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与胡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汤用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父亲于1922年夏获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经梅光迪、吴宓推荐，接受了东南大学刘伯明校长的邀请，出任该校哲学系教授。时《学衡》杂志创刊号已于是年元旦推出。回国后，父亲即参加了《学衡》，后并被目为“学衡派”。该学派以“冒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父亲为《学衡》杂志写了许多文章，而大多是与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有关的，如《释迦时代的外道》、《印度哲学之起源》、《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等等，并译翻了Edwim waddace所著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W.R.Inge所著的《希腊之留传》。他批评当时的学风的只有一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刊于1922年《学衡》第十二期）。该文痛陈当时文化研究之弊病，鞭苔文化上的激进派与守旧派之浅隘，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力图重建学术规范。但人们不难看出此文所批评之矛头主要是针对抛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西化派”。这就是说，我父亲与胡适对文化问题所持为两种不同之立场。
1928年7月16日我父亲曾致函胡适，希望能看到其《禅学古史考》副本，并以1926年冬草就的《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一章寄赠胡适。（注：现存有三十年代发表的《隋唐佛教史》稿油印本，其中《禅宗》一章或即是用彤先生寄胡适先生的那一章。）现录其函于下：
“适之先生：前在《现代评论》增刊中见尊作《菩提达磨考》，至为钦佩。兹寄上旧稿一段，系于前年冬日在津所草就。其时手下书极少，所作误略至多，今亦不加修正，盖闻台端不久将发表‘禅宗史’之全部，未见尊书，不能再妄下笔。先生大作如有副稿，能寄令先睹，则无任欣感。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何派，甚难断言也。汤用彤七月十六日”
时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见信后于7月21日，复一长信。信中说我父亲的“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又说用彤先生谓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品”，与其意见完全相同，并邀请用彤先生赴上海参观其在巴黎、伦敦发现的禅宗争法统之史料。（原件附后）这大概是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的第一次交往，是时胡适有函邀用彤先生至中国公学任教。用彤先生婉谢（见后）。
1931年蒋梦麟正式任北大校长，聘请胡适为文学院长。商议校务，一致认为：对教授之聘任主要视其对学术之贡献，蒋并对当时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作。”于是在胡适为文学院选聘的研究教授名单为：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刘复、徐志摩等。故而用彤先生于1931年夏由南京中央大学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教授（注：有关用彤先生的传记，多说他是在1930年夏到北大，但证之以张颐先生给胡适的信，知用彤先生是在1931年夏才到北大的。现把该信节抄于下：“适之先生：手示奉悉。所托承关注，感谢无既。孟邻先生通盘筹划之说，弟亦略有所闻。惟哲学系现刻情形实有特别处。(1)所聘印度人似非以一席与之不可，否则经费一生问题，即无办法。(2)汤锡予去年本允今秋定来，然近据各方所传，似须得基金讲座乃来……弟张颐三月十三日”云云。此信为1931年3月13日写，故可知用彤先生应在1931年夏才到北大。据任继愈先生说，是年用彤先生过杭州访熊十力先生，十力先生曾向胡适推荐用彤先生得基金讲座之研究教授名义。），自此与胡适一直共事直至1948年底，适之先生南下止。
用彤先生自任教于北大后，与胡适愉快相处共事，究其原因当与二人均把致力于学术置于一切之首位。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完成后，首先送给胡适看。查《密藏胡适手稿与书信》中收入汤用彤致胡适信函十二封，其中第十封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呈上拙稿之第一册，乞教正。本拟将全部呈上，但弟星期四须赴京，后面四册现因圈点尚未完（即第一册人名、地名亦须到南京再加标点），须校对标点后，乃能带去。故只得以第一册呈正。希望暇时将目录一阅或能稍知其内容。此册连同致王先生介绍信，弟当令王维诚日内来取。今日本拟请教哲学系事，但亦无多话，尽可明日再说也。弟彤留言。”
这封信大概是用彤先生去拜访胡适而未遇，故留此短笺。时间当在1937年1月17日前。胡适打算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故信有“致王先生介绍信”事。王先生即王云五先生。胡适在得到书稿后即为校阅。据《胡适日记》中记载之有关者，现摘录于下：
（1937年）1月17日
“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文为他校阅。”
“此书极好。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我校读完，为他写一信介绍给云王先生（即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先生）。又写一信给锡予。他不主张佛教由海道来之说，我以为此说亦未可完全抹杀。”
1月18日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于此我们或可看出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治学方法及文化观点虽有不同，但他们对学术的态度却颇相契合。是日见面尚有一小插曲，用彤先生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则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见《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
我父亲没有和我谈起过胡适，我没有和胡适谈过话，甚至我作为北大文科的学生也没上过胡先生的一次课，在沙滩北楼大教室听过他一次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讲演，此讲演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由于我们家和胡适住隔壁，偶尔胡适也到我们家来，只记得他穿一黑色长袍，西裤，很稳重地走来，见他来，我就回避到我住的那间小房去。但有一次胡适先生则帮我一次忙。我当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在48年秋腊月社曾把图书室设在我住的小房间内，并常在那里开会。因而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此事胡先生知道后，就让他的秘书邓广铭先生通知我父亲。父亲把这事告诉了我，于是我和北大历史系学生刘克钧偷偷把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书籍装在两个大麻袋里由翠花胡同（东厂胡同大院有一小门可通往翠花胡同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运到红楼去了。
附：胡适应汤用彤教授书（刊于《胡适文存》第三集）
用彤先生：
7月16日的手书，已读过了。
《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先生谓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产品”，此与鄙见完全相同。我在巴黎、伦敦发现了一些禅宗争法统的史料，影印带回国，尚未及一一整理。先生若来上海，请来参观。
此项史料皆足证明禅宗法统至八世纪之末尚无定论，与我数年前所作《二十八祖考》完全相印证。但九世纪禅宗所认之二十八祖，与宋僧契嵩以后所认之二十八祖又多不相同，尤其是师子以下的四人。其作伪之迹显然，其中有许多笑柄，去年我在科学社年会讲演，曾略述之。
我的《禅宗史》稿本尚未写定，大部分须改作，拟于今夏稍凉时动手改作。有所成就，当寄呈乞正。
今将我的大纲略述于此，不能详也。
（一）禅有印度禅，天台一派，《续僧传》列入“习禅”一门，其人皆承袭印度禅，而略加修正，“止观”即旧禅法的两个阶级，天台始以为禅之要旨。故天台是过渡时期。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此项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陈、隋之间，隋时尤盛行。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多，道一是最好代表。
（二）菩提达摩一宗在当时名为楞伽宗。其传法系统见于道宣《续僧传·感通门》之《法冲传》中。巴黎、伦敦有敦煌本《楞伽师资记》，是此宗的重要史料。
（三）“顿悟”之说起源甚早。《僧传》与《续僧传》中可以寻得许多线索。
（四）慧能在当日确有革命之功；现发现敦煌本《坛经》，我有影本，可以考见他的思想。
（五）慧能在当时并不出名，其人不过南方一派的大师而已。至神会北上，与正统派挑战，自称正统，并说其师有传衣为信，于是始有法统之争。北宗神秀已死，死无对证，而神会之才辩又足以夺人，故北宗的权威大摇动，不得已乃出于压迫的手段，故有卢奕的弹劾。神会放逐三次，名声更大，安史乱后，北宗遂倒，神会遂成第七祖。
（六）神会著作散失，我在巴黎发现两卷他的语录，最可宝贵。又在伦敦发现他的《显宗记》古本。
（七）八世纪下半，各派争造法统伪史，其多不可胜记。有七世说（楞伽宗北宗），有十三世说（神会最早之语录），有二十四世说，二十五世说，……二十八及二十九世说，甚至有五十世说（《白香集·传法堂碑》）。杂见于《全唐文》，及敦煌残卷中。
（八）《续法记·宝林传》皆当时法统伪史的一部分。
（九）唐代所出传法之说的根据为(1)达摩多罗《禅经》序，(2)《付法藏传》。师子以下之诸人则出于捏造，无所依据。
（十）故宋僧契嵩出而修正之，有“正宗”、“定祖”的大议论，其说以僧祐《出三藏记集》为据，后来竟为正统的法统说。今比较唐、宋之世系如下：
唐（宗密。日本书。敦煌卷子）宋以后
第23师子
第7婆须密
24舍那婆斯 24师子
25优婆掘
25婆舍斯多
26婆修密
26不如密多
27僧伽罗叉 27般若多罗
28菩提出达磨多罗！ 28菩提达摩
（十一）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上半的禅宗派别，应以宗密《圆觉大疏抄》卷三之下及《禅源诸诠集都序》所述为最可信的史料。《大疏》分七家，《都序》分十室，我们向来不很了解，今在敦煌发现新史料之中，有许多史料可补充，于是十室之中可得七八了。
你所引的《北山录》作者神清即出于七家之一，——金和尚——其世系如下：
弘忍——智诜——处寂——无相（金和尚）——神清。
他出于北宗，故多掊击当时的伪法统史。
（十二）南宗成为正宗之后，北宗门下又多捏造世系，自附于正统。故保唐寺一派（七家之一），本出于金和尚门下，也自附于南宗。马祖、道一也出于金和尚门下，因为有怀让的关系，遂成为南宗宗子了！
（十三）神会一派不久便衷歇。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中国禅”至此始完全成立。
以上略述纲要，似乎能成一个有线索的故事了。材料太多，一时不及整理。将来也许有随时更动之处。所以先写呈此纲领者，正欲得先生的指示教正耳。千万请勿吝珠玉为盼。
又《付法藏传》之为伪作，自不待言，但其书作于何时，亦有考证之价值。鄙意此书是天台一派造出的，其内容引见智者之《摩诃止观》，及湛然之《止观辅行传弘决》等书。故自迦叶至师子之世系，本是天台一派所认之世系，后来乃被“南宗”攘为宗谱。此意不知有当否，也请指教。
又来书疑达摩四行说“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此意似不误。杨衒之说达摩是波斯胡，道宣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又提倡《楞伽经》，此经是南方佛教徒所造无疑，“大乘入楞伽”似是史实。大概佛教行到南天竺与锡兰，与外道教义结合，成此新经，达摩即是此南方新佛教的产儿。
印度之“南宗”后来竟成中国之“南宗”，也是有趣的偶合。
胡适敬上十七，七，廿一
二
我父亲给胡适的信，今天我能见到的只有十二封，收入《密藏胡适手稿与书信》中。现把用彤先生致胡适的十二封信中的十一封录于下（其中的第十封见上文），并稍加说明：
1928年7月16日用彤先生曾致胡适信，胡适在接到信后，即于7月21日复以一长信。信中说：“论禅学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又谓用彤先生所说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产品”，与其意见完全相同，并邀用彤先生
赴上海参观他在巴黎、伦敦发现的禅宗争法统之史料。信中又探询用彤先生是否有意去中国公学任教。是年8月10日收入《密藏》的用彤先生致胡适第一封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昨接手示，并承宠召，甚感！私立学校较官立者安静，所开示功课亦符合所愿祈求者，至于薪少，更非吾辈所当计及。但年来彤因研究佛教史需多书参阅，家贫不能购书，只得乞灵于图书馆。中国公学书少，研究当多困难，盛意只可辞谢，甚歉！尊处既预备购《大正大藏》，则《续藏》似可不需，有款尽可购《大日本佛教全书》，或收集唐宋时日僧述作，不知尊意如何？《辅行》的一之一谓禅有明、最、嵩、就、监（或鉴）、慧、文、（慧文）、思、
（智者）等九家。未列入佛陀与达摩，思均以其非中国禅也。彤不日赴沪，届时当晋谒，并闻。此颂教安 汤用彤 上十号。”
1927年夏，用彤先生由天津南开大学再回南京中央大学（时东南大学已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仍继续研究“中国佛教史”，故于1928年开始与胡适通信讨论“佛教史”中之问题、特别是禅宗的一些问题。胡适原说将寄其《禅宗史》稿本，但因稿尚未写定，故未寄出，但信中详细列述其《禅宗史》稿的大纲。于《藏稿》中所收用彤先生致胡适的第二封信，时间当为1929年2月27日，（自1928年8月至1929年2月之间是否尚有信致胡适，不可考）现录全文于下：
“适之先生：接手示，承详为开示，虽未见大著，所得已不少，至为感荷！尤望全书早日脱稿，俾得先睹为快。六朝顿悟之说，历史上是否有事实（或暗示）明证南能确与之有关系，在学说上如道生精善涅槃、倡顿悟说，与南宗关系似有线索可寻，因南宗学说固与涅槃有关合也。神秀学说据张说碑文似为达摩之旧，慧能与同师弘忍，何以突行革命，其渊源大堪研究（弘忍是否亦为中国之佛学家），先生于此想有甚深之发明。梁至唐初为中国佛教渐熟时期，即以禅论，《辅行》已举九家，此过渡时期诸说亟宜比较，以见中国佛学之演进。敦煌卷册于此有贡献否（或者敦煌藏书时，关于此项材料已所存甚少）。二甘露门是六朝前之主体，止观已是‘定慧双修’之说法，亦复禅之本义。至若慧能以后之说，则实不应冒充为禅了。《付法藏传》自然可疑为伪书，但私意向以为此系北魏人伪造之一，其时佛道之争极烈，每指佛教全为奸人伪造者（如太武帝诏书中已言此），或此即昙曜等伪造此书以塞反对者之口，如谓此为天台宗独造，实不易明其用意所在。但先生举出智者等书所引诸书，此时手下无可查考，容异日查明再说。上列诸端，姑妄说出，祈明教。胜之来沪乞促其来宁一游。汤用彤 二月二十七日。”
1929年，用彤先生之《隋唐佛教史稿》油印成讲义（现存），于此稿中似颇已注意隋唐佛教之宗派问题。这封给胡适的信也说明这一点。用彤先生此时已注意佛学在中国之演进，而演进之迹或渐成中国之佛学。第三封信无写信的年份，但当仍在1929年中，因信末有“尊寓街道中文名称弟已忘却，故信面不得不写英文，敝寓在南京莲花桥廿六号”一段，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前承惠赠《荷泽遗集》一册，多日因诸事扰攘，未得全读，昨接复全读一过，尊作传跋妙解重重，至为钦佩。同时又读季刊中《坛经考》，亟以未睹全豹为憾。前闻宗白华兄言，大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册现已印出，亦深望能以一册见赐。此次所印闻非卖品，然如存余尚多，能赐中大图书馆一本，俾后学得以观览，则更幸甚。专此顺颂道安！弟汤用彤 六月廿八日。”
在《汤用彤全集》第二卷中收有用彤先生在胡适《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上的一些眉批，可参阅。现家仍存有胡适所赠之《神会和尚遗集》一册。而所藏《中国哲学史大纲》未见胡适题赠，不知是否即适之先生所赠者。而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没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见当时此书流行不广。《秘藏》所收之第四封信，是在用彤先生已转至北大任教后，现录于下：
“适之先生：承于《五方便门》，归途在洋车上略一翻，即得很有趣之一条。原文有段略曰：‘什么是八风？答：利衰毁誉称机。几违几顺？答：四违四顺。’按达摩入道四行中有‘违顺风静’一句，此文是一个好注脚（但其八风之名似不可信）。坐禅最重调顺，四大不调则失心（所谓失心疯，亦即疯魔，魔与疯二字均来自佛家），禅家所最忌。达磨四行‘违顺风静’，《少室六门》作‘喜风不动’，尚得原意，《楞伽师资记》作‘喜心不动’则失原意。不过相传大鉴禅师谓非风动、幡动而是心自动（陈寅恪言，此风动亦即四大之风），则原来《少室六门》之‘喜风’变为‘喜心’，未始非因时代先后解释之不同也。总而言之，‘违顺风静’一语，得《方便门》之文而可解释，别处似未言及此。而且此文又见神秀禅师一派采用达磨专门术语，其间关系甚为密切。彤因承示此书，欣有所获，于杂书出，彤谢厚意。顺颂晚安 弟彤 四月二日。”
此信说明用彤先生一直在考虑达磨入道四行中之“违顺风静”问题，得此《五方便门》而可解，盖坐禅最重调顺，四大不调则失心。四大，地、水、火、风之谓。达磨四行“违顺风静”，《少室六门》作“喜风不动”则为“顺”（按四顺，即言四大调顺），则心不失。但《楞伽师资记》作“喜心不动”则失达磨原意，用彤先生认为此为中国禅宗会能之后的解释，但神秀一派则采用达磨专门术语，而更近印度之禅也。据此，我们可知用彤先生读书非常细心，而常能于此发现新问题；亦可知用彤先生与适之先生在学术上之关系甚为密切。用彤先生致胡适的第五封信，除讨论佛图澄所奉为大乘抑或小乘和出生地外，似主要为说明余又荪君教课事，现按录于下：
“适之先生：赐示及与赵书往复，均谨读悉。尊论《起碑》‘附庸’二字讹为‘罽宾’，实扫尽一切猜疑。彤按《释道安》、《西域志》谓罽宾人民悉奉佛，‘人及沙门到冬末中前饮（中者中午）少酒’，《僧传》言佛图澄‘酒不踰齿’，据此亦可知澄非罽宾沙门也。澄姓帛自为拘夷人。但拘夷行小乘，而澄之弟子似均奉大乘，澄之学问属何宗派及与其生地之关系如何，亦稍有问题。（澄学于罽宾，罽宾亦流行小乘学）。余君又荪弟已月余未见。日前友人代其致意，欲教几点钟功课，弟答：‘余君能教什么？’友人说：‘以后再定。’此外双方均未说什么。此事未与先生商酌，自不能有所决定。余君函中语气太肯定，不妥并闻。顺颂道祺 弟彤 四月八日。”
这封信除继续与胡适讨论佛教史问题外，似乎主要是为说明并未允诺余又荪到北大教书事。关于佛图澄为何地人，据《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谓：
“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高僧传》谓本姓帛氏（《世说注》引《澄别传》曰，不知何许人），似为龟兹人。（近人如王静安先生尝引《封氏见闻记》所引光初五年碑而谓澄为罽宾王子。惟据赵明诚《金石录》二十所记，此碑原文，作‘天竺大国附庸小国之元子也。’合校《闻见记》各种板本庸字先误为宾字，而附字尚不误。最后乃有人将附字改为罽。故澄为罽宾人本因字之讹误也。）”
《秘藏》中所收第六封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前日闻真如兄讲座事未得通过，弟不但为朋友惋惜，亦为北大哲学系前途感觉不安。自去岁以来，成都四川大学叠约真如回川，并邀李证刚、贺麟二先生同去。自讲座事开会后，真如兄虽言必去，但四川方面乘此必极力拉拢可知。真如如果去，则哲学系康德、黑智儿二学程，彤意必不能觅得相当之替人，而证刚先生如再同去，则亦至可惜。证刚先生不但所学广博，且确有见地。弟昨见东北大学本届毕业论文数篇有甚好者，读之知其得力于李先生之学，北大哲学系此次聘其所授之学程，颇有重要而新颖可喜者，凡此吾兄当已洞见。昨闻楚青先生言，讲座事尚有法可转圜，彤特渎陈请兄续加以援助。此不但因真如之学问人格以及其与北大悠久之关系，并且为哲学系前途计，如能转圜，则为至幸。前晚弟与真如兄弟同席，彼并未言去，并言及清华约其讲黑智儿，彼已允就，但彤知四川示其往甚力，竟允为筹川资千元，恐其果去，则事确难办。特据所知者上陈，伏诚垂察并努力援手，至为感荷。大雨未得亲来，先行函告。容后面谈，顺颂道祺 弟彤顿首 六月十九日。”
张颐字真如，是用彤先生之前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张颐早年留学英国牛津，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讨论黑格尔伦理学，前曾用英文出版，今闻已译成中文出版。用彤先生是1935年接任哲学主任，真如先生是年仍留北大，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真如先生回四川，未至西南联大。直至1956年时，由于当时政府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真如先生始被请回北大。未几，反右斗争开始，知识分子再为批判对象，在北大党委和哲学系党委总支的“极左”思潮下，张颐先生到北大后只作为摆式，仅仅起到某种宣传作用，丝毫也没让他在学术上发挥作用，至文化大革命中张颐先生回四川了。李证刚先生学识广博，与用彤先生交往甚深。
《密藏》中之第七封，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久未函候，近想起居佳胜，尚希为国为学善自珍摄是幸。敬启者：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以文科而论，同人研究进修并未中辍，前年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刊，近又油印发行论文十余种，其中文学院同人所著颇有可观者，而比之我公领导下学校极盛之时，至少在数量上，实觉远逊。此其故，固亦由个人生活不安，工作效率低减，然学校财政支绌，事业无由发展，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则为其主要原因。夫大学之地位，首在其学术上之有所树立。北大同人若不及时努力，筹募经费，力谋建树，将来在学术上之地位必见低落。此意三年前毅生、莘因、从吾及弟为文科研究所募款事已经详说。去岁向觉明赴西北前又曾以此间需要上阵。现在文科情形较前尤为吃紧，极望我兄之援助。昨日接觉明自敦煌千佛洞来书，谓彼曾得王重民函，转致尊意，谓将筹款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闻之不胜欣慰，为学校贺。但此间情况必将日劣，伏望早日成事。而且文科领导无人，尤望我公之能提早返回，至为祝祷。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议，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支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调查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保，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托北大专管，务求用途得当。此虽弟一人之私意，实为学术之公心也。谨此，敬颂道祺 弟汤用彤顿首[1943]正月19日。”
此信中提到的用彤先生等三年前（1940年）致胡适函是这年的12月17日写的。该函除祝贺胡适五十大寿，更以大量篇幅阐述北大应在战时采取的办学方针和某些具体措施。信中谓：
“适之先生：敬启者：用彤等旅昆明，已历三载。第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为北大四十周年。第二年则先生所领导之北大文科研究所重行开学于滇，用彤等率研究生十人同居靛花巷迄今已一年有半。今则经第三次之十二月十七日，恰逢先生五十大庆，国家抗战成功已露曙光，国际形势尤见好转，用彤等见国家学校于危难重叠之中均得撑持，实不能不仰怀先生教育之成效，使节之功勋，而益加奋勉。因此对于文科研究所拟有改进之计划，愿为我公略陈之，伏祈予以指导。原夫世界著名大学，类必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之贡献。若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了无长处，则失去具有存在之价值。北大自蔡先生长校以来，即奖励自由研究，其精神与国内学府颇不相同，而教师、学生在学术文化上之地位与贡献亦颇不后人。今迁校南来，精神物质均受巨大之损害，学校虽幸存在，然比之我公亲自主持之时，所留存者不过同人等之老卒残兵。此则如不及时加以振奋，恐昔日之光辉必将永为落照。而且国家厄运似终止有期，本校应可重返旧京，事前亦不能不预为筹备。用彤等教学文学院，以为文科研究所过去颇负名声，而现在则为北大唯一之自办事业，欲北大文学院的重振，并为复校以后预备，显应从充实文科研究所着手。年来用彤等随时商谈，积有若干意思。此后办理方针应继承先生手订之规模，参以二年来办理之经验，一方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密切合作，一方在可能范围内积极加以充实。此充实之途径，约分为四项：
一、设法使大学本科文科教师与研究所融合为一，促进其研究之兴趣，学校多给以便利，期其所学早有具体之表现；
二、聘请国内学者充研究所专任导师，除自行研究外，负指导学生之责。如此则学生受教亲切，成绩应更优长。而北大复校后教师实须增加，本所现聘导师亦即为将来预备；
三、在现状之下酌量少数之学术事业，如重要典籍之校订，古昔名著之辑佚，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南明史料之收集，藏汉语系之调查等；
四、现在学校书籍缺乏，学生程度亦较低落，研究所学生应令其先读基本书籍，再作专题研究。而优良学生于毕业后，学校应为之谋继续深造之机会。
总之，北大文科图籍沦陷，旧人颇见星散，实宜及时重加振作，并为将来预备。上述四项略陈纲领，详细办法已在商榷。惟北大现在经费有限，虽加聘导师经费梦麟先生已允设法，然积极扩充自需另辟财源。用彤等默念先生为北大之柱石，文科研究所之创办人，今值我公五十大庆，崇德报功，应有以贺。窃拟邀集中美友好在美洲筹集专款若干万元为扩允研究所之基金（办法用途容后详商），既伸借花献佛之忱，又作百年树人之计。想先生勤劳国事之际，必常眷念学校，盼能俯顺微意，惠然允许，北大及中国学术前途实利赖之。特此奉达，敬颂道祺，并候德音。
此函本欲候孟真、今甫两兄连署，以两君在渝久不归，故先发，谨附陈。
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郑天挺谨上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注：按：此信为《密藏》中之第八封。）
以上四条，就今日北大文科（甚至对北大各学院也一样）仍不失为重要之指导方针。据我所知，在抗战期间用彤先生即指导了他的研究生王明先生作出《太平经合校》，又有他的研究生王维诚于《道藏》中发掘出王弼之《老子旨略》等重要文献，而向觉明（向达）之西北敦煌之考查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等等，都是上面所提出的几条实行的结果。而上引两信中，我认为最重要之点在：(1)恢复和发扬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自由研究）之学风。一个大学必定有其不同于其他大学特殊之精神。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就在于蔡先生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然而多少年来，北大这一真精神被摧残殆尽矣。五十余年来，北大当局（当然也是最高党政当局）总是排斥北大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特别在“六四风波”之后，北大校长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在五四时期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对的，现在已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再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就不对了”（大意如此）。其后，在庆祝北大建校一百年时，北大提出的北大精神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如果一般的说，任何大学把“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作为其学校之精神都是应该的，而且扩而大之任何国内之单位都可以作为其单位的精神，但是每个单位都应有其特殊的精神，例如清华以“自强、厚德”为其校训，重庆南开以“允公允能”为其校训，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北大作为北大与国内其他大学的精神自应有其特殊性，也不应为怪吧！因此，北大以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其学校的特殊精神必会得到绝大多数（不是全体）的北大师生认同。但我却遇到一件特别不可思想的事，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化研究所举办了“第一届蔡元培学术讲座”，请了我校季羡林教授和美国威斯林大学舒衡哲教授为主讲。但学校当局却要求各宣传部门不要宣传蔡元培，以免冲淡江泽民光临北大和他讲话的重要性，特别要宣传江所提出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这就是中国的“突出政治”，而牺牲学术之一典型例子。我从不反对“爱国”，更不反对“民主和科学”，但我也从来不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作为一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殊精神，没有“学术自由”还有北京大学吗？我有一个折衷的想法，而且也在许多场合讲过，我说：“一个国家，就其政治方面说，有个什么指导思想也许还可以，但也不应不允许讨论和有不同意见；但学术上决不能有什么指导思想，只应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因为有‘自由’才有创造力，才有科学上的创新，学术上的出新。”再进一步考察，北京大学近几十年来，对文科颇不重视，其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用所谓的“指导思想”、“主弦律”等等把“自由思想”和“兼容并包”给扼杀了。对理科，我不大了解，但我的印象是理科已经变成为技术和创造金钱服务了，失去了理科为追求真理的目标。“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很重要，但技术脱离了为“追求真理”的目标，也很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社会的工具。而“追求真理”是人类的“理想”，这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的价值观。在用彤先生1943年致胡适的信中还特别提到：“夫大学之地位，首赖其在学术上之有所建树。”我不能说，近五十余年来，北大同人在学术上无所建树，而且就目前看已有不少中年学者正在走上学术研究的前沿，但总体说这批学者在国学基础和外国文化上的修养还是有缺欠的，不如老一辈学者的功力深厚。特别是由于制度的影响，使这批学者被迫地不能不急功好利，而影响他们能成为当代的大师。就理工方面说，北大和整个中国一样也许在掌握先进技术上已取得可令赞叹的巨大成就，但在科学理论上是否有什么重大突破呢？也许我孤陋寡闻，但真的我没有听到谁说中国科学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什么划时代的贡献。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只有为“追求真理”的科学才是人类社会的福星。而从哲学上看“真”、“善”、“美”又应是统一的。人们最终追求的理想应该是“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关于北大同人希望胡适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对此事胡适或曾有误会，以为是由于北大某些教授对蒋梦麟不满而引起的，为这事胡适曾批评用彤先生等“走入迷途”。当时北大同人中确有教授不满蒋梦麟对北大事不闻不问，如周炳琳教授，但我父亲等希望胡适回国“为梦麟先生臂助”。为向胡适解释清楚，用彤先生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胡适，（注：按：此信为《密藏》之第九封）全文录于下：
“适之先生：多年未具函问候起居，然常在念中。前梦麟先生自美国返国就政院秘书长，北大同人因复校之期不远，校事须加紧策进，极欲先生返国为梦麟先生臂助，因有枚荪及弟等四人之电。此举用意并非对梦麟先生有所不满，（其时亦未知校长将辞职）。至梦麟先生所以坚持辞的缘故，实因“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之规条，乃其任校长时所手订。当蒋先生自谕返昆召集教授同人宣布辞意时，措辞极诚恳坚决，同人闻悉之下，神志黯然，盖惜其去而知不能留也。近得译涵转示先生赐示，知台端因接前电而有所启示，至为感谢。但前梦麟先生在渝尚未返校宣布辞职时，昆明即传言其有辞意。弟与景铖兄曾上校长一书劝阻。其中有曰：‘朔自先生长校以来，在北平时代，极意经营，提高学术水准，成效彰著，……在抗战八年中，三校合作，使联大进展无碍，保持国家高等教育之命脉。此中具见先生处事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此所陈二点，虽未能如来谕所言之切，但其意相同也。弟等虽愚，尚实未如先生所云走入迷途。成事不说，现政府已任先生为北大校长（未到任前由孟真兄代理），同人知悉，莫不欢欣振奋，切望台端能早日返国到校。弟以为今后国家大事惟在教育，而教育之基础，大在领导者其伟大崇尚之人格，想先生为民族立命之心肠当一如往昔，必不至于推却万不应推却之事也。
孟真在重庆，毅生已至重庆，景铖不日出国赴美（理学院事切盼树人兄即返主持），枚荪言当另上函。至一切校务，孟真到后自有详细报告，不赘。
抗战八年，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现北大首要之事，即在加入新的血液，尚望先生在国外即行罗致。至如现在各院系情形，及同人对兴革之意见，自当候孟真到后，由其函陈。专此，弟汤用彤顿[1945]9月6日。”
用彤先生等之所以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是为北大前途计：至于提出由胡适接替蒋梦麟任校长，虽然北大教授中颇有些人对蒋在抗战期间对北大事不关心颇有微辞，但用彤先生只是因据蒋先生自定之“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之规条。关于用彤先生等希望胡适早日回国，以及北大同人对蒋梦麟先生之意见，可看《北大复校与用彤先生》一节，在这里就不说了。45年9月后，有关北大复校事，由于原主要负责人都离昆明，傅斯年先生又委托用彤先生主持昆明北大复校事，诸事繁多，用彤先生可以说是尽了全力，特别是聘任各院系教授，可说是费尽心机。盖因抗战之故，原在北平之教授，许多都已散去，如何把原来北大之各院系学术骨干请回北大，更非易事。经过当时傅斯年先生和用彤先生等之努力，至1946年秋北平开学时，可说当时北大的教师队伍已相当不错了。
《密藏》中之第十一封是用彤先生与冯友兰、贺麟二先生为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事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中国哲学会设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将近四年编译书籍训练译员均经逐渐进行不无成效，想荷赞许。顷本会复向政府请得外汇美元壹千元作为本会基金之一部分。本会为求妥善信实计，已商请中央银行开具支票，注明由先生在美支取。兹将原支票寄上，即希于取得美金现款后设法托人带回国内，交彤等收存，以便编委会保管，而利哲学译业为祷，耑此敬颂道安
冯友兰 汤用彤 贺麟(1945)五月廿四日
另附本会工作报告一纸，敬祈察阅指示。又闻公有返回之说，不胜欣跃。国内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各方面均亟须公回来领导一切也。麟附及。外附中央银行一千美金支票一纸。”
按：这封信大概是贺麟先生起草的，由用彤先生与冯友兰先生联署。当时贺麟先生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主任，汤、冯为委员，但二先生又是中国哲学会之负责人，故联署。“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当时编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的名著，我记得陈康先生的《巴曼龙德斯编》的研究就是由该委员会出版了。这个委员会还集中了不少当时青年学者，如汪子嵩（现为“希腊哲学”的专家）、陈修斋（已故，是法国哲学方面研究的专家）、王太庆（翻译了许多西方哲学名著，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杨祖陶（是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专家，最近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又和邓晓芒共同编译了康德的著作，出版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他们都曾是该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很可惜这个委员会在49年后就被解散了。
《密藏》中的第十二封信是用彤先生和向达先生写给胡适的，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本校文科研究所毕业生阎文儒君，辽宁人，自在本校研究所毕业后，曾在陕西西安干训团任教官，又曾在沈兼士先生主持之战地青年训练团任教官，三三年春参加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合组之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甘肃敦煌及河西武威、镇番一带从事发掘工作，工作成绩及工作能力颇为北大及研究院主事者所称道。三五年春返沈阳协助臧启芳先生接收东北文物，现主持沈阳博物馆事务。阎君为北大毕业生，又曾忝加与研究院合作之发掘工作，学问经验对于博物馆能胜任愉快，将来并可为北大与研究院在东北考古工作之联系，故盼先生能为向教育部推荐，使其正式主持沈阳博物馆事，则幸甚矣。谨此即颂大安
汤用彤 向达谨启 十月十七日”
此信大概是写于1946年10月17日，我想大概是由向达起草，后由用彤与向达共同署名。向达先生是用彤先生在东南大学(1922-1926)的学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重要著作。向先生为人梗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能‘以德抗位’的代表，受到大家尊敬。很可惜，在57年被划为‘右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倍受迫害，而病故。这无疑是中国学术文化上的一大损失。在这里，我必须交待一件事：57年秋在某礼堂召开的批判向达先生的一次会上，在陈垣老先生作了批判发言之后，我代表用彤先生也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发言稿是由我起草，得到用彤先生同意的。批判向达先生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这点虽和我父亲生病后与外界少交流有关，但多少和他的为人处世的胆小态度有关。用彤先生自1954年秋批判胡适开始后，即患脑溢血症，以后许多表态性的文章，大多由别人AI写作。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另一节详述。
《密藏》附在用彤先生给胡适的信后面有一便条，是请胡先生转给傅斯年先生的，现抄录于下：
“烦告傅孟真先生
三法司挡案，北大可以接受。但由午门运至东厂胡同，约略估计，需用运费数百万元，现拟仍暂留午门，由北大负责保管。汤用彤”
此信未有年月日，大概是在1947年春，因用彤先生于1947年夏即赴美讲学。
在《秘藏》用彤先生致胡适十二封信后，还附有“致程毓淮函一封”，此信写于1945年11月10日。按：程毓淮为联大最年轻的数学系教授，我们家与他们家在昆明曾同住青云路六号的一个小院中。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去美国了，似一直留居美国。因与胡适先生无关，就不全文抄录了，只节录若干段落以见抗战胜利后，北大将复校北平前的一般情形。
信中说：“抗战终止以后，昆明物价虽稍跌，但薪金仍不够用。而且国内战争不止，真令人丧气。联大恐一时不能搬，现虽定于明年四月十五日放假，但在六个月中，华北未必能安定，联大决不能在局势不安之中迁移前往。”这说明，抗战胜利虽暂时给广大知识界带来一阵欣喜，但内战又起，颇使人们十分沮丧，生活依旧困难。这时用彤先生负责昆明北大复校事，而他一向不喜欢事务缠身，但为北大前途故也只能勉为其难了。所以在信中又说：“弟已厌倦此项生涯，亦欲得一机会往美国一游”。可见用彤先生在1945年已有去美国的想法，故1947年夏去美国加州（巴克利）大学教书，当不是偶然。我们家是一直在昆明，至1946年6月才飞往重庆，又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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