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的[1]2001年在《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特征及货币政策调节》文中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存在经济的扩张、收缩、衰退和复苏四个阶段，它们的出现使经济运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二百多年来，各国经济学家都把它作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经济波动是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经济运动形态。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学者对此定义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经济波动只有在受到一种本质规律支配、周而复始不断发生时才构成经济周期。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经济增长率年均以8％强的速度递增，但这种高速增长是在极不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中“扩张——收缩”的波动现象十分激烈，由于强度上的差异，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因此，通过对我国经济波动的研究，结合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探讨我国的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这一课题，旨在探讨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原因及中央银行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降低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的负面作用，这在我国经济转轨、体制改革的特殊环境下，是一个动态性、综合性、宏观性较强的课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运用“环比移动平均法”对我国1953-1999年经济运行中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定，然后用历史的、制度的、统计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形成原因与机制及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反映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作用。
赵丹婷[2]2015年在《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国际能源市场是21世纪变化最为剧烈的领域之一。在2008年下半年经历了“高台跳水”之后,国际原油价格从2009年开始随着经济的回暖恢复了增长态势,并在云波诡谲的国际政治局势中震荡起伏,曾一度突破140美元/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工业成本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不断升温,制造行业大量停滞,经济陷入了困局之中。时至2014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暖、美元走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中国经济放缓对国际原油的需求降低等因素,共同引发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使WTI油价降至5年以来的最低点——45美元/桶,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新一轮价格震荡,更增加了能源价格未来走势的未知性。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技术革命和政治经济博弈的背景下,能源技术、国际能源供求格局和能源地缘政治等方面均面临着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也无一不加强了能源价格的波动与不确定性。为了探究西方国家石油经济的相关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本文首先以Mork(1989)等学者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框架下,探究国际原油价格及其上涨与下跌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消费品物价指数、货币发行总量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存在显着影响、影响效果如何等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水平和货币总量等宏观经济变量与国际油价冲击间的联动关系较为明显。受到一单位正向的油价冲击后,原材料成本的上浮经产业链传递至消费品价格,导致物价水平与油价呈同向变化,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上升的态势,产出水平会在短期内出现下滑,并在半年后逐渐稳定。由于生产所需资金的增加,加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持续下滑。在明晰了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确实产生影响后,本文试图探究国际油价是通过何种途径扰动我国经济的。为此,文章分别介绍了石油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商品属性以及作为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并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详述了国际原油波动对汇率、大宗商品、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据此推测,国际原油价格可通过金融市场向我国经济传导其冲击作用。于是,文章建立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将这一问题置入含有33个国家经济及会融指标的模型框架内进行分析。该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物价水平受到国际油价波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股票价格变化的显着影响——在油价上涨后将承受上浮的压力,并在各国股票价格走低的双重影响下逐渐上涨。反之,油价的下跌会提振大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同时我国的物价水平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石油的商品属性,文章使用DSGE模型建立了以石油为生产要素的两套经济系统,并设定在两套模型中分别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以检验哪种规则在油价冲击发生后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更佳。其中生产者以原油为生产资料,原油消耗量与生产者的资本量和资本利用率相互影响,并决定着最终的产出水平,突出了原油在生产环节的地位。在对油价进行一单位难向冲击后,国际油价的提高引发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能源要素在生产环节中将占用更多的资本并降低了产量水平,脉冲响应函数显示产出、资本和消费量叁种变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减；同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并导致了消费水平的下降,使得实际货币余额骤升。而在对货币政策和油价波动进行联动的政策实验中,当利率与国际油价冲击间建立币向的联动关系时,产出水平的响应路径则会由于利率的上涨而经历骤降,并在随后迅速向稳念水平恢复；其间物价水平会因为利率的上涨而偏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产出水平将受到较大损失。而若油价上涨时恰逢央行降低了利率水平,产出水平则会由于利率的下调而大幅上升,但物价水平却会上升至高位。相对而言,数量型规则在对通胀率的调控与影响方面和价格型规则调控表现较为相似,但会导致产出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低于稳态水平。接下来,同时基于石油的商品属性与金融属性,文章在原DSGE模型的基础上所用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金融加速器”的设定,强调了金融板块在油价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与油价联动的政策试验显示,若央行针对原油价格上涨实施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则产出受到冲击骤降后短期内将处于较低水平,但恢复速度比无金融加速器的模型中快；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将经历骤降,且下降幅度相对较大,恢复速度也相对较快；股票价格在经历骤降并恢复至高于稳态的水平。对比价格规则货币政策环境下的双重冲击,在货币增速和国际油价同时冲击经济时,通货膨胀率的反应路径会更加曲折复杂,其恢复稳态的时间也会更久,但波动的幅度要远低于利率下调加上油价上涨的复合效果。相同程度的货币供应量调控对经济的冲击幅度要远低于利率调控的影响力,且利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时间比货币供应冲击后经济的恢复时间要短得多。基于上述实证与政策试验结果所得到的结论,本文分别针对国际油价波动和我国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两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为了削弱国际原油价格对我国经济的掣肘,应加大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发展新能源技术,积极开发国际原油的替代能源；同时加快国内石油金融市场的建设,争取原油定价话语权。而为了在应对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合理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应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使用DSGE模型模拟油价波动对经济的冲击,但基于我国经济情况构建模型比较国际油价波动下不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章却未见于世；(2)在分析国际油价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时,特别注重了金融市场的传导作用；(3)采用国内较少使用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将其他国家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纳入影响因素范围,并重点考察了金融市场对油价冲击的传导作用。而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我国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等宏观数据的有效长度不足,故无法将中国的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纳入油价冲击传导机制在全球经济模型的考察范围；(2)本文设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是检验国内货币政策和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属于封闭经济模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逐步放宽限制条件,将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我国商品进出口等元素加入模型当中；(3)因本文的DSGE模型没有区分油价波动的成因对油价冲击影响的不同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也将尝试用上述思路对原模型进行修改完善,使模型的设计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赵根宏[3]2016年在《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文中认为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去追求经济政策正效用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的效果组合。预期管理源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型于本世纪之初,在近年来各经济体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与持续疲弱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大显身手,成为以“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经济政策的直接理论支持。我国政府因时应势,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与特点,推出了中国版的“预期管理”举措。初步形成了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为内涵的宏观经济“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理念,升华了前瞻性指引的目标层面；在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实践中,立足本国实际,在积极推进利率走廊机制建设的基础上,践行前瞻性指引,提升预期管理效果；在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同时,积极扩大预期管理覆盖领域,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纷纷纳入预期管理范畴。本文在对预期、预期理论和预期管理货币政策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对相关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对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型、测度指标与实际测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进一步考察中国宏观调控预期管理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调控与预期管理结合后的探索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在构建嵌入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后,利用1999年至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预期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展开了实证分析。在对多类型预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整体预期冲击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提供60%以上的解释。从而对实施预期管理的必要性、可能性给出了回应,并进一步将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行模型内生化设定,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了预期管理有效性的结论。为了对预期管理建设提供可借鉴经验,本文以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这一主要实现预期管理的核心工具出发,在对前瞻性指引的实施背景、基本理论和政策进行梳理基础上,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的前瞻性实践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总结了国外实施预期管理的经验与启发。最后,对我国实施预期管理提出了较全面系统化的政策建议。
刘放[4]2015年在《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大量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投入到国有企业的改组过程中。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国外资本等非国有资本的联合,促进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多元化产权制度逐步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公有制产权制度。这一方面表现为国有企业积极与外资、港澳台资企业开展合作,一方面表现为国家资产、集体资产与私人资产相互渗透联合,有力地推动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大发展。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积极引导和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已成为我国企业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何通过统筹规划,采用科学合理的经营模式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切实保障多元化股东的权利和利益,防止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及投资过程中通过模糊产权关系来损害国有产权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难题。目前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投资行为及其投资效率领域,而混合所有制企业自身的投资效率最终将对多元化股东权益的实现,尤其是对国有股权权益的实现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促进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未来发展、正确引导其资本流向、加强其资本实际利用效率提供参考。首先,本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支出特征以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分别从基本特征、行业特征、大股东特征以及规模特征等角度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支出——包括长期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样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支出及其不同的投资支出类别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进一步,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的因素。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宏观影响因素又分为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和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其中,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政策因素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微观影响因素又分为公司治理、融资途径、资产特性以及产品市场等。其中,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东治理(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程度、国有股权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及管理层(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董事长持股比例、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监事会等；融资途径因素包括内部融资、股权融资、长期债权融资和短期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因素包括资产流动性、现金持有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利润分配现金流等；产品市场因素包括产品市场经营风险、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企业多元化投资等。其次,本文对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度量,对宏观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和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本文随后对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即：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发展预期、企业经营成本、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来实现,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对企业的投资成本、投资收益和未来预期的影响来实现。本文简要分析了实物期权理论与企业投资决策基本特征的关联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两个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其一是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税收因素和财政补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建立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运用静态数值模拟方法重点探讨了宏观经济波动对投资项目必要收益率、期望收益率、收益波动率及其未来折旧折现率的影响和如何通过这些因素的传导机制实现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二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危机预期纳入研究框架,建立了基于经济危机预期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运用静态数值模拟方法重点研究了经济危机预期发生频率及其影响程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再次,本文构建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综合考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特性以及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在Richardson (2006)的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将国有股权比例纳入研究框架,建立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决策模型,但该模型结构随着时间变化表现出显着差异。进一步,本文将宏观经济波动因子纳入研究框架,建立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将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分为加数模型和乘数模型两种形式,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回归估计。根据检验结果,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加数模型和乘数模型都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根据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模型的计算结果,本文从行业特征、规模特征、大股东特征以及区域特征等角度对混合所有制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样本类别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根据不同混合所有制企业样本投资效率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从行业因素、规模因素、大股东特征以及地域因素等角度,采用虚拟变量法和分组回归法对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加数模型和乘数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大多数混合所有制企业样本的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评价加数模型和乘数模型的模型结构都随着行业、经营规模、大股东特征以及地域因素的变化而表现出显着的差异性。最后,本文对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与宏观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与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和宏观经济政策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不显着。在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治理、融资途径、资产特性以及产品市场等微观影响因素的测度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融资途径、资产特性以及产品市场等微观影响因素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资效率都存在显着性影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降低大股东控制程度、提高流通股比例、扩大独立董事规模、提升管理层薪酬水平以及增大监事会规模有助于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从融资途径的角度看,提高内部融资和股权融资规模、降低短期债权融资规模有助于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从资产特性的角度来看,降低流动资产比例和营运资金规模、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和股利分配比例有助于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融资规划管理、优化资产特性、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等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的建议。
廖慧[5]2014年在《周期视角下的银行信贷波动与产出波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被认为是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信贷为代表的金融变量得到学术界和政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认为信贷在资本形成、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给经济体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过快的信贷包含了预测金融不稳定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一类研究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强调了信贷的重要性,金融周期有不同于经济周期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变化规律,金融周期并不是附属于经济周期的。这两类研究均表明忽略了信贷等金融变量的重要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效的管理信贷就显得异常重要与急迫。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时机恰巧也是我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攻坚期,利率市场化步伐显着加快,继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以后,存款利率上限也有望在一两年内放开。正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点,本文系统讨论我国银行信贷对产出的重要作用以及其调控机制。本文首先考察了银行信贷的典型特征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因素。跨国比较显示,危机后我国非金融类企业的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而居民部门的信贷规模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总量层面来看,MS-AR分析显示信贷/GDP通常存在一个较低速的稳定增长路径,而以较小的概率转换为较高的增速。在分析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影响因素时,本文在CC-LM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净资本、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包括银行监管指标的综合分析框架,经验分析结果显示贷款利率对于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约束指标等对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较为明显,整体来看数量型工具的效果要好于价格型工具；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特征会通过间接渠道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影响,这也为后续的思考与改进部分提供了现实基础。关于银行信贷与产出的关联性分析,本文主要基于信贷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从周期视角讨论信贷周期与产出周期的关系。本文在Deidda(2006)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构建了一个银行信贷支持与产出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研究表明,在特定的经济金融结构下,对于金融中介所提供的信贷规模而言,存在一个最优的信贷规模水平与最高的经济增速相对应。而通过非参数、半参数以及动态GMM方法对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上述结论：在我国当前特定的经济金融结构背景下,确实存在最优的信贷规模,信贷规模(长期银行贷款/GDP)的最优区间大约在80%-90%,该结论在考虑银行金融结构的情况下也很稳健。当信贷规模低于该区间,信贷对于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当信贷规模超过该区间,信贷对于产出增长的二次项边际负效应开始凸显。本部分也是从信贷视角来考察我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尔后,本文进一步从周期视角考察了银行信贷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银行信贷余额缺口与产出缺口的直接关系来看,二者的关系是动态的,阶段性是顺周期关系,而阶段性是逆周期关系。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逆向操作对于信贷与产出关系的影响作用。本部分则基于符号限定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有效的控制住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将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因素分离开来。从信贷周期、产出周期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互动机制来看,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仅考虑外生冲击的情况下,负向的信贷缺口冲击对产出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负向的产出缺口冲击对信贷缺口冲击是负向的,信贷缺口与产出缺口关系稳定。基于前述分析,最后对我国信贷管理机制进行分析,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进行判断,并提出相关建议。
李延军[6]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总供求受计划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很大，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扭曲，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特征进行全面、系统的测定和分析，进而探索转轨时期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把握经济运行的发展态势，适时、适度地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由叁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标和研究意义，然后重点考察了经济周期的概念、各国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一般理论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等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为研究对象，运用传统方法和经济数学模型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进行了详细、系统地测定，并考察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第叁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及其传递机制，并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反周期”理论探讨了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调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经济周期波动既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更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问题。其测定、分析和预测工作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及时、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变化，并进一步探寻其内在形成机制更是一项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鉴于本人能力有限，文中有些章节的分析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尝试性和探索性的，还有待于未来经济发展的检验和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
史建明[7]2007年在《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性及成因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发展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总供求受计划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很大,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扭曲,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周期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企图通过各种人为的手段消除周期波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加剧波动,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人们可以在逐步认识、掌握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度剧烈的波动,从而减弱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周期已有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运用现代化的分析工具对占有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试图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多借助于各种定量方法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进行科学的测定,找出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与性质,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引起河北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就是:在了解周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建立科学、有效的周期监控体系,预测周期走势,预先做好应对准备,尽量减缓波动幅度,降低有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探讨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周期监控体系并对周期进行有效调节的措施和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了经济周期概念的形成、演化以及西方和我国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一般理论学说。第二章,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进行全面、客观的统计描述。首先,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体系的选择、周期阶段的划分、周期长度的衡量方法以及经济周期的一些基本概念等问题做出说明。其次,通过对河北省经济周期的划分、周期波动类型的分类,客观描述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最后,本文对河北省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做了数理检验。第叁章,主要对河北省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性质作了深入探讨。首先,从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整体位势、波动的扩张与收缩长度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其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叁次产业分析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构特征。第四章,对河北省和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河北省与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轨迹非常相似,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但是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更加剧烈,经济运行状况也没有全国经济运行稳定。第五章,着重分析影响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首先,我们把影响因素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两大类。在外生因素中,重点分析了自然因素、人口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内生因素中,着重分析了制度因素、投资因素、消费因素、价格因素、财政因素、货币因素、外贸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整体波动的影响。其次,通过计量经济分析,研究了不同时期具有时间序列数据的各个因素变化与国民经济总量(GDP)变化之间的相关程度,从中发现,这些因素的变化与GDP的变化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此进一步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这些因素增长率指数与GDP增长率指数的回归方程,具体计量它们之间影响程度的强弱。第六章,在讨论建立周期监控体系必要性以及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周期监控体系的基础上,阐明了对河北省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基本思路。在这一章里,主要是立足于上面章节对经济周期波动客观规律和形成机制探索的基础上,寻求能够降低经济波动频率和幅度,减轻经济波动危害的对策。经济周期波动既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更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问题。其测定、分析和预测工作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及时、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变化,并进一步探寻其内在形成机制更是一项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能为各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吕忠伟[8]2004年在《我国经济周期的统计分析》文中提出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反复出现的上下波动的现象，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和对经济周期的统计描述为基础中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形成了各种关于经济周期的流派。研究国外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实践中认真的研究，熟悉和掌握其变动的机制和规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和发展国外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由于国外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比较长，不同时期的经济波动有其相应的时代特点，本文按时间顺序系统地回顾了国外经济周期的重要理论，从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现象的态度和看法、对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和经济周期波动原因和机制的分析几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我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状况，根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波动情况，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的状态特征，对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利用谱分解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分解，找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隐周期，建立了我国经济波动的叁角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 任何经济周期波动都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可以遵循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因素进行分类，研究了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乘数一加速数、产业关联和上限—下限缓冲机制叁种内在的传导机制，详细地阐述了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四种外在冲击机制，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机制进行系统地分析，重点地研究了国外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得出美国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较大，并利用向量自回归的方差分解的方法，得出内在传导机制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宏观和微观的对策。
于洋[9]2017年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下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系统性调整阶段,其中,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升级,内外部需求平衡打破,和经济政策取向转变已经成为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核心特征。经济L型拖平长尾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轮增长型长波已然结束,这意味着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周期波动的主体形态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革。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下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研究者明晰当前经济周期的主体形态、当前经济周期驱动因素的转变以及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与判断。全文研究可分为如下六部分内容: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选题背景,经济周期的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本章总结了如“大萧条”、“大缓和”、“大衰退”等典型经济周期的主体特征,同时发现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所面临的经济L型拖平尾部平面并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的经济周期形态,其具有很强的独特性。第二章对经济周期的趋势性特征及其与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描述性探讨。结果发现“新常态”时期下,经济周期形态较以往发生了重要改变,具体表现为经济周期期限结构拉伸,增速波动率明显降低,并且整个周期在收缩阶段具有明显的拖平长尾形态。而就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二十年间,出口导向型增长与投资拉动型增长依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速的协变性较强,说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产出冲击,贸易变动与金融传染对我国的影响将越发强烈。第叁章中,我们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自平滑特性和区制转换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2011年后,我国经济波动率明显下降,并且经济增长的自平滑意愿也同样随之下降,说明政府已经适度放宽了对GDP增速的追求,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第四章将我国经济周期置于世界经济周期当中,探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特征,结果发现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增速的增长能够在短期内起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但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较弱。这意味着“现代衰退”问题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不能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影响。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应该更加关注调整自身结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适应新时期经济环境。第五章采用DSGE模型和TVP-VAR模型研究了对各主要驱动因素对产出影响的时变特征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冲击和名义利率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大,财政支出冲击的影响次之,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弱。这再次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投资低效率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等结构性问题。第六章中,我们利用带有混频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周期以及通货膨胀水平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有效性,财政政策针对非预见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良好的调控效果。而就物价水平而言,利率对CPI的调控更加灵活,而M2的调控则具有长期性。财政手段对物价水平的调控作用有限。
周宙[10]2016年在《分工演进引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信息不确定下微观经济主体的个体选择行为出发,通过分析个体的试错行为、个体行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行为和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分工网络结构产生的影响来理解分工网络的动态演进过程,并以此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这一动态演化的方法将分工网络演进和与之对应的经济发展看作一个经济主体大量试错、试错行为之间相互竞争进而引起制度变化、组织创新和生产方式选择并最终导致分工网络大小和内部结构变化等市场过程的社会选择的结果,从而避免了经济学中的还原论局限,并为宏观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分工中的纵向分工通过将时序上的经济活动拓展到空间上,在使得操作过程可以更精细化和简化的同时让中间品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让产品的生产不受产品生产周期、个人生产时间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并促进了代际分工,扩大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范围,提高了生产能力;横向分工实现了同一分工水平上不同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在增加产品多样性的同时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有利于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分工(或专业化试错的分工)增加了知识的创造、传递和利用效率,为降低不确定性程度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组织和制度创新以及生产方式选择上的试错有利于改善交易和信息效率,提高分工网络内的协调效率。个体试错和专业化选择引起的分工演进导致分工网络的扩张和网络内结构的复杂化,增加了经济个体之间的依存度。地理空间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使得集约利用土地的分工部门在地理上集聚从而出现了城市化。分工网络演进的同时增加了内部各专业化部门间的协调困难,货币制度、基于货币制度的价格机制以及信息产业的专业化提高了各专业化部门间的交流效率,降低了协调全面失败的风险。金融链、生产链和网络内的连通性与连通效率等使得分工网络内部存在结构性,经济活动的时耗性、调整的成本、分散个体集体行动的困难、交易与信息费用等原因使得分工网络内的结构存在刚性。结构刚性使得分工网络内的扭曲累积,增加了分工网络内出现局部协调失败甚至全局性失败的风险。政府行为因为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系统内的交易和信息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当政府行为干扰了分工网络内的信息传递和结构调整时,会阻碍分工网络的演进,增加经济波动的风险;当政府行为提高了分工网络内的交易和信息效率,降低分工网络内的结构刚性,鼓励个体的试错行为时,将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演进,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特征及货币政策调节[D]. 章小的. 浙江大学. 2001
[2].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D]. 赵丹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3].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D]. 赵根宏. 辽宁大学. 2016
[4]. 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效率研究[D]. 刘放. 武汉大学. 2015
[5]. 周期视角下的银行信贷波动与产出波动研究[D]. 廖慧. 南开大学. 2014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D]. 李延军. 河北工业大学. 2004
[7]. 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性及成因的实证研究[D]. 史建明.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8]. 我国经济周期的统计分析[D]. 吕忠伟. 湖南大学. 2004
[9].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下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 于洋. 吉林大学. 2017
[10]. 分工演进引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D]. 周宙. 清华大学. 2016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经济周期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油价论文; 投资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中国信贷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调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