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内”与“外”（笔谈）——文学：游走于乡村、小城和都市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市论文,笔谈论文,文学论文,小城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对“文学地域（地理）学”的研究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杨义呼吁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吴福辉勾勒出“京海冲突构造”，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多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近些年来，都市文学的崛起又已然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学最为绮丽耀眼的一道风景，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它的辉煌前途。我以为，从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中国大陆文学的运行轨迹，正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由小城文学到乡村文学再到都市文学的演变态势。这种文学的轨迹态势，又与彼时彼地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相对应。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或许会对于我们对文学史的反思和重构有一些新的启发。
有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多将文学分为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海派文学、京派文学、孤岛文学等成为城市文学的代表，而乡土文学的创作却延续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在乡土文学中，又包含着农村文学与小城文学，而诸多文学佳作都可归入小城文学之中，将小城文学从传统的乡土文学的视域中独立出来，拓展出其与农村文学、都市文学并立的文学形式，有着其客观性、必要性和重要性”[1]。这里面，京派文学与孤岛文学是否均归入“城市文学”尚可进一步商量，但将小城文学与农村文学同列，再与都市文学并立为三种主要文学形式，我以为是较为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的，而且倘若进一步延伸到当代将更为完整。宏观言之，正是由小城文学、农村文学和都市文学共同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叙事空间。小城文学与农村文学虽然都和乡土社会、乡土中国关系密切，但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中，它们与现代文化都市文化的距离有远近之分，它们之间与土地和传统的联系也有区别。小城文学与农村文学不仅在创作的题材、背景、环境、对象等方面有差异，单就创作主体和作家群体而言，其出身，教养、经历等也有明显不同。这二者之间是不能代替和互换的。用“乡土文学”来囊括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乡土文学并非一个“文学地理学”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倘若以此来一言以蔽之，在概念上便难免模糊含混。故此，尽管孙犁、汪曾祺等被公认为乡土文学名家，然而他们却不愿接受这一“尊号”。孙犁觉得“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文学形态，包括内容和形式，不能长久不变，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一种可以永远称为乡土文学”[2]；汪曾祺的说法则带点情绪：“有人曾把我归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我并不太同意。‘乡土文学’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有很大的歧义……还是不要把我归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3](P321-322)我以为，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乡土文学”这一名词是可以成立的。但乡土文学的提法重在主观，重在诗意的文学想像，重乡土内容、民情风俗和地方色泽，如鲁迅所指示的“隐现着乡愁”，或如茅盾所强调的“特殊的风土人情”，更多蕴涵了“故土意识”、“乡土情怀”以及“此在性”的“家园精神”，表现出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之执著般的爱与恨。但若从地域文学的层面着眼，乡土文学似乎过于宽泛，我觉得还是以小城文学、农村文学、都市文学三者并列比较合适。
为何要用“都市文学”而不用“城市文学”这一概念？我以为这要放到一定的时空结构中去解释。从地理概念上说，城市文学的外延要大于都市文学，前者包括了大、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市镇，后者则多指首都、省会、直辖市及深圳特区这样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从时间概念上说，都市文学多专指20世纪以来的都市创作，而城市文学还可包括中国古代的市民小说和城市诗文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从文化概念上说，都市文学与工业化、城市化紧密相关，它只可能出现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吴福辉概括“海派”的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是新文学而非旧文学的这四点质素[4](P3)，我以为借用过来描述都市文学也是十分合适的。都市作家是现代都市的儿女。都市文学是现代都市的衍生物。“趋新”是都市人乃至都市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霓虹灯广告、跑马场、咖啡馆、大马路、游乐场、剧院、美容院、写字楼、休闲中心、时装表演、超市、立交桥、公寓、别墅、电车、橱窗、舞厅、明星、白领、小资、金钱、性……成为频频出现的都市文学意象，西化、洋化、现代化、都市化，乃是都市文学的内在精髓；而城市文学则还包括石库门、四合院、胡同、弄堂、茶馆、澡堂、小酒店、庙会、杂耍等“古城景”和街坊、闲汉、手艺人、摊贩、爱管事的居委会大妈、遛鸟唠嗑的大爷等“老中国的儿女们”。
分而论之，都市文学、小城文学、农村文学均有各自的运行轨迹，各有其跌宕起伏的文学历史；但综而观之，这三者的此伏彼起、迭相更替，刚好能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20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学地图。20世纪前期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曾是小城作家的成批涌现和小城文学的蓬勃发生。小城不仅给文坛孕育出王国维、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废名、沈从文、丁玲、沙汀、萧红、冯至、卞之琳、丰子恺、钱钟书等文学名家，而且奉献出《孔乙己》、《药》、《祝福》、《朝花夕拾》、《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桃园》、《死水微澜》、《二月》、《边城》、《从文自传》、《代理县长》、《清明时节》、《果园城记》、《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异秉》、《小城之春》等以小城为对象或背景的文学精品。小城文学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潮，小城意识也成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主流意识。这种意识的主体是以科学与民主为先导的理性原则和人文精神，体现出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点。小城文学的高潮是在二三十年代，40年代以后这高潮便逐渐被农村文学所取代。农村文学的前驱是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虽然后二者并不单写农村，但在思想意识方面是存在一脉相承的线索的。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之后，一体化的文学强权使农民文化得到了张扬，农村文学几乎覆盖了整个当代文学领域。这不单指当时的主力作家如赵树理、孙犁、李季、周立波、柳青、杜鹏程、梁斌、马峰、王汶石、康濯、陈登科、刘绍棠、浩然等均来自农村，其作品多属农村题材或革命历史题材（也大多是穿着军装的农民）；那些出生小城或都市的作家也更多着笔于农村生活，有的不写农村便只好干脆搁笔，像老舍这样一直着笔于新老北京的确乎不多。不可否认，农村文学和农民意识曾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期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主宰过中国大陆文坛，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并延伸入80年代方才走向落潮。
20世纪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学起步较晚。尽管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曾风云一时，叶灵凤、章克标、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徐霞村、章衣萍等也勾勒过一幅幅现代都市图景，但可惜生不逢时，因而好景不长，到张爱玲，也就成了李欧梵所谓都市文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由于战争与革命，加上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断了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40年代以后中国的都市和小城都相继走向衰落，都市文学的命运也就不济。50年代以后《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题材的作品里已没有多少都市场景，其中一些作品因为悖离了农村情感而相继挨批，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成了“车间文学”。新时期都市文学的重新崛起是伴随着国门的再度开放，市场经济的复生和商品大潮的涌浪而渐次展开的。此前虽有一段时间小城意识的复归，重张理性精神与人道主义的旗帜，但在商品经济的进程中不免相形失色。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学还未成气候，但从作家群体组成来看，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朦胧诗派”和“报告文学群”等文学潮流中，都市出身的作家均已成为各潮流中的主要创作力量，占了大半壁江山，这是过去文学史上所从没有过的。自90年代以后，都市文学就以其咄咄逼人的姿态坐上了文学的头把交椅。90年代的两大文学潮流——“新写实文学”与“新生代文学”，便有着鲜明而深刻的都市文化背景。都市话语充斥着报刊、影视、网络，就连《收获》这样的大型纯文学杂志，都市作品也常常成了主打节目。与当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形相反，现在是都市在蚕食乡村。纯粹的小城几乎没有了，已化为一种诗意想像而存入记忆。就连中西部一些偏僻的乡镇，也盖起了水泥房，散布着洗脚屋、美容店、OK厅、录像室……放射出红红绿绿的灯光。房地产、股票和社会人成为现代都市的构成要素，商品经济意识以一双“看不见的手”主宰着市场、社会、政府决策和人们的精神，作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支配和左右着我们的文学。因此，都市文学的应运而生就毫不奇怪。自王朔开始，池莉、刘恒、陈染、格非、余华、张欣、何顿、朱文、邱华栋、毕飞宇、卫慧、周洁茹……新人辈出，各领风骚，吸引了市场、读者甚至评论家、学者们的眼球。而且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市文学仍将是中国大陆文学的主潮，占据中心位置。至于对它的类分和价值判断，则是另一回事，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笔谈栏目在策划过程中得到了郑州大学文学院张宁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