌辞》。另有《挽歌诗》三首，写“回迟悲野外”的送葬之景，写送葬者“呼子子不问，泣子子不知”的哀情悲绪。陆机甚至有一种对“死亡”对“死者之悲痛”的想象力：“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广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坟垅中人对死的悲切对“生”的眷恋，尽在诗人奇特的想象之中。陆机的《大暮赋》还将死亡焦虑升腾为关于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耶，又何生之足恋？”陆机试图以理性之思考，来消释生者对生的依恋对死的恐惧，所谓“极言其哀，而终之以达”（同上）。然而，当死亡真的来临时，陆机又怎能“终之以达”？“欲闻华亭鹤鸣”，已是沉重得难以承载的生死之悲切。“顾黄墟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同上），陆机终其一生“俯仰独悲伤”。死亡，不仅仅属于死者，亦属于未死者。陆机的死亡之诗与死亡之思，将魏晋人格中一以贯之的死亡意识，弥散为那个时代的普遍性焦虑。
作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序》）、“一代之杰”（《晋书·陆机传》），陆机在创作上成就颇高；而作为平原内史、河北大都督，陆机在政治军事上却功名未就。如果说，陆机在缘情之作中多写功业之志，而他的缘题之作，则记下他为遂其志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晋书》本传说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机。”而陆机所“缘”之“题”，首先是“游权门”时的奉制应酬之作。赋诗作文，有时成了政治性交往的手段，“题”中之意，多在于斯。陆机与贾谧，互有诗文赠答，机《答贾谧》洋洋四十多韵，是陆机诗歌中少有的长篇。文虽长，意却短；绮靡偶丽，却并非是缘情而发，而是为文造情，所谓“造情既浅，抒响不高”，“述志赠答，皆不及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类“不及情”的“缘题”之作，除了赠答诗，还有颂、箴、赞、笺等等。
《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有诸多“体物”之赋，如《漏刻赋》、《羽扇赋》、《鳖赋》、《桑赋》等等。虽有“浏亮”之辞，却无真切之情。《鳖赋》之“序”曰：“皇太子幸于钓台，渔人献鳖，命侍臣作赋。”于是，陆机作为侍臣之一，须缘“鳖”之题而作赋。此作不厌其细地写鳖之全身：从鼻到耳，从尾到首，从脚寸到指掌。末四句写鳖“越高波以燕逸，窜洪流而潜藏。咀蕙兰之芳荄，翳华藕之垂房”，句式工整，辞藻华美，却是言不及情，言过其实。说到底，侍臣献赋与渔人献鳖，所献虽异，其意如一。
陆机有《拟古诗十九首》，不仅拟其句式、韵律、结构，而且拟其“题”与“意”，所谓“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如《拟青青陵上柏》，将原诗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拟为“人生当几时，譬彼浊水澜”。前者自然天成，万古常新；后者诘齿拗牙，象滞意浅。《十九首》为流畅天然、情真意切取胜，而陆机之拟诗，缘题而作，非一己真情之自然流露，虽力求文辞之工巧华美，却损害了原作的朴实、厚重。陆机《文赋》提倡“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主张独创而反对模拟。于是，他却写下如此之多的模拟之作，真可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上）。
读陆机“缘情”之作，可见出诗人短暂一生的人生之悲慨；而陆机的“缘题”之作，虽情浅意短，却在文辞声律上精雕细刻、颇费心机，我们从中又可见出其“为文之用心”。因此，“缘情”之作的“人生之悲慨”，与“缘题”之作的“为文之用心”，又在艺术审美的层面，构成陆机人格的真貌。
二、潘才与潘性
钟嵘《诗品》，将陆机、潘岳双双列为“上品”，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才如江，潘性如何呢？
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在《程器篇》中讥刺潘性之鄙俗，却先在《才略篇》中赞美潘才之雅远：“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钟会论“才性四本”，有“同、合”与“离、异”之别。依舍人之见，安仁之才与性是相离相异的。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潘岳之才性离异的最为著名的表述，是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心画心声总失真》。舍人、遗山论潘岳才性之离异，诚然是不错的；但潘岳之才性，并非没有同合的一面。讨论潘岳的诗文与人格，讨论西晋文人的人格悲剧，尤需弄清潘才与潘性的复杂关系，弄清这些关系所昭示的美学的与人格心理学的意义。
陆机、潘岳均有功名之念，但其中的内涵却并不完全相同。陆机以吴中名将之后入洛仕宦，其功名之念中不乏振兴门户重扬家威之志；而潘岳念兹在兹的只是官职大小。他入仕较早，却一直不甚得志，八迁官只升一阶。“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同上），是赋之“序”，列举历任官职，叹息“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欲在宦场“进阶”，必得巴结权贵。潘岳谄媚贾氏家族由来已久。太康三年，贾充毙，潘岳作《太宰鲁武公诔》，称贾充为“昂昂公侯。”贾谧得势后，潘岳预二十四友，并作《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潘岳还为贾谧讲过《汉书》，并作有《于贾谧坐讲汉书》。元康九年，贾后欲陷害愍怀太子，潘岳参预其间。那篇置愍怀于死地的《祷神文》，据称是出于潘岳之手（事见《晋书·愍情太子传》）。谄上者，必定欺下。据《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岳父文德为琅邪太守，孙秀为小吏给使，岳数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潘岳未料到这位孙秀小吏也有出头之日，做了赵王伦的中书令。及赵王伦辅政，孙秀遂诬岳谋反，诛之，夷三族（事见《晋书·潘岳传》）。潘岳之死于非命，既是为人所害，亦为自取其祸。
倘若潘岳仅仅是个“八徙官而一进阶”的小吏，他的种种劣行便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不幸（亦或有幸？）的是，潘岳偏偏又是极有文才的大诗人。《晋书》本传称“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俦于贾谊，先达方之士衡。”潘岳的诗文，既有高情千古如《闲居赋》，又有气韵悲凉如《关中诗》，更有情真意切如《悼亡赋》、《哀永逝文》、《悼亡诗三首》等。潘岳之抒情言志，不仅淋漓如注，而且宛转如折；不仅辞藻华美，而且明净疏畅。潘才与潘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晋书》在《潘岳传》之后的“史臣曰”中，对此大发感慨：
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然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乾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
按照儒家“文如其人”（亦即才性同合）的人格理想，“斯才”是不应该“有斯行”的，故“史臣”叹曰“何其驳欤”。汉魏之际，曹孟德中断孔儒人格模式，以重才能轻德性的人才思想，重塑邺下人格。邺下文人重“文气”，重创作才华和创作个性的统一，他们的人格企向，既是对曹操人才思想的实践，却并未酿成才与性的离异。到汉魏之交，竹林诸子畅情任性，越名任心，狂慎兼备，雅俗同体，斯才与斯性遂呈离异之情状。魏晋人格的才与性，从邺下之同合走向竹林之离异，但竹林文人的才性离异又是有区别的。嵇康阮籍是自觉地“非汤武而薄周孔”，以桀傲不驯的创作才情，去对抗司马氏所鼓吹的虚伪礼教。他们将创作才情与孔儒德性对立起来，是对“大人先生”之玄学理想的追求，是对道家人格模式的实践。王戎，却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才性离异。“超超玄著”，有“清赏”之才的王戎，却贪婪、悭吝、谲诈多端，行品之疵疣与才藻之清丽共存一体，昭示着一种分裂性的人格。西晋文士如潘岳、石崇、贾谧等，其才性之离异，与王戎同一类型。西晋文士的人格悲剧，首先便生成于这种文才高隽与行品卑污的冲突之中。
潘岳虽有金谷之游，亦预二十四友，但他与金谷之主石崇，与二十四友所附会的贾谧，毕竟有着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显著表现，便是潘才与潘性在离异的同时，还有同合的一面。
“才性”之“性”，内涵丰富，既包含“德性、行品”，亦包含“性情、气质”，曹丕之论“文气”，刘勰之论“体性”，便是后一层意义上的“性”。钱钟书《谈艺录》论“文如其人”，有“笔性”之说：“‘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2-163页）从作品“所言之物”，难睹作者德行之质，如石崇《思归引》之“独好林薮”，潘岳《闲居赋》之“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便是典型的“热中人作冰雪文”；从作品“言之格调”，却能察出作者“笔性”之征（如“豪迈”、“澄淡”等等）。前者讲文才与德性的离异，后者讲文才与性情（笔性）的同合。潘才与潘性的同合，也是“在此不在彼也”。潘岳的性情、气质，其主要特征是“重情”，潘岳的情感，深沉而细腻，尤其是对家人，情意真切而幽长。王戎伤子，悲不自胜，自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在“钟情”这一点上，潘岳之于王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冷酷的现实，轰毁了潘岳的功名之梦。利禄功名求而不得，而不求自来的，是乱世中人司空见惯的死亡。潘岳的亲人（子、女、妻、弟）相继亡故。死亡如同黑色的雾，将诗人紧紧地罩住；恸失亲人的悲情哀绪，酿成诗人对死亡的心理焦虑，并最终形成诗人独具个性的死亡意识。《晋书》本传称岳“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又称“潘著哀辞，贯人灵之情性”。在潘岳的诸多作品中，最能展示其才华与性情的，便是他的哀诔之文。潘岳之著哀辞，其数量之多，所悼对象之众，不仅是在西晋文学，而且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在潘岳大量的哀诔之辞中，最为感人的是悼亡诗。如《悼亡赋》写人去室空，物在人化，帷幔飘忽，灯光摇曳，樽酒涸止，食物蒙尘……灵室之幽微与悼唁者之凄哀，如在目前。赋之末尾，写春风融冰，初阳驱寒，对“履冰而知寒”的悼唁者来说，似乎有了一丝暖意。大地回春，给幸存者以暖意；而亡妻之孤魂，却只能在永无春意的灵界里飘泊。“春风”与“初阳”，反衬出“茕茕孤魂”的清冷与苦寂。又如《悼亡诗三首》其三写诗人别坟登车，欲去不忍：
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徘徊不忍去，徒倚步踟蹰。落叶委埏侧，枯核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
在这短短的诗句中，“徘徊”与“不忍”竟重复两次，一位“徘徊坟场而不忍离去”的诗人形象，佇立在我们面前。然而，墓场岂可久留？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离去。帝宫虽远，却难消一腔悲绪，所谓路虽尽而悲有余也。诚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言：“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语不佳者。”
《悼亡诗三首》作于元康九年，翌年，潘岳便有杀身之祸。当诗人在坟场“挥泪强就车”时，他怎会知晓，此一去，离死亡更远，抑或更近？潘岳在《哀永逝文》中，也写了“徘徊不忍”之情：“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并将他对妻子的生死之眷恋，上升为一种悲剧意识：“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潘岳《哀永逝文》的生存悲剧感，与陆机《大暮赋》的生死浩叹，将西晋诗人的悲剧意识，与古诗十九首乃至建安诗歌的生命意识，缀为一线。
当潘岳谄媚贾谧、欺辱孙秀时，岳之母曾数诮之，而岳终不能改；临刑之时，与母泣别曰：“负阿母！”走到生命的尽头，方有醒悟之意。然而，安仁既有“斯才”“斯性”，则人格悲剧不可避免。真可谓“天之所赋，何其驳欤”！
三、寒士人格与左思咏史诗
左思在西晋诗人中可谓“别具一格”，其人格特性，绝无贾谧、石崇之贪吝、骄侈，亦无陆机、潘岳之醉心于功名、谄媚于权贵。左思的独立、孤傲之性，悲慨、苍凉之情，与那位虽有“金谷之游”却为“金谷外人”的刘琨，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刘琨为汉中山靖王之后，位居并州刺史而驰骋疆场；左思却出身寒门，虽“高志局四海”，却“块然守空堂”（左思《杂诗》），终其一生以寒士自居而疾俗愤世。在西晋文人的人格群体中，左思所拥有的是独特的“寒士人格”；而他的诗歌代表作《咏史诗》，便是对这“寒士人格”的塑造与展示。
曹魏以降，世家大族垄断着官吏的选拔，中正品第人才，虽有德、才、家世三项，却以族姓阀阅为先，“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晋书·段灼传》）！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二，以“涧底松”与“山上苗”为喻，坦言寒士与世族因“地势”高低而命运迥别：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百年之后，同样是才情高隽而门第寒素的元嘉大诗人鲍照，以相同的手法不同的文体，抒发了寒士对“势”的敏感与激愤：“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早在汉魏之际，刘劭《人物志·七缪篇》已涉及“势”之话题；“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篇》在历数文人武士德性瑕累之后指出：“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刘勰亦为寒素之士，“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呕心沥血作《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梁书·刘勰传》）。才秀人微之刘勰，对“江河腾涌”“涓流寸折”是有着切身感受的。
才大势窘之人，常常是身在寒门而心存魏阙。左思有着建功立业的人格理想，《咏史诗八首》其一：“长啸激清风，志若平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驰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据“志若平东吴”一句，可知此诗作于太康元年(280)吴灭之前，当为左思年轻时的作品。左思青年时代的人格理想，由两方面构成：建功立业与归隐田庐。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辉映的：功成名就之后，退隐江湖，是在实践了儒家“入世”的人格理想之后，继之以道家“出世”的人格实践；虽“功成”却“不受爵”，其远弃荣华、隐居山野之归宿，又反衬出人格主体功业之志的清俊高尚纯洁无私。邺下曹植，有高远宏巨的军国之志，并无丝毫隐居江河之心；南山陶潜，功未成名未就而甘于淡薄退隐南山；竹林阮、嵇，金谷潘、陆，徘徊于出入之间而有歧路之苦……惟有左思，将出与入，将庙堂之辉煌与江河之玄远，融合在他的《咏史诗》里，统一于他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之中。
然而，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人格理想，对左思而言，仅仅是一种“文本式”存在。一介寒士，身轻如尘，如何去“平东吴”“驰良图”？“梦想”而已！“功”既未“成”，有何“爵”可“受”？“不受爵”、“归田庐”又从何谈起，有何意义？如果说，《咏史诗八首》其一尚洋溢着激越刚健；而最末一首（其八）则弥漫着幽怨哀宛：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笼中鸟”乃诗人自喻，“触四隅”乃诗人自况。外无寸禄，内无斗储，亲戚相蔑，友朋与疏，生计尚无保障，又何谈功业？诗人的自怨自艾之中，深藏着那种寒士所特有的自卑。但左思毕竟是旷达之士，他并未沉湎更未咀嚼或张扬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而是以诗人所特有的方式去化解它消释它。
在左思寒士人格的生成中，消释“自卑”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文士的自尊，二是道家的雅远。左思的人格理想中，既有“武功”亦有“文事”，所谓“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咏史诗八首》其一）。左思极为推崇扬雄，也是因为扬子“言论准仲尼，辞赋拟相如”（同上其四）。诗人将“寂寂扬子宅”与“赫赫王侯居”作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有“冠盖”、“朱轮”之侈，“钟磬”、“笙竽”之乐，却是荣华易逝，声名与物迁化；前者虽然“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但“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同上），文章篇籍诗赋辞藻能使人不朽。左思托古人言志，借古事抒情，冷眼对豪门旺族的“赫赫”“济济”，于寒素之士的“寂寂”“寥寥”中，希翼文章英名传于百世之后，以“英名擅八区”的自尊自傲，去化解寒士人格中的自怨自艾。
不能以“武功”立世，便企望以“文事”扬名，这是仕途坎坷者“别无选择”的选择。但对于寒士而言，以“文事”扬名又谈何容易。左思呕心沥血，花十年功夫写成《三都赋》，“自以其作不谢班、张”，却不为时人所重。陆机未读是赋之前，便已断言此作“当以覆酒壅耳”（《晋书·左思传》），表面上是江东才子对“伧父”的鄙视，骨子里却是名门旺族对寒门素族的轻蔑。左思深知这个“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常常“因人废言”（同上），故不得不请名人为之名价。《晋书·左思传》：“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从“时人未之重”到“洛阳纸贵”，导致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原因并非作品本身，而是名人的推崇与名价。左思对此是该觉得幸运，抑或觉得不幸？以武功立世须倚依门弟，以文事扬名亦要仰仗门第。不难想见，当寒士左思持《三都赋》求见皇甫谧时，虽然不似刘勰干沈约于车前而状若货鬻，但那种酸楚与尴尬的心情，当别无二致。当寒士欲借“著意篇籍”而消弭功名之焦虑时，他们会因门阀世族对寒士之作的冷遇，会因自己不得不求助于名门名人而加剧已有的焦虑。于是，需要一种更为彻底的消释方式。
《咏史诗八首》其八在曲写了寒士的自怨自艾之后，直抒其宗庄周之道而远弃荣华的人格企向：“俛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又何足道哉！悟透这一层，无论武功文事均无足轻重。这种看淡得失荣辱，鄙弃功名利禄的逍遥之论，被左思引为达士之模，亦为左思消弭心理焦虑的最后途径。
立志于“功成”之后而“归田庐”，又谁知寒士不遇功业难成，于是著意篇藉而求百世英名。文名之成亦须门阀佐助，何不宗庄周之道而乐逍遥之游。寒士左思的人格追求，看似在现实的逼迫下步步退却、卷缩，实则是超越现实束缚、功名羁绊，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渐趋舒展、旷荡，获得身心自由与人格独立：“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咏史诗八首》其五）一旦进入这种旷荡与舒展境界，寒士的自怨自艾自卑自叹一扫而光，回荡于胸臆间的是旷达玄远，是自信自尊：“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同上其六）
寒素之士的“千钧”之重，与世之功名利禄全无干系，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人格高标。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钟嵘《诗品》）之《咏史诗》，不仅成功地消弭了寒士的心理焦虑，而且将寒士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升华为诗性之美。后来南山陶潜之“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元嘉鲍照之“悲凉不可任”（《山行见孤桐诗》），又给“寒士人格”赋予新的悲剧内涵。而被称为开创七言诗新局面的鲍照《行路难》，则既是继左思、陶潜之后，对寒士人格及心态的深层次掘进，又是李白矫健豪迈、杜甫精工沉练之先声。从中亦可见出西晋文学的人格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