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区调查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实证论文,因素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5－0016－07
一、引言
就业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及社会稳定的突出难题。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要创造条件使更多的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等，表明政府已将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创业活动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难题的一项长期重要战略措施来实施。我国农业人口近8亿，农民就业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等，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鼓励更多农民进行创业活动将是缓解我国农村及城市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农民创业行为的发生与创业成功概率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因此，探究农民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一项非常迫切的课题。
本文基于西北五省区① 的调查资料，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框架如下：首先是引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评述，对当前关于农民创业的研究作系统梳理；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分析数据样本的基本特征；第四部分是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第五部分是模型选择与参数估算，并对估计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语与政策建议部分。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自18世纪由理查德·坎蒂伦提出“企业家”（entrepreneur）概念以来，创业（entrepreneurship）理论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创业已成为理解未来社会经济变化和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关键概念，学者们主要从企业家特征、创业机会的识别、创业过程与创业结果的关系及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试图为创业者铺平创业的黄金路。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上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创业理论研究比较少，仅有少数几名学者关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教育与创业关系的考量。如Ma（2002）从人力资本产生变化的角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城乡回流可以促进农村发展，即迁移过程社会资本的增加促进了当地社会资本的流动性，从而提高创业的可能性；Fafchamps和Quisumbing（2003）考察研究了巴基斯坦农村地区之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受教育更多的家庭成员更易成为市场竞争的一员——创业者。
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创业问题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严文清（1996）、曹卫秋等（2000）、娄英英等（2007）等学者从农民创业现状、农民创业影响因素及农民创业所面临的问题等层面上进行研究；易修平（2000）、郭风田等（2006）研究农民创业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创业能实质性地提高农民收入；郭军盈（2006）从农民创业的区域差异性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创业的区域差异主要源于体制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赵西华等（2005）从地方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及特色产业角度，研究农民创业技术培训需求的层次性，并从组织管理、培植模式、生产效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角度构建新型的农民创业培植评价指标体系。黄德林等（2007）研究农民创业能力的来源问题，认为总体上我国农民创业能力水平还不高，创业农民的创业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农民创业能力来源上，大部分农民的创新能力处于良好和一般水平，合作能力及坚韧能力表现良好。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白南生等（2002）、王天权（2006）、王翠绒等（2006）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尤其是回流农民工的创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农民工创业的经济效应和新农村建设中回流农民工的作用等。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大多缺乏实际调查基础，以定性研究居多，实证分析比较薄弱，系统性还有待提高。
本文基于西北五省区的调查数据，运用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当前影响农民创业成功概率的各重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与国内以往大多数采用数据汇总描述和定性居多的分析方法不同，本文采用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数据描述定性分析所造成的技术缺陷。此外，文章还在引入边际影响值等研究内容上作了一定的新探索与拓展。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基本特征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1—3月利用大学生放假回家的机会对陕、甘、青、宁、新五省区农民创业者或曾经的创业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得到的资料。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246份，回收率为82％，其中有效问卷213份，涉及到五省区的21个县158个村（指自然村，下同）。
为了确保调查样本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我们综合考虑了学生户籍来源、家庭住址、调查样本分布及调查对象选择设计等，以便高质量地完成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以访谈为主，实地调查为辅，所调查的数据基本特征如下：
1.有效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
本次调查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调查区域。其中：陕西省样本69个，占总样本数的32.4％，涉及到8个县，61个自然村；其次是青海省，有效样本41个，占总样本数的19.2％，涉及4个县，26个自然村；而新疆由于地广人稀，我们选了来自区首府的几名学生，在乌鲁木齐周围的3个县进行调查，回收有效样本39个，占总样本数的18.3％，涉及31个自然村。从样本的地域分布及数量来看，比较具代表性，总体上基本能反映西北五省区农民的创业情况及创业经济的基本面。
2.创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从年龄看，创业人员的年龄分布，以30～40岁年龄段最多，占总数的37％，其次是20～30岁年龄段，占32％，40～50岁占17％，20岁以下占8％，而最少的是50岁以上，只占了6％。20～40岁年龄段的人员总共占了69％，远远超过总数的一半。从性别上看，可以看出已婚或准备结婚的在一起共同创业的比重超过一半以上，达到54％；其次是单身男性独自创业的占29％，而单身女性也有17％，女性独自创业比重比男性要低12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男女创业行为的性别差距。创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占42％，其次是高中，占27％，大专以上仅为9％，可见创业者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偏低。
此外，创业人员的个人经历也是本调查指标之一，以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表示，从中可看出，曾到外地打工1年以上的有174个，占总样本的81％，其中曾外出打工5年以上的占22％，可见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外出打工较普遍，外出打工一方面可能是扩大视野的需要，更多可能是资金积累的需要。农民外出打工可以为创业积蓄一定的原始启动资金。由此可见，打工经历可能是农民创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3.农民创业规模
农民创业大都以个体户或小型企业为主，资产规模小。固定资产在5万元以下的占60.6％，而10万元以上的仅为11.3％。从年纯收入看，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占71.8％，10万元以上的仅为8％。由此可见，农民创业规模还有待提高。
另外，从农民创业的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比重达82％，其中以个体户（小卖部）为主，占33％，第一产业比重为14％，第二产业比重最小。样本的行业分布基本能反映出农民创业的行业现状，产业的分布符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即第三产业不断增加、第一产业逐渐缩小的趋势。从雇用人员数量看，雇用5人以下的占9成以上，其中雇用人员数量为2人以下的占74％，这与农民创业的资产规模过小有关。这反映出当前农民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还受到农民资本规模的很大限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次调查区域为西北五省区，相对于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而言，农民总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农民创业者的资产规模也可能相对较小。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因变量
本文目的是考察农民创业成功概率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因此，我们选择创业成功与否作为因变量。创业成功与否，以创业持续存在的时间长短为划分标准，考虑到我国农民创业的总体环境还不成熟，本研究以5年作为界限，长于5年或当前经营状况良好的（综合创业者自我评价与实地考察加以判断）被认为是成功的；相反，经营持续时间小于5年或经营状态欠佳以至于难以维持的（以均毛收益率小于1％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创业不成功。
2.自变量
为使研究更具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人力资本（用教育年限即学历代替）、是否曾外出打工（即个人经历）、是否取得贷款、性别、是否受过专业培训、家里是否有人是村干部或公务员（社会背景）、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创业者兄弟姐妹数等十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各变量的赋值标准（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按各统计指标的具体赋值要求对调查样本进行分类整理，由于大部分数据是二值型的，少部分是序数型的，数据的处理质量对结果的分析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是农民创业成功与否的统计，即因变量Y值，对于那些曾经是创业者，现在已退出创业者队伍的人（创业存续时间小于5年），我们认为其创业失败，赋值为0，但大部分调查样本是正在创业过程中，因此我们结合创业者自身的评价及对未来的期望，对于5年内将关闭和创业现状不佳难以维持的即毛收益率R＝I/C（纯收入与固定资产之比）＜1％，且创业热情较为低迷的，我们认为其创业不成功，赋值为0；其余赋值为1。其他变量取值处理相对简单明了，在此不再赘述。
五、模型选择与参数估计
如上所述，本研究的目标是考察农民创业成功概率与创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概率问题，传统的方法是采用Mantel-Haenszel分层分析法，但是这一方法往往只适用于样本含量大、分析因素较少的情况。其致命的缺点在于，当因变量Y（通常是二值变量，0或1）不满足应用条件时，尤其是当各因变量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较高水平时，Y的预测值可能超出0～1的范围，达不到理想的效果。Logit回归（Logit regression）模型的发展应用，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Wooldridge,2002）。
Logit模型分析属于概率非线性回归，是用于研究二分类变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其模型如下：
设Y是一个二值变量，即Y有如下取值：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对线性模型（1）和非线性Logit模型（2）同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在线性模型（用Lnpm表示）中，当把所有变量都引入模型时，只有两个参数值是显著的。依次剔除其中最不显著的变量，再进行估计，结果发现，随着一些变量的摘选剔除，各变量参数显著性水平逐渐提高。同理，在估计Logit模型时也采取同样的估计方法。
结果表明，线性模型与非线性的Logit模型虽然在参数的估计值上有较大差异性，但最终变量的选取基本一致。
估计结果显示，培训、社会背景、人力资本、个人经历等对农民创业有正向影响，年龄的影响是负的，而创业者的兄弟姐妹数、性别、父母的职业、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影响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线性模型中，贷款因素对创业影响不显著，甚至有负影响的倾向，但在Logit模型中，显示贷款的影响是正的，并在10％水平上显著。考虑数据的特点与模型对数据的要求不同，以及本研究的目的，本文选Logit模型作为分析的依据。把上述两模型检验结果都较为理想的5个自变量和贷款自变量引入模型中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Logit模型计算的odds比率值显示，参加过实用职业培训的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比未参加或接受过相应培训的农民高出12％；没有社会背景（家里没有人是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农民创业成功率比拥有一定社会背景的农民低7.3％；受过更高一层教育程度的农民创业成功概率比低一层的农民高9％；农民的年龄每增加一年，其创业成功概率下降1.4％；此外，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和没有得到贷款的农民的创业成功概率分别比有外出经历的农民和得到贷款资助的农民低1.2％和2.1％。
标准回归系数b′表示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从计算结果看，相对其他因素，培训最为重要；其次是社会背景，即家中其他人的社会地位对农民创业的成功有较大影响；人力资本和贷款在农民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性大致相当；年龄和个人经历对农民创业的重要性处于次要位置。分析结果与odds值基本一致。
从EXP（β）即OR值可看出，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是没受过培训的农民的7.86倍，同理，社会背景较强的农民创业成功概率是没有或处于弱势的农民创业成功的概率的3.59倍。而年龄每增加一级其创业成功概率是低级的0.812倍，当然这一结果对30岁以上的年龄段而言可能相对较为准确，而对30岁以下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农民创业成功率各变量的边际影响值见表4，其中培训（
）对农民创业成功率的边际影响值为0.087194，
的边际影响值分别为0.001526、0.002716和0.001413，这些边际值都为正，说明培训、教育、社会背景等对农民创业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的边际影响值为负，说明年龄对农民创业有负向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人力资本、培训（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人力资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较为显著，尤其是职业培训。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农民都缺乏专业的实用职业培训，接受过实用性、技术性较强的职业培训的农民，相对其他农民而言更具创业优势，职业培训容易与生产实践相融合，对创业活动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但由此不能认为职业教育、实用技术培训比一般知识教育更重要，基础教育是其他教育的前提，农民只有掌握了基本知识，有识字读写能力，才能更易于接受培训并运用于创业生产活动中。
（2）农民创业活动受社会资本影响较大。农民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村干部、公务员背景）等，对农民创业成功有重要影响，这反映了农民的社会分化现象，即具有较丰富社会经验和较好家庭背景的农民通过创业等活动，成为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和农民精英。
（3）经济资本对农民成功创业的影响不如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重要。由于资料的限制，本研究只取外出打工的长短（外出打工一方面是增加社会阅历，另一方面可能是挣钱，为创业积蓄资金）和取得贷款与否两个因素来反映经济因素，参数估计结果没有预期的大。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活跃，农民贷款难，农民创业大部分是为了生存而非发展。两种不同的创业层次对金融市场和资本的要求是不同的。谋生创业活动是创业活动中较为低层次的，而发展创业不仅需要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支撑，还需要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雄厚资本的推动。
六、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西北五省区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各个因素，可以看到，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实现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就业目标，应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就业尤其是农民就业问题，鼓励更多农民走上创业之路，以实现农民一人创业带动数人就业和农民从就业转移向创业转移转变，应是我国各级政府当前及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大局的需要。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继续强化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功能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实用技术最主要的传播载体之一，加强对农民职业教育与实用技术的培训能有效提升农民市场参与度，从而提升农民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因此，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率的重要保证之一，各级政府应强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功能，完善和开拓农民职业教育的渠道，让更多的农民在接受相关教育与培训之后走上成功创业之路。
2.构建农民创业支持平台及其政策体系，努力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政府支持农民创业应着眼于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创业支持平台与创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制度设计，重新梳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降低创业成本。中国要解决农民勤劳但贫困的问题，应首先解决农民的市场地位问题，建立起符合农村现实的农民创业支持平台与体系，充分激发和发挥农民创业热情，让更多的农民以个体创业带动群体就业和从就业型转移向创业型转移转变。
3.推动新农村建设要与挖掘农民创业机会相结合
新农村建设需大量的投入，也相应地会产生大批新的创业机会，各级政府应通过提供资本支持、低息贷款、风险基金等形式，挖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创业机会，让更多农民实现创业梦及由此走上致富之路。
作者感谢陈小慧等同学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当然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08-03-18
注释：
① 西北五省区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五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