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之树常青——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人才发展状况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人才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发展状况论文,之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人才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实践造就了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跨世纪科技人才队伍。在邓小平同志最关心的战略问题上，我国走出了一条通向新世纪的辉煌之路。
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知识分子总数只有430万人，1985年，科技人员数达到780多万人，到目前，科技队伍已壮大到1860多万人，形成科技领域硕果累累、人才济济的局面。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历史的起点，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科技振兴有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1978年世界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政治家的胆识，首次提出并科学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神州大地立即发出振聋发聩的回声：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扬帆启航。然而，经历十年动乱百废待举的科技领域存在着诸多稀缺，缺技术，缺设备，缺资金，缺外汇。其中最大的稀缺要数科技人才。
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改革开放呼唤人才。“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千年古训道出一个真理，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1982年，在国家财政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痛下决心，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12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我国稳定和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最有效途径和主要措施之一。仅去年一年，基金资助金额达4亿多元，许多受国家自然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解决了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深层次科学问题，科技人才也由此脱颖而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大特色是通过多种面向青年的资助方式，使青年学者在科研项目中执掌“帅旗”。据统计，目前35岁以下青年任项目负责人的项目达到26.9%，45岁以下任项目负责人的项目达39.4%。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青年科学基金，8年来资助金额由340万元增加到3000多万元，累计资助青年科技工作者1万余人。
如果说自然科学基金是“稳住一头”的基石，那么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更是异军突起，这里集中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最优秀的科学家。
邹承鲁院士领导的生物大分子实验室，在酶分子活性部位的柔性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创了酶分子变性失活的比较动力学方法，居国际领先地位。
中科院红外物理实验室在汤定元院士带领下，取得了若干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其中在碲镉汞中首先发现了晶格振动的低频振动吸引带与多振子行为。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物理学家正在做着半导体科学最前沿的工作”。
晶体材料实验室的许东教授，成功地应用分子工程和晶体结构理论，首创国际上最新型紫外非线性光学材料LAP晶体，被誉为“当今国际上最有希望的六种晶体之一”。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优秀青年骨干正茁壮成长。从1984年到现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所属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156个。在对80个重点实验室的统计中，10年共培养博士后333人，博士2000多人，硕士4800多人。
十几年来，国家通过科学基金、重点实验室、攀登计划等措施，稳住了全国基础研究领域约10万人的科技队伍，为增添科研后劲，提高科研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驰骋主战场 科技建奇功
中国科技界的改革，在经过了一段助跑后，开始加快了改革步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85年颁布，《决定》明确指出，要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作为科技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拨款制度的改变，打破了科技领域的大锅饭，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研究采取科学基金制，其它部门采取经费包干制，鼓励竞争，“放开一片”。
科研院所经过短短几年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走出“象牙之塔”，到企业去承包、去租赁，去播撒科技的火种。“跳槽”、“挪窝”、“下海”已不再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一批既精通科技，又熟悉经营的科技企业家应运而生。
在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科技人才走向主战场的缩影。如果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办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是电子一条街上科技企业的最早雏形，那么后来居上的“三环”、“四通”、“希望”、“联想”、“中自”、“方正”等高科技企业，是科技人员走向主战场的成功范例。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科技企业的数目已达500多家，一些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产品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如微机板卡、红外传感器、卫星天线等等。目前中科院专门从事科技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已达2万多人，其中1万余人是从科研第一线走向开发第一线的优秀科技人才。
造就21世纪的科学大家
20世纪的终点已近在咫尺，而在这最后的冲刺中，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和建国初留学的专家学者又将陆续退出科研第一线，培养和储备更多的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工作再一次被提到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一场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选拔赛拉开了序幕，已经启动的或正在运筹的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一个比一个更宏大，一个比一个更具体：
－－被誉为科技“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百人计划”，旨在选拔出100名左右45岁以下的高水平学术骨干，经重点支持和强化培养，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学术带头人。
－－国家教委组织实施了“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对入选的青年学术骨干，给予不低于3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助。
－－由国家人事部会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将启动，即造就100名在国际科技界享有盛誉的杰出青年专家，培养1000名保持学科优势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选拔1万名科技骨干形成梯队结构。
上海市实施了“科技启明星后计划”，武汉实施了“晨光”计划，北京市的“科技新星”计划已经启动，中国科协的“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已列入议事日程……
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急需青年科技人才，也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优遇善待青年科技人才。
值得庆贺的是，我国科技界能进入跨世纪学术带头人队伍的青年科学家不乏其人：
白春礼，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在国内率先开展新兴扫描隧道显微学研究，并用自己研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首次观察到脱氧核糖核酸新结构。
袁亚湘，我国计算数学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还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以在计算数学的非线性化优化计算方法方面的杰出成就，享誉国际计算数学界。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时，他才28岁。
郭雷，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随机适应控制领域六个学术带头人之一。1990年，当他的自校正调节器稳定性与最优性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IEEE自动控制》杂志上时，整个控制理论界为之大震，他们难以相信，这了不起的突破，竟出自一位29岁的中国学者之手。
还有研究植物基因工程的陈章良，研究物质准晶结构的张泽，研究应用数学的堵丁柱，还有卢柯、李静海、陈肇雄、马志明、盛承发……
有识之士断言，这是一个需要科学大家而且势必产生科学大家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这批青年科学家，已经挑起了科研的重担。相信他们会出色完成跨世纪的学术使命，完成中国科技的代际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