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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主要特征体现在通俗性上。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合理的一面；但他们排斥鸳派进步、健康的一面，否定鸳派追求文学娱乐性和消遣性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鸳派在文学形式、语言、叙述方式等方面对新文学影响很大，对鸳派的评价，应建立在对通俗文学的正确理解的框架中。
[关 键 词] 鸳鸯蝴蝶派 通俗性 文学流派 新文学 旧文学
一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庞大的文学流派。它是从旧文学中蜕变而来的，既带有旧文学、旧思想的特点，又吸收了新鲜的空气，受到新思想影响，成为一种复合型新旧思想交织的文学团体。
鸳鸯蝴蝶派结构复杂，没有统一的组织。它以创作通俗言情小说为主，以自己的刊物作为阵地，从而形成了庞大的阵容。鸳派遭到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强烈批判，从思想和艺术上基本给予否定，被认为是逆流，鸳派作家被看作是流氓派的文人或是堕落的文人。文学史上则把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作为斗争和批判的对象。提到鸳派，人们就很容易把它和“旧派”、“反动流派”联系到一起，对它的评价也因此形成“定论”。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鸳派拥有广大的读者，其影响是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难以相比的，虽然它屡遭打击，却总是或隐或现地在中国文坛出现，新时期又开始显露出兴盛趋势。许多鸳派作品被重新翻印，几乎被人遗忘的一些鸳派作家像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名字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一些颇为类似鸳派的新作品也不断涌现，并且受到较多读者的欢迎。这些现象在动摇着众多文学史中对鸳派做出的定论。
“鸳鸯蝴蝶派”一词最早见于周作人1918年4月19 日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日本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而后这一名称逐渐形成。这是一个形象性的描述，是针对鸳派言情的主要特点。实际上鸳派所包括的范围宽得多，有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等。鸳派内容繁杂，但以言情和武侠为主，许多内容往往交织、混合在一块，难以截然分开。鸳派在创作上主要吸收了中国传统情节小说的特点，又借鉴了西方性格小说的长处，并不断发展，将其通俗化，能够抓住读者心理，靠凄怨缠绵的爱情故事或扣人心弦的武打情节吸引读者。在鸳派发展不同时期，这种情况侧重有所不同，但总趋势是一致的。
鸳派最主要的特性是通俗性。纵观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鸳派是一个以言情、武侠为主，主张强调文学消遣性、娱乐性和趣味性的通俗小说流派。
把握鸳派的特点之后，就能准确地界定鸳派成员。鸳派是一个庞杂的文学团体，没有统一的组织、纲领，属于非自觉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作家的阵地是鸳派的各种刊物，诸如《小说月报》、《礼拜六》、《红》、《红玫瑰》、《中华小说界》、《游戏杂志》等。这使得该派成员混杂、良莠不齐。以前的评论者往往过多地从政治因素来考虑，把它作为一个思想上反动、艺术上堕落的文学团体，不是从文学流派本身的特点来认识，没有平等地把鸳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看待。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反动或堕落的，否认自己是鸳派；还有些人走向革命，需要摆脱这个流派对自己的影响，也否认自己是鸳派……如此等等，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难度。把鸳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从文学见解上、文学实践上来研究它，那么，成员的划分、成员的转变也就好处理得多。它的成员应为鸳派刊物的编辑、主要撰稿人和能体现鸳派文学宗旨的作家。这样，明确了鸳派的实质和构成，就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对它进行分析。
二
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在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破以后。帝国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封闭性、稳固性被打破。中国封建思想受到西方思潮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大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等客观环境成为鸳派产生的极好土壤，一些受传统文化影响同时又有些西化的知识分子成为该派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有封建才子、有职业写作者，也有一些教授、编辑、记者等，多是中下层文人。他们仕途不很得意，饱尝人间的坎坷，有些甚至是晚年贫困潦倒。尽管有些人思想消极、悲观，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这批人代表的是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把他们视为敌对面显然是不妥的。
新文学阵线和鸳派进行了三次大的交锋，对鸳派严斥痛击，指责它为反动的文艺，形容它是思想界的蝙蝠、文娼，认为它在“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1〕， “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在这地方尽够现出病理的状态来了”〔2〕， 说它“赞美恶浊社会”、“鼓吹骄奢淫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3〕。文学研究会成员还提出了扫除鸳派、改造社会、 改造读者的建议。
新文学刚从旧思想、旧文学中叛逆而出，为了扫除封建复古的思想，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思想进行激烈的声讨和打击。这为新文学发展扫清了障碍，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但在这种尖锐对立中产生的激烈的观点不能代替审慎的分析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鸳派的严厉指责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有偏激之处。我们应联系背景来考察，而不能简单地以这些评语作为否定鸳派的根据。
鸳派小说的思想大多是健康和进步的。鸳派小说多以爱情为主，描写年轻人的自由恋爱的要求，描写家庭的日常生活。它力图脱离政治，不像早期的谴责小说有浓烈的新闻意识，也不同于革命派小说的政治思想宣传，而是游离于此，描写日常的琐事，真实再现了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鸳派小说描写了在新旧思想变化、社会变化的过渡时期人们的心理，这种思想是一种改良的思想，过旧过新的思想他们都予以反对，这也符合国门刚刚打开时人们心态的变化。对于这些思想应作历史的分析，譬如，徐枕亚的《自由鉴》是反对自由恋爱的，视爱情为孽情。包天笑的《一缕麻》是歌颂自由恋爱，但最终不自觉倒向赞美“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包天笑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4〕。 这充分表明了他们思想的矛盾性，我们应该指出他们消极的一面，但对他们积极的一面也应肯定。鸳派还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式宣扬封建礼教，诸如在体裁上巧立名目、使用文字游戏的广告术、肉麻的捧场，这套方式也反映了他们改良的思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鸳派小说往往是把封建意识掺杂在新思想里，既想接受新思想，又不想否定旧有传统，这体现了一个转变时期人们思想渐变的过程。
但鸳派作为言情小说，在总体上肯定了爱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身幸福的行为，这无疑是进步的、健康的，是对封建思想的一个否定。象《玉梨魂》，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思想的推动，而是表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给人们思想观念上带来的变化。不同于传统“大团圆”的悲剧结局表现出一种新旧思想掺杂的观念，既反映出追求幸福的渴望，又表现出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依恋，是对否认婚姻需要爱情的封建礼教的反拨。像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真》也都表现了作者对婚姻爱情上的觉醒，意识到封建婚姻的违反人性，他在不太拂逆旧式礼教的风范中，歌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在对封建思想的反抗上，他们是温和的，中性的，不同于新文学作家的大胆反抗与强烈的控诉。
鸳派作家大都是中下层市民，也是受压迫的阶层。他们写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说，如秦瘦鸥的《小店主》就真实地描写了当时广大中下层市民在日伪统治下生计惶惶的现实处境。其它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程瞻庐的《茶寮小史》等也对当时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揭露。
鸳派大多数作家都有爱国之心。鸳派的《红》杂志1卷39 期“赤心爱国”增刊是针对日本拒绝取消“二十一”条而出的国耻专号之一。有的报纸在“五卅”运动中拒登英商广告，在“九一八”事变中拒登日货广告。上海事变后，鸳派写了许多“困难小说”，用小说来表现自己对抗战的理解，表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爱国热情，以及歌颂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用来唤醒国人，鼓励民气，如张恨水的《卷战之夜》、《虎贲万岁》就起到激励人民抗击敌人的积极作用。尽管鸳派思想不一，艺术水平不齐，但毕竟不是对现实无动于衷的。鸳派还有一部分成员接受时代召唤，走上抗日之路，包天笑等人参加签署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无视这些史实或片面看待这些史实，就不免持论过偏。鸳派中人周瘦鹃曾说，《礼拜六》二百期的小说和杂文“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礼拜六》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5〕
新文化阵线以“为人生”为旗帜，批判了鸳派封建思想和庸俗的一面，对新文学的创建起到积极作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鸳派思想艺术上的弊端，对创立新文学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条件和文学发展规律的见解。然而，他们站在严肃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立场上，排斥了鸳派思想艺术上进步性的一面，以文学的功利性排斥了文学的娱乐性，完全否定了鸳派。
三
文研会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认为文学是为人生的，是“血和泪的文学”〔6〕。他们以文学作为启蒙国民的利器，提倡振奋精神， 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主流，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其历史功绩。但文研会在强调文学功利性时，却对文学本身特性重视不够，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审美娱乐功能正是文学的基本特性。尽管文研会也了解文学的这种功能，但由于过多的强调文学认识、教育功能，对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还是常常忽略。
鸳派追求文学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并且提出了“游戏”的观点。文研会对这种艺术观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在艺术方面，惟求报帐似的报得清楚”、“缺乏对于艺术的忠诚”、“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种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7 〕鸳派的游戏观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们是游戏人生、游戏艺术的。它的含义是多重的，效果也是两样的，这需要全面看待，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史家对鸳派游戏观点极为不满的主要是《〈礼拜六〉出版赘言》所言：“‘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庸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一般认为，这个序代表了鸳派的宣言，表现了鸳派把文学当作纯粹的享乐、纯粹的消遣，因而是堕落的。事实上，鸳派这个观点强调文学的娱乐性，这是文学的一个功能，虽无太积极的意义，但若以此来认为鸳派是堕落的，则未免太过，尤其以此来否定整个鸳派更加片面。
鸳派关于游戏、消闲的提法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含义并非单一。鸳派刊物《游戏杂志》的《序》是这样阐述的：“游戏岂细微事哉。顾游戏不独其理极玄，而其功亦伟。邹忌讽齐王谏也，宋玉对楚王问也；或则战胜于朝庭，或则自宽其谴责。其余如捕蛇者说，卖柑者言，莫不藉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砭乎世俗，规针乎奸邪也。……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名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树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名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且今日之所谓游戏文字，他日进为规人之必要，亦未可知也。”鸳派另一刊物《眉语》之宣言：“锦心锈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
从这些刊物的追求和所刊登的作品来看，鸳派在追求通俗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探索是有高有低，积极与消极并行，游戏与教化兼有。由于文学史家在整体上视鸳派为逆流，批判者往往断章取义，给予否定，这也有悖于文学史实。鸳派并没有完全忽视文学的教育功能，也并非完全沉醉于“爱呀”、“美呀”之中，也有许多有益的作品，认为“小说也就是人生的某片段的缩影”〔8〕。 像张恨水就意识到小说要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坚持用章回体为匹夫匹妇写作，“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9〕1914年1月1 日创办的《中华小说界》发刊词写道：“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戟刺，抗心义侠，要离之断头何辞，矢志国难。”“小说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默化潜移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输荡新机。”这个发刊词比《〈礼拜六〉出版赘言》要早半年。1915年出版的《小说大观》的“例言”中申明：“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诲盗导淫之风。”虽然不能只凭这些发刊词来评价鸳派，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认为鸳派仅追求无聊的游戏、肉麻的艳情是不全面、不真实的。鸳派没有彻底地抛开文学的其它功能，一味强调趣味性，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广大市民可接受的、有趣的小说形式。范烟桥在1932年7月1日创刊的《珊瑚》发刊词中写道：“以美的文艺，发挥奋斗精神，激励爱国的情绪，以期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同时，他又认为“救国不能专恃着铁与血，世界上有把文化来作侵略工具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文化来救国。”鸳派这个观点恰好弥补了文研会的过分强调文艺为人生而对美的规律认识不足，是对文本的一种复归，这对文学本身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鸳派最主要的文学观念还是强调文学的娱乐性，它的功利性追求也是要求通过娱乐性而反映出来。他们认为“理想小说能启人智识，言情小说能怡人心情，侦探小说能引人警思，社会小说能导人迷惘，滑稽小说能发人志趣。”〔10〕这种追求有时发展到了庸俗的地步，也是它屡遭批判的地方。这和鸳派重视读者阅读心理，迎合读者，追求新奇、通俗有关，也和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水平有关，需要逐一辩明。
鸳派在白话文的推广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鸳派提倡白话早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1903年包天笑创办《苏州白话报》。1917年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短引”提出：“文学进化之轨道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这同胡适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1〕看法是一致的，包天笑还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务须清爽明白，使人易解。”在对文言进行抛弃的同时，他们还注意学习西方的语言，但又反对欧化，“欧语的文法入小说，亦可各一格，不可斥为奇谬，亦不能奉为常例。”〔12〕这些提法都在《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学之前，从文言小说发展到白话小说在鸳派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鸳派读者众多，对象又是广大市民，采取的是通俗文学的样式，因而对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
鸳派在艺术上注意吸收古今中外的长处，力求新颖多变。《花前小语》（《红玫瑰》编者话）体现了鸳派的艺术追求：
“主旨 常注意‘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得兴趣为标准，而切戒文字趋于恶化和腐化——轻薄和下流。
文体 力求其能切合现在潮流，惟极端欧化，也所不采。
描写 以现代现实的社会为背景，务求与眼前的人情风俗相去不甚悬殊。
目的 在求其通俗化，群众化，并不以研求高深的文艺相标榜。
变化 对于内容及体裁，当时时适应于环境而加以变化，不拘泥于一格。”
鸳派认为小说描写要真实，收集街头巷尾之所见所闻，对于“神奇事迹”则是排斥的，“以为人生最切近者，为家庭琐碎，层出不穷，大足供小说家之描写。”〔13〕在真实的基础上表现出文学性，并且“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就是思想和感情。”〔14〕这些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也是和文研会一致的。
在小说形式上，鸳派是比较自由的，只要适合小说艺术，不论是章回体、笔记体、传奇体、弹词体都可以尝试。在实践中，还把西洋小说同改造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结合起来，采取不同的记叙方法，力求符合现代潮流。以《断鸿零醒记》为代表的抒情体、自传长篇小说开创了中国长篇小说形式的新纪元；以《雪魂泪史》为代表的日记体在某种程度上为《狂人日记》的产生作了准备；《玉田恨史》中成功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意识流小说的先声，在清末民初小说中是少见的。鸳派小说对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进行了改变，鲁迅评价说“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15〕许多在旧文学中能够成为大团圆的结局在这里有了改变， 悲剧性有所增强，这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很大推动。鸳派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严独鹤、程小青、李定夷等人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作品，像周瘦鹃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高尔基、东欧各国和西方名家小说的翻译家，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受到鲁迅的赞扬；包天笑译的《迦因小传》被梁启超称为“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16〕。他们从西方作品中模仿、吸收了不少小说表现手法上的长处，诸如重视短篇小说的结构、加强人物心理的描写、运用插叙、倒叙、补叙等手法、设置跌宕的情节等。像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堕落之窟》的速写笔法，淡化情节，仅通过几个画面就表现了洋场恶少们的腐烂生活。鸳派在小说手法上进行了各方面的探索，对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艺术尝试。这种形式上的改革是同该派的通俗化主张紧密相联的。茅盾批评该派小说情节重复、程式化严重，只重叙述，不懂描写。而这一切都是从严肃文学的立场来看待通俗文学，抛弃了这些，也就不成其为通俗小说。不能以通俗小说的特点来看待鸳派，也是致使文学史对鸳派评价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长期以来，文学史总是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做为对立的两个面，力求调和二者，达到雅俗共赏的最高境界，努力把通俗文学拔高到严肃文学的档次。其实，这是错误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消长的，二者各有自身的特点。自古以来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都能代代相传，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冯其庸曾说：“俗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可以说，文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古往今来的很多文学家都是在童年受到通俗文学的影响，才走上文学道路的。就鸳派来说，也曾影响了许多严肃文学作家。丁玲早期就很爱读鸳派作品，她在《鲁迅先生和我》中写道：“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还有读不太懂的骈文体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 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鲁迅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文言小说《怀旧》就是发表在鸳派的《小说月报》上；叶圣陶的《穷愁》等12篇文言小说发表在鸳派的《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海》上；张天翼以张无铮的笔名也在鸳派刊物上发表过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鸳派刊物登出了署名风兮的文章《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认为“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之德，发千载之覆，洗生民之冤，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于世界小说大家中，当无异议，在我国则唯一无二矣。”这也说明，鸳派并不是对新文学运动漠不关心，一味迎合读者，只知赚钱，他们也能很敏锐地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并做出积极的反映。
鸳派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其生命力也是很旺盛的，它从“五四”以后开始从鼎盛向下滑落，但仍占有广大的读者市场。到了抗战时期，国家的破碎、民族的危机使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开始衰落，成员也开始分化，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等人走向了抗战的道路，有些人或者就此停笔，或者堕落成为下流文人。这个分化是很明显的。但鸳派并未绝迹，在抗战中还出现了“抗战加恋爱”的言情作品，像被称为“新鸳鸯蝴蝶派”或新浪漫派的无名氏和徐讦，其作品仍有很大市场，只是由于抗战的烽火，鸳派再难形成初期的那种高潮。这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作家开始向高雅化的方面靠拢，写出了《五子登科》、《八十一梦》等靠近严肃文学的作品，但同时，赵树理、黄谷柳等人又向通俗化靠拢，去追求群众化、大众化，实则为革命的通俗化。二者各有所得失。到了解放后，鸳派在台湾、香港等地存在，大陆已基本消灭了。从新时期开始，鸳派似乎又重新崛起。最早以台湾传来的琼瑶的言情小说在大陆掀起“琼瑶热”，使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如痴如醉，随后则是“三毛热”、“岑凯伦热”、“梁羽生金庸热”，……这种热与大陆改革开放、经济逐渐发达、城市繁荣、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追求多样化消费是分不开的。这以后是王朔、雪米莉、曹桂林等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家的出现，王朔等提出所谓“玩文学”、“何不游戏人生？”，这一切带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东西又同鸳派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相承之点。许多报刊杂志使用的名称、栏目的设计等同鸳派刊物极为相似，许多鸳派作品被重印，销量很大。许多严肃文学也在追求“好读”的通俗特点……
这一切也都在迫使着人们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从而在客观、公正、真实的基础上去研究它。鸳派的发展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鸳派的正确评价也必须根植于对通俗小说的正确理解的大框架中，否则只能是以严肃文学的观点挑一些鸳派的作品加以批驳或赞扬，这些都是片面的。只有处理好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评判鸳派，解释当前通俗文学的再度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应该给鸳派一席之地，给鸳派作家以正确的评价。
注释：
〔1〕〔7〕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七期。
〔2〕 茅盾：《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 》载《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期。
〔3〕 成仿吾：《岐路》，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
〔4〕 包天笑：《钊影楼回忆录》。
〔5〕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花前月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6〕 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载《文学旬刊》第六号。
〔8〕〔14〕 徐国桢：《小说杂谈》，载《红玫瑰》。
〔9〕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0〕 1922年《星期》第27号“小说杂谈”栏。
〔1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二卷五号。
〔12〕 马二先生：《谈小说》，载《红》第十二期。
〔13〕 1922年《星期》第40号“小说杂谈”栏。
〔15〕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16〕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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