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全球主义,民族主义——认识中日关系的不同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民族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角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中日两国复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同时,对于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评价。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人们倾向于正视和重视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的地位,高度评价这种发展给中日两国所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利益。比如,25年来两国贸易额从不到11亿美元(1972年)增加到624亿美元(1994年),即增长了56.7倍,日本已连续4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70年代末以来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也增长得很快,在1996年和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额已名列境外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位,仅次于香港,如果考虑到香港回归的因素,就国家而言日本至少在这两年也已成为对华实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当前,中日经贸关系方面已出现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局面。日本的一位外交官说,中日经济合作已经发展到“两国各自为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而唇齿相依、割舍不断的程度”。此外,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分三批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6800 亿日元的贷款用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日本输出入银行还向我国提供了总额达17000 亿日元的能源贷款用于建设油田和煤矿。
采取现实主义立场的人们认为,决不应该把发展中日经济关系仅仅看作是追求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应当看作是整个中日关系的原则问题,全局问题,因为在实际利益的背后,有着超越实际利益的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第一,从中日经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大局之间的关系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的迅速发展和紧密化,成为推动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离开这种日常的、大量的、实际的经济合作的事实,就很难对中日关系的全局作出准确的把握和全面的估计。同时,中日经济关系作为整个中日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其不断的发展必将起到巩固中日友好关系的作用,经济合作的实践的量的积累,将可能导致质的变化,提供将中日关系推向新高度的契机。第二,从中日关系与中日两国各自的需要来看,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是促进两国的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是为了两国人民谋利益,而且不是谋一时的利益,而是谋长远的利益。同时,发展中日经济关系也符合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即一方面是中国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中日两国都处在改革(尽管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为了使各自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两国更需要相互支持。第三,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日两国离得很近,在环境保护方面,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而环保问题乃至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关系到两国乃至整个亚洲在下世纪、下下世纪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不仅关系到两国乃至亚洲的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两国乃至亚洲各国的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大国,对维护整个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与这个问题相比,其它任何问题都不能不降到次要的地位。总之,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与基本战略都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在这一点上两国的根本利益与基本战略是一致的,而不是相反的或冲突的。
有关中日关系的全球主义观点,与现实主义观点一样,重视中日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以及这种现实利益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可以说,在许多人对中日关系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的背后,存在着对全球主义这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和信念。与现实主义相比,全球主义更加重视从“亚洲之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这样的广阔的视野,来揭示中日关系的内在本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发展。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国际生产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国际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与中日之间特有的经济互补性相结合的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表明,相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国家这种单位已嫌太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以超越国界的地区、以世界作为舞台。这正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之强,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它好比是一座很大很富的矿藏,现在不是开发得差不多了,而是大大地有待进一步开发。相对于中日经济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潜力而言,600 多亿美元的贸易额还嫌太少,14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实际使用累计额也太少,两国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更需要进一步扩大。总之,中日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乃至整个中日关系的不断发展,归根结底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两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之所在。经济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为发展生产力而合作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共同走亚洲的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中日关系的根本大计。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是亚洲唯一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整个亚洲正在向工业化迈进,在日本的周围正在崛起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的进展,意味着一个工业化大国正在日本的身旁崛起,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人们会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日本也是一种机遇,日本可以从中国的崛起中吸取巨大的现实利益。如果从全球主义的立场出发,人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生产国际化、全球网络化的必然产物,标志着一个新的全球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亚洲复兴的开始。然而,现在确实有一些人不是从现实主义或全球主义的立场出发看问题,而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来看待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认为如果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在工业化的日本身旁崛起,必将导致“两强相斗”的结局。这种看法是非常可悲的。周恩来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工业化了,中日才能和平共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然而,现在确有一些人在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在中日间引起的竞争的一面,认为这将导致中日两国在政治上的争斗与对立。众所周知,战后以来工业化的法国与工业化的德国(西德)可以捐弃前嫌,搞煤钢联营,开展制度性的经济合作,为什么工业化的日本与工业化的中国就必然要“一林不容二虎”呢?就永远搞不得地区性、制度性的经济合作呢?
事实证明,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与安全意义,特别是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甚至形成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合作关系的话,就可能发挥一种“安全装置”的作用。因为与一个同本国存在着深入的相互利益的渗透与交叉甚至是巨大的共同利益(例如环境问题)的国家为敌,等于是伤害自身甚至是自杀行为。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在于,促进了这个曾经有过举世震惊的互相残杀的历史记录的西欧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尽管西欧乃至欧洲联盟的经济政治发展中问题也不少,但就经济一体化促进安全这一点上说,确实向世界上提供了“西欧经验”,这个经验应该可以适用于亚洲。
今天,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已经遍及全球,中日两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尽管具有世界上罕见的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却在世界性的地区性经济合作潮流中几乎成为“孤岛”,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现在,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尽管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然而,中日两国如果不实际尝试一下“斗则俱伤”的苦头,是不会真正弄明白“斗则俱伤”的道理的。所谓“斗则俱伤”的含义就是如果出现中日两国相斗的局面,双方都将是失败者而绝不会有胜利者,因为军事技术已经发展到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的高度,不要说一海之隔,再大的地理阻隔也阻挡不住现代军事力量的发挥;特别是为争夺海洋资源,将使争夺者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不管胜败都将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而且即使有得手的一方,也决难保住其胜利的果实;加之中日两国的环境利益是如此深刻地连接在一起,那种只想让对方受害而使己方获利的算盘已丧失任何现实的可行性。
只要人们都能冷静地思考,谁也不至于作出将中日两国推向“斗则俱伤”歧路的苦海的选择,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冷静的思考并不一定总是占上风,比如,如果在两国之间一旦出现“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呼唤民族主义”的危险局面,未必不会做出丧失理智的选择。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的背后,人们已经看到或感觉到民族主义的可怕幽灵在徘徊。例如少数人否认历史事实并非是不了解历史事实,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种顽强表现。需要指出,民族主义具有非常大的煽动性,决策者如果采取“放虎出笼”的政策,难免落得自身也被其吞噬的下场。
中日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和则两利”之“利”,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亚洲的发展和稳定。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亚洲落后了几百年,现在正展现出灿烂的亚洲复兴的曙光,而中日友好合作正是支撑亚洲复兴的一大顶梁柱。我们绝不能让亚洲各国人民翘盼了几百年的理想落空,一定要防止民族主义干扰这个梦想的实现,一定要防止亚洲人内斗的局面的出现,一定要防止亚洲的活力从发展经济的健康的轨道上“脱轨”,朝向互相争夺、武力冲突的方向去发泄。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与一百年前不同的是,地球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性已经深刻地展现出来,如果世界各国再重蹈过去那种在地球资源、环境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所犯下的、通过战争来争夺资源的错误,那么,整个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将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代价。如何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有关整个人类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