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基本理念与现代经济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经济学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中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取象于天地万物，根据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的观念，以阐明人类社会，自然物理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内涵的均衡机制。因此，它的内涵异常丰富，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从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社会群体与个人、动静与变革相整一的角度来演述宇宙的动变规律，这与西方分门别类去零星探讨自然及社会规律的现代科学，从思维体系到方法论上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不论哪种理论，哪种科学体系，又都以自然物理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因此，研究结果又可以互相印证和充补。
现代经济学派系林立、各有独到，但由于产生条件的特殊性与西方文化中方法论的非整一性，自有先天不足的方面，在当代我国经济条件下，既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要充分吸收西方各类发达国家经济和管理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讨每个新问题，在社会实践这个环节上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混乱，有些西方学者形象地称呼中国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究其实，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致命伤之一，在于经济学没有深厚的文化体系为土壤，进行西方外来经济理论的改造。主要原因在于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没有整体地吸收西方的文化体系，又由于种种政治决策而忽略了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宝藏。虽然政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一再强调理论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问题，也多停留在“移植”与“嫁接”的层面，又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功利思想，致使经济研究者忽略文化体系的制约，使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改革中，多次表现出药方失灵的窘态。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易》入手，通过几个重要理念的探讨，在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比照发明中，进行现代经济思想的阐释，一方面解决“嫁接”的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寻讨传统文化宝藏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说卦传》阐解易道，概括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此引发了以“仁”与“义”为核心的儒家之学。
关于“仁”和“义”的解释，孔子从形而上本体的代名词角度来解释“仁”，从形而下宇宙万物和协相处的角度来解释“义”。在《论语》中，孔子随类而设教，期望弟子问一知十或举一反三，从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层面去对“仁”和“义”做全面的把握。关于“仁”的讲解有多处，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等；关于“义”的讲解，孔子则阐发得不如“仁”充分，因为孔子之学以“仁”为中心，而后继之大儒孟子则对“义”理阐发特多，才使儒学完成了“立人之道”。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修道之层次时指出：（1）不动心。（2）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4）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孟子于此并论仁义礼智，“凡有四端有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由此四个层次可知，孟子是所有儒家中最详细论述修身与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的大儒，正如他自己说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其后，唐代大儒韩愈讲“博爱之谓仁”，把墨家的思想融入儒家；宋儒认为“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等，并借用佛理，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今人南怀瑾用“体、相、用”的观点，对“仁”作了阐释：“仁”，是两个人，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即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南怀瑾《论语别裁·里仁第四》）
至于“义”，“义者，宜也。”宜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行为符合“仁”的行为为“义”，不符合“仁”的为“不义”。明代黄宗羲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黄宗羲《孟子师说》）民国杭辛斋说：“仁从二人，盖必人与我相交接，而后可用吾仁；义（羲）从羊，羊者善群之物也，合多数人而为群，则有亲疏远近同异好恶之殊，于是仁之术，或有时而穷，不能不裁之以义。群既合，则必循有条理之组织，以定其次序，于是礼缘义起。”（杭辛斋《学易笔谈·初期》）
根据《易经》及历代儒家关于“仁”和“义”的阐释，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则，即人类生存的合群性（又称社会性）与秩序性。古人法天象地，了知天体运行自有其内在和协与有序、运动不息两种规律，故用“天行健”表述之；了知大地承载万物、生长万物，顺太阳运行，故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注：《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143页。）。人类自当取法天地，希望社会发展及个人行为同样如此，如“君子自强不息”（《周易·乾》）、“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即取法于天地。在《尚书》更进一步发挥“天人合一”思想，而形成完整的中国政治理论，“仁义”自在其中，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皋陶谟》，三代禅让中，所选的接班人在试用期中，取信于天帝，其方法是取决于老百姓的评价和自然界祥瑞、灾异的感应，然后定之，取决于百姓评价为“仁”，只有领导人德能服人，才能用人，固邦兴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征于自然界的祥灾感应为“义”，即领导交替不要造成社会动荡，使社会依然有序和协运行，则为祥瑞；反之则灾异。）结合《周易》的个人法天地与《尚书》的国家社会取法天地，顺“仁”畅“义”，可以清楚地阐述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与秩序性都以普通百姓为基础，以社会、家庭和协发展为目标，一切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经济组织，都以此为中心。后代儒家形象地概括为“安居乐业”。
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盛行以后，所有社会科学都受到它的冲击，西方经济学尤其如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学说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灵魂，不论在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不论在生产领域或贸易领域，使经济发展的目的都在于在竞争中获胜。这样，人们的生活目标自然而然地被简化为赚钱，一切经济学理论、经济行为、政治活动都是以具体方式而存在，正如经济学家讲的，经济学节约了爱情、放逐了感性活动，人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理性思维和行为是唯一的方式（注：参见《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顾海浪等主编译，第75—80页。）。在上帝指导人们的生活时，犹太人总结到，要丰富你的心灵就去侍奉上帝，要健壮你的身体就去赚钱（注：《犹太人的生意经》，大地文化出版社，1997年4 月第一版，第149页。）；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方人只剩下一条，用科学技术武装心灵去赚钱。正如林肯讲的：“某些人应该是富人这一信条表明某些人有可能成为富人，因此，正是这一信条鼓励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注：〔美〕莫·阿德勒编箸：《西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也正是这种精神， 使人类社会的伦理标准经济化，即梁山好汉排座次的不是武功超群、谋略过人，而是财富的多少。在谋求财富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雇员，从总统到黑社会成员，从赌徒到劳工，从传道士到妓女，都彼此平等，只有亿万富翁才是工业文明王国的国王。伦理学成了赚钱方式的谱系而不是弃恶扬善的谱系。
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社会做了认真的总结，如培根在总结致富之术时，谈到专靠固定的收入，是不容易致富的，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培根论说文集·论财富》）。其后桑塔亚那在《理智生活》中，反观西方工业文明的成败得失，向人们当头棒喝：“财富必须在幸福中检查自己。”同样，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中心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规律，宣布了是工人阶级的劳动从根本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不是资本家的不太高明的赚钱手段（注：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201—224页。）；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以此问题为中心做出了另一种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股份经济，工人阶级用劳动力、资本家用金钱共同入股，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结合东西文明，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物质文明建设中，争利为主要方式，以获利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私有制、公有制等只是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经济活动创造了各种生产力水平下的文化体系，而文化的发展又培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文明；反过来精神文明和道德体系又约束和规范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这样，经济——文化——精神三个层次，共同满足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需要。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相应是动态的，而精神丰裕的标准则是相对静态的，即以“仁”和“义”为核心，后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五者，或“真、善、美、勇”四者。而文化发展是这两个动静体系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相互碰撞的产物。
从这个层次分析中，我们自然可以找到东、西文化的融合方式和内容，即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与“义”为准则，去重新建设符合新时代知识结构的“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或时代的文化体系核心，离开“仁与义”，即“真、善、美、勇”，不论它多么现代或标新立异，都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由此反映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实现富国富民与安居乐业的双重目标，既促进有限竞争，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又规范竞争行为，实现社会和协、有序的发展，在人民的安居乐业中走富裕之路；既改变传统社会机体中的政治中心论，又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体中的金钱决定论，而是人民有序竞争、富强的社会和协中心论，政治、经济是其两个极端，如太极图中的两个鱼眼。
（二）“革，治历明时”
前面讲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原理“仁”与“义”，是相对静止的，但社会活动不断进行，经济与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中保持“仁”与“义”，在保持“仁”与“义”的同时求发展。《周易》中关于发展变革的特征，集中反映在第四九卦《革》，《革》之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革卦上卦为兑为泽为喜悦，下卦为离为火为光明为附丽，泽上火下，故曰泽中有火。兑离都为西南之卦，金火相乘，志不相应乃革。因为四时之中，春木生夏火，秋金生冬水，冬水又生春木，只有秋金为夏火所克，故金曰“从革”，而志不相得。《杂卦传》：“革，去故也。”《象传》：“天地革而四时成。”人取法于天地之变而发明历法，以适应时变，成万事也。又上卦兑为喜悦，下卦离为光明为附丽，成变革之事，必须在上者喜悦，在下者理解到变革充满光明而来亲附，才能使变革成功，即“革而当，其悔乃亡”。证之《尚书》，第一篇《尧典》，开宗明义，帝尧命令羲氏与和氏严格准确地观测遵循天数，推求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告诉天下百姓以天时节令，以从农事；以此为根据，规定政府百官的职守，各种事情就都兴起来了。这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这种思想成为不变的准的，而其变者为因事而设置或变革官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变与不变自在其中。
中国文化从源头上起，就取法于宇宙万物之有规律的变化，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故有《周易》这一经典的出现，以研究自然界及人类共同“变”与“不变”的规律，其中革卦举四季之变化，而要人们明“时”以成变革，如商汤、周武王之变革社会一样，“顺乎天而应乎人”。由此，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阐释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以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进一步推阐，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也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才能很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论生产关系超前或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都将不同程度地制约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当然，根本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永远不变的生产关系能适应任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能永远推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因此，只有不断地、适度地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保证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时，侧重阐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的制约，这就使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一种误区，即认为先进的、超前的生产关系必然能极大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且生产关系越先进越有利。实践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果将《周易》中革卦的思想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合参，则自然地会避免这一种错误思想。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又自然不自然地走入另一个误区，即市场经济能适应任何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搞市场经济，就什么都变成市场行为，包括教育、科研、医疗等，甚至政府部门的某些正常行政工作也变成了经济行为，这又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也与我国现有的上层建筑体系不相协调，只能增加改革成本，延缓改革进程。现在又集中在股份制上，仿佛国企改革及各类其他所有制企业都一股就灵，依然是市场经济能适应任何生产力发展水平主导思想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管理中严格的、先进的、系统的生产管理体系丢失殆尽。从根本上讲，依然是先进的、超前的生产关系必然能很快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种思想在作主，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弊大于利，一有失误马上会变为国企发展的萎缩，并给贪污腐败分子以各种可乘之机。
（三）“阴阳往来”与“否泰损益”
前面讲了变的原则，此论述变的根本原因和后果。
“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上下往来”。《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后代易学研究者从此不断探索，认为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如朱熹讲的：“天地间只是一个气，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气周匝。把来折做两截时，前面底便是阳，后面底便是阴。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时。天地间只有六层阳气，到地面上时，地下便冷了，只这六位阳，长到那第六位时，极了无去处，上面只是渐次消了。上面消了些个时，下面便生了些个，那便是阴。”（《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五《易一》）后儒在研究阴阳进退之于六十四卦之分布规律时，言阴阳上下往来，或主卦变，或主错综，众说纷纭。若证以经文，参以卦象，自以主两卦之一往一来者，其说为优。杭辛斋说：“盖文王之《易》，本以两卦反复一往一来，则《彖传》以释彖，自必于两卦推勘其义，理至当也。上卦为外为上为往，下卦为内为下为来；上卦二阳——阴者阴上进而往，二阴一阳者阳上进而往；下卦之为来亦然。”（《学易笔谈初集》卷三）
《周易》中，六十四卦综合排列，昭示于地间阴阳之气变动不居；分开言之，每两卦内又阴阳互变而相错综，有地人天三才，有内卦外卦，有主卦次卦（以世爻所在卦为主卦，另一卦为次卦）。变动由世爻开始，故在六十四卦中，或从上卦，或从下卦，都有一定的顺序。孔子由此引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构性理论，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至于后儒由此而引发了家天下的思想而形成封建帝制几千年，这是否是儒学中治世思想的本怀，大有可疑之处，可从孔子《春秋》里“大同理想世界”的构思中去反思。但是《周易》中这种阴阳上下往来的思想，却揭示了宇宙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每一事物有无穷多的存在形态，其变化是有序的；一切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有其必然的序列性和互导性；一切事物的具体存在方式都有另一种与之相对或相反的存在方式。
在经济社会，不论是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都有相互依存的两个子系统存在于一个系统之内，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称为操作者）、决策者与执行者等，其间必有主次之分，或以管理者为主，或以操作者为主，皆符合易理，而不必像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泥守管理者为主、被管理者为附的思维定式。其次，每种具体系统的存在方式，必然有另一种与之相对或相反的存在方式，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都是事物的合理的、必然的存在方式，如有公有制，就有私有制；有国营企业，就有非国营业企业。它们都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具体占有方式和组织方式，必须根据具体时空内生产力发展水平去选择最优的一种。在理论上抽象地研究谁优谁劣，毫无意义，也失去了科学性。再次，微观群体的有序性组合构成宏观系统，故宏观系统与每个微观系统有一定的同构性，因为微观系统之间非错即综，而且，这种同构性的现实存在前提是互相做为对方的存在环境，即微观系统以宏观系统存在为环境，而宏观系统以微观系统存在为环境，故变革中不论是宏观或微观系统的变化，都将改变以环境方式存在的另一系统的变化，而产生整体变化的结果，只是结果的存在方式必然不同。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大致有两类：或先微观后宏观，由下向上；或先宏观后微观，由上向下，而结果很不相同，必须因时因地，具体掌握。另外，在每个社会机体内部，每个社会成员、每个企业、每级政府、每个社会团体等，都互为环境而存在。因此，其发展或萎缩受制环境（即社会）对它的需求程度（往）和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来），一往一来，决定了它（他）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在计划体制下，“来”是闭环的，相对稳定，而“往”千差万别，即相同的收益与不同的社会贡献相往来，这种体制的弊端一清二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来”和“往”都是开环的，假如两个企业有大致相同的社会贡献产生了企业间极不相同的企业收益，则表明宏观经济环境不优化，行业竞争不平等。如果没有进入壁垒，通过市场运行，就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如有差别的竞争壁垒存在，则有某些行业的垄断收益存在，行业间的生产力分布失衡，在现实社会中，各行业内没有进入壁垒是不现实的。故两种体制各有利弊，又各有特长，不能抽象地比较其优劣而盲目地厚此薄彼。由此，可以使我们得到某些启示，以纠正当前经济改革中由现有经济理论本身的偏差而造成的一些误导。
从“变”的后果来看，不外“否泰损益”，而否泰损益也正是《周易》中的四个卦。根据来知德、杭辛斋等人的深入研究，认为《周易》全经，上经始乾坤，至小畜，履凡十卦，阴阳爻各三十，而继之以泰否，为乾坤之变；下经始咸恒，至蹇解亦十卦，阴阳爻各三十，而继之以损益，亦为乾坤之变。故天行人事，均不外乎否泰往来、损益盈虚而已。然则否泰损益，所以转移变化之关键，都在第三爻，三爻者，人爻也，以明否泰损益皆在于人，天地不参与也。《易·文言》于乾九三解释道：“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在损卦、益卦反复强调“与时偕行”的重要。杭辛斋进一步论述道：“否泰者时也，损益者人也。‘与时偕行’则否可转为泰，不能‘与时偕行’，而‘与时偕极’，则无泰而亦非否也。”“能化否，则否变同人，同人而进大有，也运始有进步，始避泰否之循环线，而进入倾否之螺旋线，然后得合于进化之正轨也。”（注：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第227～23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反观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当“与时偕行”阶段，则事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当不能“与时偕行”、适时而动之时，则欲益而损，欲泰而否。究其实，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面前，一切理论都只有参考价值，只有借助理论中揭示的普遍规律，深入研究具体事件本身的特殊运行方式和存在方式，再具体解决，才能办好任何一件事。而我们往往用一种预期的理论去剪裁社会实践活动，以让社会实践活动符合于某种理论框架，去达到某种预期目标，这仿佛是削足以适履，而弊多利少。经济学家更是如此，每给社会问题开药方，都是“从经济学的什么理论、什么观点来看，应该怎样、怎样”，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去解决具体问题的行为，致使每次决策的失误，在经济学家的论证中都曾经是合理的，其后果不言而喻。
“与时偕行”，用现代术语讲，就是跟上时代步伐。当电脑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变革，使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去研究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依然走着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研究重视不够。号称为学西方工业化极为成功的日本和韩国，也仅在日用消费品市场上可与美国、欧洲分庭抗礼，而在信息、技术及资本品的生产发展、创新方面，难以与其抗衡。日本、韩国学习发展工业化的起步之时，也正是西方工业化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新的社会变革无从谈起，而我国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时，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信息时代已具规模，并引导社会活动变革之时，而我们依然步工业化的老路，很难称为“与时偕行”。这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总之，当时代进入21世纪时，地球变小了，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求得国家的生存和高速发展，闭关锁国根本不行。只有以“仁与义”为精神指针，“与时偕行”，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精进不息。即以正道而谋公利，以正道而谋私利，在此基础上，适时而变、适时而动是治国的灵魂，也是新时代经济学的灵魂。另外，任何一种忽视文化海洋，而想使经济学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观念和行为，都将使经济活动失去稳定和取得良好效果。WW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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