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新课改：反观与前瞻后的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沉思论文,新课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作为一名关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层教育科研工作者，近年来，认真研读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程标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等有关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支柱性文本，多次听取了有关课程专家的学术报告，并深入若干教改实验区进行调研。在接受过各种信息并经过冷静思考之后，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既对新课改的机遇和前景感到乐观，又对新课改面临的巨大风险和种种困惑而感到忧虑和迷茫。
一、新课改背后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我国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发生在21世纪初叶国际风云变幻、新技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亟待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大量创新人才的宏观背景之下，旨在按照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重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革命。其干系重大，足以决定我国基础教育的前途和命运。如此之大的改革举措，需要做好包括课程决策、课程管理、教材编写、选点实验、师资培训、技术装备等环节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准备工作是构建一个传承中国教育传统、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相对系统完整的新课程理论体系，以便为这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我反复研读新课改的各种支柱性文本，不由心中疑惑：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我太浅薄了，实在是看不出。从某些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和似曾相识的概念中，我隐约觉察到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凌乱。在各种凌乱的“理论碎片”中，无非是从布鲁姆、布鲁纳、杜威、加德纳等人的理论库存中搬来的实验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多元智力、合作学习之类的东西。
我并非反对新课改借鉴国外的东西，而是说我们于21世纪这个全新的时代并在我们这个东方的国度开展新课改，借鉴19世纪、20世纪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外国课程理论，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并加以整合，变成自己肌体上的血肉。
二、新课改在对待我国传统教育问题上有失偏颇
我们现在的教育绝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一代代、一点点地延续和发展下来的。以孔子教育理念和实践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传统是一个博大精深、辉耀千古、影响世界的巨大宝库。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教育中许多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东西，都能从这个宝库中找到渊源。我国的优秀教育传统，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六个方面：（一）在课程设置上，以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框架，逐渐发展、完善为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二）在教学内容上，以孔子的“诗、书、易、礼、春秋”为基本内容，逐渐发展、完善为相对稳定的教材体系；（三）在教学策略和方法上，以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为基本策略和方法，逐渐发展为完善的教学论体系；（四）在学习方法上，以孔子的“苦学”、“乐学”为基本方法，逐渐发展、完善为以读背经典、自学自得为主的学习方法；（五）在办学体制上，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互配合，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办学体制；（六）在评价制度上，以科举为基本形式，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
当今社会的许多国人总喜欢用“洋词儿”、时尚词儿包装教育，并热衷于从洋人那里追根求源。其实，有些东西，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找渊源更为正宗。如“分层教学”、“异步教学”，不就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吗？愉快教育，不就是孔子大力倡导的“乐学”吗？挫折教育，不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吗？当今新课改中大力倡导的综合实践活动，同当年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边走边教、师徒争鸣，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尤其是蕴含在儒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深厚的哲学底蕴，是林立于世界教育长河中的绝大多数教育大家无法比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已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教育，应当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积淀了一些独特的优势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依笔者观之，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充分肯定。
其一，多年来，以“两个基本”（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为重点，以编班授课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国家教材为主干，以乡土教材为补充，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课程和教材体系。人教社多年致力于中小学教材编写，在体现“两个基本”和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功不可没。
其二，把人类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科学知识，分阶段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承，中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三，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强调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记忆和读、写、算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
其四，以考试为基本形式的教学评价制度和以中考、高考为基本形式的选拔新生制度，在不断改革中逐步得到完善。这是在中国国情下，比较其他形式更具优越性、弊端相对较少的一种选择。我国中小学生在“两基”方面，是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学生的，特别是在应用母语阅读和数学的一般计算能力方面，是很令西方一些国家教育专家折服的。
这次课程改革到底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和教育传统中传承了些什么？从我阅读到的课改的基本文本中压根儿没看出什么“门道儿”。相反，令我看得很清楚且印象极深的是新课改文本中对我国教育传统和课程范式的尖锐批判和彻底否定。白纸黑字的文件及专家报告中对我国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的“盖棺定论”是“难、繁、偏、旧”和“六个过分”（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甄别和选拔的功能、过分强调课程的集中统一管理）。这些概括，的确言中了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的某些弊端。现在的问题是“难与易”、“繁与简”、“偏与正”、“旧与新”、“过分与适度”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至今没有找出合适的“度”。
三、新课改过于理想化，在实施中严重受阻
新课改的先天不足极易导致行动的盲目性，以虚无主义对待我国传统教育又极易导致新旧承接的困难，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致使新课改在实践中严重受阻。
（一）走进“高原区”。笔者深入山东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调研，许多校长和教师对我坦言：新课改的文件及“解读”等学习材料，我们学过了；许多课改专家的学术报告，我们也听过了；关于新课改的一些基本常识、基本理论、基本思路，我们也基本明了；国家的课程政策及许多专家的见解，我们都能接受。但我们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教育现实，经常有一种“理通”而“行不通”的困惑。有的老师干脆说：新课改“改”到今天，我们只是知道了许多的新鲜词儿，如“自主”、“探究”、“合作”、“互动”、“体验”、“创新”等，具体到实践，矛盾很多，很难把握。也有许多教师说，我们教了十几年、几十年书，越教越不知道怎样教了。从基层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反映的这些真实情况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某些地方的新课改走进“门槛”之后难以继续深入下去，有些实施水准较高的地区难以攀升新的高度。
（二）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面对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和教材的重大变革，相当多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思想准备不足，特别是在观念上不适应。在许多教师的头脑和施教活动中生硬灌输、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等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根深蒂固，形成一种难以扭转的巨大惯性。老教法不灵了，新的教法又找不到，陷入行动的“盲区”。有些人“旧瓶装新酒”，自觉不自觉地把新课程装进了“应试教育”的“笼子”里。也有一些人“新瓶装旧酒”，看上去挺“时尚”，其实是旧货色。
（三）“春风不度玉门关”。新课改已在我国沸沸扬扬地开展了两年多的时间，但亲眼目睹基层的实际情形，给了我当头棒喝，原来新课改在许多地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许多人压根儿不知道新课改为何物，更谈不上认真实施了。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课改不就是换换教材吗”？笔者闻听此言，不由啼笑皆非。新课改如果单纯换一遍教材了事，还是一场革命吗？
（四）“猛虎敌不过群狼”。近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3+x”的推行，令我从教育的千回百折中又看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然而笔者深入高中教学第一线明察暗访，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又不由使我感叹和忧伤。“3+x”本是导向，旨在考查学生对所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借以引导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然而很多地方热衷于研究高考新动向，对付高考各有奇招，给我的突出印象是“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3+x”中的“3”，不是单科考试吗？高考命题专家们出题深，我比你更深，你“打眼”，我“凿井”，你“刨坑”，我“挖洞”，此乃“深挖洞”。“3+x”中的“x”，不是广而浅吗？你广，我比你更广，你是“昆明湖”，我是“西湖”，你是“渤海湾”，我是“太平洋”，此乃“广积粮”。有些学校千方百计地搜罗某些高考命题专家的著作，熬费苦心地“研究一番”，企图从他们的教育理念、治学特点等动向中悟出点什么。更有甚者，很多为利益驱动的人，把新课改和“3+x”的推行变成了重大的商机，各路人马奔波于全国各地，会议通知满天飞，报告会一场接着一场，各种收费接踵而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但“假李逵”、“假猴王”也混杂其中，他们大谈高考“动向”和“应对之策”，兜售“灵丹妙药”，实则是“蹂躏”了“3+x”，只是“财源滚滚”而已。笔者提醒课改和高考命题专家们切莫过高估计自己，很多人的应试思维不改变，对付你们的办法多得很，此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猛虎敌不过群狼”。只是苦了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2个小时，眼前的“书墙”越来越高，此乃“高筑墙”。
四、新课改的某些既定方针、设想、蓝图应当进行反思和调整
（一）想问题、做事情，要睁眼看现实，不要太理想主义
教育系统思想很活跃，宏论、设想、思路、观点、提法、工程、蓝图、对策、建议，多得不可胜数。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科学决策和深谋善举，但也有不少“海市蜃楼”、“水中捞月”和“雾里看花”。比如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十余年改革历程，理念有了，思路有了，目标有了，策略有了，模式有了，各种研究成果、典型经验，足以“吨”计，可以堆砌为“书的长城”了。但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相当多的中小学仅是用素质教育包装了一个华美的外壳，其“内核”仍然是应试教育，生硬灌输、机械训练、书山题海、文明监狱等倾向，屡见不鲜。对此，许多人大声疾呼，“号脉诊断”、“对症处方”，但总不见明显效果。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有些设想和做法太理想化了，低估了当今中国残酷的生存竞争和社会综合症对素质教育的严重制约。如今的新课改已推行了两载有余，一整套设想颇为完善，但实行起来难度很大，盖在于实施新课改的大环境远未优化。我们最担心的是把一场深刻的课程革命变成单纯换一遍教材。然而，这种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由此使我联想到，教育系统乃社会大构架中的一部分，只能在社会大构架中运作，我们想问题、做决策，要将社会因素、教育因素，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做统盘考虑，眼前能做些什么，未来能做些什么，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多大距离，都要充分论证，使我们的规划、计划、设想、政策、措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如果太理想化了，蓝图虽好，终难成真。
（二）应当坚持先立后破，不要先破后立
我们已经尝够了“大批判开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苦头。历史经验证明，“破”与“立”是对立的过程。“立”，犹如构建城堡，是靠一砖一石、日积月累、沧桑叠加而成的。尽管城堡看似寻常，却蕴含无数人不寻常的付出。“破”，犹如攻城，可以“万炮齐鸣”、“乱箭齐发”，瞬间化城堡为废墟。教育是一项智力开发工程，比“建城”和“攻城”更为复杂，“破”与“立”固然都需要，但“立”更为艰难、更为需要。好不容易“立”起来的东西，只要框架是好的，内涵是健康的，就应加以补充和完善，不要草率地否定它、打碎它。即便需要打碎，也要先把需要肯定的东西“立”起来，待有了新轨道之后，再抛弃旧轨道，以免使“千军万马”陷于混乱境地。新课改中有一个最响亮的提法，叫“重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重建”意味着老一套都不行了，需要“打碎”。“两个基本”不行了，知识传承过时了，知识记忆也不成了。这样看待和认识问题是有偏颇的。稳妥和有效的办法还是“先立后破”、“摸着石头过河”。
（三）应当科学地借鉴国外经验，不要盲目照搬
令人担忧的是，时下的许多课程研究中充斥着照搬、套用、简单化、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等倾向。许多人到国外“走马观花”一番，或在书斋里作一点“比较研究”，便像得到“真谛”似的，俨然以“元研究”自居，概括出诸如“知识中心”、“儿童中心”、“社会中心”之类的课程范式，甚至是各色理论只要词语相同或相近，就可以通过比较判断进行拼装组合，就可以得出研究“定论”。某些课程研究者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情形，与徐继存教授对教学论研究者的忠告颇为相似：“从一种即使是正确的教学思想或理论出发，以思想或理论剪裁教学现实，用思想或理论规范教学现实，都将使我们难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巢臼，造成唐吉·诃德式的历史闹剧。”因为“陷入自我构造的教学观念世界的教学论研究者，就会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教学生活世界，就容易把教学论研究当成了一种纯粹知识的追求，而不是当作一种知情意相统一的智慧探索活动”。
（四）实施新课改的根本途径是大力推进本土化
关于本土化，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他们的成功实践，归根结底是成功地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新课改作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革命，也应重视其本土化。何为新课改的本土化？我的理解是：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基础、人口素质、民族习俗、人文传统各不相同的区域，在实践新课改过程中，把国家关于课程改革的目标、原则、要求、策略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地实际，探索有效的实施途径和运行机制，使新课改深深地植根于本乡本土，带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此乃新课程的本土化。
理论源于实践，而又反转来推动实践。人类历史上任何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都是理论在先，革命在后。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把常识性的东西弄颠倒了。不是理论先行，而是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一场革命，难免陷入盲目性甚至是危险的境地。如今，新课改已经有了既定方针，开始了大规模的实践，理论研究滞后的被动局面，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鄙人才疏学浅，说不出到底应构建什么样的课程理论体系。但凭我的感受，隐约觉得开展新课改的理论研究，似乎应遵循这样四条原则：1.新课改应从本国度、本民族的优秀教育积淀中开掘理论源流，提炼概括出若干经典理论，做到古为今用，切不可一味否定教育传统，陷人民族虚无主义；2.新课改应从外国的理论宝库和丰富实践中借鉴有用的东西，但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化为自己肌体上的血肉，切不可简单照搬、套用、拼装，陷入形式主义；3.新课改应充分关注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善于从中提炼、概括出原生性的理论，切不可轻视实践，低估蕴藏于群众中的巨大的创造力，也不能把群众实验看作佐证自己教育理念或理论的“临床试验”；4.新课改理论研究应当创造自由争鸣的宽松环境，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学术霸权、课程霸权和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