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地理环境论文,文化遗产论文,优秀论文,是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995(2006)05-0014-06
通常以为：科学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相应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因此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只要不再说是“资产阶级地理思想”，不再批判就可以了；或当代已用“人地协调论”一词来代替“地理决定论”，万事大吉了。其实这种想法和善后处理是不正确的，其负面后果将很严重。
本文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并疾呼，为了人类社会真正能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应该认清科学万能论的危害；承认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从而彻底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平反。
1 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并发展于东西方两个伟大时代
后世历史学家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和论述的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均是很早的。“先秦时期是我国人地关系思想产生的时期……后世各种人地关系思想的胚胎大都可以上溯至该时期”[1]317。《管子·水地》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可见，管子学派强调了水和土是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等的“根菀”。先秦古籍中这类所谓的“地理决定论”的记载很多。如《礼记·王制》有水文决定论记载；《大戴礼·易本命》有土壤决定论记载；《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地形决定论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不少科学史家对上述先秦古籍关于人地关系理论记载评价普遍较高。如《管子》、《礼记》等书，“都有保护山林川泽，以时禁发，保护生物资源的记载和论述”[2]；《管子》、《礼记》、《周礼》的有关记载可列为协调人地关系的思想[1]314-317；《周礼·天官》还有关于建立法度，设官管理，保证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贯彻的记载[3]。实际上，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道德经》第 25章更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记载。《周易·坤卦·象》则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记载，明确指出，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的大舞台。只有在这个舞台上，人类才能演出自己的历史。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30/420 BC)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他最著名的活动是埃及旅行，在《历史》中，他用第2卷全部篇幅叙述这次考察，并“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4]465。“他的著作被推崇为一个极古老的思想的创始人，即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5]25-26。
古希腊医生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460-377 BC)被誉为医学之父，首创医学地理学。在《论空气、水和地方》著作中，他提出气候决定论，指出：“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地方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6]。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347 BC)有着海洋决定论思想，认为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的、虚伪的性格。这就使得不仅在他们的市民之间，而且在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变得不可信和敌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希腊人地理思想的一个时代”[7]。他也曾提出气候决定论思想。
由此可见：无论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地关系协调论是息息相通的，无本质区别；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开始就产生并发展于东西方两个伟大的时代。这正说明它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
2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的批判是误解所致
在近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有效地改变了世界，于是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历史作用，开始了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
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 1755)被公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 1784年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用五章篇幅集中阐述了他的决定论。他所以强调地理环境对法律精神的重要性，只是“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但“他认为法的‘精神’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8]22。孟德斯鸠本人因担心人们对于他的论述理解不深而对其评价过于轻率和粗暴，所以在《论法的精神》的序中写道：“我有一个请求，总怕人们不允许。就是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或非议。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话，他们只有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发现它”[8]37。西方著名地理学史家在细读孟德斯鸠的书后，认为他“是一个或然论者，而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5]128。
自《论法的精神》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例如黑格尔 (G.W.Hegel,1770-1831)的《历史哲学》有“历史的地理基础”篇、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哈兴额的《历史之地理基础》、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李约瑟(J.Needham,1900-？)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地理概述”章等。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因而被批评为“在历史观上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9]298。普列汉诺夫对地理决定论有较大的发展，指出：“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10]170。他的这一观点为用历史唯物主义阐述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决定作用走出关键性一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把以心理、生理等为中介的理论称为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么以生产力作为中介的理论应称为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新理论可有效地摆脱地理宿命论和种族主义倾向的困扰。
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的形式和强度并非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构成一个有规律的过程”[10]170-171。他还举例说：“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而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上……海洋却大大阻碍了被它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10]165。中西文明史也可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地中海不大，故在古代就可以培育开放型的海洋商业文明。但浩瀚的太平洋在古代不利于远洋航行，故中国沿海地区主要发展海洋农业文明。只是在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后，中国才开始可能大幅度发展海洋商业文明。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海洋商业和海洋农业全面发展的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的。
近代人们普遍乐观认为，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大，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将越来越小。普列汉诺夫虽也看到一面，但同时又指出不应盲目乐观，人类并非就不再受自然规律约束了，指出：“随着历史的前进，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远不是更不重要了，相反是变得更大了”[11]。恩格斯(1820-1895)早就强调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12]当前人类面临生态、资源、能源等危机已证实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远见。
20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及其美国学生辛普尔(E.Semple,1863-1932)。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错误是提出，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的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滞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概念后来被希特勒的御用文人歪曲利用。但是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与孟德斯鸠一样，并非在任何意义上强调地理环境作用的绝对性。“他曾特别注明某些地区文化的差异，比自然特征的差异更为重要”[5]211。他虽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对其观点中的机械论持批判态度”[4]7。
辛普尔“是近代地理学中用决定论观点阐述地球作为人类之家这一主题的集大成者”，并且还纠正了他导师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等方面的错误[13]。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介绍了拉采尔理论，由于用英语写成，故影响很大。辛普尔与普列汉诺夫一样明确地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是动态的，因此研究历史不但包括各国之比较，亦且包括同一国家各时代之比较，则人类所依附之土地之影响愈为明显、永久与必要。
20世纪初，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争论的是法国维达尔(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及其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为代表的地理或然论。他们强调，“人地关系非仅为天然环境单方面之作用，人类对于天然环境，亦有自由选择与自由活动之余地”，“天定足以胜人，人定亦足以胜天”[14]。其实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主张的主要是强调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所谓“决定论”实是后来历史学家定的。十分清楚，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远比地理或然论博大精深的，决定论大师们也并没有把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绝对化，所以也就谈不到他们是否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作用的。决定论大师们不是只懂地理知识，而是知识渊博，深谙社会问题的。他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这样常见的事实并非看不见想不清的，而是有论述的。他们与或然论者的分歧并非本质性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层次不同，对地理环境的社会历史作用强度的估计有出入而已。或然论在决定论后出现，自然补充了决定论的某些不足，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对环境的改造作用，这自然全面些，是个进步。但实质上没有根本性分歧的，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了批判地理决定论而过高评价地理或然论的历史地位。
拉采尔之后，地缘政治理论的确立是由英国人麦金德和德国人豪斯霍夫完成的。1904年，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演讲中提出“大陆中心说”，认为控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区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地缘政治学到了豪斯霍夫(K.Haushofer,1869- 1946)那里，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服务。1925年他创办的《地缘政治学杂志》，得到第三帝国的支持。他的关于地缘政治是人们之间公正分配地球空间的强有力的战斗手段之一的言论，非常适合法西斯的口味，为希特勒制定了“活的边界”以及“大日耳曼”等一系列反动理论，力图证明纳粹德国先占领欧洲，然后占领全世界的权利。但是豪斯霍夫等人不能代表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师们，甚至也不能代表他十分推崇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麦金德是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1944年他在接受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查尔斯·戴利奖章时说：“我听到有的谣言说，我鼓励豪斯霍夫，豪斯霍费尔夫启发汉斯，而汉斯是当希特勒正在口授《我的奋斗》时，向他提出某些地缘政治的思想，据说这些思想是我首创的。这些思想是一个链子上的三个环节，但我对第二个和第三个环节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我确确实实从他自己笔下的证据中知道；不管豪斯霍费尔从我的书中引用了些什么，都是从我四十年前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摘录下来的，远远在有任何纳粹党问题之前”[15]。
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地理史观曾在中国的新学东渐时期，盛极一时”[16]。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的创办者杜亚泉(1873-1933)、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李大钊(1889-1927)等人“在追求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原因时，主要运用孟德斯鸠提供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17]。
3 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战争废墟中挣扎起来的人类把发展工业作为富强之路，拼命追求速度和产值。经济上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空前繁荣，提高了生活水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作用 （地质作用）已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科学家们指出已出现新的地球圈层，先后提出有“智慧圈”、“社会圈”、“技术圈”和“人类圈”；近年又提出在地球史末期应增加“人类世”。
但与此同时，由于不尊重自然规律，人类活动已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致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口问题、自然灾害等等问题严重折磨人类社会。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给陶醉于“人定胜天”的骄傲人类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课。常用的“控制自然”一词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18]。于是人地关系理论得到空前重视，又有了新的发展。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的原则，宣称“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协调一致”，标志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重新尊重。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第一次将持续发展从概念、理论推向实践。1993年，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AAG)年会的一个专门小组提出了“重新思考环境决定论：关于地理学禁忌的新视角”的主题。看来，公正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还历史真面貌，已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关，国际性合作计划，如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减灾10年(IDNDR)等也不断实施。
可喜的是当前人地关系观念已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协调论”风靡全球，生态伦理学也迅速崛起，反对人类随心所欲地对待地理环境，强调人类要主动地尊重地理环境。
在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半个世纪走过曲折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环境决定论曾被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进行批判；50年代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盛行；70年代的儒法斗争中，因地制宜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又常被列入天命论来批判；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地理学派以及人文地理学，统一地理学在长达30年中是销声匿迹的。“文革”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极左思潮开始得到清算。基因遗传学、相对论、控制论、共振论、地质灾变论等大多数曾挨错误批判的重大自然科学理论得到彻底平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已不再被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学术界（不管以往对地理环境的态度如何）在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形而上学不能彻底平反这点上似乎是默契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长期不能彻底平反，一个关键问题是有人总认为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当年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一个主要理论根据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的，地理环境“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底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底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计量”，“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那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19]。这也是至今学术界仍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不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而且还在（劳动对象、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的深层作用阐述中，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3.1 不能对“决定”一词作形而上学的理解
不能望文生义，不讲层次、前提地把“决定”与“协调”两词在词意上简单对立起来，进而认为既然“决定”与“协调”对立，那决定论不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
其实，对于“决定”词意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权威地应用“决定”一词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换句话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使用“唯”字，在原理表述时又多处使用“决定”一词，而把它说成是决定论，把它打成形而上学理论。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命名和表述，所以用“唯”字、多处用“决定”一词，决非缺乏推敲用词不当，而是深思熟虑含义深刻的。它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华，强调了物质的第一性。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第一性和第二性的相互作用，第二性对第一性有反作用，但它必须强调，是第一性决定了第二性，而不是相反，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相对主义的地方。
既然人们已充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决定”一词的物质第一性含义，那么也应该公平、公正地理解地理环境决定论关于“决定”一词的物质第一性含义，也应该公平、公正地理解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样没有否定第二性对第一性的反作用。
现代人地协调论的内涵自然比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理论丰富得多，但其核心是反对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地理环境，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了解自然；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主动（而不是自然环境主动）去协调的基础上。由此可见，人地协调论实际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相信，或有没有勇气公开承认，当代人地协调论的提出和崛起，本质上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胜利。协调论这一新名词的使用，不能证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什么大的错误，因而已经过时；也不能说明人类已彻底醒悟，决心大胆摆脱自己曾经所犯的不尊重自然、不尊重自然规律的错误。相反这种新名称的使用，以及宣传时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贬低，这将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一个较深的印象，这一“高明”措施，与其说是当代人类的彻底醒悟，倒不如说是某种文过饰非，证明自己现在是最讲辩证法的，可以起自我心理调节作用。
3.2 地理环境决定论全面阐述了劳动对象的社会历史作用
在生产力要素中，我国过去强调人（劳动者）的要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作用，这自然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生产活动中，人是最积极的要素。但是在生产力要素中，我国长期只强调人不强调物，只强调劳动者不强调劳动对象的社会历史作用，显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应是重大的理论失误。因此在经济建设中一度唯意志论猖獗；在文化学术领域，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派被长期打翻在地。
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没有否定生产力中人的社会历史作用，过去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并没有得出确切证据，证明历史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不相信甚至完全否定人对自然环境有反作用，因而要处于恶劣自然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和国家听天由命无所作为；更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历代的代表人物认为处于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社会是不进化不发展的。相反，地理环境决定论，还从物、从劳动对象、从自然地理环境的社会历史作用的高度认识和详细阐述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今天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彻底平反，还能促使我们对生产力的社会历史作用有更全面的认识，故有着哲学意义。
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对象是最不能动的要素。这里说的“不能动”只是指劳动对象本身变化很慢，但不能因此误解它在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小。其实正好相反，正是由于劳动对象的不能动性，以及它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可缺性，决定了它必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协同论认为，在一复杂系统中，作为“慢变量”的序参量“起支配其他快变量变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序参量也可以称为命令参量。”[20]简单地说，在复杂系统中，慢因子控制着快因子。因此只要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就必须是能动性的劳动者去深刻认识、主动适应、努力开发劳动对象，从而使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带有明显的（自然）地域属性。
劳动对象是“人们为生产物质财富而以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分为自然物和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料两大类”[9]。自然物，应是该地域的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等。至于“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料”，虽然也可以由区域间调节或国际贸易解决，但从经济原则和资源战略安全看，这些原料基本应是本地域自然物加工而成。至于自然灾害较特殊，但也符合劳动对象定义，是属于“人们为生产物质财富而以劳动加工而成的一切东西”中的，只不过它与自然资源不同，作用是负的。但在生产活动中决不是不起作用的零值。由此可见某个地域的劳动对象可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两部分。而这两部分也基本是该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基本看成这一地域的劳动对象。这种提法在政治经济学上可能表述并不严格，显得笨拙，但大致不会有错，也能使我们更清楚、深刻地探讨（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是人们用于改变劳动对象的手段。劳动工具虽体现了人类认识水平，但这种科技知识来自地理环境，用于地理环境，仍是建立在人类主动（而不是自然环境主动）去协调的基础上。因此不仅技术有地域性，科学体系（科学观、方法论等）也有一定地域性、民族性。
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劳动对象的自然地理性质，也自然决定了在此地理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使其带着一定的自然地域属性。所以引入自然地理环境的社会历史作用，可以在深层次上解释某些基本社会历史现象。
从更宏观的观点看，地理环境本身受地球（史）制约的，而地球只是太阳系一员，宇宙的沧海一粟。所以人类更不能妄自尊大，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对大自然有所敬畏。
收稿日期：200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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