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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02—0001—06
“对现实的‘认知’，就是决策者头脑中的‘现实’”。①“决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印象’，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来做出反应的，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正确”。②“人对现实的‘认知’，而不是‘现实’本身，对于理解决策行为至关重要”。③
这种对“人”的“认知”的关注，正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理分析的特点所在。在此视角下，消隐的个人从此由模糊而清晰，渐次显现出轮廓、血肉、个性，而国际关系也褪下了抽象的面纱，还原出由具体的、特殊的、有能动作用的个人所发生的行为构成的现实。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目前还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所倡导的由外到内、由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的特殊视角，是物质主义的宏大理论所不具备的，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本文旨在对利用心理视角取得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历史和逻辑的缘起
运用心理学视角、关注心理变量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属于国际关系学中对外决策研究（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FPDM）的范畴。⑤ 实际上，从一开始，正是对外决策研究的奠基者为心理学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打开了大门。换言之，心理学方法大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是行为主义革命作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果。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国际关系和心理学的联系其实早就存在了。但是，这种联系是单方面的，最早是心理学家开始涉足国际关系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战争的起因，以及制止战争的方法。国际关系学者却反对心理学的视角，其本质上是对任何个体层面的视角感到怀疑（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虽然都包含了关于人性的假设，但是把这作为不言自明的哲学前提，而没有运用心理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⑥ 摩根索还说过这样的话：“仅仅通过分析政治家的动机来寻找对外政策的线索，这是白费力气，而且靠不住。”⑦ 沃尔兹也认为，心理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⑧
虽然当时心理学在国际关系学界遭到冷遇，但在其他学科却不这样。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在解释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原因时积极引入心理学的视角。⑨ 这种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无疑对国际关系学界也产生了示范效应。而且，在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已经开始对现实主义感到不满。在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时，现实主义将国家抽象为统一的、理性的、没有个性特征的行为体，认为个人在国际关系中并不重要，国家行为是由国际体系中客观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决定主义论）。但是经验事实却在表明：个人在许多情况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现象缺乏解释力。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R.C.斯奈得（R.C.Snyder）、H.W.布拉克（H.W.Bruck）和B.萨宾（B.Sapin）关于对外决策的研究，(11) 使他们成为首先把行为主义科学方法引入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研究、(12) 也是第一次把心理变量引入对外政策研究(13) 的学者。他们将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看作一个个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不是由抽象的国家，而是由活生生的、具体的、可观察的个人做出的。要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关键就在于要理解这些决策者的决定。而决策者的决定，是其认知的结果，是对环境加以界定（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后做出的反应。(14) 这样，由于斯奈得等人的工作，决策者的认知在国际关系学术史上第一次成为关注的中心。(15) 以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侧重于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有人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已经形成。
变量、问题和理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视角下，一个共识是：在外部刺激和决策者的决定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认知过程，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环境的界定”，正是在这种“界定”、判断的基础上，决策者才采取相应行动的。认知过程也是心理变量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处理的过程。这些变量包括印象／意象（image）、信念／信念体系（belief/belief system）、知觉／错误知觉（perception/misperception）、认知（cognition）、个性（personality）、情感（affect）等。在印象、信念、认知、知觉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我们可以把“信念／信念体系”、“印象”、 “认知／知觉”看成是非个人特有（non-idiosyncratic）的心理变量，把它们通称为“认知”。
认知，是国际关系中心理分析关注的中心。从研究问题来看，已有研究集中于两类问题：第一，认知是怎样的？第二，认知以什么方式对对外决策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核心所在。
一、认知的内容
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所拥有的印象、信念、认知是怎样的呢？即认知内容是什么？既有研究根据不同标准对认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研究目的不同，分类的方式也不一样。
根据指向的不同，迈克尔·W·理克特（Michael W.Richter）将认知分为4种基本类型，即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存在4种基本的认知：我方对自己的认知， 即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我方对他方的认知（perception of the other side），我方对“他方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imagined self-perception ）以及我方对“他方对我方的认知”的认知（imagined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side）。 在此基础上，理克特又引入对语言“战略的使用”（strategic use of language）和“规范的使用”（normative use of language）这两种情况，从而又增加了两组认知：第一组是战略意义上使用的认知，即故意捏造的、不真实的认知，第二组是规范意义上使用的，即应然意义上的认知，然后，把“战略意义上使用”和“规范意义上的使用”结合起来，又形成了一组认知，即故意伪造的应然的认知。理克特把认知非常细致深入地分成了16种类型，有助于人们理解实践中认知的复杂性。(16)
认知客体有很多，其中被关注最多的还是国家。由于许多人试图通过心理视角来寻找国际冲突的发生机制， 所以和冲突相联系的“敌人印象／意象”（enemy image）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正如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Herrmann）和迈克尔·P·菲瑟凯勒（Michael P.Fischerkeller）所言，国家间的敌对关系决不是国际关系的惟一类型，所以敌人意象也不是对国家的惟一认知类型。这两位学者根据3个维度把国家意象分成了5种。“这个国家代表着威胁还是机会？”“其相对实力如何？”“其文化和行为规则是什么？”就是据以判断的3个维度，对这3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产生了5种国家意象的理想类型：敌国（enemy）、 堕落者（degenerate）、殖民地（colony）、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盟友（ally）。这5种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本国可对之采取的应对方式。(17) 玛莎·L·考特姆（Martha L.Cottam）根据对象国的特性（包括军事力量、国内政策、 经济结构、文化、灵活性等具体指标）、可对之采取的行为（外交途径、军事方式、经济手段、无所作为，或者诉诸国际论坛）、与之相联的重要事件这三个标准，把国家分为7种类型：敌人、霸主、敌人的附庸、中立国、盟友、本国的附庸、 本国的傀儡。(18) 这7种认知类型也提供了理解国家间关系的一种视角。
关于个体的认知内容分析，已经发展出了两种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即行为法则（Operational Code,OC）和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CM）。
行为法则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但是，对行为法则做出最大贡献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L·乔治（Alexander L.George）。乔治在1969年形成了关于行为法则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关于决策者个人信念、认知研究的一个基础。虽然后来又有学者先后对这个框架提出质疑或改进，但并没有改变它的主要面貌。(19)
乔治使用行为法则指称决策者对于政治和政治世界的根本信念，这些信念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等级体系，它们是对关于政治和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一共有10个，其中5个是“哲学性问题”（philosophical questions），5个是“工具性问题”（instrumental questions）。哲学性问题是关于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而工具性问题是关于政治行为体达到目标的手段的问题。哲学性问题包括：（1）政治生活的“根本”属性是什么？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是和谐还是冲突的？（2）政治对手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3）最终实现自己根本的政治价值和愿望的前景如何？可以对此感到乐观吗？（4）政治的未来可以预测吗？如果可以， 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可以预测？（5）个人对历史发展能施加多少“控制”力？ 一个人在按自己的意愿推动和塑造历史时，能起多大的作用？换言之，“机遇”在人类事务和历史发展中起着什么作用？工具性问题包括：（1）设定政治行为目标的最好方式是什么？（2）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实现行动目标？（3）对政治行为的风险如何计算、如何控制，又如何接受？（4）推进个人利益的最佳行动“时机”是什么？（5）推进个人利益的不同方式和策略都有什么用处？
与行为法则经常被相提并论的是认知地图。认知地图是“反映与特定问题相关的信念结构的一种方法”，(20) 是“关于一个人信念体系的数学模型”，(21) 发展得相当成熟。认知地图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C·托尔曼（Edward C.Tolman）提出的，(22) G.M.博纳姆（G.M.Bonham）和M.萨毕若（M.Shapiro）首次把它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23) 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却是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于1976年主编的《决策结构》一书。简单地说，认知地图包括两方面内容：概念（concept）和表示因果关系的信念（causal belief）。前者是变量，后者则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认知地图非常强调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是在外交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种关系。通过建立因果关系链，认知地图可以为决策者和分析家提供一个直观的清晰图景，使其全面考虑一个决定可能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二、认知和对外决策
不同的认知，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对外政策。认知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是存在于认知过程的认知心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1.认知如何影响对外决策
O.R.霍尔斯蒂（O.R.Holsti）在1962年就提出了关于信念体系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假设。他认为，这种作用既可能是直接的，即可以直接指导决策目标的确定，也有可能是间接的，即在决策过程中对信息进行审查、选择、过滤、组织、报告等等，通过这种“对环境的界定”，从而影响决策结果。(24)
玛莎·L·考特姆则强调认知过程中“类型”的作用。 基本假设为：决策者通过形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认知类型来认识世界，并做出判断。决策过程中涉及两种判断，一种是“名义”的判断（nominal judgment），即对一个国家定性，将其归入某种类型；然后是“次序”的判断（ordinal judgment），它是“量”的判断，即把某个国家划为某种类型后，判断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种理想类型。考特姆认为，一旦一个国家被定性，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些个性，而被更多认为和同类国家具有一致性。当决策者分析这个国家时，会倾向于把它所处的国家类型所包含的特性“赋予”到它的身上，而不是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来认识它，这样，它事实上没有的一些性质，也可能因为这种“赋予”而“具备”了。而它事实上所具备的一些特点，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它所处国家的类型而被忽略掉。当决策者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肯定，认定某个国家属于某种类型时，他会支持在谈判中采取比较具体的策略。而当他不那么肯定时，则倾向于求长期的模糊战略。形势高度紧张时，决策者也会寻求模糊战略；不那么紧张时，则倾向于具体策略。总之，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会产生对它的行为预期，从而导致不同的应对态度。(25)
其实，霍尔斯蒂和考特姆的分析，都可以被囊括在亚历山大·L·乔治关于“决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之中。乔治把外交决策看作一个信息处理过程，其基本假设是：信念会影响决策者行为选择之时和之前的信息处理过程，从而影响到决策。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信息搜集（search）、评估（evaluation）和选择（choice）三部分；而从本质上来看，决策过程就是“界定环境”和形成并评估各种选择的过程。信念（此处，乔治特指与政治有关的信念，即行为法则）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信念的组成部分对决策过程各阶段的影响。
例如，乔治认为对对手的认知（即行为法则中的第3条哲学性信念）会影响到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界定，使决策者形成某种倾向。上文提到的霍尔斯蒂的分析就是一个证明。霍尔斯蒂还在别处讲到敌人意象对决策中环境界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把对方视为敌人，他会处处觉得对方在与自己作对。情况不明时，他会感觉这里潜伏着危机，或是认为情况很明显地具有威胁性。对方采取某种行动，虽然还不知其意图如何，他则会倾向于认为那种举动就是敌对的表现。如果事实和他的预期相反，他要么会质疑信息的来源，认为情报不可靠，要么会“搁置争议”，对这样的信息不加理睬，如果实在不能置之不理，他才会考虑改变自己对对方的印象，但也会尽量减少这种改变。(26)
决策者的信念也会影响决策过程中信息的搜集。如果把对方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行为法则中哲学性信念第2条）， 他就不会很努力地搜集关于对方动机的信息。如果认为对方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决策者组成的多元体，他就会搜寻更多关于他们动机的信息。另外，如果决策者认为他对历史发展能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行为法则中哲学性信念第5条）， 他也会积极搜集信息以便发挥影响力。但如果他认为个人对历史发展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或者认为是“机遇”和那看不见的力量控制着历史发展和人类事务，则不会费心去搜集信息。
乔治认为认知还直接影响决策者对政策的选择这一阶段。如果决策者对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很有信心（行为法则中哲学性信念第3条），他就不会故意冒险。如果他在实现目标时，不是“见好就收”，而是“精益求精”（行为法则中工具性信念第1条），那么他会选择更“有利可图”的政策，而不是更“保险”的政策。同样，如果决策者认为政治风险可以计量和控制（行为法则中工具性信念第3条），他也会选择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不会满足于保守的政策。
总之，乔治认为行为法则对决策者起到了行为指南的作用，使其决策具有了某种倾向。(27)
乔治对信念和决策分别进行的分解，使得关于认知与决策关系的研究更好操作。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进行这种评估时可以采取的两种技术性方法，即认知和行为一致性评估方法，以及决策过程追踪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已有资料，勾画出决策者的认知，然后把这些认知和他以后的行为相对照，根据认知和行为的一致性，来判断认知对决策所起的作用。如果研究者掌握的资料不够多，只知道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结果，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评估认知对决策的影响。但是如果研究者知道在认知和决策结果之间的决策过程这个“黑匣子”内部的信息，则可以采用决策过程追踪法，分析认知是如何分别影响决策过程中信息的搜集、评估和政策选择的。(28)要想对这种认知和决策的关系加以“深描”，一个好的方法是进行个案研究。如斯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对基辛格的个案研究。(29) 当然，在这种评估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考虑。如，如何确定这种一致性反映的就是因果关系？认知在所有影响行为的因素中究竟占了什么地位？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2.几种认知机理
关于认知一致性（也可称为“认知平衡”，cognitive balance）。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认知一致性大体上是指这么一种现象：人们十分倾向于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并会把新的信息套进既有印象的框架中去。这里讲的主要是“既有印象”（pre-existing image）和期望（expectation）的作用。人们通常会保持既有印象，即使事后看来这种印象毫无道理。我们会忽略掉与既有印象不符的信息，或者曲解这些信息，以使它们能够支持既有印象，或起码不要与既有印象相冲突。相反，能肯定既有印象的信息则会被迅速而准确地意识到。而且，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虽然事实上没有发生，也有可能被我们“看到”。所以，“眼见为实”（我见故我信）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我信故我见。(30)
关于“唤发情境”（evoked set）。除了受到根深蒂固的期望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还会受制于他“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当下关注什么，他就会不自觉地把新的信息和他正在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而对于和当下关注的事情无关的信息，即使事后看来需要严肃对待，也可能由于“唤发情境”的影响而被忽略了。决策者沉浸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之中，还倾向于认为别人也同样关注同样的事情，从而看不到别人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当一方发出自以为非常重要的信息时，对方可能认为那根本不值得关注。一方认为不言而喻的信息，也许会令另一方感到困惑，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当一方释放的信息复杂而微妙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而且以上这些还没有考虑到一方在故意发送假情报的可能。[31]
关于历史记忆。近期的国际关系史也会强有力地影响到决策者对国际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印象。决策者经常用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作类比，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历史记忆对认知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是决策者自己意识不到的。人们在把过去和现在进行类比时，经常不去深究以前的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是把得出的简单结论直接应用于现实当中，对历史和现实在客观上的差异不太敏感。记忆中只有少数几种可供类比的历史事件的决策者，比起存贮更多历史事件的决策者，更少选择，所以更容易受到少数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32]
认知一致性、唤发情境和历史记忆对决策者的认知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认知一致性和历史记忆对他们的认知还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决策者还容易受到一些错误的认知倾向的限制。这些错误倾向虽然也不易察觉，但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杰维斯列举了常见的几种，如把对方国家的行为“阴谋”化；过分夸大自己对对方的影响，而实际上自己远没有那么重要等等。欧文·L·詹尼斯（Irving L.Janis）则认为群体思维（groupthink）很可能会对决策造成不利影响。具体而言，群体思维是指在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中，成员们倾向于和他人保持一致意见，不鼓励异见分子，并且当大家达成某个共识后，会过分自信，缺少反思，更敢于冒险，并且对“外群体”（out-group）的偏见不易消除。詹尼斯认为，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越是封闭，或是其领导人越是积极地兜售某种偏好，这个群体就越有可能陷入群体思维。(33) 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则批判了威慑理论对“名声／口碑”（reputation）的过分强调。(34)
心理视角的适用性
“国际关系本来是人的关系”，(35) 所以，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视角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种心理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中还处于边缘位置，受到来自外部的许多质疑，本身也确实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
其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是其所用数据的信度问题。由于一般不能对决策者进行直接的心理测验，所以心理学派经常使用间接的办法来得出决策者的认知，其中很重要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这需要研究者从研究对象公开或私下的、口头或书面的讲话中搜集数据。这时，信度问题就出现了：怎么能保证所说的就是他真正所想的呢？即使说的是实话，又怎么保证研究者能正确解读决策者的意思呢？会不会出现“理解过度”（over- interpretation）或“理解不够”（under-interpretation）的问题？还有，有的国家严格限制有关领导人信息的传播，要想找到想要的资料会很难。
此外，令心理学派的研究者感到吃力的是，这样的内容分析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搜集和分析资料，这个实际困难也限制了心理分析的发展。
研究者也意识到，对决策者个人认知的分析，并不能自动用于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个人认知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和鲜明的，因为影响决策结果的还有许多认知之外的因素。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微观层次的心理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种研究路径。最近，国内学界还出现了一股关注心理视角的势头。(36) 对心理分析的理论兴趣，似乎预示着这里将出现一个新的生长点，果真如此，将是一大幸事。
注释：
①⑦ Michael D.Young,“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No.1(May,1998),p.79,p.63.
②(10)(12)(14) B.P.White,“Decision-Making Analysis”,in Phil Williams,Donald M.Goldstein,and Jay M.Shafritz(eds.),Classic Readings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138,p.134,p.134,pp.134—137.
③ Lawrence S.Falkowski,“Predicting Flexibility with Memory Profiles”,in Lawrence S.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Westview Press,1979,p.50.
④ 有专文论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理视角的意义，见尹继武、李江宁所撰写的《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J]，《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Lawrence S.Falkowski,“Introduction:Evaluating Psycho-logical Models”,in Lawrence S.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2.
⑥⑧ Richard Little & Steve Smith,“Introduction”,in Richard Little & Steve Smith (eds.),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Association,1988,p.4.
⑨(15) Steve Smith,“Belief System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ichard Little &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4.
(11) R.C.Snyder,H.W.Bruck,and B.Sapin,“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alysis,Series No.3,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in Snyder et al.,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62.
(13) Steve Chan & Donald A.Sylvan,“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An Overview”,in Donald A.Sylvan & Steve Chan (eds.),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Perception,Cognition,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Y:Praeger Publishers,1984,p.2.
(16) Michael W.Richter,“Political Understanding,Perspectivism and Dialogue Structure: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for the Conference on Mutual Perceptions of Long-Range Goals in the East-West Conflict,”inKlaus Gottstein (ed.),Mutual Perceptions of Long-Range Goals:Can the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operate Permanently? Frankfurt am Main:Campus Verlag;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1,pp.315—316.
(17) Richard K.Herrmann & Michael P.Fischerkeller,“Beyond the EnemyImage and Spiral Model: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 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
(18)(25) Martha L.Cottam,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The In fluence of Cognition,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6,pp.49—56,pp.24—28,127—128.
(19) Alexander L.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190—222.
(20) D.Heradstveit & O.Narvesen,“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on Decision-Making.A Discussion of Cognitive Approaches:Operational Code and Cognitive Map”,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2,1978,see Martha L.Cottam,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p.17.
(21) R.Axelrod,“The Analysis of Cognitive Maps”,in R.Axelrod (ed.),The Structure of Deci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7,see Martha L.Cottam,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p.18.
(22) ［日］浦野起央：《国际关系理论导论》[M]，刘甦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23) M.Shapiro & G.M.Bonham,“Cognitive Proces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7,1973,pp.147—174.
(24) 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lmages:A Case Stud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3,1962,p.245.
(26) Ole R.Holsti,“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in Phil Williams,Donald M.Goldstein,and Jay M.Shafritz (eds.),Classic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56—157.
(27)(28) Alexander L.George,“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The Operational Cole'Belief System”,in Lawrence S.Falkowski (ed.),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1—104,pp.104—119.
(29) Stephen G.Walker,“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1,No.1,1977.
(30)(31)( 32)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17,143,147,170,pp.203—216,pp.217—282.
(33) Irving L.Janis,Victims of Groupthink: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2.
(34) 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35)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36) 如2003年秦亚青翻译了Jervis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楚树龙的《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也提到了心理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李少军在《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对相关成果也有介绍。而《欧洲研究》在2004年第1期也刊出了尹继武的《心理与国际关系：个体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以及2005年第1期与李江宁合作的《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