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古典理论的创造性发展_按劳分配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古典理论的创造性发展_按劳分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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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在历史前提上具有重大差别,这些差别规定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并使这些特征不会简单地与经典理论相雷同。因此,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传统的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距甚远,苏联模式的失败决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否定苏联模式决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本质、所有制关系、富民思想和分配原则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等方面,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指南,是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科学的批判和预测的基础上,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若干原理及原则,由此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型”。从经济特征上看,它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第二,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直接、统一的按劳分配;第三,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统一的计划调节。20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得以实现。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前提、物质基础等方面与经典社会主义存在着重大差异,以及理论上的偏差,实践中缺乏经验,因而当人们将上述经典模式付诸实践的时候,社会主义便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传统的苏联模式。在那里,公有制以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为最高形式乃至唯一形式(集体所有制往往成为“准国有”,并被要求不断过渡为国有),按劳分配成为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计划调节成为国家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方式来推行的计划经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苏联模式曾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模式。

然而,实践最终向这种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终证明它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严重束缚。面对这种挑战,在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指导这场伟大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特征所作的概括是:第一,我国实行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第二,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第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不难看出,这种新的实践模式不仅区别于传统的苏联模式,而且与经典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于是,人们便难免会提出这样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其一,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究竟是科学还是乌托邦?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是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以为,这是两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其所以不能回避,是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客观存在着两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潮,一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空想,是早已过时的东西;另一种则认为我国的改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改革是所谓“姓资不姓社”。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认识,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回答上述问题,从而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排除一切“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把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模式的不同历史前提

上述两种错误思潮形式上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但实际上却是从一个共同的前提出发的,这就是它们都把传统的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此,要纠正其错误,就需要说明苏联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模式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而要说明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首先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模式所分别具有的不同历史前提。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愤慨,而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为什么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批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又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呢?因为资本主义曾经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那么,为什么它又一定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呢?因为由其内在矛盾所决定,它终将由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将会在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对自身的否定。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是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的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充分提供了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条件同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时所依据的前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在理论逻辑上是坚强有力和无懈可击的。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是早已被人类的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因此,不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过程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也不论它在时间上是早是迟,由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必然性。这就是说,在基本原理上,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是科学、是真理。

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和其它多种因素,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远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前提上不同于经典模式,具体地说,它们在以下若干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首先,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基本处于前工业化社会,因此其首要任务还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其次,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

第三,与上述两个特征相联系,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还占据着统治地位;

第四,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社会关系远不像发达资本主义那样,被简单化为两大阶级的关系,而是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

第五,由于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所以现实社会主义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压力,其国际关系相当紧张。

这些差异是极为重要的,它深刻地规定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使得这些特征一定不会简单地与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相雷同。因此,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上的偏差,也由于国内外的严峻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现实社会主义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采取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并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甚至把这一模式中因某些特殊情况而不得不暂时采用的具体做法也当成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表现。从认识上说,传统苏联模式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严重忽视了社会主义现实与经典模式在历史前提上的深刻差异,不顾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不顾实际的社会发展阶段,把经典模式从它的历史前提中分离出来,简单地套用于现实,并把它作为衡量、裁决现实的标准。长期坚持这种做法,无异于削足适履,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其结果,不能不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发生全面的变形,以至于使整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以至于不对它进行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传统的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距甚远,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距甚远,决不应将它们混淆在一起。苏联模式的失败决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样,我们否定苏联模式也决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所以它决不是封闭的,而是永远开放和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认识、研究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得出合乎实际并能正确指导实际的新观点、新思想。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充分认识我们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正确把握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只有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才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由此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1.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概括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从来就是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合理性和优越性,即表现为它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能够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果实为全体劳动者所共享。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这一事实的重要历史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历史地落在了后面,并因此而难以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去追赶、加入这一进程,从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具有更为特殊和绝对必需的意义。然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首要的问题却变得模糊起来,似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一大二公”、平均分配以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人们的注意力不是在生产力而是在别的东西上面,结果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贫穷。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即毫不含糊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南巡谈话中,他又直接、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正是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更鲜明体现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从根本上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论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上,还是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所有制关系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他们所依据的前提出发,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上,提出了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原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决不会去详尽设计这一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正是他们对待“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实践条件,然而,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未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由它所形成的对公有制原则的片面理解却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至影响了实践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对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应当看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非来自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是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深刻阐明了的。因此,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现代经济中生产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由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深刻反映了改革的要求,因为它是直接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而提出来的,它的重要实践意义之一,就是要改革传统的所有制形式,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这同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与现实中生产社会化的不同程度相适应,从而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公有制具有无庸置疑的内在优越性,但是,只有当它获得了恰当的实现形式时,它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不仅要在原则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要认真解决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问题。在公有制关系内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公有制的旧的实现形式,使公有制关系(包括它的国有制形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按照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要求,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表明人们对公有制的认识已大为深化。同样,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并仍将继续在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由此可见,在公有制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偏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重大发展。由于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公有制的重要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的实践,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3.富民思想与新的分配原则

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富民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常识吗?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忘记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曾经被怎样地混淆,我们就能够懂得富民思想的提出的确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富民思想的贯彻,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繁荣,空前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过程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真正体现了出来,并且也因此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富民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指明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这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其他人和其它地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样一种富民政策,合乎实际,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与传统的平均主义(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划清了界限,又能够有效防止两极分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

富民思想与政策的提出,在重新明确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也必然要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体制的分配制度是原则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按劳分配是在劳动者之间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并且也的确是全社会通行的唯一的分配原则。但是其所以如此,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这首先当然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其次是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社会中心已能够不借助于价值、价格而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计量每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而在传统体制下,第一个条件并不相同,第二个条件全不具备,却要由国家作为社会中心来进行“按劳分配”。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按劳分配将会由于缺乏有效的形式和手段而难以真正贯彻,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结果便转化成“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改革进程中,随着富民思想与政策的提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旧的分配制度与方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分配原则。这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按劳分配本身也获得了新的有效的实现形式。由此,在分配关系上,邓小平同志富民思想的贯彻执行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

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的思想,同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经消除,个别劳动已经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从而社会中心已经能够直接测量社会总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既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前提,长期、全面、强制性推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当然就难免适得其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必然是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所以虽然在经典理论中,计划经济是比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由于其历史前提),但是在现实中,在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计划经济虽然也能够在一定时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并不是比市场经济更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深信它是更先进的,而且从不怀疑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属性。

经过实践与理论两方面艰难曲折的探索,思想的火炬终于在改革进程中点燃。通过对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刻总结,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即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我们终于明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应该是自给经济,不应该是所谓产品经济,而是市场经济,进而彻底明确了改革目标,就是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它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提出,标志着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当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中,人们并非对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认识,也并非没有力图去设法克服之。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即仿照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毛泽东和其他不少领导人就察觉到它的某些严重弊端,并曾以种种方式力矫其弊。在当时,这些努力之所以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还缺乏足够的实践与认识条件,来突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因此,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开辟实属不易,它是经过数十年曲折以后才终于找到的一条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来看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文开始时指出的那两种错误思潮所依据的共同前提本身即是不正确的。早已在实践中走到尽头的传统苏联模式,在理论上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所以决不应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传统体制,而决不是要改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实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概念所表明的,就是否定苏联模式,坚持社会主义。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所以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因为它是真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僵化的东西,它们总是在接受各种挑战和实践的反复检验,并由此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三,在当代,在东方,在中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指南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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