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之道——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创始人黄永军海外出版的实战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之道论文,走出去论文,创始人论文,实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经典的创业故事，不同的是它除了主人公的白手起家与艰苦奋斗，更与“中国”和“文化”紧紧相扣。
故事的主人公是黄永军，十二年前只是一个在京城寻找人生方向的“北漂族”。幸运的是，他赶上了90年代末期我国民营书业的勃兴热潮，但是那时他所接触到的“出版事业”，不过是给京城里的出版社打打下手。2001年，已经熟谙国内出版业行业规则的黄永军成立了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2年，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夯实了国内的经营基础；2008年11月，黄永军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他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New Classic Press(新经典出版社)。New Classic Press总部设在伦敦，在英国出版重镇爱丁堡设有办事处。这是第一家由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出版社，黄永军因此被称为“中国民营书商海外成立出版社第一人”。
时至今日，立足于海外市场的新经典出版社已经出版105部英文版图书，实现海外销售收入1000万元。黄永军计划三年后每年出版300种外文图书，销售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
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大命题，黄永军身体力行地对这个命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试图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民营书商“彻底”“走出去”的案例来诠释和探析民营书业“走出去”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和重要意义。
民营书业，何以“走出去”
这个时代对图书出版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作为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传统图书出版业正在遭遇数字化、电子商务、个性化出版等新兴传播技术、新兴商业业态和消费者阅读行为及习惯变革的种种挑战。据英国《书商》报道，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和英国的图书销售额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第一季度的图书销售额为3.24亿英镑，同比下降3.1％；美国图书市场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下滑速度几乎是英国的3倍，从去年的1.78亿英镑减少至1.62亿英镑，同比减少9％[1]。2011年，先是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博德斯集团在2月16日申请破产保护，宣布将在接下来几周关闭旗下600多家书店中的大约30％[2]。日本出版物研究所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出版业已连续6年呈现下滑态势，2010年书籍、杂志的销售总额与前年相比减少608亿日元，下降幅度达3.1％[3]。在这样的变革下，应对新的变革和挑战进行战略调整才是诸多出版企业的当务之急，因此中国民营书业对“为什么要走出去”的回答其实并不容易。
1.“走出去才知道什么是爱国”
“走出去才知道什么是爱国。”黄永军回忆着多年来在海外打拼的经历。当黄永军面对一些对中国文化的好奇、误读甚至是误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你身处异乡时，代表的已经不只是自己，而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尽管黄永军总是尽可能自豪而骄傲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一切，但是他深深感到中国和中国文化必须要以好的文化产品形态传播出去，而这样的文化产品却是如此匮乏。通过优秀的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激发了黄永军“走出去”的内在动力。
2.“走出去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繁荣”
2007年黄永军第一次参加国际性书展——意大利版权交易会时就发现国际图书市场完全被外国图书占据，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并且有着独树一帜的汉语言文化的文化大国，竟然只有非常少量的图书能够参与国际性图书的竞争。黄永军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中国图书商人必须做点什么。
黄永军感慨着：“一百多年来，美国梦、欧洲梦甚至新加坡梦、日本梦，诱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背井离乡。但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怀揣中国梦的外国投资者大批进入中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是文化和图书走出去最主要的动力。我们的书赚的就是这些‘中国梦’粉丝的钱。”
黄永军满怀憧憬：“今后世界的中心就在中国，一定要用一种战略眼光看问题。很多西方人对来中国投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而且国外书店里关于中国的书很少。所以我就敢投资，就敢把我这些年赚的钱不间断地投进去，哪怕近期没有什么回报，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好时代，我们能够走出去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繁荣”。
3.“国内竞争培养起来的市场眼光要延伸到国际市场”
中国的民营书业尽管十多年来身处灰色地带，在夹缝中生存，但却依然能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其对市场的敏锐和长期市场竞争的磨砺。
黄永军自1999年在京城涉足图书出版业，经历了2000年的损失惨重后起步。2001年，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出版定位——出励志类、实用性图书。随后黄永军出版的《认识你自己》使他挖到人生第一桶金。此后，《敢想敢做》、《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得到做得到》、《做简单快乐的人》、《永不放弃》等系列图书成为畅销书，黄永军最大限度迎合市场需求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逐渐形成品牌。2004年，黄永军投资成立的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现了从每年80个图书品种扩展到每年200个图书品种的飞跃。
在政策、资本和渠道优势的逆境中，培养了民营出版商敏锐的市场需求判断力和风险预测能力。同时，激烈的角逐中无情地淘汰了靠剪刀加糨糊、盗版、翻印成为第一批暴发户的不法书商，而注重选题策划和图书品质的高素质书商则获得了应有的市场地位。这一点，无疑是支撑黄永军信心的重要原因。
4.“走出去意味着开拓一个蓝海”
走出去意味着什么，黄永军的回答简单而坚定：“走出去对我们意味着开拓一个新的蓝海市场”。他坦言，“当你用英语面对西方世界出版的时候，你的视界一下子变了，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全球市场”。资本对市场的追逐直接而有力，也是民营书业敢于承担风险走出去的重要内在动力。
对比《狼图腾》和《论语心得》等通过版权输出的方式走出去，黄永军完成的是机构输出——把出版社建到国际出版市场腹地伦敦，直接用英文出版。黄永军认为：“版权输出只能赚到版权费，但是更多的销售回报却落到外国人腰包里。我们自己卖书，能赚更多外汇。而且中国人做自己的图书肯定比外国人买版权过去做更用心。”
民营出版“走出去”，何以生存
对于一个民营书商，迈出“走出去”的步子何其艰难，当年黄永军筹备在英国注册新经典出版社的时候，许多出版界的同行认为他“太膨胀了”、“太冒险了”、“简直是在烧钱”。毫无疑问，“走出去”不仅仅要有勇气和信心，更要懂得生存的法则。黄永军的探索和实践告诉我们，这套生存法则至少包括对以下四个问题的解答。
1.中国出版能提供什么样独特的价值？
有人评论，传统出版早就问题重重。其实在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出版商必须要考虑内容打造和创新能力是否在丧失，因为出版企业的核心价值不是印刷和发行，也不在于用传统纸还是用电子纸，而是为读者创造内容并由此获利。走出国门的黄永军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第一要务是要思考能够为外国读者提供什么核心价值。
曾经有人把中国图书出口的热点归结为“老少边游”四个字——传统文化、少数民族、边疆风貌、旅游指南。新经典出版社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文化”在外国人的眼里往往是“程式化”和“符号化”的，这使得出版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去迎合读者的这种刻板印象。在新经典目前主要推出的54本书中，也不难看出“老少边游”的迹象。在这54本书中，占比例最高的是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手工艺品等介绍传统艺术的题材，共18本，占32.7％；另外中国医药与美食、中国功夫这类题材也涉及较多，分别达到了20％和9％。但不同的是，黄永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否只有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财富，当代中国的社会与发展能否体现又如何体现？
通过仔细的调研，黄永军发现许多老外不仅想了解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更想了解中国的现实发展，渴望解开中国迅速发展的谜底。近年来，国际出版界对中国社科类书籍的需求明显增大，而阅读中国的社会科学著作是解答中国何以崛起的首选途径。在这个调研结论之上，黄永军不断探索中国图书能够提供给海外市场的核心内容价值。2009年4月的伦敦书展，黄永军推出了首批“中国系列”，这是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经济的图书，包括《思考中国——中国成功发展的秘密》、《投资中国——全球商业领袖谈中国经济》、《赢在中国——全球500强企业CEO谈在中国投资》。这三大图书品牌，每本定价近16英镑，三天展览过后，订出去一万多册。来自欧美、中东等国家的发行商对“中国系列”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充分印证了黄永军的判断。
从中国传统医药、中国传统艺术、中国古代哲学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黄永军的出版题材无疑更加丰富且充满现代性，而市场的反馈也给予了他进一步在题材上创新的动力。但黄永军也看到了其中的不足，他认为围绕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展开的“中国系列”尽管吸引了一部分读者，但还只是对中国社会表层现象的介绍，而下一步还应该洞悉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改革发展的特点，才能让西方世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模式”与“中国气魄”。
“出版市场不能仅靠喊口号来生存，要贴近西方读者的需求，才能做到内容为王，而现在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早已不止停留在文化现象表层了。”因此，2011年4月的伦敦书展，黄永军推出《中国模式》、《中国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人和一个党——毛泽东怎样改变了中国》等一系列代表中国主流声音的高层意识形态问题类书籍。《中国模式》回答了许多人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中国改变世界》讲述了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怎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个人和一个党——毛泽东怎样改变了中国》以大量图片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是怎样领导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这对西方读者客观理解中国的变化是一个有力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正面回答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曾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共那样丧失执政能力。该书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13个谜底，并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做了深刻的剖析。
此外，黄永军还选择和尝试高端学术类书籍，他解释道：“首先，我看到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发展起来，国家十分重视学术文化在海外的推广，所以我们出版学术类书籍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其次，我从一些外国朋友那里了解到，他们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一般作家的作品没有说服力，政府背景的书又过于严肃。他们喜欢学者的书，因为学者比一般作家的思想更深邃，又比政府背景更亲民。”
《哈佛看中国》就是黄永军推出学术书籍的开门第一炮。黄永军对这本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在美国有很高的地位，这本书云集了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流学者，这些位于学术制高点的学者对中国全方位的了解与研究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的见解不仅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政策。”
从浅显的中国菜谱、中国功夫和中国医药，到在中国的经商世道、投资之道，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精髓，又及至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解读……黄永军的出版选题策划顺应着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印证着中国文化由浅入深的国际传播历程。
2.中国声音怎样才能国际表达？
跨文化传播需要解码，中国声音的传播要实现“世界表达”也必须要经过国际化的语言、内容和形式的解码过程。在黄永军看来这个过程至少包括这样三个关键的环节。
其一，翻译的门槛。
“翻译可以杀死一本书”，这也是黄永军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翻译的原因。只有最地道的国际化语言，才能获得国外读者的认可。在重金聘请翻译的同时，黄永军也创造了自己的“捷径”。他先找国内的“中国通”翻译，然后请著名专家学者对译稿加以润色、审核。这样既可以保证图书的翻译质量，又可以节约成本。所有一切的努力，只有一个目标，即黄永军在访谈中不断重复的“我们要让中国声音，世界表达。”
其二，内容的转换。
阅读是一种思维活动，中西文化的差异必然引起阅读图书过程中的一定障碍，因此中国图书要实现“国际表达”除却语言的翻译外还有内容转换。黄永军在这方面的探索包括采用漫画配文字的方式阐释中国医药、孔孟思想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采用中英文双语介绍中国著名旅游景点；采用穿插大事记和小资料的方式对历史性跨度较大和专业水平较深的文章进行背景资料补充等等。翻开新经典出版的《老子的智慧》和《中国养生》，西式风格的漫画插图补充了语言翻译难以实现的形象思维解读，同时也使深奥的传统文化更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中英文双语的《中国旅游》无疑是“老外”游中国的必备工具书。黄永军解释：“之所以采用双语，英文是给外国人看的，中文是给指路人和出租车司机看的。如果只考虑外国人的英文阅读需求，他们拿着这本书问路的时候，给他们指路的中国人又看不懂了。”《思考中国》和《赢在中国》在书稿基础上添加了历史大事记和小故事、小资料卡等补充性内容，让具有社会历史背景的大事件更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总而言之，黄永军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内容转换的目的就是“给西方读者呈现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实的中国，让中国声音更好地以国际形式表达和传播开来。”
其三，装帧的差距。
所谓“世界表达”，其实并不仅限于语言，还有图书的“外貌”。黄永军用实践证明，在海外图书市场中，精美的封面和装帧绝不是浪费成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外国出版人拿着一份New Classic Press的图书征订目录，惊讶到：“中国人竟能做出如此漂亮的英文图书，真让人佩服。”黄永军后来解释说：“新经典所有英文图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在英国设计的，每本书的费用是700英镑左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国际化，引领中国图书走向海外的潮流。”
尽管封面和装帧只是图书的外表，但在琳琅满目的书店中要想被读者一眼看中，独特的外表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国外市场，一个完美的封面就是对书中中国文化的最好阐释，能否抓住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就靠这“第一眼印象”。对于一些同行的后知后觉黄永军感到非常遗憾：“我看到一些较大规模的国内出版社伦敦分社的仓库里堆着很多卖不出去的图书，它们许多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封面和装帧。这样的书别说在国外市场，放到国内市场都不会有人想看。”
3.中国的文化产品怎样完成本土化经营？
把出版社建立在伦敦对黄永军来说意味着“彻底”地“走出去”，这就需要进行本土化的经营与运作，需要深入了解国际市场特点和对方的国际战略，建立高效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才能赢得竞争。黄永军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在国外要想获得主流身份，开中餐馆肯定实现不了。我们既然选择了出版业，就必须全身心融入西方社会，在不断与西方商人的合作中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获得主流地位。”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更为缺乏的是能被西方同行和读者认同和接受的推广营销网络。黄永军回忆起最初开辟市场时的经历：“欧美国家对图书的宣传和发行渠道非常严密，我们自己去做，费力不说，根本不可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即便能勉强被接受，出版物通过与国际专家合作策划推广肯定比中国出版商独立策划推广的市场影响力更大。
为了让“中国系列”图书成功通过市场的考验，在选题策划方面，黄永军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充当渠道拓展、顾问和选题策划，寻找一些在国际上有声望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合作。在发行上，他与英国最大的发行商之一——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合作，使新经典的图书进入英国主流的发行渠道，旗下图书开始出现在英国各大正规书店。在宣传推广上，黄永军请来英国本土专业营销公司全程规划“中国系列”的宣传工作。
4.中国品牌如何确立和推广？
在产品的种类并不算丰富，品牌也不被人所知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产品如何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并确立品牌，黄永军最为看重的是世界性的出版展会。2006年以来，黄永军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世界出版盛会，从一个参观者，到联合布展，再到隆重参展，黄永军借助世界出版盛会的平台充分展示了自己，赢得品牌影响力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思路和启示。
早在2007年，黄永军远赴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黄永军全面考察了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出版市场，获得了对国际出版市场的第一手信息。新经典出版社在英国本土成立之后，黄永军开始备战各种书展。
2009年4月黄永军参加伦敦书展，推出首批“中国系列”——《思考中国》、《投资中国》、《赢在中国》三大图书品牌，收获了一万多册的订单。2009年10月，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成功入驻8号英美馆。主打产品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主要有《老子的智慧》、《论语的智慧》、《功夫中国》、《美食中国》、《中医养生的秘密》等。此次书展，他的英国新经典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签订了46项版权协议，创下中国外文出版社开拓英国市场的历史新高。英国出版协会跨国主管艾玛和英国议会议员、文学部主管劳拉女士参加了签字仪式。
2010年4月，黄永军参加伦敦书展。黄永军在此次书展中斩获颇多，不但接到了来自英国本土和欧洲、非洲、中东、新加坡等地的订单。并且与上一次伦敦书展相比，这次新经典带来的图书品种丰富了不少，涉及中国武术、中医、国画、民俗及美食等方面。
2010年10月，黄永军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参展的56本图书集中将中国文化的精华以外文版图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图解老子的智慧》、《图解孔子的智慧》以西方人喜欢的漫画方式，轻松幽默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考中国》、《投资中国》、《赢在中国》、《财富中国》抓住西方人对中国经济的浓厚兴趣，以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市场、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10分钟学会太极》、《10分钟学会武术》、《10分钟学会气功》、《10分钟学会中医》、《手疗治百病》、《足疗治百病》、《中医按摩操》抓住外国人对中国国粹的好奇心理，以最简明易学的方式予以阐述。来自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印度、波兰、捷克等国的出版商对新经典的图书非常认可。
2011年4月，黄永军和他的新经典参加伦敦书展，推出《中国模式》、《中国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哈佛看中国》、《一个人和一个党——毛泽东怎样改变中国》等一系列代表中国主流学者声音的学术畅销书。
“走出去”之道
黄永军和他设立于英国本土的新经典出版社是民营书业在国外投资设立出版机构并获得成功的第一例，有媒体报道称“黄永军的一小步，中国出版的一大步”。而事实上，目前为止能够真正“走出去”的文化企业还少之又少，因此黄永军的这“一小步”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
1.黄永军的实践，贵在以独特的方式去尝试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近年来我国在对外传播方面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现有的解决思路来看，提高中国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的解决路径包括：进一步扩大主流大报发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广播电视媒体的覆盖面积和增加传播语种；在世界各地设立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图书期刊进入更多国家的公共图书馆等等。这样的发展思路固然没错，但却较为传统和封闭，缺乏对国际市场真实环境的考量。
而黄永军及其海外市场实践，则是在真实的国际传播市场环境下，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由内而外地考虑如何去阐释和解析“中国文化”，最初出版的以“中国菜”、“中国书画”、“中国功夫”、“中国医药”、“中国古代哲学”为主题的书籍，固然迎合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但在打开市场的同时缺乏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度解读。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中国模式”系列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性，更切合国外社会主流人群和商务人士的阅读需求，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理解和阐释层次上的飞跃。这样的飞跃以现代的视角，更全面而亲和地去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比起简单的宣传和说教，更容易直达受众的内心，起到更好的效果。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民营书商以一己之力所探索出来的提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2.黄永军的实践，贵在“走出去”、不留退路的毅然决然。
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路径非常丰富，其中包括版权输出、合作出版、机构和资本输出等。其中尽管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方式在目前图书出口的比重较大，但是这种“走出去”方式或者是满足于版权卖出去就大功告成，或者更多依赖于外国出版社的制作和渠道，产生的最重要问题是中国出版社很少能够完全参与到核心业务的经营中去，出版社远离真正的海外市场，因而也不了解市场的真正需求，无法保证图书出版的市场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而资本输出和机构输出最大的不同，则是直接投资在海外建立出版机构，以独立出版商的形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相较于版权输出和产品输出，这种走出去的方式更能够直接而快速地与国际市场竞争规则接轨，更快地掌握“国际游戏规则”。
当然，不同的“走出去”方式所承担的风险也并不相同。版权输出多停留在“卖出去就完了”的状态，对国内出版社而言并不承担风险。毫无疑问，资本和机构输出所承担的资本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是最大的。作为一个民营书商，黄永军能够掌控的资本和资源非常有限，他拓展海外市场的基础无非是以自己多年的积累作为资本投入到“新经典出版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黄永军的海外出版社经营可谓克勤克俭，但是每年运营这家出版社的花费也要达到20多万英镑，黄永军说“尽可能的降低成本，但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对于自己海外的经营，黄永军曾这样评价：“我比较欣慰。首先我的书已经推出而且得到了认可，第二点国内很多人支持我。第三我发现越做思路越广，想的就越大。人不能为了出书而出书，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很重要。但是我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我依然是以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效益。很多人问我，你出去赚不赚钱？我说不赚钱我出去干嘛？”
黄永军也感叹很多国营出版社坐享资金、版权等等优势却发展乏力，就是因为他们缺少生存的压力，而民营企业则是自力更生，不进则退。“我自己在国外建出版社没要过国家一分钱。”勇于承担风险，彻底的走出去是黄永军通过实践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可以说，“走出去”战略要取得实效，政策导向上也更应该推动“直接”走出去，从简单的“扶持”产品出口到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发展动力。只有中国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才能打响品牌，赢得品牌价值。同时，只有中国企业家亲身经历了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在国际性投资中掌握充分的市场信息，以保障“资本输出”的安全收益。
3.黄永军的实践，贵在融入国际市场的精耕细作。
黄永军被国外出版同行评价为“以西方的运作理念在输出有着西方思维模式和中国面孔”的国际出版商。支撑这个面孔的内核是黄永军在国际市场上品牌战略、内容产品、国际表达、推广营销等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经营和市场策略。
黄永军的品牌战略目标是“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表述”，争取打造出既具有中国气派，又符合现代精神的国际化图书品牌。渠道策略则是抓住营销制高点，牢牢把握主流人群和高端平台，通过这些制高点来推广自己的品牌产品，以持续长久地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产品的内容策略方面，黄永军不断调整图书选题方向以适应变化中的市场需求，同时结合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发展进程，由浅入深推出几大系列图书。为实现“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黄永军探索并突破了语言翻译、内容转换和装帧设计三道门槛。
产品国际化的同时，“走出去”的内涵更在于经营本土化和品牌国际化。黄永军为民营文化企业“走出去”做出了表率——机构输出并在国际市场上借力成熟的发行渠道进入主流出版业；紧紧抓住每一次国际性展会提供的市场交流沟通平台，蓄力勃发内容精品，精心打造品牌形象。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曾评价黄永军“敢想敢干”。积极融入海外市场是许多文化企业家共同的目标，但缺乏突破陈规的勇气和战之能胜的商业策略。黄永军和新经典出版社的实践探索不失为一例典范。
注释：
①资料来源：百道网http://bookdao.biz/article/20896/。
②资料来源：全国出版物发行信息网http://www.cpin.com.cn/html/2011/02/17/660725.html。
③资料来源：新华网读书频道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1-02/03/c_1210495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