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宁夏满汉关系论析
张 航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清代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清初满族作为驻防八旗的一部分入驻宁夏，宁夏满汉关系便经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迁时期。 “大一统”是满汉关系的大背景，“满汉一体”是满汉关系建构的基础。满汉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以民国初年满营解散与八旗制度废除为分水岭。综合而言，清代至民国时期，满汉民族关系和谐。
关键词 ：宁夏；满汉民族关系；兼容汉俗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上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满族作为八旗兵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统治者身份进驻宁夏，始于康熙十五年(1676)，至1916年化旗为民，共240年。因此，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谐与否，不仅影响宁夏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也影响清廷西北地区民族团结和政治统治。
一、满族人口分布及其历史变迁
相对而言，宁夏的满族是一个外来民族。“(清)初之时，满汉不能相洽，故驻兵各省以防变”[1]，可见驻防的设立，意在通过处理好民族关系来达到军事防御目的。满族于清初以驻防旗兵的身份进驻宁夏，其目的是主要防御蒙古。康熙十五年(1676)派3472名八旗兵戍守宁夏[2](P534)，并经常调换，属于换防旗兵。他们寄居于“汉城”——宁夏卫治所(雍正二年改为宁夏府)，在城内圈占民房暂住，并新建部分官房。康熙三十六年(1698)，皇帝亲征噶尔丹驻跸宁夏时，鉴于噶尔丹“困迫已极，灭在旦夕”的形势，上谕“应将宁夏兰州设防之兵停止”，驻防兵丁“各迁回故居”，并将宁夏驻防兵丁所占用5906间民房“还于民”，新建的1218间官房“交地方官”。[3](P9)雍正三年(1725)清廷再派4600余旗兵带家眷驻防宁夏[4](P144-145)，入驻府城外东北新竣的满城(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满春乡满春村)。此次旗兵携家眷驻防宁夏，相对稳定，但仍然属于换防部队，只不过“历届都未能如期调防”[5](P321)，以至于雍正九年(1731)二月宁夏满洲兵只有600名[6](P359)；乾隆三年(1738)平罗大地震，宁夏满城被震毁，满城内千余人震亡，遂在府城外西北十五里平伏桥(今银川火车站广场以东满城街以西区域)再筑满城，旗兵携家眷入驻，从此不再换防。该满城相对于原满城史称“新满城”“新城”，旗人也被称为“新城人”，他们所操的语言被称为“新城话”。史料记载，乾隆年间为补缺地震中损失的人员，清政府于“乾隆十八年(1753)、三十五年(1770)两次从东北地区调遣数百人到宁夏新满营。后来，又从宁夏新满营抽出一名副都统、三名协领、五名佐领率2000名士兵驻防甘肃的平凉、庄浪，仍受宁夏将军节制。这样，宁夏满营只有3000多官兵”[7]。道光年间满城旗人共有1525户，13411人[8](P33)。宣统三年(1911)，宁夏八旗驻防有607户，4333人。[9](P10，P4)民国初年，满营官兵被解散，由官兵变为当地的普通百姓。1916年，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兼满营将军，在“筹办满民生计”和解散满营时，有官兵2200余人，妇女老幼2400余人。[10](P41)
满族在宁夏的人口及其分布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进驻宁夏以来至1916年，满族都以驻防旗人的身份，集中分布在满营，并规定如果擅自逃出满营，根据逃出的距离不同将会受到不同惩罚。1916年满营解散后，“城”的禁锢荡然无存，满族与庶民皆同，开始了散居，逐渐开启了满汉民间社会交往。“宁夏满营驻防官兵、家眷与汉族等杂居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至雍正三年(1725)的近半个世纪，满兵多次割汉城一隅临时居住，至1916年满营解散又经近200年建城定居，总计240年。”[11]二是满族都以八旗治边为要，严格的制度阻碍了满族与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进一步将满汉民间交往割裂。“雍正年间，满营驻军每3年轮换一次。但至乾隆(1736～1795)之初，废除轮换制，规定协领以下的满营官兵定居宁夏，且不准走出营地20里，凡外出未带公文或证明身份证件者皆准当地百姓杀无赦；还严禁满旗人务农或经商，违者则革职或发配充军。这些严律，规定了满族人世代只能从军，而不能从事其他任何生产技能活动。”[7]
二、满汉民族关系分析
清代驻防宁夏的满族八旗，是一支身份和地位比较特殊的群体， 即便是“聚族而居”，与“他者”不同，隔城相望，互有区别。但是在清廷统治中国以及满族主政宁夏的的历史过程中， 满族旗人长期与汉民族交错而居， 很难隔断与汉族紧密的联系，也难免与汉文化相互濡染。故而，乾隆帝在《阅杭州旗兵》诗中感叹曰：“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气渐如杭。”[12](P207)可见，牢固的满营城墙与严谨的八旗制度并没有隔断满汉民族之间的各种联系，反而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建构了紧密的民族关系。至民国时期，满汉融合程度甚高，就全国而言，有人甚至怀疑“是否还有一个作为民族的满族存在？”[13]
(一)“大一统”：满汉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背景
满族入关，入主中原，大战天下，以“诞膺天命，抚定中华”[14](P271)，实现中国大一统为目的。作为一个兴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他们欲袭明治，主政中原，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指导思想愈显关键。清初统治者均清醒地认识到，尊崇中国历代皇朝“大一统”思想，是举旗立业、主政中国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而要实现大一统，必须要处理好与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打天下与稳坐江山的根基。进而，“满汉一体” 成为处理满汉关系的基本民族政策。正是基于“大一统”思想和“满汉一体”的民族思想，才促成了清廷长期统治中国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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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廷八旗制度的规定，宁夏的满族八旗，均以满城、汉城区别，各自分布。而且满族的生活费用都由朝廷拨付，而鲜有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者。但有关资料记载，满城外还有部分满汉民间社会交往，如八旗的旗地、旗屯、满城内多余的衙署，因“八旗生计”等原因租给民人，在租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旗人和民人的交往，同时满营多余衙署租于民人，说明虽不许旗人擅自出满城，但是民人却有在满营内从事经商等活动的情况，必然也会加强满汉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原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的“将军楼”是驻防宁夏将军的宅院(2016年迁建于银川市西夏区流芳园)，建在满城外，这必然会增加宁夏驻防旗人与民人接触的机会。另光绪六年《申报》“驻防旗兵亟宜变通说”记载，不准旗人擅自出满城等规定“迨日久废弛，而旗丁滋事之案层见迭出，市肆之间往往一见旗人争相诧避”[1]，可见驻防旗人出满城与民人交往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甚至还有满族居住在汉族地区的现象，如道光年间“近日生齿日繁，有不得不移住坟茔之势。移者既多，例不能禁”[18](P98)。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变后，清朝端郡王载漪全家遭遇流放，先驻阿拉善旗罗王府，后移驻宁夏老城骡马市街双胜客店，居住11年，与城中各族“绅士百姓”多有交往。[19](P25)清初前中期，满族受八旗制度限制，被严格规定了居住模式，满汉社会交往因而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到道光以后，由于诸多因素所致，满族脱离满营的情况应该存在，这部分人与汉族混居，普通的社会交往应该存在。到1916年，满营被解散后，满族人口逐渐下降，从解散时的4600余人[10](P40)，到1926年剩2000余人[7]，到解放前剩1500余人[10](P40)。同时也经历了从以满城为中心居住到分布到宁夏各地乃至内蒙古等地聚落形态变迁。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满族人民的历史概况》调查，“迁居新城南关者三四十户，迁居内蒙古自治区和河东自治区者各十余户，散居于银川专区各地者二百余户，约人口共1500余人”[10](P40)，共同形成了“汉、回、满、蒙四种，交错杂居”[20](P33)的居住模式。
康熙皇帝说“满汉官员均属一体，朕自冲龄已欲将满汉品级画一，故而改定。今若再行更改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则汉尚书何以敌体满尚书乎？若然，则不如不用汉官矣。”[16](P788)雍正皇帝，不仅以“满汉一体”为治国基础，而且进一步提升“大一统”思想和“中外一家”的宽阔胸怀。如其所言：“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疆宇，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17](P85)
从图6和图7中可知：当混合物流速Vm或者爬坡高度h变化时，管段后泥沙颗粒的体积分数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混合物流速的影响较强，爬坡高度的影响较弱。当混合物流速或者爬坡高度增加时，泥浆在垂直主流方向的二次流动加强泥浆的混合，故颗粒的体积分数梯度降低。
(二)“满城遗漏”：满汉民间社会交往
虽然，满族起兵初期，皇太极认识到满蒙联姻可建立同盟，但是仅此不能完全臣服中国，难以取天下。所以必须“满汉之人，均属一体。”[15](P52)继皇太极之后，在清廷统一大业和统治过程中，诸君皆沿袭此思想，注重满汉关系的经营。顺治皇帝先是“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祗荷天眷，以顺民情”，“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14](P182-183)并“为崇祯服丧三日”[14](P114)，“以礼葬明崇祯帝后及妃袁氏、两公主，并天启后张氏、万历后刘氏，仍造陵墓如制”[14](P118)。之后，强调“满汉官民，俱为一家”[14](P279)践行大一统思想。他说：“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14](P639)面对中国汉族人口多的现实，实现大一统必须先注重满汉的关系，推行“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有效统治了汉族，才能有效统治中国。所以，他重用汉族人才，进入统治阶层，并加强满汉联姻。如顺治指出：“满汉一家，同享升平。”[14](P520)满汉官民“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14](P639)。并谕户部“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兵，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14](P641)
满汉社会交往，在清中后期由于旗人“生齿日繁”、战乱等原因，改变了满族严格受八旗制度的限制，有满族走出满营与汉族交往的现象。而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终结，满营解散，八旗制度消除，满族与汉族同为庶人，满汉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
(三)“兼容汉俗”：满汉民族关系的历史遗风
基于清朝政府的统治思想和民族政策，以及汉族人较多的国情，宁夏满营的满族与全国各地的满族一样，自入驻各地以来，都难以隔断与当地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不管在思想教育，还是文化民俗，都与汉族及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入驻宁夏以来，满族不断吸收汉族的民风习俗，至民国时期，满族兼容汉俗，体现了当时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满族的一些习俗，可以看出满汉融合的历史遗风。
仅仅万余满族旗人要实现统治汉族为主要民族的宁夏地区，必然要依靠大一统思想和推行汉一体的民族政策。虽然当时满汉相互独立而居，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阻隔满汉之间的联系。在八旗制度统治宁夏二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满汉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建构了良好的民族关系。相反，清代大一统思想，修复了历史上“华夷之辨”“华夷有别”的民族关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关系思想。
1.儒家思想的浸染。“满族进关后已经由萨满教改为信仰儒家思想，清代迁居到宁夏的满族是大清国的统治阶级和满城旗人，自然也是信仰大中华儒家思想的。”[21]清代中期以后，满族逐渐吸收汉族传统儒家思想，汉文化逐渐成为满族思想的主流。语言文字和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思想的载体和外在表达方式，语言文字和教育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民族思想的变化。处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宁夏的满族在历史过程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满族影响很大。这既是满族统治的策略需求，也是中国历史实情使然。
自嘉庆年间以来，“官场多用满语外”， 生活交往中“多用汉语”， 宁夏满营也形成了“旗人语言”，亦即参以宁夏土音的所谓“宁夏化了的北京口音汉话”[22](P9-11)。满族是一个注重本族文化教育的民族，宁夏的满族旗营中，均开设八旗官学、“私塾”和书院。以修习儒家经史典籍为主，辅以学习满、汉民族文化。尤其是满族旗营中的上层人士，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光绪末年，署宁夏将军志锐‘创设中小学堂’。致清末满营中‘多数男子能够读写汉文或初识汉字’;诸多家庭保有诗书、碑刻、小说、医学等汉文典籍，成为地区文化层次较高的民族群体。”[11]满人也参加科举考试，据记载，宁夏“自同治到光绪年间，宁夏考中文举36人，满族旗人就占9人；考中武举的83人中，满族旗人就占30人。”[23](P204-205)学习汉族技艺成为满族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尤其到民国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如宁夏满营正红旗人赵满瑞，辛亥革命后，开始钻研皮影戏，并拜师于陕西三原一位常姓汉族老艺人门下，不仅学会了刻皮影传统的“弯曲转刀法”，并且又独创了“打刀连转法”，同时还能改编、自编自演皮影戏，对皮影艺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24](P106)
2.汉族风俗习惯的兼容。宁夏满族对汉族风俗习惯的模仿兼容，可谓贯穿于清代，尤其是清中期以后，最主要的时期为民国时期。这主要取决于满族在宁夏社会身份的历史性变化，清代主要以八旗驻防为要，与汉民族的社会交往有限。清中期随着旗人“生齿日繁”，加之内忧外患之战乱影响，粮饷不再宽裕，满营中旗人的优越性逐步下降，“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日渐重要，旗人与汉人交往不断加强，自然受到汉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民国初期，满营解散，废除八旗制度。满族在当地过上普通的百姓生活后，受“排满”思想的影响，满族与汉族在被动地交往中关系日趋密切。又因当地汉族人口占据多数，所以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受到汉族风俗习惯的影响比较大。纵观满族风俗习惯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满族对汉族风俗习惯的大量吸收与兼容。
虽然满族统治者注重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视“国语骑射”为本业，并一度强化满族文化教育，但是在与汉族实际交往的过程中，难免受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汉族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对满族的思想影响较大。
一是姓名的汉化。满族最初无姓名连称的习惯，具有称名不道姓的传统。自入关以来，遍布全国各个地区，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兼容汉族风俗习惯。逐渐打破传统，大量取用汉族姓氏。尤其在清代结束统治后，汉语成为国语，满语被取代，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宁夏的满族失去本民族语言优势，逐渐走上汉化之路。在取名方面更趋汉化。“孩子降生后，选择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数字，或者用其祖父的年岁数命名，如‘七十二’、‘八十一’； 用汉语的数字加一个‘各’字组成小名，其中‘各’字无实在意义，只是虚词，起着语气的作用。如家中生了四个孩子，其名可能是‘大各’、‘二各’、‘三各’、‘四各’； 选用一个表达吉祥美好之意的汉字，后面加‘格’，组成名字。这种取名方法多用于女姓。如满族老人全季霞姐妹们的名字分别是‘贞格’、‘漪格’、‘燕格’；全部选用汉字取名。选用的汉字多是表达吉祥、幸福、勇敢、美好期望的字眼，表达满族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心理，如‘庆恒’、‘清瑞’、‘谦和’、‘常福’、‘瑞祥’、‘文昌’、‘祯吉’、‘冬梅’、‘青松’等等。”[25](P185-187)
有研究表明，患有性病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危险［14］，而且性病门诊就诊者多为性活跃人群和艾滋病易感染人群［15］，因此皮肤性病门诊检测阳性率较高。外科、妇产科病人多为一般人群，检测HIV抗体为术前和孕产期常规筛查，因此检测阳性率较低。这表明皮肤性病科是提供PITC服务的重点科室，具有投入小，收益大的优势，可以更有效的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6］。
3.开拓创新，增强企业发展的适应性。数字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快，其将快速消费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情形下，就要求企业更加具有创新意识，谨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积极投身于企业创新发展，增强企业对现代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二是服饰汉化。旗驻防营中，男人平日多穿“坎肩”或长袖窄口对襟棉袄。骑射操练时穿官袍、号衣。青壮年冬天多穿夹裤，外套有裤腿没裤腰的“套裤”。女子平日穿袖口较为宽松的旗袍，未婚者头上多编花辫，已婚妇女则多梳道冠或板头，老年妇女多梳短板头或盘头，而且多穿平底鞋。遇有婚庆，妇女要带上旗头、穿上旗袍、瓦盆底的旗鞋。[26](P110)民国时期，满族人的生活步入了高峰后的低谷时期，虽然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满族的旗袍得以保留并发展到鼎盛时期，但是整体来看，满族服饰特征逐渐消失，日渐走向汉化。
三是宗教信仰汉化。满族最初信仰的是原始萨满教，入关后，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散布各地的满族人民开始信仰佛教、城隍、道士等中国传统宗教。久居银川的满族人民也是如此，他们在满城的西门楼、南门楼分别建了弥勒佛像和观音像进行供奉。[26](P114)他们对关帝尤其信奉，因“宁夏满城供奉关帝庙像最著灵异”，左宗棠曾奏请皇帝赐予匾额，悬挂于“神庙”之上，“用答神庥”。[27] (P548)因此，前来抽签问卦者比比皆是，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还要举行盛大的庙会。[26](P114)
《盗墓笔记》是南派三叔写的一部关于盗墓的网络小说。在这本书中，南派三叔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神秘世界，充满了诸如僵尸、鬼魂、护身符和罕见动植物等等神秘各异的事物。他运用大胆而富于想象力的语言向读者呈现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画面。自出版以来，该书一直畅销全国，开创了“盗墓时代”。近几年来，本书所改编的游戏、电源、电视剧层出不穷，本书成了一个巨大的IP宝库，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这部作品也吸引了很多国外读者，很多喜好中国小说又精通双语的国际友人自发将其翻译成各种语言。
四是生计方式汉化。满营解散后，满族逐渐向汉族学习种植农业，满族由吃俸禄的群体转向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民族，这是满族在宁夏的重要变化。一日三餐，以及食物种类，也逐渐按照当地汉族的食谱进行，而且满族将本民族传统的烹饪技术与当地融合，形成当地满族的特色食物。居住格局完全适应当地的民风，院落布局与汉族相近，尤其是“二龙戏珠”的炉灶、“佛堂屋”，以及室内外的装饰绘画和雕刻，都表现出了鲜明汉文化特色。
总之，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民族关系经历重要变化，当属民国时期，这与满族在宁夏的社会身份变化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历史事实证明满汉民族关系，以当时满汉社会交往及其历史遗风为要。民国时期以来，满族对汉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满汉紧密和谐的民族关系。这一历史时期，满汉民族之间经历了由各城相互对立，各民族分别聚居，社会交往较少，以及旗人与汉人有别，到满族解散为普通居民的变化，满汉民族关系经历了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庶民百姓之间关系的变化，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管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民族政策，还是当时社会历史实情看，满汉民族在清代践行共治的和谐民族关系，在民国时期逐步践行了民族平等团结、相互影响的民族关系。
三、结语
纵观清代至民国时期，满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整体上处于和谐状态，但也有过矛盾。清初，满族入关引起汉族的不满，与汉族之间存在间隙。但是，清初的民族政策和统治思想，为铲除这一民族隔阂铺平了道路，实现了“满汉一体”，也可看出，清朝虽为满族建立的政权，但在历史进程中，也体现了满汉共治的遗迹。清末至民国初年，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满汉民族矛盾再一次凸显。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纳入世界殖民侵略体系当中，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先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化为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清末以来，汉族官僚在清廷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达到顶峰，“华夷之辨”思想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西方帝国侵略中又被唤醒。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将满族妖魔化，掀起了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潮，将满族人称为“胡虏”。尤其到辛亥革命以后，强化满汉有别，“驱除虏，恢复中华”，欲立汉族为统治国家的主导者。此后鉴于满族在民主、共和立场上的支持，宁夏的满族没有受到过分的排挤，而与汉族一样，并给与优厚待遇而解散满营。此后伴随本民族统治者地位的终结，以及清末“排满”思想的影响，宁夏的满族四处分散，满族人口集聚下降。即使如此，仍然存在满族为生存而改为汉族的情况。
因此，清代至民国时期，满汉民族关系是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典型代表，也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重要关系。满汉民族关系也再一次证明，在我国多民族并存的历史实情面前，大多数民族都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单独的统治者，联合其他民族实现共治，是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条件和思想根基。宁夏满族驻防统治的二百余年历史进程，体现了多民族共聚地区的大一统和和谐相处的民族关系，为宁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及民族融合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经验。
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基本完成。全国35个垦区中，21个垦区已全面完成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全国农垦国有农场中已完成办社会职能改革任务的超过80%。公检法、基础教育机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等三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率、发证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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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9)03-0074-06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宁夏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课题(16NXCMZ02)。
作者简介 ：张航(1982-)，男，陕西子洲人，硕士，宁夏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 李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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