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根本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自主论文,动力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2005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对其内涵做出阐述。中共十七大对此做了更精辟的概括和阐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该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基本观点，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涵含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智慧和资源，必须体现中国人民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表现在发展成果上就是由人民共享。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层次上来看，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层面上就是科技的自主创新，主要表现为自主完成的科学发现和进展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和发明专利等；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主要是足够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体现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如图所示）。
（社会主义）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示意图
纵观近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可归纳为两种，也就是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南美洲为代表的，无条件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另一条就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自主型发展方式。①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上基本完全独立自主，也就是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短短30年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卫武装，经济发展速度年均超过6％，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取得了足以自豪的辉煌成就。但完全自主也形成了比较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再加上其他种种挫折和干扰，使中国并没有达到最好的发展潜能，为了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毅然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但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国经济已呈现过度外向特征，形成了对外贸、外资、外技和“外源”（资源能源）等的严重依赖局面②，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我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早已超过了50％，如不及时转变，我国有丧失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沦入依附型的危险，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致经济主权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即使有问题，“肉烂在锅里”，财富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情况下，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甚至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全被卷走，经济也会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③
所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完全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上去，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转变成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而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或曰根基，已如上述，是自主创新。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摆在报告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动力，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科学发展观包括的第一个理论和政策亮点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在开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把它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题、一个主线”。④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把我国尽快转变成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尽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很多，这里不全面阐述，下面只对照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主要从经济自主性、对外经济的危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缺陷或不足的严重性，从而揭示我国尽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第一、贸易第二、GDP第三大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据统计，我国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已经有数百种，贸易份额或市场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中国制造”的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国家、各种产品上，“中国制造威胁论”近年来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事实上，“中国制造”主要是靠低端产品量的扩张占领低端产品市场。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但同时又是品牌小国、科技弱国。“中国制造”具有“三低”、“三高”⑤ 的特征，在创造外贸奇迹的同时带来利润之痛、环保之痛、反倾销之痛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用数倍以至十数倍于发达国家以至世界平均水平的资源、能源消耗和触目惊心的劳动牺牲、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来实现的。低廉的产品出口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并以难以估量的经济牺牲、财富流失来补贴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堪称无边的牺牲并未换来国际社会的些许认同，相反，却招来仇视和抵制，一些国家从中国掠夺了天量的财富，还要反过来指责、嫁祸中国。
从经济自主性、对外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缺陷或不足主要有：
1.处于产业价值链末端，利润微薄
“中国制造”量大却不赚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我国企业拥有自主商标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者更不足10％，多数企业从事所谓的贴牌生产（OEM）。有研究表明，从事OEM的企业所获利润仅为总利润的8％～9％，90％以上的利润被拥有品牌权的国外企业所获得。如果“中国制造”依然停留在贴牌加工OEM的简单层面，满足于给自己创造1％～2％的利润，中国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
有人考察过这样一个事例：在2004年纽约举办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上，几乎所有中国丝绸成品的批发单价（包括运费、关税等费用）都在10美元以下，而这些丝绸制品在美国商店的零售价都在100美元以上。纺织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据专家测算，在全球纺织品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只能拿到10％的利润，35％是被品牌拥有者获得，剩下的55％分配在零售、批发等流通渠道。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能保住美国市场，相互竞争，大都采取了先付货、后交钱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在交货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是把库存的风险转给了生产者承担。以上案例使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制造”这个价值链上，中国商家获得的利益是最低的，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称，2004年在原材料、能源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每卖一台微波炉只有0.05％利润。万分之五的利润率，一台能赚几美分？
价格中厚厚的一层“奶油”不在制造商那里，而是在产品出厂之后，花费人力、物力的制造商撇不到“奶油”，赚不到钱；越是赚不到钱，“中国制造”越是在这一块乐此不疲地竞争与抢拚。耐克60％的产品由“中国制造”贴牌生产，世界十大名牌衬衫的订单大多数也都下给中国企业。制造领域的利润空间不仅有限，而且受资源和劳动力价值波动的影响较大，往往会出现“成本价”高于“出厂价”的情况。获取利润不在制造之中，而在制造之外，制造之外的价格空间和利润空间究竟有多大虽不能说是无限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由“创造”、“创新”决定，它由产品的核心技术含量、品牌的影响力和营销网络的独创性、覆盖面决定。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美国从中国的组装生产中获益最大，而中国仅获得了漂亮的数字。美国通用的CEO曾对中国方面说过：我们各得其所，我们得到利润，你们得到GDP。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汽车产业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了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中国70％的资本只能拿30％的利润。
2.产品低端，自主品牌稀少
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的产品也是处在中低端。在美国市场上，单价50美元以下的日用消费品，80％为“中国制造”，美国商店最早推出减价商品，且减幅在60％以上的商品，大多为“中国制造”。从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中国只是世界制造链中的重要“车间”，与原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虽然是产量大国，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真正属于自己创造的品牌屈指可数。大量的中国企业只是为国际名牌做OEM，品牌竞争力很弱，而品牌竞争力日益决定着企业核心竞争力。国际市场上90％的服装在中国生产，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著名品牌，只赚取加工费。根据2005年对广交会江苏交易团成交定单的调查，有50％的成交采用贴牌加工方式，21％以自主品牌出口，其他29％的成交属无牌经营。在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出口占55％以上，在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45％以上，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另外还有贴牌生产。当年外贸200强企业出口值有7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
“中国制造”产品的铺天盖地与“中国制造”自主品牌的大海捞针形成极大反差。“中国制造”仅表明产品原产地是中国，进口国以此根据相应的税率征税，以此确定是否需要配额，以此判断反倾销、反补贴的客体，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唯有自主品牌具有民族性，唯有品牌是民族的形象与象征。日本人说，日本的左脸是丰田，右脸是索尼，他从不问丰田与索尼的产品是在哪国制造的。耐克没有一个产品是母国制造的，中国至少有150家企业制造耐克的产品，我们只能说其产品是“中国制造”，仅此而已，而不能说“耐克”是中国的。格兰仕为全球250家企业贴牌生产微波炉，已占全球微波炉市场40％的份额，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格兰仕品牌占全球微波炉市场40％的份额。一旦产品贴牌之后，产品的身份已随之改变，产品的身价亦随之改变。没有自主品牌，“中国制造”便失去了自我。可以说“中国制造”占领了大片低端产品市场，国际品牌市场尚未入门。高端品牌市场被发达国家垄断，中端品牌市场韩国等是主流。因此，不能将产品市场与品牌市场混为一体，更不能将产品市场与名牌市场混为一体。
我们骄傲于中国制造业所涌现出的一批诸如海尔、联想等知名的优秀的自主品牌企业以及它们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仍需认清一个现实：从中国制造业整体来看，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更是屈指可数。而且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相比，自主品牌无论是市场知名度还是品牌价值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缺少像诺基亚、宝洁、索尼等这样声名显赫的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品牌的缺乏不仅会带来表面的国际地位以及直接的经济利润的下降，更会进一步使得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中国制造企业为了可以继续生产盈利，为了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得不依附于国外品牌，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常说的“贴牌生产”。这样，国外企业就赚取了丰厚的品牌溢价，而中国制造业仅仅赚到很小部分的加工费。
3.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代价
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轨道。我国人均资源缺乏，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低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5，最高者也不过1/4。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用大量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的。目前中国实现的GDP约占全世界GDP的5％多一点，但为此而消耗的能源、铁矿石和原材料，都已经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1/3。即使消耗了这样大量的资源，中国的人均GDP也仍然排在世界各国的100位之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我国生产的产品大多都是低附加值制造品、初级加工品和资源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控制或主导了几乎所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规模巨大的中国制造背后实际上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获取微不足道的加工费。因此当我们以GDP为导向，满足于成为“制造大国”的时候，“中国制造”已经在国际分工中沦为第三级（美国垄断标准和规则，日本垄断技术，中国从事加工），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只能是属于“纯加工”型的临时车间性的“世界工厂”。
我国GDP的快速增长，犹如一场拼资源、拼环境的战争，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急剧恶化为代价的。廉价的“中国制造”，不但损害了中国劳动者权益，而且还严重透支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
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4％左右，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占到世界一次性能源的12.1％。其中，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国一次性能耗的63％，即“中国制造”的能耗占世界一次性能耗的7.62％。钢材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29.4％，氧化铝消耗占25％，水泥消耗超过50％，淡水消耗占15％。2003年，每单位GDP消耗的能源中国为日本的10倍，为美国的5倍，为加拿大的3倍；消耗的金属中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我国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有专家、学者担心不可再生资源因过量开采与消耗而会枯竭，某些战略资源靠进口维持生存与发展，很容易受制于人，同时使国内物价不稳定，使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目前，我国所有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物中，70％来自制造业。“中国制造”是国内环境污染之源。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统的大部分已是不能饮用的四五类水质，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340个大中城市中的60％遭污染，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据测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为治理环境污染，我国政府每年的投入达一两千亿元，因此，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十分巨大的。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8％的GDP损失。这意味着扣除环境污染损失之后，GDP的增长就没有公布的那么高了。
低碳、环保问题不仅对绿色GDP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以前质量几乎是企业的唯一生命线，现在不同了，环保成了继质量之后又一左右制造业兴亡的门槛。跨过去就是生，跨不过去就只能等待死亡。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产品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面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问题，具体包括国际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加工和生产方法（PPM）标准、环境成本内在优化问题等分系统。国际社会制定了150多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而国别环保法规举不胜举。“中国制造”的产品迈不过绿色壁垒这道坎，就走不出国门；“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必须要获得“绿色通行证”，否则寸步难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企业也应为污染环境付出代价，国家应把企业污染的成本内部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再也不能存续下去了。
4.低成本“比较优势”背后的劳动牺牲、福利损失
“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几乎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价格”如同一只外人猜不透的魔盒，不管企业成本如何增长，反映到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上，始终是一条往下的曲线。“中国制造”把拼成本、拼价格的能力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实，“中国制造”的低价并未全部反映生产成本。无论是国人还是世人都无不为我们的产品的低价位感到惊讶，我们为什么总能造出比别人价格更低的产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告诉我们，产品价格低通常是生产成本低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于产品质量差而只能是低价格。而“中国制造”的低价位显然主要的不属于后一种（后面马上讲到）。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制造商并未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外部性因素纳入到成本之中。请看以下我们的分析：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保支出，等等，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劳动力成本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有研究指出，中国员工工资的总体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4％。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薪水只有美国制造业工人的3％，只及德国工人的2％。中国有着丰富且高素质而工资又极其低廉的劳动者，这使得几乎所有企业在劳动支出上大为节省。中国似乎拥有一个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低、性价比高构成了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然而，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少数企业主竟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主可以对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工资福利不做任何考虑：可以让工人在有毒有害的劳动环境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没有任何补偿：可以在十几年里让工人的工资长期徘徊在五、六百元而不增加一分钱：可以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让工人深入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而一旦发生矿难，却逃之夭夭。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过是用劳动者的血汗补贴产品的出口，是以“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
在土地成本方面，前些年，我国的许多地方出于竞争，竞相以低地价来吸引外资，也使企业在地价支出中获益匪浅。例如，在我国寸土寸金的长三角某个城市，当年为了招商引资，将每亩开发成本达20万元的土地以15万元让与外商。还有一条仍需强调，就是前些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经验不足、法制不健全、政策不到位，许多企业将其巨大的负外部性实际上留给了当地社会，生产的社会成本增加了，比如水、空气被污染了，各种稀缺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了，而厂商却因此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再加上，我国政府承诺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也使这些企业有更大的降价空间。综合这些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低价格。究其实质，中国实际上是以牺牲劳动、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制造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使得我们一些重要资源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大幅上升，也使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现在我国买什么，国际市场上什么东西的价格就会上涨，也给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恐慌。
近年来，“中国制造”先后经历了牙膏、轮胎、玩具和食品等质量风波，安全和信任问题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背后不乏境外媒体的恶意误导，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原因。
仅从“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来看，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不仅比多数国家的产品要高，在有些领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质检总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04～2006年之间，中国对美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分别是99％、99％和99.2％，而美国对中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则分别是99.02％、98.85％和99.08％，两者相比难分伯仲。在日本厚生省公布的2006年日本进口食品合格率中，来自中国的食品合格率为99.42％，美国是98.69％，欧盟是99.38％，“中国制造”丝毫不逊于美欧。因此，似乎“中国制造”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我们将出口产品与国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作一比较，有经验的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所提供给外国市场的产品质量一般都高于在国内销售的。厂商们尽量将最好的东西提供给外国消费者，而将质量低的产品提供给国内消费者。
我国国内产品的抽查合格率长期徘徊在70％～80％，每年不良产品的直接损失为2000亿元：有将近1/4的产品长期不合格，全国每年的质量信用损失高达7000多亿元：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痼疾。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我国产品的信誉，损害国家的形象。
5.反倾销与贸易摩擦的影响
从1995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国际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制造”成为外国反倾销的重点。中国在加入WTO时曾接受了一些妥协性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在最初加入WTO的15年内，允许其他成员国有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美国家根据这一规定，在反倾销中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国家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据世贸组织报告，目前全球范围内反倾销的相关案例总体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唯独中国受到的反倾销却在不断上升，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团伙化和集中化倾向。故有文章称，“中国制造”面临海外跨国公司的三座大山：反倾销诉讼，核心技术大棒，全球性品牌威力。“中国制造”遭遇反倾销不仅数量居世界之首，而且面在扩大，一方面是对我国产品反倾销的国家或地区由最初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蔓延到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是遭遇反倾销的产品已涉及4000多种，影响了数百亿美元的出口贸易。
低廉的产品出口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并以巨额的经济牺牲来补贴全球，包括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如此巨额的牺牲并未换来国际社会的些许认同，相反，竟招来仇视和抵制。据资料显示，每年世界上平均每人购买中国生产的1双鞋、2米布、3件服装，每2人购买中国生产的1顶帽子、1条毛巾和1双袜子。如此庞大的商品数量，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制造业的冲击可想而知，人家的工会为了本国工人的就业，最顺手的办法便是运用反倾销的法律武器，这一手段对他们来讲也是屡试不爽。以制鞋行业为例，2003年中国制鞋总量达60多亿双，相当于中国人为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其中出口43亿双，出口金额106.8亿美元，每双鞋的平均价格只有2.4美元。在中国产品强有力的竞争面前，国外市场对中国鞋业乃至制造业开始产生恐惧心理，官方的贸易保护和民间壁垒不断增加，来自欧美本土中小企业的排斥和文化抵触日益增多。少数国家则采取非文明的手段对待“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将原来行业内的争斗公开到所有世人眼前。如2004年10月，价值上千万元的中国皮鞋在西班牙小城埃尔切被当地不法分子焚烧。2004年11月10日，俄罗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福利联邦监督局宣布消息，声称某些中国塑料玩具中有毒物质含量超标，决定禁止在俄市场上出售这些玩具。2005年3月，大批俄罗斯税警突然闯入莫斯科萨达沃特花鸟市场，以没有通过正规报单手续入境属走私物品为由，查封了中国鞋的集装箱仓库，并强行拉走价值8000万元的货物，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灰色清单事件”。“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冲击了当地的制造业，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反倾销”。
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猛增、国内资源流失、人民币汇率形成新的升值压力等问题。很明显，我国产品依赖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出口低档产品，不仅带来前面所述的出口利润微薄、出口可持续性差的恶果，而且还会引起各国的贸易保护，加大与相关贸易伙伴尤其是欧美贸易的摩擦，使出口的不确定因素加大。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国家，现在正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市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06年以安全为由拒绝了从中国进口的924种商品中的48％，比例占所有欧盟进口产品的15％。从市场开放转变为关注深层次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税收政策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制度层面的问题，说明他们把中国既看成贸易伙伴，同时也更看成是竞争对手。国家宏观层面也会对每一个企业的具体经营带来影响，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就是涉及千家万户企业的事情。
“中国制造”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绿色壁垒是横卧在“中国制造”面前的一道高槛。据悉，以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为例，该指令规定，生产企业必须负担回收处理报废家电及电子电气设备的费用，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厂商如果按此规定出口商品势必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甚至亏本现象。还有，中国的彩电企业对日本出口彩电时要向日本政府缴纳废气物处理费，这些都说明绿色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产品出口。从外部环境趋势来看，未来还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挑战，这是“中国制造”实现国际化不可避免的门槛。
三、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是自主创新
中国以难以估量的经济牺牲来补贴全球，出口低廉的产品，却得不到善待，外贸环境日益恶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由于“中国制造”多为无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营销网络的“三无”产品，故“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很容易同“廉价”划等号，很容易被当作“地摊”产品处理。世界市场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扎堆在低端、低价市场上，低价出口又成诱发反倾销的导火线，靠“便宜”换美元，给人以反倾销的口实。“止痛”的良药是变“三无”为“三有”，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取得知识产权的突破，然后才能用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完成在品牌、产品、服务、营销、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升级，切实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水平，解决环保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1.我国竞争力差的根源在于科技竞争力差或说缺乏自主创新能力⑥
如上所述，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成本的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上。在中国制造业中，主体技术依靠外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中国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大量先进装备仍主要依靠进口。我国制造业的装备、工艺很多依赖进口，产业整体对外依存度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生产出来很多先进的产品，实际上设备是进口的，包括其中的关键零部件是进口的。比如我国光纤生产能力很大，但生产光纤的设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装备89％是进口的，包括重化工里面的石化设备80％是进口的。
我国科技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分别为43％、22％、21％），我国仅占2％左右。我国研发投入近年刚提高到占GDP的1.5％，发达国家占2.5％以上。我国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数只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1/30、韩国的1/4。发达国家占发明专利授权的90％以上，我国则不到1％。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跨国公司一般都将占收入5％或更高比重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而中国企业能达到这一国际标准的，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90％的欧美跨国公司都已经把创新融入了它们的企业战略，80％都建立了全公司的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都把利润的10％投入到了研发当中。有55％的创新来自于与大学、研究机构和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交流。而大部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很少，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没有研发。大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1.5％，而发达国家大企业的这一比例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高科技企业达到10％）。我国仅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高端、首创性、集成性创新少，创新没有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内在动力。
对后进国家来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是立足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重引进、轻消化”，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0.08。而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这一比例为1∶5甚至1∶8。这使得我国在开放中本可以得到的迅速消化先进技术形成自己能力的利益，白白流失。以至在我国很多关键的产业部门，陷入片面依赖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企业兴旺的生命。避免反倾销也好，走循环经济之路、避免制造污染也罢，都离不开创新。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说：现在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叫极端制造，一个是叫绿色制造。无论哪一种发展方向，都要解决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问题。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即使有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企业也不会“长寿”。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创新能力。而获得能力的唯一途径是自主的技术学习，包括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努力，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的基础研究，包括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资，包括政府对技术学习的政策支持。
2.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永不衰竭的根本动力
现代经济是以持续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创新，不仅包括技术的持续进步，更包括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共同将其和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并形成新产品、新产业，为市场接受。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的重要制度。专利是为了保护技术发明人的经济权益。商标制度则具有保护特定产品所体现的企业价值的功能。
在国家之间，在技术、营销竞争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知识产权也可能被滥用为遏制后进国家追赶先进的工具。资源是有限的，但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领先一步，就可以向科学技术的后来者索取“创新租”，就等于捧了“金饭碗”。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质。
一国的竞争力，是经济、科技、国防、社会软实力的综合，其中，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实力、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的巨大差距。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来自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能力只能来自于组织自身的学习和创新实践活动，不可能由外部力量或过程替代。物化在设备上的先进技术可以买到，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不可能买来的，也不可能依靠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学习和组织。
近代史说明，谁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掌握主动权，谁在国际政治中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力。“知识就是力量”，对科技知识的控制和使用能力，与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资源，也是获得政治行动能力的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3.引进、合资或出让市场得不到、换不来先进技术
很多人认为通过引进或合资就能得到先进技术。但我国高技术产品国内生产的60％、出口的90％由三资企业完成，也不过是被动地获得有限的“技术溢出”。外资不会轻易转让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是要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巨大市场。如上海引进的德国磁浮技术，投资90亿元，每年营业收入1.3亿元，还不到每年必须支付利息3亿元的一半，而最先进的技术掌握在德国人之手，德国人声称，不会把有关机电、信号、控制设备的生产技术转移给中方，以后也不会。
汽车工业是经济起飞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国家累计投资1000亿元以上。中国轿车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发出来过引起民族自豪感的“红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轿车工业走上了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道路。走合资道路的初衷是通过引进技术，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最后达到自主开发的目的。但是，在20年的时间里，合资的主要企业，始终没有能力开发新车型。原因很简单，合资企业只能引进外国产品和外国企业现成的产品设计，自己从来就不进行产品开发。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说，神龙富康、东风雪铁龙都是中国制造，但法国人从来没有把技术教给中国人，要换一个螺丝钉还要交给法国人，全部技术细节控制在“老外”手里。没有产品开发的实践，当然就发展不出来产品开发的能力。我们通过合资生产取得了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大国的地位，但由于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合资企业研发经营主导权掌握在外方手中。100多个国产轿车品牌中，60多个合资的外国品牌占据了90％的国内市场。我国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1.5％左右，远远低于跨国公司4％～6％的水平。发动机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主要制造厂没有从外方获得关键部件和整车的设计技术，也就无力创造自主品牌。合资合作孵化不出中国技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利润率非常低，才出现了我们用8亿件衬衣换1架飞机的悲惨局面。
我国有一个油泵油嘴企业，专门生产柴油发动机的喷油系统。在机械式喷油系统时代发展得很好。但在最近十年里，国际上的主流技术从机械式转向电控式。面对这种变化，这个油泵油嘴企业决定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合资的结果是，外国企业控股67％，不但把中国企业的几百名技术人员全部纳入合资公司，而且规定中国剩下的中国母公司永远不能进入欧Ⅲ排放标准及其以上的产品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正是因为担心不能进入欧Ⅲ排放标准市场，这个企业才产生了引进技术的想法，但合资的结果却使自己永远不能进入。在同行业还有个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决定自主开发电控喷油系统，他们不断学习外国技术，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开发出满足欧Ⅲ排放标准的电控喷油系统，正在进行产业化。2004年，当中国最大的油泵油嘴企业被外资控制而退出欧Ⅲ产品领域时，无锡油泵油嘴所决定退出欧Ⅱ标准及以下产品领域，而集中力量开发欧Ⅲ标准及其以上的产品领域。这个戏剧性的对比恰恰说明，自主创新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高性能高精度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母机”，西方国家对我国在先进机床及其重要配套部件、组件进口方面，实质上的禁运、限制和歧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大型燃汽轮机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装备，无论我们出多高的价钱，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卖给我们，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攻关取得成果，外方眼看技术封锁不住，才不得不与我方合作。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将中国选为合作组装生产麦道客机的唯一伙伴，仅仅是因为我国在1980年成功自主研制出大型民用客机的样机——运十。碳纤维是迅速成长的产业，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西方的相关技术，甚至连原材料都买不来。
20世纪80年代，北京某机床厂和德国一家公司合作，根据对方提供的机床图纸总结出10大课题，组织攻关并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此后，外方再也不提供机床图纸，而且明确要求主要部件必须从德国进口，然后才能谈合作。2001年，中国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造一座芯片厂，向美国公司订购高科技生产设备，但美国政府冻结了前任政府已经同意发放的出口许可，一拖就是好几年。在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先进设备运行维护经验，要以每小时数10美元的代价，聘请外国专家。
大量引进使用国外的设备和技术，还使我国原有的较完整工业体系和有一定基础的设备工业丧失了巨大的市场，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进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使国内市场份额进一步被外资品牌所蚕食，真正的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却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不仅要付出巨额经济代价，更严重的是危及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4.科技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和关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讲的，是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讲的，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讲的，是从原动力的意义上讲的。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转化为现实的财富，要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转换器”，要有一个“中介”，这就是技能，即技术能力、技术本领、技术才能。科学技术水平决定技能的高低，技能决定技术转化为财富的程度，决定“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在日本市场上，同一品牌的美能达相机，且外观完全一样，只是因为产地不同其价格差异十分悬殊，标明“中国制造”的美能达相机，价格远远低于日本造美能达。这说明“中国制造”的美能达只是形似日本制美能达，尚未神似日产美能达。据日本美能达的一位经理介绍，中国造美能达与日本制美能达的生产线完全一样。为什么机器设备相同、技术相同，做出的同样产品，一个是低档价，一个是高档价，答案只有一个：技能的差异，制造者技术能力的差距。它证明了一个道理：技术可以引进、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到的，它必须靠培训、学习、消化，将技术转化为能力。技能决定产品品质、决定产品价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同样零部件组装的钟表，“中国制造”不敌“瑞士制造”；同样零部件组装的汽车，“中国制造”不如“德国制造”；同样设备及原材料生产的电器，“中国制造”不及“日本制造”。这种技能的差异反映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力的差异，是价格的差异。可见，“中国制造”虽能造世界各种名牌产品，但不一定掌握了世界名牌产品的全部技术，但不一定掌握了制造世界名牌产品的技能。
技术是人掌握的，技能是人的技术和能力的体现，技术、技能集于人。“中国制造”的技术软肋、技能软肋，说到底是职业技能人才的软肋。中国是世界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我国人才总体规模已近6千万，但高层次人才十分短缺，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仅1名，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
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以上，中级工占50％以上，初级工占15％左右。而2005年在深圳市90多万技工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1.4万人，占技工总数的1.6％，中级以上技能人才22万人，占技工总数的24.4％，这意味初级工有66.6万多人，占技工总数的74％。当今我国人才方面面临的事实是高级技工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或更少，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在相形见绌。进一步说，我们更加缺少创新型、复合型技术人才。这样我们就很难将现有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难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难以推进技术革新。“十一五”期间，广东省中级以上技能人才的缺口是180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能人才缺口是100万人。“珠三角”如此，“长三角”也一样，有“皮都”之称的浙江海宁，由于高级技工短缺，每天至少损失100万美元的国际皮衣订单。苏州数控机床技师至少需要1万人，可在2004年6月底前尚无一名数控机床技师。不仅经济发达地区技工缺乏，即使是素有“技能人才大本营”之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也不例外。“技工荒”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制造”不缺工人，不缺劳动力，缺少的是技能人才，匮乏的是高级技能人才。高级技师，技师的技能差距折射出“中国制造”的价格差距、档次差距、竞争力差距。
四、自主创新的实现
自主创新直接改变了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入结构，使发展更多依赖于软环境和软制造，即从更多地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提高发展效率和提升发展质量。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自主创新的需求十分紧迫。所以，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实现，本文认为其中的一些关键是：
1.坚定自主创新的自信心
要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自己的品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轻松递进，而是一个艰苦的爬坡过程。因为科学技术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设备、图纸说明书可以用钱买到，但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必须依靠自己的创新能力，这需要综合自己学习、创新、组织管理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绝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合资合作或把市场“让”给外资就能换得到的。如上证明，第一，你让了市场人家也不会真心把好的技术让给你，因为这是他们的利润来源：第二，“让”得过分，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消磨了自己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提高学习创新能力的机会。所以，只有依靠自主创新，通过大力引进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开发原创性攻关，并在长期的艰苦实践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超越“挣血汗钱”的阶段。
正因为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提高和产业升级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见成效，所以，必须从尽早开始，迅速改变现在“中国制造”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西方技术的状况，勇敢直面国际市场的竞争，杀出一条血路。中国的根本应对之道就是必须改进技术创新制度，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并制定符合国情、鼓励自主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
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越过3000美元后就会面临“是否加入结构调整升级的国际竞赛”的重大抉择。20年前韩国完成初步工业化后，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大力鼓励科技自主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成功跨越技术瓶颈的结果是5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100倍，成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当年的战略调整，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具有基本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和能力基础。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800多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超过140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112万人，分别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新中国成立60来年，我国科学技术创新在促进农业发展、产业技术升级、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弹一星”和“神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正负电子对撞机、石油注水开采新工艺、空气动力实验、原子能级操纵和原子能级加工、深水机器人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性能计算机研究取得突破，氮化物蓝光激光器件研究在氮化镓材料上制作PN结，使我国成为目前国际上唯一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特别是国内涌现了一批通过自主开发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创新型企业与创新型区域典范，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我国出现了如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区域，也涌现了诸如华为、中兴、海尔等类似的创新型企业。
总体上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主要国家中上游水平，部分重点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基础。
但是，尽管中国拥有这样的潜力，有些人对自己能不能自主创新，仍然信心不足。这恰恰说明，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缺少勇气、信心和进取精神。2004年还有合资汽车企业领导人说，我国汽车自主品牌的研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但奇瑞、吉利等企业从零开始，通过自主开发打开了市场。对比这两类企业可以发现，自主开发企业早期阶段所有的物质条件都比不上依赖合资的大企业，但自主开发的勇气和信心超过了后者。强调自主，正是因为赶超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肯定没有自主创新的实践，没有勇气实践落后者永远是落后者，有了勇气实践，落后者就成了赶超者。都说创新需要能力，但能力是哪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产品和工艺的实践中生成的。技术不同于科学，只有采取产品形式才有生命力。不实践就产生不了能力。越没有能力就会越害怕，永远摆脱不了依赖。
在事实上，中国不仅拥有自主创新的潜力，还拥有非常好的机会——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和潜力不断增长的市场，这个市场的需求将长期保持民族特色，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一位华为的工程师曾说：“其实高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之后跟种萝卜大白菜没什么两样！”这话虽然通俗，却掷地有声。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像奇瑞、吉利和华为、中兴那样敢于冒着风险捅破高技术的窗户纸，中国工业就会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中国就会有朝一日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⑦
2.不断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
就是要提高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加大对于自主创新的人才和物质性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如上所述，这是创新在本体上的体现与要求。创新型国家都是创新人才富集，R&D/GDP比例均在2％以上，美国、日本、韩国均达3％以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全世界的86％，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而我国R&D/GDP比例长期在1％～1.3％之间徘徊不前，直接导致发明专利少，仅占世界总量的1.8％。我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终的结果是，我国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以上，而美国、日本仅为5％～10％；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仅为40％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70％以上。“关键在钱，核心在人”，“人”与“钱”是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大创新资源。尽管我国从事科技工作和研发人员的数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我国每万名劳动者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却只有8名，仅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0到1/8。
相对创新人才不足、创新经费投入较少与经费执行结构不尽合理，仍然是制约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瓶颈。增加创新经费投入，关键在于区域与企业要形成重视技术开发的机制。考虑到我国的现状和区域与企业在创新中的独特地位，可以将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比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经费比例和全社会R&D/GDP比例、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外技术依存度一道作为考察创新型区域与企业建设的主要指标。这样有助于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R&D投入体系，形成符合国情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合理比例。
中国的技术软肋，技能软肋的背后是技工短缺，高技能人才匮乏的背后是职业教育的薄弱，是职业教育尚未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是职业教育本身存在问题。究竟什么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人们尚缺乏正确、科学的认识。中国目前处于一种悖论境地，一方面很多行业、部门、新兴产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的基本技术，同时，失业人员中年轻化的倾向开始显露。因此，必须明确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贯穿于学习者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之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人们谋生就业的前奏，而且是人们成长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腾飞的基石、民族跃升的阶梯，而且是社会成员走向职业世界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如何将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就业教育、全民教育相互渗透，即职业教育与“三大教育”相结合。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高职、中职、技校等学历教育上。
我们的学校职业教育也存在软肋。职业教育的质量取决于企业的评价，职业教育面向企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是趋向、潮流，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挑起“中国制造”、特别是“中国创造”的大梁，但目前的职业教育并非如此，甚至出现“逆向”发展，即职业教育或“拷贝”普通高校教育，或与大学对接。职业教育的内在“硬伤”就是教育与职业脱节，教育远离“现场”，是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差，技能缺失，实际操作技术基本不具备。
同时，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成萎缩状况。职业教育的比例由20世纪90年代的58％下降到2005年的38％，10余年，职业教育下降20个百分点，普通高等教育上升20个百分点，其比例由42％上升到62％。上海市技校由12年前的330所，骤减至2006年的32所，缩水90％。仅2002年一年，全国就停办了约600所技校。⑧ 我国教育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
3.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确是天然地自主创新主体，但不能由此而否认政府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相反，由于自主创新具有风险性、长远性和持续性，自主创新天然地存在系统失效的特性，因而，政府对于自主创新的宏观调控成为必然。政府应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财政支持、税收激励等方面，为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在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完善并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应如此。各级政府应大力宣传“两弹一星”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主创新精神，树立自主创新的先进企业典型，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完善并实施技术创新财税金融政策等。技术创新财税金融政策是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政策工具。它主要有四种：（1）税收政策；（2）直接资助政策；（3）政府风险投资；（4）政府采购政策。从我国当前技术创新政策的特点来看，许多政策是为保护和发展本国早期加工贸易而设计的，这在我国产业发展初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新的形势对政策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将政策支持的目标由技术创新链末端向中段和前端转移。
政府采购是一项不受国际规则制约，既能节约政府开支，又能间接扶持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制度。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是创新型国家由增加直接投入向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嬗变的经验总结，是国际通行的惯例。目前西方国家政府采购的金额已经占到GDP的10％～15％，主要是为了缩短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提高其竞争力。它们普遍采取高价购进低价销出的政策，加快用高科技产品取代传统产品。对高科技产品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从本质上讲是用经济手段对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落后企业进行强制性和快速淘汰，让高科技产品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市场占有率，从根本上建立起创新带动型发展模式。我国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也将逐渐增加，但1998年只有30亿元。截止到2007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已经达到4千亿元，但仅为GDP的1.62％。各级政府采购活动，应当严格依据《政府采购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认真执行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首购订购制度、奖惩制度和进口产品审核制度，改变以往政府采购中“同等优先”甚至“先外后内”和反而指定非外国名牌不买的观念与行为，给予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⑨
4.建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助的社会系统。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完善，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
（1）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融结合的技术创新道路。（2）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3）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4）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5）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最后要强调的是，自主创新不是不要合作，更不是一切研究都自己去实现。自主创新包含的三种创新：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创新，后两者都是在别国创新基础上的再创新，核心技术也不一定源自本国的技术发明，可以是引进技术的集成创新，也可以是引进技术经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日本、韩国就主要是通过后两种创新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在于“以我为主”，但“以我为主”同时包含“以他为鉴”的内容。我们恰要在积极吸纳国际最新成果和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有效组织实施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
收稿日期：2010－10－10
注释：
① 程言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规律、动因和历史方位的文明形态视角研究[J].海派经济学，第23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② 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经济学动态，2009(4).
③ 李铁映．中国的改革[N].人民日报，2008－11－7.
④ 程恩富．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论争[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5),9－10.
⑤ “三低”即：低价、低端、低附加值；“三高”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
⑥ 高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6).
⑦ 章彤．我们为什么要自主创新[J].苏南科技开发，2006(3).
⑧ 黄蕾．“中国制造”的“三技一教”软肋[J].现代企业教育，2007(15).
⑨ 参见胡长生：《以自主创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9年第1期。
标签：中国制造论文; 反倾销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品牌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自主品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