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_恩格斯论文

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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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6-0008-07

自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批评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之一。研究结果表明,二人的哲学思想确实具有异质性,其表现随研究者观点的不同而不同;共同性的东西也有迹可寻,恩格斯虽然主观上不情愿,但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具有劳动人道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科学主义化了。

如上研究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的哲学思想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大有助益,但其缺陷也明显可见,即轻视甚至忽视了历史脉络中二人哲学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的一面,尤为突出者是轻视或忽视了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

这种轻视或忽视有四种情况:第一,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谈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认为,就思想性而言,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承受者。在注释中,梅林把自己的观点具体化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1](P124)在梅林的认知中,既有一般性概括,也有具体性论证,其缺点是把后者放在注释中,限制了内容展开的理论逻辑空间。可惜的是,这种具体化的做法并未成为传统。本文的旨趣是接续梅林的工作,使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得以展现。第二,纳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编写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承认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重大的影响”,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则承袭了梅林的一般性结论,重申恩格斯给予马克思的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但两书的缺点是抛弃了梅林具体性论证的做法。第三,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中承认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又话带“玄机”地说,马克思有意识地过高估价恩格斯书中所提出的观念的成熟程度[2](P39—40)。第四,由黄楠森等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相关章节中对青年恩格斯影响马克思的问题只字未提,或许写作该章节的学者认为,这是不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述论说主体表明观点的时代、国度和意识形态立场各不相同,但除梅林外,各自的行为之间有着类似之处,即轻视或忽视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问题在于,轻视或忽视“影响”前提下的结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的哲学思想实际,也不符合二人之间哲学思想关系的实际。鉴于此,本文拟再现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弥补以往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马克思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是《莱茵报》。虽然在这里工作不过一年的时间,但这一经历对他的思想冲击之猛烈及由冲击造成的思想困惑之严重,是其一生中仅见的一次。他后来回忆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3](P588—589)马克思剖白心迹的话语透露了特别重要的信息,即在退出《莱茵报》时,他在政治经济学及基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来的政治哲学的知识准备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往前追溯,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中同样能发现他此时的思想状态。为办好《德法年鉴》,1843年3月至9月,马克思给卢格写了一系列信件,其中有三封信对于我们理解他此时的思想状态大有帮助。第一,他所涉及的国度是普鲁士和法国,说普鲁士是典型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具有兽性”且“可恶致极”,而法国的巴黎则是“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第二,提出“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民主的人类世界”,与此相对立者则是蔑视人和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兽性”世界。第三,批判旧世界的首要目标是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及这一制度所导致的社会现实,首先应被“开刀”的是宗教和政治。第四,共产主义是“教条主义的抽象观念”,“新世界”中没有这一观念的位置[4](P54—67)。

关于马克思此时的思想状态,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马克思感受到,重要但自己又缺乏的学科性知识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其次,马克思在普鲁士与法国的比较中属意法国,但当时最为发达和先进的英国并未在他的视野中出现。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还未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非人性问题。再者,视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教条主义的观念”,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认知还处于困顿和模糊状态。最后,此时马克思的注意力集中于宗教和政治,说明他还没有意识到,只有“解剖市民社会”即研究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和最终解决诸多疑难问题。

正当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困惑、苦恼因而求知若渴的状态时,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天才出现在马克思面前,这就是青年恩格斯。此时的恩格斯在思想性上比马克思早熟很多,他的三篇著作对于马克思及时摆脱思想困境并找到努力方向,发挥了远远大于和重要于所谓“三个理论来源”的作用。第一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发表于《德法年鉴》,马克思是该年鉴的两个主编之一,他读到了这篇文献是肯定性的事实。第二篇是《十八世纪》,该论文是《英国状况》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写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发表于1844年8—9月份的《前进报》,马克思此时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曾读到这篇文章也是肯定性的事实。第三篇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以德文出版于1845年5月。这篇文献写作和出版于1844年8月底或9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历史性会见之后,马克思了解恩格斯的想法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说的根据是马克思自己的表述,《德法年鉴》出版之后,他便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在通信中发现,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能证明这一点者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3](P592—593)。

虽然后人一再轻视或忽视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又是十分独特的影响,但客观事实是,马克思对上述三篇文献中的两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赞扬、借鉴和引述持续了一生。对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这篇文献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1859年又说,这篇文献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880年,马克思在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而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和提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地方就有四处。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该文献“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另一条道路”就是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马克思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1863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你的书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3](P592—593)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夸赞更是不惜笔墨:“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是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5](P278)不仅如此,这部著作提及和引述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地方还有九处。在逝世前三年,马克思又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6](P491)。

上述文献梳理的结果表明,马克思对恩格斯两篇文献的夸赞、引证和提及持续了一生,这种情况证明,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哲学思想确实影响了马克思的一生。巴加图利亚之所以会得出“有意过高估价”的结论,与当时苏联人过分关注所谓思想成熟和不成熟的区分有直接关系。另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轻视甚至漠视对青年恩格斯文献的比较性研究。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地看重上述两篇文献,且评价如此之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确实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这种影响表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一般性的经济哲学理念层面,二是具体的经济哲学观点层面。

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说:“我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不仅我的观点,而且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对此我是有准备的。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7](P385—386)讲到德国的情况时他又说:“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7](P386)

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十八世纪》两文相结合,细细品读如上论述,就能发现,青年恩格斯给处于困惑之中的马克思提供了至少七个方面的全新内容。第一,学科性知识的扩展,具体说是政治经济学、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学及关于英国阶级状况与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第二,全新的哲学倾向,即潜藏于相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全新经验事实背后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青年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一文中专门分析了这种哲学传统及其与英国率其进行工业革命因而经济腾飞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三,全新的研究对象。它不是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所关注的德国现实,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因而最典型的英国现实,特别是英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第四,全新的政治立场。青年恩格斯站在产业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这一阶级恰好是马克思此时刚开始关注且一生为其服务的对象。第五,全新的比较视域。青年恩格斯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进行德、法比较,而是进行德、英比较。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所写的第1版《序言》和第2版《跋》中找到他受青年恩格斯影响的直接证据。第六,全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主要表现是凭据经验事实得出结论,而绝不依大而无当的前提,通过逻辑演绎得出结论。第七,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使用了“批判”一词,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冠以“批判”之名,如《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未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只出第一分册),《资本论》的副标题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青年恩格斯为陷于极度困惑之中的马克思提供了如此丰富而全新的内容,马克思受到影响了吗?我们必须对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因为马克思思想变化的事实能够支撑起肯定性的结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国度和社会历史阶段的变化。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以前,马克思关注的是德国,视野放大后又加上法国,而当时的德国因其君主专制的典型性屡遭马克思痛批,其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仍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之后的马克思关注英国,而英国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最高,已迈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没有这一关注焦点的变化,就不会有马克思持续一生地解剖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这种解剖,也就不会有《资本论》。没有《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样态?令我们庆幸的是,这种样态并不存在。

第二,哲学倾向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萌生、成长于以哲学思辨著称于世的国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哲学。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以前的马克思思辨哲学倾向明显,我们能在其博士论文中直接感受到这一倾向。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之后,马克思的哲学倾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用思辨方式观察现实和表达思想,变成了关注经验和依据事实说话。就此而言,可举两个例证:例证一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例证二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7](P111、525)哲学倾向的变化绝非小事,它对于马克思形成自己的思想,创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理论体系,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

第三,价值(阶级)立场的变化。马克思一生都在关注人类的幸福和疾苦,但在不同时期,“人类”的意指对象是不同的。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以前的马克思多次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在此举出两例。即将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8](P459—460)此处的“人类”并无特别的指涉对象,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存在。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价值立场的诉求对象具体化了,其所指称的是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受青年恩格斯影响之后,马克思价值立场的诉求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虽然还在使用“人类”概念,但其指称对象主要是无产阶级。在讲到《资本论》的创作情况时,他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斗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9](P253)马克思的话感人至深,他舍弃一切所争取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类摆脱“痛苦”境地,步入幸福生活的殿堂。

在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在一般哲学理念层面的思想变化已如上述。如果不联系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育程度和内容特点来看待这些变化,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作用便显示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是必然的。

在具体的经济哲学观点层面,马克思受青年恩格斯影响的表现更为直接、明显。这里的“影响”指涉两点:在时间上,青年恩格斯提出话题在先,马克思承续话题在后;在思想性上,青年恩格斯是话题的创始者,马克思是话题的扩展、深化和体系化者。为了对此加以说明,笔者例证性地比较如下五个观点:

1.质疑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7](P57),但它导致的实际结果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个地方只差一步之遥,就可衍生出异化劳动思想。在《十八世纪》一文中,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更进一步,对私有制非人本质的分析更为透彻:“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农奴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这样一来,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颠例完成了;现代生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7](P72、94—95)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育程度距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只有一步之遥,人的关系的颠倒与人—物关系的颠倒之间有必然联系,而双重关系的颠倒恰好是商品拜物教的实质。这种实质的存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真切地印证了私有制进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性质。

几个月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续恩格斯的话题,重新质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大前提使用的私有财产制度:“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7](P155)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从私有财产制度所导致的社会历史后果出发,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而大大超越于恩格斯的地方是,马克思继续前进,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异化劳动理论。到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仍然在质疑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即从历史起源的意义上质疑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首先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内起源:“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5](P842)其次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外起源:“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5](P860—861)最后,从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内和国外起源都可看出,“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71)。私有财产未必就是资本,但资本一定是进入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私有财产。这两种形式的私有财产都具有天然的不合理性。

如上的对比说明,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青年恩格斯是私有财产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话题的创始者,马克思是话题的接续者,但在思想的广度、深度和系统化方面,马克思要远远高于和强于青年恩格斯。

2.指斥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无人经济学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青年恩格斯怒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卑鄙无耻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这说明“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在一般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中也无人,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察问题很粗糙,除了可以触摸的现金向他们支付的东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对立物中,以致连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使他无动于衷”[7](P79—81)。青年恩格斯的指斥正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害,除了用现金支付才能满足的需求是真正的需求,其他任何需求,甚至因即将饿死而对面包的需求,都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真正的需求。这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确实是无人的经济学,因为人的位置被金钱(经济学的术语是“效率”)占据了。

几个月之后,同样的话题及针对同样话题的相同立场,出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敌视人”,因为它“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7](P179)。对此,马克思的论证具体而有力:“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的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7](P171)

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和无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在马克思以后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了深化、细化和系统化,经济哲学的结果是劳动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经济学要以人为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因目中无人而荒谬的主张首先由青年恩格斯提出,马克思是这一主张的拥护者、深化者和系统化者,但不是首倡者。

3.提出两种和解的主张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青年恩格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类自身的和解。他说:“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走一步——使家庭解体——就达到目的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它自己美妙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助了它一臂之力。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7](P62—63)青年恩格斯以乐观进步的线性历史观为依托,提出了自己的两种和解理论,虽然论证略显粗糙,但其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创始意义,我们还是要承认的。

几个月之后,马克思接过青年恩格斯的话题,以更广阔的视域和更丰富的思想充实这一话题,并将其加工提炼成关于共产主义的经典论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P185—186)人们可以对这番话作出各种解释,但两个和解的思想是马克思此时精神世界的基本构成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须指明的是,两个和解的思想源于青年恩格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受青年恩格斯影响的印迹十分明显。

4.首倡辩证的科学技术观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逐渐成为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基本构成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样是不言自明的立场。文献梳理的结果表明,这一立场的最先申明者是青年恩格斯。需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也有超越于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的地方,在充分认识和肯定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的过程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一过程对人的有害影响。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这种辩证性质,不自觉地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科学技术观。

青年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指出:“尽管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引者注),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但是,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1](P67)同时,青年恩格斯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帮助资本家反对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还表现出敌视人(劳动者)的一面。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中,辩证的科学技术观占有重要地位,其相关思想比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更全面、更深刻和具有理论张力。他不仅指出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后对提高效率的帮助作用,同时也指出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巨大推动作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P602)对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后对人有害性的一面,马克思的分析力透纸背:“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实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3](P580)

综上所述,就辩证科学技术观的思想性而言,马克思高明于青年恩格斯,青年恩格斯高明于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创始性的角度来看,青年恩格斯的贡献最大,因为他率先提出了辩证的科学技术观,而马克思是步其后尘者。

5.提出合乎人性的经济制度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人类社会未来的制度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解释千差万别,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外在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忽略的则是其最内在的灵魂性内容:这个制度必须合乎人性。

写作《十八世纪》一文时,恩格斯的年龄二十三岁,他对未来人类社会制度的洞识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7](P95)一种制度要合乎人性,首要的前提是给人以自由,不让人自由的制度无论有多么诱人的名称,都是青年恩格斯所要极力反对的。

青年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显然强烈地影响了马克思,以至于他除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一再申明这一思想外,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地展开了这一思想:“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P928—929)

虽然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所论述的是同一思想主题,但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能被直接地感受到。青年恩格斯的侧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制度性的关系,而马克思的侧重点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社会制度性的关系。就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青年恩格斯无法与马克思相比,但有一个区别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创始性意义上,青年恩格斯领神蕴之先,马克思则用更深刻、丰富和系统的思想扩展紧随其后。

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已如上所述。这些影响促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忽视对青年恩格斯文献的研究会铸成大错,巴加图利亚的观点是鲜明例证。他并非有意为恶,但文献关注范围的狭小使他得出了错误结论。这告诫我们,禁绝巴加图利亚式的妄加猜测,以文献为依据说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正途。另外,以“断裂”方法为指导,过分刚性地区分“成熟”与“不成熟”,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误入歧途。

2.在创始的意义上,即在率先提出话题的意义上,青年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马克思是跟进者和受益人。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老年恩格斯同样能提出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哲学思想。

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意义上,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起点、奠基石和研究范式,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使这一思想成为融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一炉的理论体系。

4.在传播的意义上,中年以后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终结者,这与他对哲学的刚性理解——真正的哲学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有直接关系。他把经济哲学思想归到政治经济学中去了。

5.提出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问题,是言过其实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应有如下两项内容的专有位置,则是合理正当的要求: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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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响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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