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育的理性思考(一)_理性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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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一文中指出:在德育与智育等关系上,我们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实际状况,要特别强调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是我们中学的一项重要工作。问题是德育工作如何改进和加强,如何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我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过去的德育工作有所反思,进行理性思考。做得正确的好的地方我们要坚持,不足之处要认真总结和记取,真正落实中央精神。

一、关于德育工作加强“三性”的启示

教育部在《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一文中指出:“实施《行动计划》,也要从少年儿童抓起,我们必须重视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能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小学生在思想道德和综合素质方面能够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这段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德育工作要加强和改进,主要是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让我们分段来思考一下。

1.科学性

德育工作的科学性是指德育首先是一门科学,来不得人们不顾其规律性的内容任人随意地变换口号,变换说法。德育要符合所施加对象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不能不顾及对象的客观实际,口号不宜提得过高,因为口号过高,学生接受不了,理解不了,也就实践不了。

这几年,一个是我们提的标准过高,用句比较形象的话来形容,就是让小学生在朦胧中侈谈共产主义,给中学生灌输社会主义,大学生和成人却在进行“公民道德”的补课。另外,就是口号不但偏大而且多。这些都是有悖德育科学性。

我们从德育的基本性质来思考,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德育的阶级性。德育有没有阶级性?从当前条件下我们分析,肯定有。表现在哪里?在指导思想方面,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阶级关系方面我们强调人民民主,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国家制度方面,我们强调党的领导。第二,德育有政治性。政治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是讲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这一点不用过多分析。第三,德育有民族性。因人群是以民族的方式组成的,于是又出现了民族的行为规范。就我国国情而言,首先是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当然还有各民族自己的行为规范。第四,德育有人类共性。例如我们把人类俗称“地球村”,不管哪个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哪个集团,也不管哪个民族都讲保护环境、保护妇女儿童等。这类规范是人类普遍决定的,也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

这四层关系,总的来看,是个正金字塔表,又可称正三角形。如图: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1)没有下面就没有上面。 如贯彻马列主义,我们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不能离开人类共性,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不能离开中国特色。(2)从素质教育看,也是呈正金字塔型。 大多数人处于中间。极差,或说“坏人”和先进的尖子是少数。所以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是什么?是人类共性和民族性的规范。只有搞好基础的教育,然后逐步提高,这种德育工作最稳定,最有实效,否则容易假、空。这几年,我们的德育工作问题恰恰是在这里,很长时间,我们把它倒过来了,结果,没有基础就没有提高,很不稳。(3 )从认知发展来看,特别是我们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最易接受和最易巩固的,最应打好基础的,毫无疑问应是人类共性和民族性的内容,同样我们也有极大的忽视和犯了急躁“冒进”病”(4 )高层次的内容对于低层次的内容有指导性。当我们到了一定时候,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教育时,可以巩固低层次的教育效果,并逐渐领悟更高层次的内容,行为规范也呈现稳定性的提高。总结这几年来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归纳以下:第一,一定要由低到高。一些共性的教育时间要长一点,巩固度强一些。第二,用基础性的东西实现高层次的东西。第三,用高层次的内容来指导和强化低层次的内容。过高则易空,过急则不稳,人们应当记取教训。

2.针对性

我们德育工作不能离开中小学生的需求和实际,不能偏离中小学生的行为能力。

教育部关于99年的工作安排中指出:“在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上,要更加重视德育。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学生,……具有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精神,而不能什么都为钱。”这里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了我们这几年在德育工作针对性上的偏差。家长为了学生舍得花钱,学生花钱从不吝惜,学习目的和择业观都与“利”密切相关。人们都惊呼,我们的德育工作从未放松,但学生的个人主义似乎越来越膨胀。不少学校多年来始终坚持开展“三德”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还有的学校搞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八年来坚持“四讲”活动,即对自己讲仪表,对别人讲礼貌,对社会讲公德,回到家讲孝顺。针对性都很强,坚持下来学生的精神面貌十分可嘉。学校的教师要把一些正确的现代思想观念树立起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例如义利观,要敢讲利益趋动,如果能用“义”指导“利”,义“领导”利,利为义服务,我们的德育就不但有了针对性而且达到了教育目的。事实上人们都在追求利,而我们的教育掩盖了他。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义利关系,我们一定要学习、领会、贯彻,要敢讲敢指导。再如人才观。人才是有层次的,一个人能够自食其力就是才,这是低层次的。所以,不能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升大学,上名牌,做大事才是人才。我们要针对学生一些错误的认识,大胆地进行讲贡献、讲奉献,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实效性

德育既然是科学、是工作,就要讲效率,(单位时间和效果关系)讲效益,(投入时间,人力等与“产出”关系)和实效,即实际成果,例如人的素质、班风、校风等。这几年有时是德育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有时是轰轰烈烈的搞一下,称之谓“轰动效益”,总结稿又吹又擂,实际没什么实效。可是反面的东西不用轰轰烈烈,不用唱高调,“传染力”很大,负面效果很明显。我们还特别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数字、报表、图示、评比来代替德育的实效性,这也是应当反思的。形式的东西我们不是不要,但不能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的是完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相统一的活动,我们要的是这种统一下的成果。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德育工作讲的是实效性,可不是实用主义。小学评三好,连续多年三好可以保送上重点,于是人们十分重视,当然也产生了一些为争三好带来的错误作法,诸如给老师请客送礼等。一旦三好的评比与升重点不挂勾了,似乎三好就没用了,谁也不重视了。原来似乎入团入党当学生干部都可和“作官”挂勾,现在看来既不见得和“官”挂勾,更不见得和“钱”挂勾,于是乎,不少家长甚至教师也不主张“好”学生干这些,这都是多年来我们不注重德育实效性而注重其实用性的败笔,对此应当引为教训。

二、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功能提法的简单回顾及启示

49年至56年: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标语口号处处可见。

56年至57年: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向科学进军,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这个期间学校教育发展很快,国家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

57年至59年:整风反右,强化学校德育功能,强化为政治服务及又红又专等口号。但58年规定了教育方针。方针制定不久,又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60年至65年:既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学50条、中小学40条,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出台。在德育上又有防止和平演变、批判修正主义以及政治挂帅等口号的提出。此间既有批判用业务代替政治,如64年批判斯霞的“母爱”教育、批判杨献珍等,又有强调政治不能代替业务,强调全国贯彻教育方针的提法。

66年至76年:极端政治倾向化的特殊阶段。德育提出若干极“左”的口号。71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发表了《纪要》,德育极“左”发展到顶峰。

76年至85年:开始出现政治上徘徊,以后发展到中心转移的提出。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第一次把教育摆在战略地位,制定了教育改革措施,教育战线开始出现新局面。德育工作基本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强调德育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提出三个为首(德育、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方向)。

86年至92年:89年发生政治风暴后,又提出反“和平演变”,反“污染”,德育是首位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德育功能,致使教育出现与整个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局面。

92年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出现改革深化的大好局面。93年中央《纲要》27条不提德育是首位,改写为“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教育改革的高潮。(但此阶段多数学校比较“麻痹”,从93年直到97年,多数学校还在计划里提德育是“首位”,许多领导也如是说,不注意中央关于德育提法的修改。这实际上不能说明人们对德育的重视,恰恰是在大谈“首位”之时,我认为出现德育滑坡现象,出现了架空德育现象。)

反思这一段历史,启示人们思考,第一,为什么摇摆的这么厉害?第二,学校德育工作是以上级指示、首长讲话、会议纪要为本,还是以自身的功能为本?第三,敢不敢承认我们的德育工作主要是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从教育为政治服务到又红又专到防止和平演变到政治持帅到三个为首到又重新提出反和平演变到德育是首位最后到加强和改善德育工作的系列提法,启迪着人们:当口号喊的震天响,又“左”又大时,德育工作最没有成绩。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三个面向”,以及后来关于“四有”新人的提出,给德育工作定位在正确理论指导和坚固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一直在讲加强和改革政治思想工作。有人生动地说,江泽民同志给部队的题词是“政治上合格”,我们怎么能对中小学生的要求比解放军还要高?看来,有的学校此时提出德育工作要降重心(不是降低要求),重基础,重建设是正确的,是及时的、科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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