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哲学””与“反抗绝望”——毛泽东、鲁迅的生存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绝望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8-0053-04
毛泽东与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思考最多的是关于人的生存。在人的生存这一既平凡又伟大，既现实又空灵的问题上，两人都有独到的理解，并创立了自己的生存哲学，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鲁迅的“反抗绝望”。我们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生存观的比较研究，在相同和相异的辨识中，寻求他们生存观中最可宝贵的价值，为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和道德重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鲁迅的“反抗绝望”，都凸现出人生抗争意识，都是对于人生的主动追求和积极奋进，都主张把自己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这种强者的生存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续，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主要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众多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毛泽东始终坚信人定胜天。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次改天换地的大运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反抗是决定胜利最有利的保障；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把批评和斗争看成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最好办法；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进行自我斗争、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使人不断进步。总之，在这些所有的关系上，斗争是其主要的形式，也是其主要的方法，斗争体现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毛泽东看来，斗争就是一切，因而，“斗争哲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生存观。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有了反抗和斗争的意识。少年毛泽东常常受到父亲的打骂，他就通过顶撞、据理力争、逃跑等方式来进行反抗，最终逼迫父亲让步、妥协，并不再打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的打骂我。”（注：赵大义、高永芬、邵永贵：《危难中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之后他通过闹祠堂，迫使族长退出贪占的稻谷；带领学生驱赶奉承拍马的校长张干等一系列的反抗行动更证明了他这一信条的正确性。毛泽东还在理论上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依据。他在早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也。人者，有理性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道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对动的本体观念的确立，使毛泽东对社会和人生的统一、安宁、稳定、秩序等产生了怀疑、不满和挑战，他认为：“安逸宁静之静，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在他看来，动是规律，静是现象，动来自对立，静来自统一。一致、和谐是暂时的，冲突、运动是永恒的，正是运动和冲突，才形成了世间万物的差别和丰富多彩，它也是世界万事万物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化过程之中的动力所在。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刚健有为和奋斗不息的人生品格，这也奠定了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生存观。
毛泽东的一生可似说是斗争的一生，他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化作了自己的生命主线。从青年时代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社会的斗争：他组织新民学会，向封建余孽、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发出了挑战；他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地主官僚进行了殊死搏斗；他在一片亡国论的叫嚣声中，以弱小的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开展了持久战；他在蒋介石叫嚷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毫不畏惧，反而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消灭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他领导人民同隐蔽而危险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粉碎了他们的一次次进攻；他在国家经济实力很弱的情况下，为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不怕美国的核威胁，敢于同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军队进行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他还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原则，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让他们望而生畏。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也不忘记反抗和斗争。195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毛泽东欣喜地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不要怕什么冒险。凡是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就是冒险才得来的。”（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在晚年，毛泽东更是把斗争看成是生活的一切。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毛泽东看来，历史存在着两种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谆谆告诫，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时代的鲜明特色——斗争。毛泽东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守成、世故和不争极为厌倦，总是把斗争看成是人生和历史最有创造性的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还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表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可见，斗争精神、斗争哲学、斗争意识成为毛泽东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就是毛泽东的生命的全部。
二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主要精髓是指向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从小康而堕入困顿之家以后，鲁迅并不去缅怀过去的辉煌，不再对过去留念，他也不去对未来存在幻想，而是把自己放在当代的生活中检验自己，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分子。当面临的不是幸福，而是无处藏身、遭人冷眼、几近于绝境之时，鲁迅不是甘当生活的弱者、社会的奴仆，被动的承受人生，而是做生活的强者、社会的主人，积极地创造人生。当生活和社会对自我产生了强大的压力时，鲁迅不是顺从，而是反抗。鲁迅深知人生的追求只是一个过程，人最终的结果是走向死亡，人不能达到神的永生的境界，因而人的追求不可能达到圆满，人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是绝望的，特别是在一个风雨如磐的社会里，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改变社会的性质，甚至他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样一个人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目前，很多人选择了悲观主义，屈服于现实的威压，消极地走完人生，但鲁迅仍然选择了反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与黑暗捣乱”。鲁迅的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是“反抗绝望”。撇开绝望一词，鲁迅的一生主要是在进行着反抗，也可以说，鲁迅的精神本质就是反抗。他在青年时期，他不再走着一般年轻人所走的科举进仕的道路，而是选择了“逃异地，走异路”，“把灵魂卖给了洋鬼子”，这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反叛。他本可以学习有些经世致用之学，为回国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但他却把志向转到了被人们视为无用之学的文学，彻底地站到了社会的对立面，用带血的笔，向社会发出了反抗的怒吼，并完成了一个反叛者的自我塑造，让人们看到了社会狂人的威猛形象。他开始了一次次义无返顾的反抗行动：他反抗北洋政府的残暴；他反抗反动文人的无耻；他反抗庸众的麻木、愚昧、迷信、奴性；他反抗来自一切丑恶的、没落的、虚伪的等各种势力的围攻；他甚至反抗自己，他对自己的反抗还要超过反抗别人。鲁迅对自己的反抗就是严酷地解剖自己，对自己身上具有的任何非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暴露和否定。鲁迅的一生可以说是反抗的一生，他的反抗让我们感到生的亢奋和激情，他的反抗让我们感到对手的渺小。在他的反抗里，我们不再有绝望的感觉，反而有了胜利者的狂喜。
鲁迅的“反抗绝望”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着共同的人生指向。首先，他们都对人生抱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敢于做人生和社会的主人，拒绝做人生和社会的奴仆。因而，当人生遇到到了挫折，他们决不气馁；当遭到社会的压迫和打击之后，他们敢于去迎击；在对社会的态度上，他们更多的表现出硬骨头精神。其次，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过去的缅怀上，也不对未来充满幻想，他们都重视人生的过程，都把现实人生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基石，从现实的状况、现实的需要、现实的变革出发，去参与、去奋斗、去救世济民。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他不唯本本，不存幻想，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展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他的一次次胜利正是得力于他的现实精神，而他的一次次失败和晚年的巨大错误，正是他脱离实际的结果。鲁迅更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说：“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注：《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206页。）他还深情地呼唤：“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人，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注：《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鲁迅并不像有些人为了成名成家，躲避现实的斗争，或只图个人的利益，而是把自己的追求同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执著于现实的精神令人可敬可佩。第三，他们都显示出独立人格精神。大凡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较强的人格独立。从鲁迅和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来看，他们都很重视自己人格的独立。毛泽东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他对个性独立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他说：“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鲁迅认为真正的人就要除了具有坚强的意志外，还要具有独立精神，不怕孤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渴望有更多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精神界之战士”，“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注：《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他号召人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注：《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这“五敢”精神就是人格独立精神。鲁迅的伟大在来自于他人格的独立，亦即他的硬骨头精神。
三
毛泽东与鲁迅在人生的追求中都采取了反抗的态度和方式，但毛泽东则主要是从一个革命家的角度出发去进行他的反抗，而鲁迅则更多地是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出发去进行他的背叛。因而在他们反抗的内涵和行为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内涵来讲，毛泽东的反抗主要是对旧制度、旧政权、旧的分配形式的反抗。毛泽东所渴望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只能说实现了两项目标，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它在中国目前的现代文化建设上起着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毛泽东在晚年的表现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在他身上的复活。鲁迅的反抗在内涵上主要集中于封建主义文化和愚弱的庸众。封建主义文化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是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违背的，鲁迅通过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反抗和摧毁，是想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一个真正的人的社会。对于庸众的反抗就是不甘于做奴隶，不甘于听命于统治者和一切吃人的人的摆布，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人。鲁迅试图通过自己的反抗让庸众们从梦中醒来，摆脱奴隶的处境，做一个真正的人。对于庸众的反抗，鲁迅是最痛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鲁迅痛苦的鲜明表现。而在社会方面的反抗，鲁迅深知自己力量的渺小，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成效，但鲁迅一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这是鲁迅最可宝贵的精神。同毛泽东相比，鲁迅的反抗没有使我们的社会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远没有行动的力量巨大，但如果行动缺乏思想的指导，那么，行动的惯性就会偏出正确的轨道，向着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人们艰苦的努力将会前功尽弃。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从反抗的形式来看，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亦即暴力的形式。他的这种方式确实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坚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的，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544、543页。）即使到了晚年，当中央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和矛盾时，毛泽东还想到上山打游击，其军事斗争思想深入骨髓。鲁迅在反抗的过程中，不赞成用激进的方法，就连学生的请愿活动，鲁迅都不支持。他认为好的政府不用请愿，坏的政府请愿也没有用。对于暴力革命，鲁迅有着很深的忧虑感。他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注：《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从鲁迅的言论中，我们感到鲁迅对盲目的革命和单纯的军事斗争是有着很深的疑虑。他认为：“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雄威。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因而，鲁迅在当时就告诫人们：“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鲁迅在里指出了反抗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目的是让人们有一种精神，有一种理性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说只有从精神上从思想上改变人的非人处境，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人本身出发去要求自己，反抗一切非人的行为和思想，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道的社会。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而单纯的军事斗争是不能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
从毛泽东和鲁迅在反抗的情绪和状态来看，毛泽东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鲁迅则表现为较强的悲观主义。毛泽东反抗的理想主义是与他在革命的斗争过程中他自身的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有关，也与他个人的诗人气质有联系。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随着他在领导革命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之时，他的自信、他对社会局面的控制能力的增强，都使他相信了他是历史的主人。在他看来，他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他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可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他的理想主义在一定的时候确实能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勇气，对革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理想主义过于强烈，就会让人们产生狂热的虚妄的思想，就会让人们的理智丧失，就会失去理性的控制，社会的灾难自然就要来临，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已经作了很好的验证。同毛泽东相比，鲁迅对自己的反抗和社会的反抗的结果总是缺乏信心，一种悲观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注：《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鲁迅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太黑暗，鲁迅对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情况又不甚了解，加之鲁迅经历了一次次变革的失败，甚感心灰意冷。另一方面，鲁迅通过对中国变革的深刻思考之后，他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积重难返，要想使中国达到一个人道的社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单纯靠一时的暴力或理想主义的幻想都不可能完成。他在对一个读者谈到《过客》的主旨时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注：《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鲁迅的悲观不是绝望，它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现实主义，他是想通过自己的绝望的反抗来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使人们在改造国民性及重建现代文化上要清醒并有耐心，不要产生虚妄和焦躁的情绪，避免历史发展的轮回和悲剧。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与鲁迅的反抗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效果。因此，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比较和研究毛泽东的反抗和鲁迅式的反抗在今天就具有了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