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八——后现代主义研究（笔谈）——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后现代主义，总使人想起“风水轮回转”的古语。还是不久以前，“现代”是个充满褒义的词语。当人们谈到：“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现代艺术”时，无不充满着仰慕之情。因为“现代”总是指最新的进展。而今天，“现代”则与一个过去的时代或至少正在过去的时代联在一起。它成了一个批判的对象，反思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在今天已不再统治我们的生活了。事实上，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用科布教授(John B.Cobb,Jr.)的话说，“现代性仍旧统治着我们的公共生活。”[1]政治家依然执着于现代价值观，大学依然是现代的或正在努力成为现代的，现代经济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
然而变化毕竟发生了。那就是，人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由以前对现代性盲目的崇拜、一心讴歌转成冷静的审视和尖锐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面世就是这种态度转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长达数百年的现代世界观的破产。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巨大震撼自不待言，对于与西方文明或西方现代化有着长达一百年的爱恨交织关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震动。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在当代中国“后现代热”兴起的原因。
作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似乎天生就与中国有着某种缘份。霍伊教授(David Hoy)在为《后现代主义辞典》（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撰写的序言中，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2]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解构性的），从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福柯、博德里拉、罗蒂、怀特海、科布、格里芬、霍伊和斯普瑞特奈克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有某种必然性在其中。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勇敢叛逆者。与同时代的知识界的时髦和平庸保持距离是衡量一个思想家是否伟大的一个重要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确是一些伟大的反潮流者。后期维特根斯坦曾把自己看做是20世纪西方文明的局外人(outsider)。他认为这是一种被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所统治的文明，其文化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目标所对的也是这种现代西方文明。其实整个后现代思想家都是一群与思想界的时髦格格不入的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现代西方文明的反叛者。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抵抗者。他们毕生致力于向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高雅文化的霸权进行挑战，从而为非正统的、非主导的、非西方的文化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权利。中国，中国文化理所当然成了他们所关注，甚至认同的对象。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理论内涵本身也决定了后现代思想家与中国的天然亲近关系。我们知道，尽管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但作为本世纪末世界性的一股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它势必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绝对基础、惟一视角、纯粹理性、惟一正确的方法的否定，对现代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家长制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否定。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是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后现代文化的其他特征都是在这一否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现代性或曰现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它迫使、诱使人们追求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对“同”的迷恋，对“异”的打压。这是最为后现代思想家所诟病的。后现代思想家眼中的中国其实就是“异”的象征，是“同”的西方所难以把握的，无法征服的。福柯就曾试图用鲍智所描述的“中国式的百科全书”来颠覆和抗衡现代西方的分类体系，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弄垮一切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思想坐标”。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生活本身是多彩多样的。没有谁的生活方式是惟一正确的，自然也没有谁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有西方的生活与价值，东方有东方的生活与价值。将自己的强加给他人就是一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多元论者。正如科布教授所说的：“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主义的”。因此倡导多样性，推重多元化，便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又一大特征。这与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多元化是相呼应的。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审美趣味的多样化。相应地，在思想上，后现代推重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东方的视角，中国的视角被看做一个异常宝贵的思想资源。
与多样性相联系的是开放性。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的封闭性。故步自封的结果往往导致夜郎自大。形形色色的“绝对真理”、“惟一方法”的出台便是这种封闭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后现代的开放性号召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待他人、尊重他人，随时修正自己，向更好的意见开放。
已故费正清教授的话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未来的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的权利和诉讼，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3]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也同样为中国引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一种独特的视角，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促使我们重新省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摈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摈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 in relation)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按照“伙伴关系原则”重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相应地，后现代哲学打破了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杜撰的关于世界的神话，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封闭的世界概念，使人们能够直面真实的现实，真实的世界。
这样一来，哲学本身也需要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它将是一种“研究新问题和新任务”的哲学。它不再是纯理论的，也不再是以割裂真善美为前提的。它不再热衷于寻求惟一的永恒真理，不再强求达到普遍的共识。相反，它欢迎对话，欢迎批评，欢迎产生新的争论。它并不把他人的反对和争论看作“无望和衰退”的迹象。因为它知道，“只有与更多的问题和难题相遇之后，才能向世人证明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2]。
尤为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创造性的推重，暗合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创新的呼唤。后现代思想家格外欣赏的是叔本华的下面一段话：“由于创造者不仅创造世界，而且创造可能性本身；因此，他应该创造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有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模仿，更有甚者认为满大街的伪劣商品就是后现代的产物。这是一种误读。后现代主义讲“模仿”仅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打破人们对“原本”、“真本”的迷信，从而为创造性的发挥开辟空间。
从实践的层面看，后现代主义也有其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指的是从我们中国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对于我们当下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究竟有何意义。一个传统的看法是：我们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现在谈后现代化为时太早。更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看做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也有人用嘲讽的口吻称中国后现代主义推动者为“跟着富人喝粥”。
其实，后现代主义讲的“后”更多的不是在线性发展意义上讲的，也不是在时间意义上讲的，更不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否定”、“扬弃”、“超越”的意义上讲的。它“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进步，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才是“后”的真正内涵之一。与此相联系，“后”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则是昭示新事物的诞生。美国著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凯勒在解构“终结”一词时，就发现它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揭示”和“开启”。一个旧的时代、一种旧的思想方式的终结的同时，往往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种新思维的开始。
能不能找到第三条路：既实现现代化，又成功地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相对说来，这一问题对它们更多的只有历史意义，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则更多的是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尚未实现现代化，可以借鉴西方的前车之鉴，少走弯路，以免重蹈复辙。从而将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实，今天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概念。这是一个西方人在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之后获得的概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戴圆晨教授的理解就是：“如果水不能喝，天空烟尘弥漫，工业财富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在当代中国倡导“后现代主义”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认为，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其实便已“后现代化”了。他在为《后现代科学》一书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
如同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自身无疑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局限。特别是它的前无古人的庞杂和所涉及问题域的宽广以及它在根底上对现代性，亦即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大规模的批判，使它所招致的批评也空前的多。同样无疑的是，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末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股文化思潮（西方20世纪后期颇有影响的三大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都与它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和讨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的漠视则是不应该的。
可以肯定地说，实现向未来的任何质的飞跃，后现代主义都是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巨大力量”。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检讨人类的过去、审视人类的现在提供了一个异常重要的视角。
展望未来，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纯属时尚性的、过于标新立异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毫无疑问将会伴随我们进入21世纪，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对我们思想苍穹的拓展，最终指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换一种方式思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换一种活法。后现代生活方式鼓励人们换一种活法，鼓励突破自我，挑战自我，鼓励人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看来：“人生劳作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是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对“新人”的企望。由于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我们都参与了的，正在进行的，悬而未决的历险，因此后现代生活方式格外崇尚创造。用《后工业社会》一书的作者M.克罗齐埃的说法就是，在后现代时代，技术，经济，社会方面的“创新者成为英雄，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成为英雄”，同样，“不自卑地表现出更开放，更灵活和更宽容的人，也越来越成为英雄”。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在21世纪的中国它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