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清代论文,进程论文,汉文化论文,民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1-0119-05
作为一个人口数量仅占全国人口总数1/50的少数民族，满族之所以能在清代二百余年 间实现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有效统治，与其所推行的“旗、民分治”政策不无关系。 在这一政策下，满族统治者以八旗组织为界，构筑了旗、居民则分城，官则分缺，业则 例有分限，刑则固有等差的二元化社会控制体系，从而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满人“沾 染汉俗”而迅速被对方同化，又有效地缓和了满族入关之初异常尖锐的满汉矛盾。然而 ，如此精心的设计并非万无一失。从乾隆年间开始，随着八旗制度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凸 显，“旗、民分治”体系渐渐松动，至晚清时期，满族统治者被迫宣布变通旗制，化除 满汉畛域，“旗、民分治”格局遂逐渐解体。而从这一体系的松动到解体，恰恰折射了 清代的旗、民一体化进程。本文将以清朝统治的“根本之地”北京为焦点，对这一过程 加以考察(注：有关资料显示，乾隆四十一年全国旗兵布局基本完成时，京旗兵丁约16 万人，而清代八旗兵额最多时也不过35万人；迄清末，京旗官兵总额约102,218名，驻 防兵丁105,120名。可以推断，自八旗布防大定直至清末，京旗始终占到全国八旗兵丁 总数的一半左右。)。
一、北京“旗、民分治”格局的形成
为确保满族的整体优势，清政府入关伊始便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实行“旗、 民分治”，划定了双方在居住、交产、婚姻、刑罚诸方面的严格畛域。
其首要步骤，是将二者从空间上分隔开来。具体做法，一是实施旗、民分城居住；二 是调整旗、民地亩，使之疆界分明。
清军初入北京，跑马圈占地亩房屋，安置旗人。顺治五年八月，谕：“京城汉官、汉 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劫杀抢夺，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光景，何 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覆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 ，实为永便。除八固山投充汉人不动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城南居住。其原房或 拆去另盖，或贸卖取偿，各从其便”，内城民人“限以来年终搬尽”[1](卷23,p434-43 5)。自是，汉人尽归之外城，旗人分隶内城。内城范围，北自德胜门、安定门以南，东 自东直门、朝阳门以西，南自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以北，西自西直门、阜成 门以东(除去中间皇城部分)。八旗“自王公以下至官员兵丁，给以第宅房舍，并按八旗 翼卫宸居。其官司、学舍、仓庾、军垒，亦按旗分，罗列环拱”[1](卷23,p429)。中间 皇城城区(天安门、南池子皇城墙以北，地安门东、西大街以南，东皇城根以西，西皇 城根以东地区)则归内务府三旗居住。开旗、民分城居住之先例。
为限制民人进入内城，以及旗人出城居住，清朝颁布了一系列禁令。
顺治三年，严汉人杂处旗下之禁。谕：“京内盗贼窃发，皆因汉人杂处旗下……嗣后 ，投充满洲者，听随本主居住；未经投充者，不得留住旗下。如违，并其家主治罪…… ”[2](卷11)民人进城做买卖或焚香往来，一律不许留宿过夜。甚至汉官及科考来京的 士子也只能住在外城宣武门一带。
对于旗人出城居住，清初例禁尤严。顺治初规定：“八旗官员兵丁，不许在京城外居 住。”康熙四年题准：“在前三门外居住者，俱令迁入内城，汉人投充旗下者免。”乾 隆《钦定八旗则例》则规定：“其宗室及现任官员并兵丁人等，概不准居住城外。违者 交该衙门察议，兵丁责惩，该管大臣失于约束稽查者一并交部察议。如系宗室，交宗人 府严加议处，其管理宗人府王公交部照例察议。”[3](卷10)旧例，凡城外过宿，系官 员，失误朝期者革职，如因扫墓、医病等事不及进城者，罚俸一个月；系普通旗人“远 离本佐领居住者”，不仅本人“人口财物入官”，而且“该佐领、领催，各罚责有差” [1](卷17,p297)。此外还颁布“逃人法”：在北京禁卫八旗，规定旗人不准擅自离旗四 十里。为了严密稽查旗、民往来，清政府还下令在北京各街巷设栅栏1755座，内设堆拨 ，作为巡逻哨。
除关于旗、民居住方面的限制外，清朝在分配地亩过程中也尽量将旗、民分隔开来。 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下达户部的上谕中，命令清查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朝皇亲 、驸马、公、侯、伯、太监等，凡殁于寇乱者所遗无主田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 丁人等，并特别强调“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1 ](卷8,p310)。
为进一步保证“旗、民”分治政策的顺利推行，清政府在旗、民交产、通婚、刑罚等 方面也设置了重重界垒。
交产方面，顺治七年，朝廷颁布法令，规定民间土地房屋，禁止满洲置买。顺治十八 年重申这一法令，宣布禁令颁布之后，所买房屋土地“尽行入官”，“买者卖者，一并 治罪”[1](卷18,p311)。而对于控制旗人房、地流入民人手中，规定更为严格。在清代 各类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条例记载比比皆是。如《清史稿》载“凡官地，例禁与民交 易”[4](卷120,p3495)；《八旗通志》记述“凡旗地，禁其私典私卖者，犯令则入官” [1](卷70,p1347)；《钦定八旗则例》中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婚姻方面，在清朝各代皇帝颁布的诏令中，关于禁止满汉婚姻的命令屡见不鲜。如乾 隆七年谕：“嗣后凡贸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买旗屋、私垦租种土地，及散处城外 村庄者，并禁。”[5](卷162)道光、咸丰朝又明定对于旗人将未经挑选之女、已挑选及 例不入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以及民人娶旗女者的惩治具文。
刑罚方面，旗人案件均由各该旗或地方特设的理事同知衙门审理，地方官无权受理旗 人诉讼，仅事涉旗、民互控时，可接受民人投诉，移咨与旗员或理事同知会勘。
另外，清政府还以八旗组织为载体，构筑了一套独立于地方官僚体系之外的旗政系统 。依定制，“满洲、蒙古、汉军俱隶八旗。每旗自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逮领 催、闲散之人，体统则尊卑相承，形势则臂指相使。”[1](凡例,p1)旗人事务由都统、 参领、佐领等会同族长层层管理，地方官一般无权干涉，从而尽可能地将旗、民行政及 社会控制体系剥离开来。
二、旗、民畛域的逐渐突破
“旗、民分治”的基础，是优养旗人及旗人职业的专门化。约而言之，即“八旗子弟 ，人尽为兵”，以披甲为唯一职业，赖粮饷为生，然而“富强霸术利害相参，赈济恩施 久远难恃”[6](卷39)，优养旗人的结果，反而造成了旗人生计的日益贫困。于是，在 “旗、民”分治政策推行不久，清廷苦心在旗、民之间营造的居住、交产、婚姻等壁垒 便出现了动摇的迹象。
首先，是旗、民居住格局的松动。据康熙二十二年议定，“汉军文武官员，不论有无 职任，愿在外城居住者，准其居住。满洲、蒙古告老、告病官员，有愿往外城者，亦准 居住。”此外，所有八旗人等，都不许迁出城外居住。然而，由于生计所迫，不少京师 旗人将官房租出，又无钱在城内租住房屋，于是纷纷出城居住，或移居坟茔。乾隆四十 六年，针对旗人出城居住者日多，下谕“嗣后断不再准藉端移居城外”的同时，又称“ 京师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内，或有因城外租房居住，托言价贵，移居各坟茔者，或有 因城外房屋稍贱移居城外者，此等移居城外之人，汉军尤多，应即逐令伊等移居城内。 但城外居住已久，而今城内一时不能多得房间，反与旗人生计无益。以此人等，著施恩 不必深究，亦从宽不必催令搬进城内”，且将八旗“闲散无职事人等”，增列为可在城 外居住的对象[3]。旗、民分居政策出现明显的松动。嘉庆朝以后，这一现象更为普遍 。不仅同一佐领的八旗成员居址已“不尽毗连里巷”[7](卷1147,p424)，而且京郊各处 都有一些散居的满族，他们或系乾隆朝以后因生计问题而由清政府允许在郊区屯居，或 系房屋典卖后迁至坟茔居住，也有一些是专为宗室王公在京郊的各处陵寝照看的王府“ 包衣”。道光初年，允许旗人“情愿出京投奔其外任亲眷者，令其报明该管上司详咨， 准其前往……又由情愿出外自谋生理者，亦准其报明前往何处，限出京五百里以内，给 予路票，登注姓名，准其前往，行知各该地方官稽查。”[8](p4)1864年，准关内旗人 往各省谋生。光绪初，闲散宗室也被允许游幕屯居[6](卷39)。旗、民隔离分布的格局 进一步被打破。
其次，是旗、民交产从不合法到合法化。清朝之所以禁止旗、民交产，“盖谓旗人恃 房地为生，民间恃地亩纳粮”[1](卷70,p1347)，如不对双方房、地产交易加以限制， 于旗人、民人两无裨益。然而，随着生齿日繁，生计日迫，旗人不得已将地亩渐次典售 于民人。依定例，民典旗地以二十年为限，限内准其回赎，二十年限满不准回赎，令民 人报税升科[9](卷6)。这样，民典旗地就有可能成为旗、民之间变相的土地交易。乾隆 十年，御史赫泰上疏指出：由于禁令甚严，旗人不敢将旗地“显然契卖，乃变名曰老典 ，其实与卖无二”[7]，就反映了这一情况。至乾隆十年，京师“旗地之在民者，十之 五六矣”[6](卷39)。旗人典卖旗房开始的时间与典地时间接近。雍正朝时，出现旗人 向民人典卖房屋的契单，不过所售房屋坐落于外城民人居住区，系旗人早期契买的民房 。乾隆朝随着旗人贫困现象的普遍化，不仅出现旗房在短时间内被连续转让的情况，而 且贵为觉罗、宗室者也加入典卖房屋的行列。嘉、道之后，旗人为逃税多以典契、白契 形式交易，国家对旗、民交产失去控制。由于清廷制止无术，因而失去大量税收收入， 权衡之下，索性于咸丰二年，户部会议，令顺天直隶等处悉准旗、民交产，照例税契升 科。旗、民交产开始合法化。
最后，旗、民通婚者日见增多。促成旗、民通婚的原因，一是双方民间交流的结果， 二是旗人的贫困化。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旗人娶亲，耗资甚巨，而旗人生活日形 困顿，导致旗人迎娶困难。在北京，为“靠汉人资财使旗人生活受益”[10](p61)而与 汉人缔结婚姻的旗人逐渐增多。
三、清末平满汉畛域及其对旗、民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的声威在不列颠的枪炮面前扫地以尽，满族“二百年控制汉 族之雄风”亦“扫地以尽”[11](p243)。这使得清政府的“旗、民分治”政策遭遇前所 未有的巨大压力：其一，战争的失败导致国人传统的“崇文贱武”观念发生动摇，同时 目睹八旗兵的极度驽惰腐败，他们对“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社会角色提出了强烈的 质疑。其二，甲午战争特别是庚子事件后，八旗生计濒临断绝。在北京，1900年，由于 八国联军的强抢豪劫和八旗俸禄暂停发放，北京旗人普遍面临生计断绝的危机，各家各 户纷纷将家中旧物沿街出售。仅在护国寺北大街，售物者就达到上千家，其中“尤以满 族官员为多”[12](p33)。“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 三四犹不能有裈，困苦万状……于是横暴者则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 比有之。”[13](p45-46)极度贫困中，很多旗人将土地和房屋卖与汉人及外国人，还有 的甚至被迫冒犯禁令，将子女卖为奴婢。而在各驻防地，旗人困顿情形大致相类。正所 谓：“当年紫气指辽东，武帝旌旗在眼中。三百年来一刹那，日云暮矣更途穷。”[14]( p149)形势至此，与其令“日暮途穷”的八旗诸众沿袭旧制，坐以待毙，倒不如变通旧法 ，另谋他术，为之创造新的生机。其三，随着民族主义洪波涌起，无论主张“排满”的 革命派，还是呼吁“平满汉”的立宪派，包括一些赞同“满汉大同”的满族人士，都不 约而同地要求解决满汉问题，而满汉问题的核心，就是由八旗制度导致的满汉权利、义 务不平等问题。因此，变通八旗制度，逐步以“旗、民合治”取代“旗、民分治”不仅 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在这一背景下，庚子前后，清政府开始酝酿化合满汉畛域，至1907年8月10日，面临排 满革命蓬勃兴起，“平满汉畛域”呼声逐日浪高的紧迫形势，慈禧太后发布上谕：“际 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 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 妥议具奏。”[15]随后，满汉大臣纷纷陈言献策，旨在平满汉畛域的一系列措施次第推 出。
从时人所提供的“平满汉畛域”具体方案来看，或提出裁撤八旗驻防，使旗籍与民籍 不分轩轾，以泯满人汉人之嫌隙；或主张删除满汉分缺，使满员汉员升途归于一律，以 杜畸轻畸重之隐患；或倡导准满汉之婚姻以敦情好；或强调一满汉之刑律以求公平；或 要求满人姓名并列以泯满汉之迹；或建议纂通礼以睦满汉之谊，另外尚有提议在各学堂 添设满文科目，“以保国粹而跻同风”者；仿旗籍例办军籍，以期满族汉族“民尽为兵 ”，“相习既惯”，彼此排斥之心理潜消者；以及希望废满臣称奴才陈例，并禁汉族妇 女缠足，以待满汉畛域自细节而逐行化除者，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综而观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变通旗制出发，消除满汉之间在居住、交产 、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姓氏称谓及社会控制体系诸方面的界限和差别；二是从变 革官制入手，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满汉不平等的格局，而前一方面，正是从取消“旗、 民分治”政策着眼的。清政府与之相关的举措包括：(1)诏令满汉通婚：1902年2月1日 ，慈禧颁懿旨宣布“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2)解除满汉居住和交产 方面的禁令：庚子之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为运送军队和物资而将津卢、卢保线展修 至正阳门，北京内外城隔离状态遂被打破，同时“八旗营房，存者不过二三，颓废的总 有七八”[16]，旗丁被迫大量离开营房，徙入民城受廛服贾，另谋生计，两项禁令的废 除顺理成章。(3)划一旗、民礼制和刑律：1907年10月9日，慈禧太后谕内阁：“礼教为 风化所关，刑律为纪纲所系，满汉沿袭旧俗，如服官守制，以及刑罚轻重，间有参差， 殊不足昭划一。除宗室未有定制外，著礼部暨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请 旨施行。俾率土臣民咸知遵守，用彰一道同风之治。”[17](卷579)次年初，沈家本将 议定的通行刑律草案恭折陈奏，拟请“嗣后旗人犯罪，俱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断，概 归各级审判厅审理。所有现行律例中旗人折枷各制，并满汉罪名畸轻畸重及办法殊异之 处，应删除者删除，应移改者移改，应修改者修改，应修并者修并。”(4)为旗人另筹 生计：1907年8月，清廷颁诏裁停旗饷，9月27日，发布上谕，勒限为旗民另筹生计，包 括旗丁归农，计口授地；兴办实业、教育等。(5)从1909年开始，清政府逐步在旗、民 中一体推行地方自治。
以上举措，可谓对“旗、民分治”政策的一次重大变革。就北京而言，其实施不仅大 大打破了旗、民在空间分布以及行政管理与社会控制体系诸方面的界限，而且空前加速 了旗人向“四民”社会的流动，并引发了旗人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显著变化。以老舍 先生的二表哥福海为例，身为京旗一位堂堂参领的儿子，他却毅然决定去学油漆匠的手 艺。而且在补上旗缺后，他依然常常在当差之余，去作一些诸如漆寿材、油饰屋子之类 的油漆活。每当作活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 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 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18](p400)在福海身上，旗人对钱粮那种 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他的价值观也与旗人传统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旗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特殊的优越感，“油漆匠”的行当也没有让他感到任 何难堪。相反，从外在的服饰、人际关系到内在的心态、价值取向，都显示他已非传统 意义上的旗人，而是处在满汉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普通一员。福海的现象不是孤 立的，它反映了其时八旗社会的瓦解和旗人社会身份的转型，并预示着“旗、民合治” 的必然趋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旗、民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满汉民族的文化交融非常突出。语 言文字方面，由于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甚至在满洲“根本之地” 吉林，“该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也“多用汉文”[19](卷79) 。加之汉文化深厚的底蕴和魅力，满洲官员对于汉文化的偏爱很快超过了对于满文的兴 趣，而各地驻防旗兵在与汉人的交往中，也渐渐谙习汉语。乾隆年间，满洲官员以汉文 缮写奏折已渐成风气，嘉庆时更发展到“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 ”[7](卷1147)的地步。即使在满洲故地东三省的许多地方，从乾隆朝开始，满人不会 满语者亦间或有之，并与时渐增。清末则“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 皆不知其为何物矣。”以至于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愿对太后而怯面皇帝，“以太后不 通国语也”[20](p225)。宗教方面，满族萨满教的诸多习俗渐渐销声匿迹，汉民族所信 奉的神祗，包括佛祖、关圣帝君、灶神、财神、碧霞元君等，为越来越多的满族人所信 仰。戏曲方面，清代中期徽班进京，汉戏北上，徽汉合流并进而演变成京剧后，不仅为 汉族人民所钟爱，也得到上至满族皇室及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百姓的喜爱和推崇， 因而被誉为“国剧”。服饰方面，清代满族男子基本采用了汉族服装的样式，至民初， 满汉妇女的服饰也走向合流，一首竹枝词记载其时的服饰流行时尚曰：“大半旗装改汉 装，宫袍截作短衣裳，脚形形势先融化，锐首莲钩八寸长。”[21](p128)此外，在满汉 婚丧习俗、取名、族谱等方面，都不难看到彼此文化交融的痕迹。
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清代满汉民族融合的情况面面俱到地加以阐 述，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就是：在中华民族“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2](p1)的历史进程中，清代旗、 民社会的一体化及其满汉文化的交融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一进程产生了深刻 而巨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