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明一起抓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兼谈苏联解体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文明论文,和平论文,原因论文,关系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整个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和战略力量对比随之而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人们注视着这些变化，同时人们也在进一步思考：这场变故缘于何方？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中国应采取什么对策？当然，苏联解体后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恐怕远远不止这些。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侧重于历史因素，有的侧重于现实原因，有的侧重于经济因素，有的侧重于政治因素，还有的侧重于民族因素等等，可以说莫衷一是。我们首先应该而且必须肯定，苏联解体固然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然而，我认为在这一历史的合力中，内外互动是促使苏联解体的最关键因素。
一、“和平演变”与苏联解体
（一）西方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
“和平演变”战略是美国统治集团用和平方式瓦解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战略。这一战略的重要制定者和倡导者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他在美国国会证词中讲“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遏制住，战后，中国也成了共产主义，我们还能遏制吗？”他把当时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称作“被奴役的人民”，他叫嚷“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太无知了”。他认为“采用这种和平的方法，可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使这些国家从内部解体”。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积极鼓吹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如果说50年代和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尚且存在用武力征服的幻想的话，那么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彻底失败，已迫使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战略上了。
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交替使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的两手政策。尼克松曾说：“在与苏联竞争时，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经济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大幅度地增加在战略外援方面的投资，但我们必须使外援为我们的战略服务”。[①]英国《卫报》记者沃克说：“‘布什主义’是以下述原则为基础的：以西方的援助来促进和奖赏中国和苏联集团内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②]。
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舆论攻心战。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里说：“思想战（心理作战）必须调动国内甚至国际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和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其中，他们尤其重视电台广播。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把“美国之音”称之为“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黑暗中点火的力量”。
他们利用人员往来，实施离间策反，培植和收买反对派与代理人。60年代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大搞封锁。60年代以后，他们放弃封锁，开始利用与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接触的手段和人员往来的途径，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布热津斯基说，人员互访，国家元首互访，“都能有助于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分歧”。尼克松又说：“同东方的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的影响越大”。[③]“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④]为此，西方国家不断派遣大批人员到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民主”，并不断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士到他们那里留学、访问。对于这一切，美国一个极右参议员说得很露骨：“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西方国家更注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年青一代的分化、西化和瓦解工作。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青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多方面的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基于他们对意识形态作用的“独到”认识。尼克松说过：“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斗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大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防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⑤]“归根到底，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然而，要把一个具有几十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是轻而易举和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这一点，西方国家一些有头脑的人物看得很清楚。尼克松说：“从长期看，我们鼓励苏联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然而这项任务不是几十年就能完成的，而是要许多代才能完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苏联恰恰在70多年后的一夜之间迅速解体，使尼克松的“预言”提前变成现实。
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重点虽然是苏联，但又是面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朝鲜、越南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居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可见，“和平演变”只是外因，最根本的还是内因所起的作用。
（二）没有抓好两个文明建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的内在因素
1.苏联没有搞好物质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也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它表现为人们的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坚持传统的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这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经济上，中央统得过死，地方权力极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因而没有独立经营的积极性，职工劳动积极性也不高，结果造成浪费大、效益低。纯粹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苏联8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经济改革入手，但并未摆脱以往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病，没有根本改革管理体制，加速发展战略毫无成效。经济改革失败后（转向政治改革），没有总结经验教训，把经济改革当做中心任务坚持下去，没有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向心力，进而失去对苏联统一国家的信心。
2.苏联没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后，苏联党和政府日甚一日地长期搞自我否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质。斯大林固然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名字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未能一分为二地对斯大林做出科学的评价。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此基础上全盘否定和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所碰到的是一个冒险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乌托邦的、反人民的、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戈氏的助手雅科夫列夫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新思维”；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共思潮自由泛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现实社会主义，抹煞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鼓吹人道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几十年的历史，为各种反动势力复辟开道；鼓吹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把领导权拱手交给反共势力，直至解散共产党并使之处于非法地位等等。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一时间，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极为混乱，攻击和谩骂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各种宣传、舆论，铺天盖地般地向人们压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了，人民失去了主心骨和前进的方向。
由此，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必然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质变，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
二、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反“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针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未解体之前，他们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苏联。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已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头号对手，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对中国大搞“和平演变”，同中国打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当今世界由于社会化、现代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所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我国搞全方位的文化渗透。他们利用电影、电视、书报、广播、杂志，以及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教育、卫生、体育等等，立体式全方位地对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渗透，输出美式民主和价值观念；其次，是经济和商业侵略。这一招很厉害。1993年9月，美国商业部向国会提出一份《走向全国出口战略》的报告中说，美国首任总统和其他“创建者”都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商业”。扩大美国出口就能推广美国式的民主。一位美国驻华大使说：“当我们同中国进行贸易时，我们不仅仅是向他们推销货物，当美国企业界人士到那里去办工厂时，我们不仅在商业上同他们打交道，我们也带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就是我们最终要使他们同我们的人权概念紧密地协调一致的办法”。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对我国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一些人的政治观念淡薄，对“和平演变”完全丧失了警惕；一些人崇洋媚外，丧失民族气节；一些人的理想动摇，信念丧失，精神萎靡不振，什么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兴旺，已统统没有位置。另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等价交换原则严重侵蚀了党和政府的健康肌体，导致政治腐败。
基于上述情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一精辟的论述，既切中时弊，又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要从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时刻警惕和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
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决不照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一定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既要不断深化改革，又要加强对外开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第三，加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有集体奉献的创业精神，公正和谐的社会风气，尊知重教的文化氛围，诚信自律的道德风尚。同时也要抓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最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决不允许在这个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总之，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薛启亮等主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记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②]薛启亮等主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记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③][美]尼克松著：《1999年：不战而胜》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④][美]尼克松著：《1999年：不战而胜》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⑤][美]尼克松著：《1999年：不战而胜》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