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文化建设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建设与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本文从构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谈一下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一定的文化也要深刻地影响它所赖以形成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因此，正确地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前提。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所规定的历史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化的立足点，要转移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当代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充分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就难以普遍地“脱贫”致富，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愚昧、迷信、落后的状况就无法彻底改变，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就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中国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杠杆，就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场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观念更新才能真正找到支点和依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是去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更不要说发展市场经济），而是狠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结果中国的经济一度走上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是一片衰微的景象。痛定思痛，我们越发感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绝对制约性，任何超越这种经济制约的意图，必然导致文化建设上的失败。
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也昭示我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改革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同进行，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把改革当成单纯的经济活动，而缺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配套”，就会使经济改革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前我们就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去寻求推动经济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以期改革深入、持久、全面地展开。
经济领域的变革需要以文化领域的变革为先导，而文化领域的变革又必须以一定经济发展为基础。这正是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辩证法。
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认清这一点，许多文化现象中的纠葛可以得到解决。
从时代性来说，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奴隶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出现过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等等。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各有特色，但总可以根据其时代性而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例如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时代所形成的勤劳、朴实、节俭、中庸调和、安土重迁、重德轻知、重农轻商、散漫、迟缓、不求精确以及竞争意识薄弱等品性和观念，就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农业文化的积淀物。处于欧洲中世纪农耕时代的各民族，往往也具有同样的品性和观念。但是随着文化的推演，在近代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下，无论中西欧亚，这些传统的习性和观念或迟或速都会发生变化。
文化除了时代性以外，还有民族性。仅以中西文化的民族差异而言，就很说明问题：“在西洋，文学上有荷马、但丁、歌德的史诗；艺术上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壁画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哲学的著作，自柏拉图至康德、黑格尔，都着重体系的完整与分析的细密。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就感到一种共同的风格；庄严而伟大，却不免气势逼人。”“中国的如《诗经》、《九歌》和陶渊明的诗篇，如唐宋以来的山水画和今日民间流行的山歌，又如孔孟老庄以至王阳明的哲学著作，缺乏体系的形式，也不讲求分析，然而片言只语，那么富于暗示力。我们也极易感到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高明而自然，在中国人看来，又是极亲切的。”（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时代性与民族性乃是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具备、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没有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精神便无从体现；没有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精神便无从反映。正因为文化的民族性寓有时代的内涵，文化才可以今胜于古，不断进步；正因为文化的时代性寓有民族的内涵，文化才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三、文化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
文化的自我延续是文化生命保持自我同一性的需要，它是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表现。文化的自我更新是文化生命嬗递的需要，它是必然变迁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反映。而经济政治生活之绝对变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就决定了文化形态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统一。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富于魅力并引起世界的赞叹，不仅在于它历史悠久、绵长古老，更在于它能够在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范例：哲学上依次出现了先秦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文学上依次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序列如此一脉相承、连续完整，而又嬗变更新、形态各异，表现了中华文化生命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高度统一。
当然，上面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延续与更新，基本上是在封建时代，植根于农业——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到了近百年，情况要复杂得多。古老的中国从传统的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等，与植根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西方近代、现代文化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情况表明，自然经济、农业宗法社会中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自我更新、再造人文的历史使命。这里仍然有一个处理好文化延续与文化更新的辩证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文化转型要同经济、政治变迁相适应，以求整体效应；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古今贯通、新旧渗透，既不使文化传统嘎然中断，失去应有的同一性，又不唯古是从、墨守成规，维持僵死不变的同一性，而是古今、新旧辩证综合，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四、文化的民族认同与对外适应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壮大自己。这种矛盾运动即是文化的民族认同与对外适应。
首先让我们分析民族文化认同。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可见，任何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从世界文化史看来，欧美各国和东亚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它们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它的民族文化认同心理更较其他民族为甚。近百年来，那些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志士仁人，他们的基本原动力就是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深层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亚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勇气、信心和力量的产物。
我们肯定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的意义，并不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任何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回到陈旧的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毒素。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决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复归，而是立足现实，以古鉴今。
让我们再分析一下文化的对外适应问题。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于封闭状态，与外域文化不发生联系的时候，是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的；只有当它与异民族发生交往、特别是尖锐冲突的时候，发展阶段较低的民族文化有一个如何适应发展阶段较高的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同这种外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才能更新发展，可以说，外部刺激乃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世界文化史看，西方的许多国家和东亚日本，崇尚贸易活动，重视文化交流。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型文化的范例。它在古代一直以中国为师，深受中国文化的恩惠；在近代又大量地引进西方文化，终于使自己成为第一流的强国。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适应能力显得薄弱，难以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我们要排除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大心理，要从思想上明确：“中央之国”的观念是封建时代的观念，平等观念、全球观念才是现代观念。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做到：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世界多种民族文化普通一员的身份来界定自我，与其他民族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这样中国文化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否则，深闭固拒，自限一隅，是难以进步的。当然，我们讲文化的对外适应，并不是主张消极适应，摈弃自我，更反对全盘西化。我们认为：民族虚无主义同国粹主义、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狂，看似相反，其实是一个铜板的正反两面，是病态文化的两种症状，究其病因都是对于文化适应问题缺乏辩证认识所致。
综上所述，民族文化认同与对外适应，是一对矛盾。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适应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而应辩证地加以对待。也就是说，既保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最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