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政治与公民社会中西方社会党民主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及其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路径论文,公民论文,前景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媒体政治环境中社会党党内民主的两难选择
现代政治选举的特点是对短期行为更加敏感，候选人的个性、风格和突发事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非常明显，大众传媒以其快捷方便的通讯方式担当着沟通选民和候选人的主要责任。“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政治民主、政治行为的公开性、政治体系吸纳民众意见的能力都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提高政治过程中的透明度、提高政治参与度方面，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1](p1) 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使传媒更加方便快捷，真正实现了信息传递的零距离，新闻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封丹所说：“我们的社会已成为一个媒体社会，因此，是认真思考媒体社会给政治带来影响的时候了。”[2](p244) 如何适应媒体政治的内在要求，建立各种层次的媒体信息网络，组建一支由政策研究人员、民意调查人员、宣传策划人员等专业人士组成的竞选班子，以便开发政党的媒体宣传能力，展示良好的政治形象，成为政党首脑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一些西方社会党依靠成功的媒体战略赢得了选举胜利，但同时也使党面临诸多风险，[3](p123) 党内民主的发展更是陷入了两难境地，社会党面临“身份危机”：
一方面，社会党自称是“纲领党”，以其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目标团结党员和吸引民众，但媒体政治中社会党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个“媒体党”，更加重视依靠与媒体相适应的公关活动和自我宣传能力。在媒体民主条件下，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能够及时推出为各方所接受的、有良好形象的标志性政治人物，充分显示党的行动能力和团结程度，任何政治动议和讨论都必须围绕和服从于这一政党的“象征”来进行，否则，再好的纲领和计划也难以获得政治选举中必需的可信度。这使社会党曾经区别于其他党的“纲领党”形象趋于模糊，明确有力的政治纲领为激动人心、简洁明了的“竞选口号”所替代，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党是典型的“群众型政党”（Mass membership party），为了赢得选举，它尽可能地扩大党员数量，在强调保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纪律约束的同时，为党员和基层组织参与党的干部选举及党纲的制定等党内民主活动提供必要的程序性保证。但媒体政治中社会党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个“精英型政党”（cadre party），党内的集权倾向使普通党员进一步原子化和边缘化，在党内的发言权越来越有限。社会党一向认为自己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是一场人人参与、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它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乃至国际民主为己任，而要实现“一切社会领域的全面民主化”，必须从自身做起，党内首先必须是民主的，否则将是对自己所推崇的民主观念的一种“反动”。“如果政党本身内部的组织结构是非民主的，可以想见，它们使社会完全民主化的努力将肯定走向失败”。[4](p2) 但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全面介入和政党活动以媒体为基准的发展趋向使社会党曾经赖以成功的传统优势——严整的组织网络、积极活跃的党内参与变得无足轻重，不仅不能在选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因为运转不灵、决策迟缓而难以适应快节奏的媒体活动频率。媒体政治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领导人，要求参与其中的党必须结构简洁、组织精干、决策灵活、反应迅速，这必然驱使党舍弃党内的“大众民主”而趋向“精英民主”。一些人因此对“群众型政党”的发展前景提出了疑问，认为必须“改造”政党使之适应现实政治的挑战，21世纪的政党应该是一种“机动”的组织，主要由思考并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智囊团”、善于理解和转达“智囊团”决定的专职工作人员（职业革命家）和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组成，那种试图将政党扩展为千万人组成的做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5](p22)
发达的媒体环境使政党日益变为一种“媒体政党”，原有的政党内部民主的代表体制逐渐边缘化，党内要“民主”还是要“集中”，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和什么样的“集中”成为社会党面临的两难选择。
二、公民社会的发育与社会党的“功能危机”
政党的产生与发展同公民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政党是公民社会发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政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政党运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当代西欧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加剧了所谓的“政党危机”，政党内部的民主化成为社会党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功能正在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一些畸形发展的反应，[6](p7)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并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公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认为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是维系民主和促进社会均衡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公民社会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普及性的结构形态，政治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已经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被看作是西方新一轮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西方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使政党传统的政治主导地位和功能受到极大挑战。广泛生长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利益团体、专业社会团体、压力集团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拓宽了公民与政治过程之间的沟通渠道，成功的公民团体行动已经承担了原来只有政党行使的某些功能，政党垄断政治专才和政治渠道的时代已经过去，它所承担的某些政治功能趋于弱化，这集中表现在政党利益聚合功能、选举组织与动员功能、政府控制功能和政党组织功能的衰弱等等。今天，公民可以直接获取大量信息，原有的政治设计、计划和纲领的价值减低，政党由过去沟通和参与的主渠道变成了只是若干可供选择的渠道之一，某种情况下甚至沦落为只能扮演配角的地步。[7](p120) 公民社会所倡导的参与式民主使传统的代议民主地位下降，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作为不完全政治民主工具的政党怎样才能在新的政治生态中发挥民主效用，以节约政治交易费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社会发育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改变，一方面，权力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演化；另一方面，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逐步为适度的权力集中和地方与基层权力的扩大相结合，基层的自主与自由行动能力越来越重要。权力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党金字塔形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已经落伍，难以适应公民社会的权力分散化要求，如何使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由控制型向参与型转变，更具有机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西方社会党面临的又一挑战。
政党是公民社会的产物，在公民社会自身发育还不成熟的状况下，一些政党的成功得益于党内集中，但随着公民社会日益走向成熟，这种依靠“集中”党内资源所得来的政治优势迅速转化为劣势。面对公民社会中权力结构的新变化，社会党如何把握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对政党的结构、功能以及运作方式进行变革，使政党内部的运行机制同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相适应，克服公民社会发展带来的政党“生存困境或功能危机”，成为社会党面临的另一挑战，也是其党内民主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三、媒体政治与公民社会中西方社会党党内民主化的发展及其前景
面对媒体政治的挑战，社会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党内民主化道路，将党内民主同媒体政治对政党活动提出的新要求结合起来，以摆脱目前社会党所处的两难境地：既不能不管臆想的纲领真理是否还有获得传播的机会而仍旧死守这种真理，也不能为了遵循传媒政治中介的规律而廉价出卖自己的政治实质性内容。[8](p27) 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指出，从长远来看，社会党不能通过求救于“传媒党”的模式来求得交往和组织上的成功，社会党应该发展成为遵循民主的“交往党”，认为要把各种不同群体和社会集团中支持它的潜在力量发动起来，除了需要开展令人信服的媒体竞选运动外，在党内和党外进行多种形式的直接交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将党的领导层在传媒交往方面的专业化和党员在社会交往上的专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特殊训练来提高普通党员的交往能力，特别是展示自我、宣传自我和利用媒体的能力，使他们在各种直接交往中能够熟练运用新的、有吸引力的形式。[3](p176) 社会党同时认为，政党并不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力量，在目标和方向上双方是一致的，解决公民社会中政党代表性危机的关键在于把党内民主同公民社会的民主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把公民社会的直接参与民主和政党的代议制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政党必须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出现的脱离社会而同国家结合的不正常趋势，重新“回归社会”，向公民社会这种新型的非等级制参与形式开放，向更加广泛的、非常规的政治参与形式开放。社会党不能垄断对政治的参与，而是应当同公民倡议运动、公民社会论坛以及社区方案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合作，发挥它们的积极性作用，并将党融入其中。[3](p162)
近年来，在党内民主化的实际运作中，西方各社会党加大了革新力度。一方面，适应媒体政治的要求，重新配置党内资源，加强中央及领导核心对全党的控制，提高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努力增加党内直接民主的成分，以更能体现民主效能感的直接民主来取代党内的委托民主，以期形成民主高效的运作机制，促使社会党的组织结构由控制型权力结构向参与型权力结构转变。
1.以选择政治领导人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由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由集团民主转向个人民主。政治领导者的挑选是政党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也是当代西方政治体系中政党的一个主要功能和政党存在的主要理由。[9](p151) 传统的群众型政党模式中，党内候选人的选拔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从理论上讲，西方社会党党内候选人挑选的决定权是落在党的基层组织手中的，但群众型政党普遍具有的科层制结构特征使实际的决定权掌握在党的中央层手里。为了在政治领导人产生这一党内民主的核心环节上体现党员参与，一些社会党改变了党内议会候选人和党的领导层的产生办法，进一步放宽党的中央组织对党内候选人提名的控制权，把过去党的领导人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交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党的各级议员候选人也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指定改为由地方党组织选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同20世纪60、70年代相比，西方社会党党内候选人的产生变得更有包容性，单个党员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虽然普通党员个体的参与并不能对候选人的挑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候选人挑选上的权力分解确实对社会党领导人选的产生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在党内选举形式上，许多社会党以一个党员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的表决方式取代过去的集体投票，运用于领导层的选举、政纲的提出以及党章的修改等党内生活的广泛领域。社会党认为，这种直接民主能够使党的领导层及时掌握党内信息并作出反馈，同时，也可以“使个人党员在对由党的中心权威形成的纲领做出反应时找到一个位置”。[10](p195)
2.加强党内政策创制的改革，体现党内决策中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参与党内决策是党内民主的主要体现，但事实上，社会党关于党内民主决策的规定还停留在原则上，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制度保证，由上而下的决策过程限制了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的发言权。亨廷顿认为，对于一个现代复杂的政治体制而言，既非高度集中也非高度分散的权力有助于政策的创制。[11](p127) 社会党党内民主决策的改革趋向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英国工党在中央设立了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等机构，通过决策论坛、直接对话等形式反映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党员的要求，使党的决策形成过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通过对党内决策机制的改革，社会党希望解决党内决策中“集中”与“民主”的矛盾，在可以民主的方面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在可以集中的地方尽可能地做到集中，使党内决策的合法性与决策的效率结合起来。[10](p179) 这既可以改变党内传统决策机制的不足，同时也避免了出现诸如绿党党内决策“议而不决”、“决而难行”、讲民主不讲效率的弊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通党员在参与党内决策方面的地位在提高，但并不等于其作用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其党内决策仍然是典型的“精英决策”。
3.运用现代信息平台，构建党内的“电子民主”。信息网络技术将西方民主发展成为“电子民主”，帮助社会党成为一个处于信息网络中和不断从事对话的党，[12](p26) 这为社会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现代信息传输技术远远超越了口耳相传的时代，使党内的直接对话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党内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的信息沟通将更为迅捷。为了加强党内上下的沟通与联系，各社会党大量采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党内组织制度的创新，它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宣传党的主张，同其他类型政党相比，社会党的网站在信息量、时效以及质量方面均属上乘。媒体和网络等现代技术的运用，减少了普通党员和党的上级组织之间的中间环节，增加了党员的参与感，将“使党的中央机构决策更加有效和快捷，使党的领导和普通党员的联系更加便利、直接，为广大党员提供了交流意见的论坛”。[10](p198)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西方社会党在组织体制上也开始逐步改变原来“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减少层级，压平结构，降低活动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增加党内上下层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对这种所谓“扁平化”提出我们的疑问：当政党的中间组织成为党内民主化牺牲品的时候，是否意味着社会党的内部更加集权化而不是分权化？[9](p163)
4.增加政党的社会开放度，推动民众共同参与。公民社会的壮大构成了社会党党内民主发展的外部压力，同时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社会党认为，“昨天的政治主要是委托代议，今天的政治应当是参与”，对社会参与的推动将真正体现社会党作为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运动”推动者的角色定位，这客观上也将有助于党内民主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克服所谓的政党“功能弱化”危机。社会党注重与党内、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对话与沟通，强调对话能力和沟通能力是党的创新能力的基础。比如法国社会党提出必须重新建立党同公民创意的联系，为此，法国社会党建议制定《公民创意法》，只要一项“创意”获得50万公民签名的要求就可以被纳入党的议事日程。同时提出要加强各种协会、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使它们可以通过运动促使一项法律建议列入议事日程”。[13](p13)
德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通过对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寡头趋向的内在机理极富创见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即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这种趋势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组织所无法避免的，即使是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4](p2) 政党民主化的发展前景是否果真如此悲观？迈入21世纪的社会党能否跳出这条历史“铁律”？其党内民主究竟将体现出何种新形态？或者更进一步的，今天的社会党究竟是在走向民主还是走向集权？这种党内民主化进程将对政治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得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但从上述社会党推动党内民主化进程的举措中可以窥其端倪：社会党正在顺应媒体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变革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达成党内民主与媒体政治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避免所谓“全方位政党模式”和“卡特尔政党模式”的弊端，[14](p63) 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参与党”、“网络党”和“交往党”，成为既体现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又保证自上而下有效集权的新型“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