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汉学若干问题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俄国论文,刍议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4-0074-08
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汉学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的古典汉学阶段。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汉学都经历过一个这样的时代。笔者虽然不曾见到有人给古典汉学下过一个精确的定义，但觉得它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在研究对象上以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为主，在研究方法上多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基本上不分科的全面研究，在汉学人才的培养上则重视通才式教育模式，进行多语种、多学科的综合训练。也就是说，在古典汉学时期，汉学家必须是通才，如果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则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之所以将帝俄时期的汉学称之为古典汉学，就是因为它具备了上述的所有特征。而之所以作如此界定，主要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俄国汉学的特质，以便与苏联新汉学以及当代俄罗斯汉学区分开来。
俄国汉学除了具备欧洲古典汉学的一般特征外，在许多方面又与西方汉学不同。在本文中，笔者拟就俄国汉学史分期、汉学研究特点以及俄国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一、俄国汉学史的分期
尽管俄罗斯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本国汉学史的研究，然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角度、方法以及依据文献上的差异，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期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也将此问题作为中俄文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综观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俄罗斯方面以斯卡奇科夫、尼基福罗夫、米亚斯尼科夫和舒碧娜的看法为主，而中国学者则以孙越生和蔡鸿生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俄国第一位致力于全面研究俄国汉学史的是斯卡奇科夫。他在《俄国汉学史略》的前言中将俄国汉学分成了这样五个时期：1608-1727年、1727-1805年、1805-1860年、1860-1895年、1895-1917[1] (pp.10～11)。他将1608年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派遣使节到阿勒坦汗驻地、1727年《恰克图条约》对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法律地位的确定、1805年戈洛夫金使团使华无功而返、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在华利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作为各个阶段的分水岭。不难看出，斯卡奇科夫的分期更多地是以中俄关系的演变作为参照，而对于研究内容和学术方法的演变重视不足。这对于一种学术史的分期而言，未免太过片面。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中国历史专家尼基福罗夫就在其撰写的书评中对斯氏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我们大体上可以同意这种分期，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以上所列作为各个阶段起点的那些年份与一般的历史分期不大相符，需要进一步争论。比如，为什么是1608年，而不是1618年(彼特林使华之年)；为什么是1805年，而不是1828年(比丘林首批著作开始出版之年)；为什么是1860年，而不是1855年(汉学集中于圣彼得堡大学之年)；也许，重要的不是汉学史上没有大事发生的1895年，而是1899年(海参崴东方学院开办之年)。只有1727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开始研究中国之年)作为一个时代界线不会引起争议。”[2] 这样，两位俄罗斯汉学史研究的权威便首先在分期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尼基福罗夫虽然不同意斯卡奇科夫的观点，但他始终没有清晰提出自己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斯卡奇科夫并未按照自己的分期方法排列《俄国汉学史略》的章节。他将全书的主体内容分成了六章。第一章：俄国与清帝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确立以及俄国汉学的诞生；第二章：俄国科学汉学的形成；第三章：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第四章：从传教士团到大学；第五章：王西里与俄国民族汉学学派的形成；第六章：世纪之交。从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方案，即以汉学代表人物作为各个阶段的象征，如“比丘林时期”、“王西里时期”等。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1974年发表《我国汉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期主张。需要说明的是，斯卡奇科夫在1964年就已去世，其遗著《俄国汉学史略》直到1977年才出版，米氏的文章尽管在发表时间上为早，笔者依然将斯氏的分期排列在米氏之前。他将17和18世纪作为第一个时期，这一阶段俄国使节积累了一定有关中国政治和地理方面知识，而后第一批汉学家开始研究大清帝国的汉、满及其他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9世纪前期，其标志包括新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社会经济进步促进了科学事业发展，亚洲博物馆建立以及比丘林学术活动的开始。第三个时期为1860-1895年，标志是俄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对汉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895年到1917年为最后一个时期，理由与斯卡奇科夫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米氏的分期与斯氏有很多相似之处。米氏在文章的开头就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难度：“确定一系列包括汉学在内的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产生的时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3]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孙越生就俄国汉学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将俄国汉学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准备阶段(俄国汉学形成期之前的17世纪)、引进阶段(指1724年彼得一世下旨建立皇家科学院，邀请拜耶尔来俄后对西欧汉学的移植，郎喀通过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获取西方汉学著作等事实)、僧侣阶段(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到1861年俄国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学院阶段(以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成立为标志到1917年)。这种分期方法从考虑问题的角度上来说显然要比斯卡奇科夫全面，在顾及中俄关系发展特点的同时，对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与尼基福罗夫先生的意见相吻合(比如以1855年为一界点)。但是，各阶段的重叠是孙先生方案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孙先生对此的解释也颇有说服力：“俄国中国学的引进阶段与本国中国学民族学派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必然有一个相互交错和此长彼消的推移过程，很难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学院阶段的开始，“必然会与僧侣阶段有一个时间上的交错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基本上可以1855年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这个全俄最大的中国学中心为标志”[4] (p.7)。因此，“交错性”成为孙先生分期法的一大特点。笔者以为，虽然孙先生的分期从年代上不似斯卡奇科夫的方案明确，但却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俄国汉学研究主体的变化特征。
此外，雅罗斯拉夫尔大学舒碧娜教授在通过互联网刊布的一篇文章[5] 中，对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科学研究活动进行了分期。她认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为第一个时期，又叫翻译时期，或俄罗斯认识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形象开始形成的时期，代表人物是罗索欣、列昂季耶夫、阿加福诺夫、格里博夫斯基、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和利波夫措夫等。第二个时期从1820年到19世纪中期，此乃以转述中国典籍为主要形式的科学研究时期，代表人物是比丘林。第三个时期为19世纪下半期。作者称这个时期为在中国及其边疆地区研究领域创作综合性著作的时期。代表人物包括王西里、巴拉第、赛善和孔气等。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初为第四个时期。作者认为，尽管这个时期传教士团中已不再有世俗人员，但伊萨亚、英诺肯提乙等继续从事汉俄词典编写工作。实际上，舒碧娜在自己的方案中将传教士团的汉学研究分成了翻译、编译、研究、编写词典四个时期。舒碧娜的研究视点尽管不包括俄国本土的汉学，但其从传教士团成员汉学著作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来思考该问题的做法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俄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一定启迪。
通过分析以上几种主要的俄国汉学史分期法可以发现，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了结论上的差异，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作为一门学术，俄国汉学无论是诞生，还是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俄国汉学史虽然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要在这条本身就曲曲折折的线做上几个精确的刻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孙越生强调的“交错”，大概就是这种无奈的表现。但是，研究学术史，分期是必要的。因为要全面认识俄国汉学发展史，绝不能离开阶段性考察。对俄国汉学史进行分期，需要全面考虑与之相关的所有重要因素，诸如中俄关系、俄国社会思想状况、俄国东方学和汉学研究的特点、汉学家个人的学术道路、国际汉学发展轨迹等等，同时将汉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想上的嬗变作为重要的参数加以考虑。在这方面，蔡鸿生先生对比丘林和王西里这两位重要汉学家学术贡献的评价最能体现俄国汉学作为一门学术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如果说，俾丘林曾使俄国汉学民族化，那么，王西里则从理论和方法上把它近代化了。”[6] (p.82)
综合前人在该问题上的探索和观点，笔者以为可将俄国汉学史分成四个时期：
17世纪——前汉学时期。尽管彼特林、巴伊科夫、斯帕法里和义杰斯及其他来华使节大都未能完成其最初的使命，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所撰写的使节报告或旅行日记很快被欧洲学界所认可并译成了各种文字，促进了俄国乃至欧洲对中国的了解。然而，由于不通中国语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式的，对中国的描述也是停留在表面，对中国思想文化内容反映较少。就俄国汉学史而言，这一时期基本上处于中国信息的积累时期，远未达到从事汉学研究的程度。但是，俄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多次直接交往过程中意识到了学习汉满语对于发展两国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使节们所积累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构成了俄国汉学形成的土壤，促成了俄国汉学的萌芽。因此，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俄国汉学史上的前汉学时期。
18世纪——古典汉学的创立。以修士大司祭伊腊离宛为首的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于1715年来到北京，为在17世纪80年代中俄雅克萨战争后被俘获到北京的俄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两国于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不仅规范了双边贸易秩序，也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合法性。其中随团派遣世俗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的条款对于俄国汉学的肇端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俄国人便在北京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汉学研究基地。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大量欧洲中国题材作品在俄翻译出版、兴盛的中国贸易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行“开明专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一股独具特色的俄国“中国风”随之兴起，从而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背景。1725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建立，大批欧洲学者被俄国政府邀请到俄国工作，其中也包括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拜耶尔。拜耶尔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用拉丁文出版了其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中文博览》。郎喀购买的第一批中文图书，奠定了俄国汉学藏书之基础。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的罗索欣、列昂季耶夫、阿加福诺夫、弗拉德金等早期俄国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满汉典籍，为俄国汉学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单说罗索欣，现在已知遗有30部译著。其中最重要的有《资治通鉴纲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异域录》、《大清一统志》、《二十四孝》、《名贤集》、《三字经》和《千字文》等。1756年罗索欣接受政府任务，开始翻译《八旗通志初集》。他在生前翻译了五卷，其余十余卷由列昂季耶夫译出，于1784年出版。俄国早期汉学家在从事满汉经典翻译和介绍的同时，还进行了满汉语教学的可贵尝试，谱写了俄国汉学史的第一章。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古典汉学的民族化。俄国汉学的民族化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改变了机械翻译的研究方法，而代之汉学家按照俄国社会和读者的需要编译中国文献；其次，俄国汉学达到了与西方汉学相当的发展水平。俄国汉学家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欧洲语言，意味着俄国汉学与国际汉学界平等对话和交流时代的到来。由于俄国与西欧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依据文献的不同，俄欧学者间不断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论，俄国民族汉学的形象和地位开始在国际汉学界确立。1812年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促使俄国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在思想和文化界挑战西方价值体系成为一股潮流。作为俄国人文科学一部分的东方学科，自然也在受影响之列。比丘林不仅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这门学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兴趣广泛，对中国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介绍和研究，共发表著作60余种，对于改变俄国社会对中国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俄国汉学著作从比丘林开始，不仅为文化和学术界所认可，影响也不断扩大。比丘林在恰克图的汉语教学实践以及为此而编写的《汉文启蒙》在整个19世纪都是俄国大学汉语教育的主要教材。在这一时期，俄国汉学在研究对象上更加明确了，研究内容上更加系统了，研究方法上更加成熟了。1837年成立的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以及1844年满语课程的开设，昭示了创建独具特色的俄国汉学大学教育体系进程的开始。第一位汉语教授西维洛夫和第一位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在从事汉语、满语和中国历史课程的教学之余，还完成了《道德经》、《四书》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编写了满汉语词典。此外，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科瓦列夫斯基也在中国历史、语言和蒙古学等领域为俄国汉学的民族化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下半期到十月革命爆发——古典汉学的近代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中俄关系翻开了令人痛心的一页。沙皇政府借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机，疯狂侵吞我国领土。在这种情势下，俄国汉学研究和教育为政府对外政策服务的使命更加明确，许多著名汉学家都曾为沙俄侵略中国效过力。在这一时期，俄国汉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极盛、衰微、变革等几个不同的阶段。1855年，俄国本土汉学基地从喀山大学迁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得到了俄国政府更加有力的指导和资助。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大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和巴拉第。孔气、杂哈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等也均在不同的汉学领域取得重要成绩。近代化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最主要特征。“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领”[7] (p.6)。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以及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学术研究方法在俄国汉学著作上打上了烙印。俄国汉学家在继续重视原典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以实地考察成果来进行学术补证。巴拉第之赴东北，王西里之赴新疆，孔气之赴京郊都是鲜明的例证。这与比丘林时代局限于中国文献编译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外，俄国汉学家研究对象也从中国历史、儒学、地理和国家体制扩展到了宗教、经济、农业、人口、天文和医学等领域。无论在汉学家的著作中，还是在大学的汉学教育过程中，汉学学科的分化愈来愈明显。从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开始，俄国汉学家开始对俄国汉学的命运以及发展趋势进行反思[3]。与比丘林对中国理想化的倾向相反，这一时期的汉学家有着更多的批判精神。尽管王西里彻底否定正史、以怀疑和批判为主要特色的汉学研究与巴拉第在翻译《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皇元圣武亲征录》和《圣武记》时所体现的严谨而翔实的考据在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究其实质而言，其学术方法都已经从比丘林时代的信古发展到了近代的疑古、释古阶段。总之，19世纪下半期，虽然俄国汉学遭遇到许多问题，但没有停止其近代化的步伐。十月革命以后，以阿理克为代表的苏联汉学家又将经历近代化进程的俄国汉学引领到马列主义道路上来，从而完成了从俄国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的历史性过渡。
二、俄国汉学的特点
俄国汉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是实用性。不单是汉学，全部的俄国东方学科都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俄国印度学家米纳耶夫曾说：“在我们俄国，对东方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也不能是抽象的。我们距离东方太近了，因此绝对不可抽象地研究东方。俄国的利益始终与东方密切相关，我们的东方学因而也不能不体现出实用特征。总之，对于俄国学者而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的东方，都不该成为科学探索静止而绝对书面的对象。”[8] (p.15)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汉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科学。对于汉学应该为学术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建立之前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就整体而言，实用主义的汉学一直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恰克图条约》第5款的问世，外务衙门开办的满汉语学校，1818年对传教士团的新指令，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科的最初办学宗旨，以及俄国外交部、圣务院等部门为俄罗斯馆每一个传教士和学生制定的指令，无不从维护和扩大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随着19世纪下半期俄国在远东地区殖民进程的加速，为俄国外交、外贸、军事等部门培养汉、满、蒙、藏等语翻译成为俄国汉学教育的中心任务。当圣彼得堡大学一时间难以满足这种需求时，便在海参崴建立了另一个汉学人才培养基地，以便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直接派学生到中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如此，在汉学研究方面亦然。比丘林称他翻译《蒙古律例》的直接动机就是“对治理俄国的游牧部落有所裨益”[9]。当俄国开始侵略我国北疆之时，巴拉第放弃了一度令他痴迷的佛教研究，转而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甚至亲赴乌苏里江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7] (p.5)。在利用汉学达到最大收益方面，较英、德两国而言，俄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米亚斯尼科夫写道：“如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俄国汉学是为适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俄中各段边界的形成以及贸易往来都要求具有专业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俄国与大清帝国关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革命前俄国人文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总的发展进程，始终对汉学发挥着影响，并决定着汉学的性质。”[3]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
第二是官方性。所谓官方性是指俄国汉学始终具有浓郁的官方或政府色彩。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自成立之初便成为俄国政府的一个特殊驻京机构，搜集情报是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早在1737年，罗索欣就因将他在北京获得的皇舆图提交俄国参政院而获得了加薪和晋级的奖赏。1745年以后，传教士团被置于外务衙门的领导之下，“由于俄国在华没有官方代表”而开始履行“某些外交职能”[10] (p.46)。一直到1861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立之前，传教士团事实上起着俄国驻华使馆的作用。特别是1819年俄国外交部成立亚洲司，进一步加强对传教士团的领导。即使在1861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立之后，俄罗斯馆的汉学家们也没有停止履行为俄国政府收集情报的职责。巴拉第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向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些汉学家甚至直接以翻译或官员的身份充当了俄国侵华势力的马前卒。如恰克图华文馆教师克雷姆斯基曾做过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武装航行时的翻译，晃明参与了《中俄天津条约》正式文本的翻译。在《中俄北京条约》谈判中，固礼甚至取代伊格纳季耶夫，成为俄方的主要谈判人，谈判地点就在固礼的南馆僧房。一部分汉学家还在俄国外交部门担任了重要官职，如孔气和明常分别担任过天津总领事和塔城首任领事，杂哈劳先后任伊犁领事和总领事，孟第也曾做过天津领事。亦学亦官是帝俄时期许多汉学家的人生轨迹。当然，在西欧汉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英国的威妥玛和德国的福兰阁等，但无论从人数上而言，还是从在对华外交中发挥的作用而言，俄国都是最突出的。就连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这个“象牙塔”也与俄国官方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在1855年东方系成立之时，俄国外交部就每年给予3000卢布的津贴，汉、满语教授王西里长期做过外交部的兼职翻译。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科学进入学院阶段的标志，一是教育与教会分离，二是教育与官僚政治垄断分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圣彼得堡大学的汉学学科，仅仅是勉强完成了第一个指标。因此，官方性就成为俄国汉学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这种深厚的官方背景既为俄国汉学的发展提供过支持，同时也成为汉学家自由发表学术思想和拓展研究空间的桎梏。
第三个特点是民族性。汉学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产生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学术，肯定具有其不同的“国家风格”，也就是这里说的“民族性”。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俄国汉学的民族性较其他欧洲国家表现得更为鲜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在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汉学人才培养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独特性或民族性达到了高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分期部分已有论述。俄国汉学家“直接根据中国原文文献与现实来扩大了解中国的范围，概括和总结历史事实，扬弃西欧中国学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立的面貌，在世界中国学重要行列中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地位”[4] (p.6)。俄国的专制统治、中俄和俄欧关系的发展与需要、俄国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的影响是俄国汉学民族性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四个特点是手稿多。在农奴制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俄国，科学研究环境较英、法、德等国有很大差距。一代代俄国汉学家，无不受到著作出版困难的困扰。手稿堆积如山，眼看着一生心血付诸东流成为大部分俄国汉学家的学术悲哀。从这点上讲，俄国汉学史又是一部俄国汉学家的辛酸史。这出悲剧从俄国汉学第一人罗索欣开始上演，到一代汉学宗师王西里落幕。由于大部分著作没有发表，罗索欣的名字及其汉学成就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为学界所知，王西里最具学术价值的佛教研究著作至今尘封于俄罗斯的图书馆中。俄汉学史专家斯卡奇科夫原计划在编写完《中国书目》后，再编写《俄国汉学家手稿遗产概述》。他的这种思想后来演变成为撰写一部汉学史的构想，以便全面观察每个俄国汉学家的科学成就。他所撰写的《俄国汉学史略》对俄国汉学家已发表作品与未刊手稿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书后附录的俄国汉学家手稿目录有98页之多)。斯卡奇科夫的这种研究方法得到了同时代和后来的俄国汉学史研究者的继承。米亚斯尼科夫写道：“对于在帝俄背景下工作的学者而言，这种方法是非常公正的，因为客观的原因，他们没能发表自己作品中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1] (p.5)经过近几十年来的梳理，一部分手稿已经被整理出版，如莫纳斯特列夫翻译的《春秋》、孔气的《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王西里翻译的《论语》、罗佐夫的《金史》译稿等等。苏联中国古代史专家杜曼早在1936年就开始整理出版比丘林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后来又有克立朝和戈尔巴乔娃加入其中，因工程浩大，至今不能付梓[11]。由于俄国汉学家遗留手稿数量庞大，加之年代久远，部分字迹难辨，校勘工作异常艰巨，所以现已整理出版的作品只是九牛一毛。
三、俄国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汉学家可谓功不可没。西方早期汉学著作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歌德、席勒等欧洲思想家、作家都曾通过汉学家著作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他们的思想又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那么，俄国汉学对于中俄文化交流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应该肯定俄国汉学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纵观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史，便能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在五四运动之前主要是中国文化“流”向俄国，而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主要是苏联文化“流”向中国。而中国文化向俄流布的主要中介就是俄国汉学家。阎纯德教授曾经非常形象地描绘过汉学对于文化交流的意义：“中国文化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去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异质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12] 我们可以列举出一长串的俄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字，他们都阅读过俄国汉学家的著作，并在其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文化因子”，从而滋养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早在18世纪，俄国第一代汉学家就对俄国“中国风”的形成产生过推动作用。列昂季耶夫与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携手合作，通过在后者主办的杂志上发表宣扬儒家治国思想的译文来影射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依照俄国政府命令翻译的《大清会典》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是一部强调君主至上和贵族特权的文件，有助于俄国的专制统治。而比丘林的著作更以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对驱散19世纪前期弥漫于俄国社会的关于中国的混乱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比丘林是俄国汉学史上与国内思想文化界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学家。他在出版首部汉学著作的第二年(1829年)便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荣誉馆员，从此与克雷洛夫等作家相识，经常参加奥多耶夫斯基家的星期六聚会，与更多的文化界名人建立了友谊。比丘林将自己的著作《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送给普希金使用，保证了诗人在《普加乔夫起义》中对卡尔梅克人进行了成功的描写。普希金在收到比丘林赠送的《三字经》译本后，对中国文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产生了前往中国的向往。在比丘林汉学著作的影响下，奥多耶夫斯基创作了幻想小说《4338年》，思考在遥远的未来中俄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国家后之间的关系。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在俄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他的构思与比丘林将中国现实理想化的倾向不无关系。别林斯基从比丘林的著作中看到了“身穿制服，彬彬有礼”的中国，而从德明的作品中认识了“袒胸露背”的中国。19世纪下半期，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著作在俄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与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就中国文明问题展开论战。普热瓦尔斯基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开化的民族，中国是停止发展的国度，无法接受任何先进的事物。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严厉反驳，称中国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13]。思想家索洛维约夫仔细阅读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的生活原则》，写出了著名的《中国与欧洲》等等。这些例子充分肯定了俄国汉学在两国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不应夸大俄国汉学对中俄文化交流乃至俄国思想变迁的影响。从历史文化角度讲，俄罗斯是兼具东西方文化色彩的国家。从988年古罗斯受洗，皈依拜占庭式的基督教——东正教，俄国便在接受西方世界观的同时，也接受了近东文明的成分。13-15世纪金帐汗国的统治给俄国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管理范式，莫斯科集权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但从17世纪开始，俄国逐步走近西方，到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达到顶峰。在以后的岁月中，尽管有关俄国要不要完全效仿西方的争论一再兴起，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唇枪舌剑，但始终没有改变过俄国这艘巨轮一直向西而去的大航向。因此，在俄思想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自始至终没有赢得过显著的位置。即使是18世纪的“中国风”，也不过是主要源自西方的一阵风而已。除比丘林、德明和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等少数汉学家的著作对同时代的文化人士产生过一定影响外，其他汉学家的著作似乎没有在俄国思想和文化变迁的河流中激起过浪花(也许，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曾经非常迷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但他阅读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著作大都是理雅各和儒莲等人的西欧语言译本，他在遗憾之余亲自动手翻译。此外，俄国汉学家著作出版极其困难，即使有幸出版的著作，印数也很小，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那些纯粹的学术著作的命运更加令人悲哀，比丘林的一部学术著作竟然只有一个预订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俄国民众的价值取向或阅读水平。汉学家的著作大都专业性较强，不适合大部分民众的阅读兴趣，其读者主要来自同时代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汉学著作中的信息通过俄国文化精英们的大脑加工和过滤之后在其作品中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学著作更多的是为俄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了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资料。与汉学著作相反，皮亚谢茨基、普热瓦尔斯基等俄国旅行家、探险家来华写的游记作品倒是大受欢迎，迎合了俄国读者的猎奇心态。但由于这些人不懂得汉语，对所描述的对象缺乏深刻认识，不自觉地将片面或扭曲的中国形象展示给俄国民众。19世纪下半期以后，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俄国民众了解中国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文章出自汉学家之手，更多的信息来自西方报刊或由俄国的外交官、旅行家等人执笔。由此看来，简单将俄国汉学家视作沙皇间谍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同样，轻率夸大俄国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中作用的趋向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只有对俄国汉学史进行长期而深入的探讨，积淀丰富的个案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对俄国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作出全面、公正而深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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