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贫困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项京津晋沪粤五地调研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京津论文,社群论文,贫困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的重大革命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拓展了新的维度，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和演变更加复杂。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电报、广播和电视等传统ICT加速了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在地域间的调整和新兴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建立，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信息分化现象呈现出加剧的态势；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等数字化ICT在延续新经济生命力的同时，也在刷新人类不平等的纪录。本项研究的宗旨在于探索数字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层级结构[1]中数字贫困人群实现向数字中产阶层流动过程中关键行为是否出现的深层原因，为建立旨在实现数字公平(digital equity)的公益信息制度[2]提供实证经验。
1 研究综述
国际数字不平等的研究已经有至少15年的历史。据笔者调查，最早提出“数字不平等”概念的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蒂莫西·鲁克(Timothy W.Luke)。他认为，数字化不平等的标志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新时代转变成企业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知情者与不知情者之间、拥有技术接入机会的人和没有这些机会的人之间、网络素养具备者和不具备者之间的“信息战争”[3]。国内外相关学者认为，数字不平等的表现维度主要有心理不平等、ICT设施的接入与所有权的不平等、技术使用状况不平等等。其中，心理状态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目的[4]、动机和兴趣[5]、态度[6]、数字化意识[7]等方面。
相关学者对影响数字不平等的因素研究较多，其选择取决于这些学者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如果研究个人层面的数字不平等现象，他们则倾向于选取人口统计学的指标以及个人所拥有的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等资本；如果研究地区层面的数字不平等，则会选择与地区发展相关的要素，如地区经济发展、城乡差异等作为分析对象；如果研究国际层面或国家之间的数字不平等，则会聚焦在各个国家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全球信息经济、政治经济要素等问题上。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口统计指标和资源要素，前者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健康程度、就业、婚姻、生育、家庭地位八个因素；后者包括地理、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人力、政治七类资源或资本。经济资本的一般要素包括收入、阶层、经济发展等。文化资本对数字不平等的影响途径包括文化角色[12-13]、语言、文化空间、大众媒介的支持、信息内容、教育[25-27]等。社会位置以及机构[12-13]、个人网络、社会网络等因素构成社会资本因素。这些变量对于数字贫困群体实现向数字中产阶层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
2 术语界定
社群是指社会中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的经历或历史、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和共同期望的个体，通过血缘、地缘、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或特定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合体。常见的社群包括亲友、地理社区、政治社群、社交圈子等。本研究关注的社群主要是在中国信息化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层次上的社群。数字不平等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社群和个人在数字化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据此，数字化社会可以划分为数字赤贫社群、数字贫困社群(含意识贫困社群、物质贫困社群等)、数字中产社群、数字富裕社群和数字精英社群五个阶层，如表1所示。
其中，数字化凝聚力是指社群成员利用ICT和数字化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团结程度，表现为网络利益诉求能力、网络舆论导向能力、影响实践中各类决策的能力。可以用“团结”和“分裂”概念来描述凝聚力的两种极端情况：“团结”代表着具备数字化凝聚力，而“分裂”被定义为缺乏数字化凝聚力。
数字贫困者与数字中产者之间的界限是社群成员是否使用了ICT；数字贫困者与数字赤贫者之间的界限则是社群成员是否同时遭受数字化的心理缺失(如缺少动机、愿望、兴趣或态度等)、接入ICT的物质条件匮乏以及数字化信息素养的缺位三种贫困现象；数字富裕者与数字中产者的区分标准是接入并使用ICT，是否获取并利用了数字化信息内容解决生活、学习或工作中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或者是否创作并上传、公开数字化内容作品；数字精英和数字富裕者的区分标准是社群成员是否具备数字化凝聚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理论认为，“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成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其中社会的垂直流动包含着社会上升(social climbing)，即“个体从较低的社会阶层渗透进入一个原有的较高阶层”，或者“由这些个体创造的新的社会群体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29]。本研究将“信息社会流动”界定为信息社会中的个体或其所属群体凭借其数字化行为进入到比自身地位高的另一个社会阶层中。信息社会流动的关键行为是接入并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含电脑及互联网、手机及通讯网等。
经济资本是用来描述社群及其成员通过各种就业或创业渠道和方式，赚取并积累的物质财富，尤其是以货币化收入来衡量的财富，测量指标不仅包括货币化收入的绝对值，也包括社群成员的自身收入、家庭收入等在整个社会中的水平和地位；文化资本主要是对社群及其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等的概括；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是社群及其成员以其自身性格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并保持的社会关系，测量标准的例子包括是否与别人容易相处，人缘关系如何等。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样本
本研究所采用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08年收集并于2009年在有限范围内开放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2008年问卷调查的样本选取方法是：在北京、上海、广东各抽取了8个区/县的32个村/居的800户家庭，每户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受访对象；共完成24个区/县、95个村/居、2375户、7214个人的访问，共计获得9708份问卷，620多万个数据点，有效问卷为7212份，其中含成人问卷6093份，少儿问卷1119份。该数据集合的特点是主题的综合性强、样本量大以及对发达地区的代表性比较好等，其中也涉及ICT的问题，尤其是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问题。
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数据来自京津晋三地的4个地点的社群，分别是天津下岗职工社群、北京房山农民群体、北京老年人群体、阳泉城郊结合处的社区居民，合计55人。针对他们的焦点小组访谈和一对一访谈的内容涉及接入和使用ICT的意识和行为，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实际情况，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的特征等。
3.2 变量选取与分析方法
京沪粤三地村居和社区居民是否使用电脑上网是本研究的因变量，该变量反映的实质内涵是在确认居民是否采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基础上，至少可以将他们确认为数字贫困社群或数字中产以上社群。由于因变量属于定类变量，即只能将这些发达地区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两大类，“使用电脑上网的居民”和“不使用电脑上网的居民”，故本论文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罗吉斯蒂回归分析方法(Logistic Regression)，Logistic函数属于一种概率函数，以说明一些自变量对因变量所代表的“行为”发生概率的影响[30]。这也是目前涉及二分变量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本研究所选取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收入(包括个人对收入水平的自我感知)、年龄、社会因素(人缘的好坏以及与人相处的容易程度)等。受教育水平变量的生成办法是：根据数据库中受访者接受不同阶段教育的时间统计数据及各阶段平均时间来计算出，1-6年为小学水平或学历，并作为参照变量，7-11年为初中，12-14年为高中或中专，15-18年为大专或大学本科，19年以上为研究生水平。对受访者收入水平的测量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受访者感觉到自己的收入在当地的水平(分为1～5五个级别，1为“很低”，5为“很高”)；二是受访者对家庭收入状况的回答(分为1～7七个级别，1为“很穷”，7为“很富”)；三是受访者的收入(以1000元为单位)，并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In(收入/1000)。这三个变量依次被加入自变量行列中，以测试三个收入变量对“使用电脑上网”行为发生概率的影响。关于本部分涉及的CFPS数据变量，可登录http://www.isss.edu.cn/index.php?catid=53&action=index查询。
社会因素反映在受访者对自己人缘关系良好程度的感知和对自己与人相处容易程度的判断的两个问题中，如表2所示，这两个变量存在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0.599，显著水平小于0.01，说明该系数对二者关系有非常显著的解释水平)。年龄变量是通过计算调查时间(2008年)与数据库中受访者出生年份的差值而来的。
研究采用定性的内容分析方法对京津晋三地访谈所获得的文本数据按照变量类型进行梳理、分类和描述，以从微观层面印证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结论。分析过程中将北京农村社区房山区沿村简称为“农村社区甲”，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为“城市社区乙”，山西阳泉南庄路社区为“城市社区丙”，天津河北区乌江北里社区为“城市社区丁”。
4 研究发现
4.1 宏观层面的统计结果
京沪粤基本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研究三地的居民使用电脑上网行为有利于我们理解在当今中国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地区数字贫困社群与数字中产以上社群二者界限形成的机理。这里的罗吉斯蒂回归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将“是否使用电脑上网”作为因变量处理，回答“不”的作为基准情况“0”，而回答“是”的则转换为“1”，也就是“使用电脑上网”这个事件肯定发生的概率。不使用电脑上网的受访者是4255位，占到有效受访者的比例为70.1%；使用电脑上网的受访者是1816位，比例为29.9%。随后将反映受访者收入的三个变量、教育水平、年龄、社会因素(人缘关系良好程度以及与人相处容易程度的自我感知与评价)等要素作为自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截距模型中似然函数值(likelihood)的相应值(-2log likelihood)较大，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一般。该概率模型的Wald值(反映偏回归系数显著程度)为104.929，几个自变量的综合作用比较明显。另外，方程总体的显著度(Sig值)低于0.01，对因变量的解释非常明显。
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分析结果见表3。如果受教育水平上升1个档次，如从小学水平升到初中水平，居民“使用电脑上网”的发生比为3.577，新教育水平上的发生概率比旧教育水平上的发生概率提高2.577倍；年龄变量的Exp(B)值显示居民的年龄每增加1岁，其“使用电脑上网”的概率则降低到原来概率的0.936倍水平，其作用是负面的；如果收入提高到原来的e倍(约2.7182倍)，即In(收入/1000)提高1个单位，新收入水平上的“使用电脑上网”发生概率是原有概率的2.314倍，比原来提高1.314倍。三个变量的显著度均低于0.001，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很明显。
再尝试将所有有关变量逐步纳入到回归方程的过程中，受访者对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对人缘关系的感知、与人相处的容易程度等变量对因变量“使用电脑上网”行为的发生概率不具备明显的影响，显著度均高于0.05，故排除这些无关自变量。纳入最终的三个自变量之后，“是否使用电脑上网”——即数字贫困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关键行为的罗吉斯蒂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其中P代表“是否使用电脑的发生比”，即当任何一个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而其他变量不变化时，新的发生概率与原有水平发生概率的比值。
综合上述分析过程，对数字贫困社群向数字中产社群实现社会流动这一过程产生影响的自变量主要是社群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收入和年龄。(1)数字贫困社群所拥有的受教育水平对他们做出电脑上网行为的作用是最大的，其次是个人实际收入；二者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即社群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社群成员电脑上网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越高；而年龄的增长对他们使用电脑上网的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是负面的。(2)目前为止找不到足够的实证数据可以证明，社群成员的人缘关系感知、社会地位感知、与人相处的容易程度等社会因素对其使用电脑上网行为发生的概率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数字贫困社群的关键“脱贫”行为主要受到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变量的影响。
4.2 微观层面的证据
微观分析的目的是寻找典型个案来支持上述宏观分析中有关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变量间回归关系的结论。此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对北京、天津和山西部分社区开展的田野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记录。这些定点研究基本可以印证经济收入对不同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正向影响，同时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村社区居民、下岗职工社群以及城市社区居民的数字化水平受到其自身经济收入的影响比老年人社群要大一些。
农村社区甲地处北京较发达的县城附近，尽管其人均经济收入水平(9115元/年)远高于整个中国的农村人均年收入水平，但在数字化行动面前仍然受到经济收入的较大影响。4位主要受访者均认为农村再发达，村民在面临是否购买电脑及互联网络服务的决定时，均比较犹豫一些。究其原因，包括：“有经济基础才能有电脑”；“电脑价格偏高，一般(常住人口)无法轻易决定购买”；“大部分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留守者)一般都没有足够的财力、兴趣和时间”；“有孩子的家长才会下狠心(出资)给孩子买电脑(上网)”。
参与城市社区丙焦点小组访谈的10位受访者中，有3位女性受访者均没有条件使用电脑和互联网，而且没有任何实践经历。她们的解释集中在物质条件和经济收入水平上：家中没有电脑、“家里条件不够”、“(电脑的)价格太高”等。城市社区丁居民委员会11位受访者中的工作人员N没有使用过电脑和互联网(也是该社区所有受访者中唯一一位没有电脑和网络经验的受访者)的原因中没有选择“不懂如何使用”、“会使用但找不到公用电脑”、“电脑没有用”等答案，而是选择了“其他原因”，其收入水平也在笔者设置的“最低水平”(年收入小于1万)一档，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社区丁的另外2位受访者D女士和I女士对“上网费用太高”、“网费的地区差异太大”、“电脑买得起，网上不起”的评价重复了若干次。这也充分反映了个人经济收入对电脑以及互联网络等关键的数字化设备的“正向”影响。
经济收入和消费观念是影响老年社群是否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在笔者进行社区乙的焦点小组座谈过程中，受访的16位老年居民在不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原因方面首先想到的是“眼神不好”、“身体不允许”、“只会开关机”、“鼠标和打字都不会”、“没有和子女在一起”等，这些原因也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受访者D提出“上网费用太高，一个月用不用都得交(纳)好几百块(钱)”也是值得我们在将来研究老年社群的信息行为时应该深入分析的切入点。
对于农村社区居民社群和城镇低收入社群来说，基本的经济收入水平是他们实现数字化、摆脱数字贫困状态向数字中产社群流动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对于城镇的老年社群来说，经济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仅仅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而已。身体素质、特定软硬件层面的信息技术条件、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必要的信息素养等对老年人来说更重要。
文化资本对信息社会流动关键行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京沪粤三地的居民中，而且还体现在笔者在北京、天津和山西所调查的几个重点社区居民中。在社区丙焦点小组座谈中，在提到受教育程度对居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影响时，没有使用电脑的三位受访者提到“绝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肯定受影响”，“简单的ABC会，但再用得复杂一点就不会了”，“(我)对电脑来说就是文盲”，“打字是从ABCD开始的……(电脑中)英文字母代表什么都看不懂”等。受访的北京老年社群不使用电脑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根本不会电脑”、“除了开关机其他都不会”等。社区丁的受访居民在回答受教育水平与其数字化行为时特别强调“(不熟悉)汉语拼音对电脑打字有影响”，“上网时网站跳出来英文的病毒(自己)根本读不懂”。农村社区甲的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一般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才会购买电脑，而且他们“基本上除了电脑游戏之外别的功能都不会(使用)”。受教育情况和中英文语言能力均对社区居民尤其是处于数字贫困状态的居民有直接的影响。为了提高数字贫困社群的社会地位，不仅需要从想方设法增加社群成员的经济收入和加快国家经济发展入手，还要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尤其是语言能力及数字化信息素养。
在笔者重点调查的四个社区或社群中，只有一个社区的访谈数据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社群成员数字化信息行为之间的若干联系。社区丁中的受访者B女士提到她不仅使用家中购置的电脑和单位供工作用的电脑，而且还会使用朋友的电脑，而只有她在描述社会资本情况时提到了：当她遇到困难目最需要帮忙时她会求助所有可能的人缘关系，包括家人和亲戚、朋友、同学、网友、陌生人、政府或社区居委会等。该个案说明社群成员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关键行为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ICT作为一种嵌入到特定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资源，也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
5 结语
数字贫困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关键行为受到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均为正向作用，而年龄则为反向作用。尽管本论文从宏观统计层面无法证明社会因素(如社会资本、社会地位感知等)对数字贫困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关键行为的显著影响，但研究的微观分析验证了社会因素对个别社会个体的显著影响。如果能够尽可能提高数字贫困社群的受教育水平和实际收入，从而改变他们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应该能够帮助他们改变其不接入和使用电脑或互联网的行为。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只代表五个地区的部分实际情况，后续研究还需要收集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数据，来验证和推广京津晋沪粤五地的研究发现，以及验证社会因素是否对信息社会流动关键行为有显著影响。
从政策角度来理解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为提高数字贫困社群的数字化地位，应该从根本上尽可能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推广高中和高等教育以及信息素养教育；拓宽该群体的增收途径，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建立各项有利于维护其尊严的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民主制度等。此外，中央政府应着手建立公益信息制度，为数字贫困社群提供持续的“信息福利”，以实现数字公平的愿景。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授权笔者使用CFPS 2008年数据库；感谢北京大学赖茂生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Abdul Alkalimat和Kate Williams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