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学之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何谓“小说”？何谓“小说学”？历来众说纷纭。中国研究者几乎开谈必讲《庄子·外物篇》、《吕氏春秋·慎行·疑似》、张衡《西京赋》、《汉书·艺文志》、桓谭《新论》、《史通·杂述》、《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等，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本文不再赘述，我们想直奔“主题”，用大白话说说自己对小说的感觉和理解。
小说，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比之诗歌、散文，它成熟得比较迟，是“小弟弟”。中国小说之成型，应是唐人小说。其标志是：① 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写“小说”，小说成了“作品”，成了“创作”的结果；② 摆脱了“志怪”的神鬼氛围，开始靠向世俗人生，一批颇有生气、颇为漂亮、颇富人情的女性形象应运而生，为小说的登台亮相增了光，添了彩。
小说要讲故事，要写人。小说家是“人事部长”。生活中的“人事部长”管的是真人真事，小说家既要执着地留心真人真事，又要浮想联翩地构想出假人假事，并用纪实的笔墨写出这些假人假事（现代派小说另当别论）。“虚”与“实”在小说里高度融合，“纪实”与“虚构”在小说里比翼齐飞。这种“融合”和“齐飞”，使小说中的人与事达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就是说，由于小说中的故事、细故和细节皆来自真实的生活，皆以“纪实”和“写真”为依托，结果，“纪虚”变成了“纪实”，而原先的、相关的真人真事倒反而被小说反照得亦真亦幻了。这有点像“庄生梦蝶”。小说就有这种魅力，这种能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小说中，一切“纪虚”皆为“纪实”。
由于小说有这种特质和能耐，所以它在叙写世事人生时，特别开放，特别随心所欲。就是说，它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碧落黄泉，五洲四海，天下风云，家庭细故，滔滔人群，一瓣心香……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写粗就写粗，想写细就写细。而且，一切写作手段皆可调动，十八般武艺皆可发挥。这是诗歌、散文、戏剧所无法比拟的。
说完了小说，再来说“小说学”。“小说学”是什么？同样很绕人。而且，虽有“小说学”的席位，但真正坐到上面去的、系统的学术专著却很难识见。大多数“小说学”理论，均散见在“小说史”、“小说创作论”、“小说美学”、“小说论集”之中。我们只能把这些成果尽可能地绾结起来，加以审视，并描画出我们心目中的理论“景观”。
我们认为：小说学就是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它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小说是什么？小说怎么写？小说写得好不好？——这庶几太没有“学理”了。当今著文著书总是看重“学理”的，没有高深的术语，没有舶来的洋文，没有复杂的体系，成何体统？但我们觉得，任何“科学”，任何“学”，说穿了就是面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如实地、深入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是什么？怎么办？好不好？
还有，谈论小说、小说学，应该取“中西比较”的方法。祖先们早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骨子里头是向往“开放”的。“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种理念代代相传。唐僧取经，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今在南京，三保太监下西洋，更是宣讲得热火朝天。搞中西比较研究，是很难的。有些研究一会儿说说“中”，一会儿说说“西”，油是油，水是水，两张粘不到一块儿的皮；还有些研究干脆就把“西”人的“理论”采购进来，翻译一下，铺陈一下，连“关税”都不用交。鲁迅是主张“拿来”的，但同时强调“消化”。研究小说学，我们首先要坚实地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同西方比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工作不做是不行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西小说学的互动实在是太热火了！甚至热火得中国小说学在某些方面成了西方小说学的“广告”。本文只想谈论几个比较要紧的话题，如“小说观念”、“叙事观念”、“政治美学形态”、“现代主义形态”等等。而且，只准备集中审视上个世纪，那急剧变动、波涌云翻、胜于万年的“百年”！
二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文论界有没有“小说学”？对此，一概否认、说“没有”的人很少很少；说“有”，但认为很“零碎”、很“肤浅”、“无价值”的论者颇多。
中国古代的诗论很发达，不少诗论堪称“诗学”经典。然而，很奇怪也很有趣：唐代的诗论不多，但诗歌创作却光焰万丈；宋、元、明三代的诗论流派很多，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能说会道，但真正的好诗远逊于唐。很显然，文坛的真正辉煌，不是靠三五成群的“理论家”说出来的，而是靠“大时代”、“大话题”团结“大手笔”而产生的。我们如此言说，并不是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而是强调“实践第一”。创作是基础，创作上去了，理论才能跟上去，并且反作用于实践。
中国古代“小说学”的确不很发达。只有到了“四大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这一类巨著问世之后，“小说学”才初露峥嵘。具体说，直到明代中叶之后，李卓吾等杰出思想家、理论家热情地关注起小说来了，“小说学”才开始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明清小说之繁荣，首先是“说”出来的。众多的市民喜欢“听”书，听了书之后又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进行集体再创作，日积月累，“话本”愈来愈丰富，最后瓜熟蒂落；某个文学素养极高的文人定下心来加以整理和创造，一部煌煌名著便赫然面世了，如“三国”和“水浒”。这种小说巨制的特点有三：①以集体创作为基础；②“说”出来的小说；③受众主要靠“听”。《金瓶梅》是一座并不宏伟但非常关键的“桥梁”。它开了小说家独立经营长篇小说之先河。这位小说家到底是谁，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尽管他借用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但毋庸置疑，这部小说的确是“个体劳作”的结果。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否则就出不了曹雪芹。曹雪芹在北京西山“黄叶村”的破屋里孤灯挑尽、长吁短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抛洒辛酸，最终成就了不朽的《红楼梦》，此乃小说家“独自经营”长篇的伟大胜利。好诗（除了某些民歌）都是诗人自个儿吟诵出来的，许多人凑在一起绝对写不出“花间一壶酒”！真正好的小说，特别是代表民族文学水准的长篇小说，也不能搞“写作班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金瓶”到“红楼”，中国古典小说彻底地成熟了。鲁迅赞“唐之传奇文”，特别强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有意”地写小说，独立自主地写小说，这是文坛的幸事，小说的幸事。
由“说”的小说到“写”的小说，小说的审美功能也由“听”书演进为“读”书。《金瓶梅》已经很难搬入书场了，《红楼梦》更是无法变成“评话”。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可以神乎其神地说《水浒》，却说不了《红楼梦》。说书，需要有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需要有剧烈碰撞的“戏剧”冲突，否则就抓不住听众，就不可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日请早！打个比方，“三国”、“水浒”是滚滚滔滔、一泻千里、惊涛裂岸的长江，而“红楼”，则是细水长流、叮咚作响、纵横交错的江南水网。面对“红楼”，读者不可能“轻舟已过万重山”，风帆如箭，直下东溟；你只能如武陵渔人，驾小舟，缘溪而行，穿过柳树帘，融进桃花山，在落英缤纷中饱览风光，通幽发隐。因为，《红楼梦》不再着力于“传奇”了，它写的是家务事、儿女情，即脂砚斋所说的“家常老婆舌头”。这种日常生活的“全息摄影”，这种不怕重复、单是请客吃饭就写了数十次的“特犯不犯”（大大犯了重复之忌，却又处处出彩，不犯令人疲倦的毛病），是不可能让读者不假思索地跟着跑的。这就需要“品”，品味，品尝，犹如饮太湖之滨的“碧螺春”（林姑娘的家乡土产）。所以，目光犀利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② “都打破了”，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
这种“打破”，从美的创造上讲，还涉及到了一个“雅俗升华”的问题。小说是“俗文学”的台柱。连诗歌都以“俗”起家，从“吭唷吭唷”打号子开始，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刚刚成型的唐人小说，将笔墨靠向了世俗人生，不再流连于神鬼怪异，这是小说“俗”性的第一次真正确认。然而，当时的“诗大哥”太了不起了，写小说的又往往是诗人（如元微之、陈鸿、白行简），故小说“老弟”只能处处受制于诗。小说分明被“诗化”了，显得那么婉转流畅，那么雅逸高华。这有助于小说艺术的精美。但同时，它那进一步靠拢世俗生活的手脚，却被束缚住了！然而，宋、明以来城市经济的逐渐繁荣，市民阶层队伍的不断扩大，人们审美趣味的日益功利化，都从不同的侧面促使小说艺术由“雅”趋“俗”，产生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宋、明话本和拟话本。它们努力满足市民阶层的粗俗味口，不讲诗意和精美，不求高级和纯正。这是发生在小说领域中“俗”之于“雅”的大胆“否定”，演进到《金瓶梅》那里，简直是肆无忌惮了！《金瓶梅》的一大贡献，乃是彻底地把人欲与人性的粗鄙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加以曝晒，用赤裸裸的市民意识去亵渎儒学正宗的圣坛，去朽蚀封建意识形态的根基。它的诞生，彻底“否定”了小说之“雅”，并为《红楼梦》的奇峰突起准备了世俗情态的土壤。曹雪芹深得“金瓶”之奥秘，其《红楼梦》“非特青出蓝，直是蝉蜕于秽”③。这种“蝉蜕”，便是对“极俗”加以“否定”，从而在更高的美学层面上实现“雅”与“俗”的天然交融和绝妙升华。《红楼梦》是典型的“俗文学”，但同时又是精美、精致、高雅、高贵的“诗体小说”。千年等一回，它在“否定之否定”中用世俗生活的泥土塑造了令人神往的“红楼”，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峰巅。
以上，我们粗略地回顾了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小说演进到《红楼梦》，已经为“小说学”的成型提供了来自“实践”的坚实的依靠；这门学问，终于在寻寻觅觅、千呼万唤之中，以“小说评点”的姿态，淡妆素裹地登台亮相了。有关它的评介，叶朗先生有一部《中国小说美学》。这部力作，相当精辟地剖视了李卓吾、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评点派”小说学，线索分明，重点突出，资料丰实，见解独到，可为我们研究中国最初的小说学提供诸多启示。叶先生已经论说得那么好，后来者就没有必要再去宣讲和复述了。
三
百年沧桑，为中国现代小说学提供了阔大的舞台。
刚刚过去的世纪，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枪炮声中到来的。煌煌帝都，竟然被外国列强的大兵肆无忌惮地占领了，这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简直是奇耻大辱！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昭示着这个新的世纪必定多灾多难，必定地覆天翻！同时，必定慨当以慷！
果不其然，五四运动爆发了！与之俱来的是呐喊、飞翔、燃烧、冀求的汪洋恣肆的启蒙思潮。没多久，北京又一次被外国人——日本强盗所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救亡，成了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八年抗战胜利了，紧接着，又是三年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大炮，终于在20世纪即将过半的时刻，升起了五星红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50年，同样很不平静，有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有长达10年的人为浩劫，有改革开放的澎湃浪潮。回眸百年，诚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学，文学中的小说，在这五洲震荡、中原逐鹿的一百年间，能做些什么呢？它肯定唱不了主角。单靠写小说，无论如何写不出新中国，写不出改革开放。它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在推波助澜的劳作中接受时代洪流的洗礼，不断地发育自己，提升自己。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百年的中国小说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尽管它没有产生“四大名著”（特别是《红楼梦》）一类的经典，但它在思想、题材和艺术上，却是面目全新、内涵丰厚的。作为研究小说的“小说学”，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若究其原因，首先一条：它是面向百年沧桑，从千年“俗”道上起步的。
中国小说创作到“红楼”、“聊斋”之时，已经非常成熟了。由唐至清，经过一千多年的孕育，终于矗立起一“长”一“短”的巍峨双峰，迎来了小说领域的“盛唐诗歌气象”。创作实践是第一性的。没有创作垫底，一切理论皆是空中楼阁，必定气血不良。再说得具体一些，从小说的形式上看，五四之前的中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已经闯过了语言和体式的大关，用“白话”来写小说早就不存在问题，《红楼梦》的诞生更是标志着小说摆脱了书场和话本，其“章回”已经虚有其表了。所以，五四健将们力倡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针对诗歌，而不是小说。为了打破中国旧体诗歌的语言、形式障碍，当时的“新诗”鼓吹者们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当胡适等人痛心疾首、到处呼号、矫枉过正地张罗“新诗革命”的时候，小说却我自“闲庭信步”，它早就会用“白话”了，《红楼梦》所展示的先进的艺术构造比之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早了整整一百年！立足于如此坚实、深厚的小说创作土壤，小说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已经是“一朝分娩”的事儿了。个中道理何在？用谢冕的话说：“中国在20世纪上溯的几千年中，创造了世上无与伦比的、美轮美奂的古典诗歌的辉煌。这些由方块字铸成的古代瑰宝，是东方审美创造的极品。这些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语言，它以高贵的意境，华彩的节奏，典雅的词汇，特别是隽永的意境，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诗意世界。”④ 一句话，中国旧体诗歌太“高贵”了，太“典雅”了，你想“革”它的“命”，让它趋同“下里巴人”，融入救国救民的时代大潮，谈何容易！小说正好相反，经过《金瓶梅》的“俗不可耐”的折腾，经过《红楼梦》的诗融雅俗、笔写狂澜，它的“俗”性已经天经地义地确定了。故梁启超曰：“人类之普遍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⑤ 又曰：“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⑥ 天下许多人可以一辈子不读诗，但很少有人一辈子不读小说，哪怕是“间接”地阅读。不识一字的老妪，可以不知道“李白”和“杜甫”，但很少有人不知道“宝哥哥”和“林妹妹”。由是观之，中国小说在上世纪之初，已经底气十足、信心百倍地迈上了坦坦“俗”道，小说学也可以在融入时代、靠向民众的“俗”道上迅跑了。
四
大时代提出了大话题，大话题团结了大手笔，大手笔催生了大学问。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全人类经受了两场“世界大战”，这是以往数千年所不可能发生的。“二战”之后，全球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南北、东西的差距更加引人注目。全世界风云变幻，全中国同样地覆天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彷徨，觉醒，呐喊，求索，黄河在咆哮，雄师在渡江，热血在挥洒，长征在继续，多少曲折，多少艰辛，多少怅惘，多少期望，时而一泻千里，时而或推而还，前人没有想到的我们想到了，前人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总之，人民胜利了，民族新生了！诚如毛泽东所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时代必然提出大话题。过去的一百年，不但给政治家和军事家，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提出了诸多重量级的“话题”，而且给好几代文艺家掷下了一个又一个沉甸甸的“问号”：文艺究竟是什么？文艺如何启蒙？文艺如何救亡？文艺如何造福于百姓？文艺如何走向美轮美奂的境界？等等，其深刻性、复杂性、尖锐性和紧迫性，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遭遇、无法比拟的。胡适在评说杜甫《兵车行》时说过：“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是杜甫创始的。古乐府里有些民歌如《战城南》与《十五从军征》之类，也是写兵祸的惨酷的，但负责的明白的攻击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⑦ 胡适所说的“问题诗”，即指那些洞察时代风云、关心生民疾苦、揭示社会矛盾的问天、问地、问苍生的诗篇，这是大时代与文学创作回薄激荡的结果。20 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亦有如此特质，而且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石破天惊的。这样，就激励和团结了一些应运而生的“大手笔”。他们送目古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推出了超越前贤、振聋发聩的小说“天问”。譬如，鲁迅呐喊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⑧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⑨ “救救孩子……”⑩ “‘救命，……’然而阿Q没有说。”(11) 如何反思历史，如何改变“国民性”，如何拯救孩子（未来）？这些严峻而深刻的“大话题”，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好作品。从《狂人日记》到《班主任》，从“阿Q”到“陈奂生”，鲁迅的呐喊和诘问始终在小说的峰峦间回响、应答，难怪诗人赵恺要在1981年的《镍币》中慷慨歌吟：
一枚哭泣的镍币，
一枚欢乐的镍币，
一道前进在时代的车厢里。
国徽上闪烁着泪滴，
居然还得乘着共和国的电车，
去沾湿二十一世纪？
……
中华民族那银色的希望，
复苏在孩子高擎的掌心里。
是我们“救救孩子”？
是“孩子救救”我们？
1981年也踏上电车，
去追寻1918年那个呐喊的警句。
当一个不肯花五分钱购买车票的青年遭到一连串“愤怒的霹雳”时，一位七岁的小朋友掏出了自己唯一的“五分钱”镍币，缓缓地，缓缓地，从人丛中举起柔嫩的臂膀，颤栗着说：“我给叔叔买票吧，阿姨。”是啊，这一刻，整个世纪都在倾听，整个民族都在沉思，整个文坛都在心跳；二十世纪通过自己的经典小说，给历史，给今天，给未来，提出了庄严的诘问，鸣响了警策的钟声。
诸如此类的小说“大作”，在20世纪的小说林莽中并不鲜见。这就为“小说学”的反思、解构和创建，提供了坚实的台面和难得的机缘。“大学问”汲取了多方面的营养，茅庐初出，锋芒初试了！我们说它“大”，是因为它的理论视野始终飘瞥世纪风云和沧桑巨变，它的研究重点始终紧扣小说创作中提出的崭新命题，它的结构体系始终顺应着知识的更新和观念的重构，它的承先启后始终背靠着传统的峰峦、面向变幻的大海……我们说它“初”，是因为它刚刚起步，前期成果并不丰富，一切都要从头思考，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焦虑、冒进、迷惘、徘徊，忽而山重水复疑无路，忽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说小说之与政治的关系吧，20世纪小说学根本回避不了这一重大课题，因为这一世纪的政治风暴简直太多了！小说学必须直面它，理解它，进而赢得小说与政治的和谐。然而，这是一条多么艰难、多么崎岖的“蜀道”啊！本文在检视这方面的“足迹”时，亦感到一言难尽，不好驾驭。于是有念直书，提出了“政治美学”一说。我们认为，政治对于小说的影响，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上——一曰“政治决策”层面，二日“政治文化”层面，三曰“政治美学”层面。在“政治决策”层面上，政治的影响力总是单刀直入地契进小说天地，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小说”，期望“写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12)。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政治对于小说的影响，既是直露的，又是婉转的；比之前者，更显得“深入”和“润泽”一些。但问题并没有到此止步。政治对于小说的影响力不会在第二个层面上驻足不前，于是就有了“政治美学”层面之说。在这第三个层面上，政治才与小说家发生了本质意义上的交流，小说创作所接受的洗礼才是真正触及灵智的。这种逐渐深入的过程，往往是每进一层，前一层或前两层的影响力就相应淡化。譬如一位小说家，他首先响应了“政治决策”的指令，锁定了小说创作的主题和题材；接着，他又在“政治文化”层面上进行了文化意义方面的审视与思考，奠定了作品的文化色彩和基调；最后，他进入了“政治美学”天地，政治与审美化为一片鸿蒙，相生相得，燃烧起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驰荡的审美情趣。这时候，前面两个层面上的影响力，便自然而然地削弱和减退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里边的递进关系，不理解后者对前者的消融和疏远，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百年那么多听“将令”（如鲁迅）、赶“潮流”（如茅盾）的小说家，为什么能够成就那么多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那么，在“政治美学”层面上，这种“和谐之美”是如何产生的呢？本文又归纳出四个方面：一，政治，总是要“煽情”的。也就是说，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影响，必定要打进人们的情感结构，产生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激动和共鸣；二，政治，又总是把“理想蓝图”即时地悬挂于无垠的天宇，激发人们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因此，政治的美学创造越成功，则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典型人物就越多；三，政治，还常常借助某些象征符号，巧妙地形成“集体无意识”的美学隐喻，以此来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和政治归附力。“红日”、“红旗”、“红梅”、“星火”、“长城”、“黄河”等等，在上一世纪不知唤起了多少人的审美畅想和腾腾热血，不少优秀的小说作品都在叙写革命浪潮和世事人生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引入象征符号，充分发挥美学隐喻的艺术力量，以此来拓展小说的想像空间，增添小说的生命活力；四，政治，必须具有“魅力”，否则便不是成功的政治，便不能进入审美天地，而政治魅力又往往借助“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形象来显现，来张扬。曾记否，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漫天烽火之中，有多少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而扑向德寇的坦克和枪口？而当莫斯科防线面临崩溃的危急时刻，又有多少红军战士冒着大雪，庄严地走过红场，在接受斯大林的检阅之后，直接奔赴出生入死的前线？这简直不是在指挥战争，而是在指挥一曲气壮山河的交响乐，谱写一首悲壮慷慨的民族史诗！我们在审视过去百年的小说创作时，不能不看到“魅力型”政治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们的人格和形象被“诗”化了(13)。
20世纪中国小说学之于政治的关系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便不能完整地展现这门“学问”的风貌。其他如“小说观念”问题，“叙事观念”问题，“现代主义形态”问题，“中国气派”问题，都是上一世纪中国小说学的筋骨或魂魄，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五
20世纪，是中西文化大交汇、大撞击的百年，这也为中国小说学走向现代化，实现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的有机交融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机缘。在20世纪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已经开始了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汉代的“通西域”，唐代的“取经”和“丝绸之路”，明代的“下西洋”等等，无不影响着中外双方的文学艺术发展。但这是渐进的，所涉及的区域也有限。20世纪就不同了。它的破晓，不是东方的嘹亮鸡鸣，而是八国联军的屠刀枪炮！所以，从世纪之初，中国人就面临着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如何救国，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形势紧迫，不容犹疑，许多志士仁人顿时豁开眼孔，将视线投向西方，努力研究对手，探询他们因何而强大。研究是急促的，答案是庞杂的，但有一点似乎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新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就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指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是明白无误地宣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一言既出，立马行动。于是，大量译介西方小说的工程迅速启动了。最为突出的要数林纾，他的“林译小说”影响甚大，其目的非常明确：“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4) 小说，作为“爱国保种”的良方，被醒目地提到国人的面前。紧接着，在五四时期，西方重要作家的作品又纷纷被译介到中国。到了30年代，郑振铎发起编译《世界文库》，更是力图囊括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和19世纪到当代的名家作品。他们这样做，完全出于“救国救民”的功利观。这种功利观，为中国20世纪小说学做了明确的价值定位：为启蒙——为人生——为大众——为政治！……
与此同时，中国小说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在迅速建构，那就是小说家的“自主意识”。陈平原认为：在20世纪之初，“新小说家从启蒙角度切入域外小说，最先感受到的是其鲜明的民主、自由、独立、权利等思想意识。”(15) 这是中肯的评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揭露“人肉筵席”的同时，还在旗帜鲜明地呼唤着“我”，发现着“我”：“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这里的“我”，以及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年轻时做过的“许多梦”，都在彰显着一种先进的“自我意识”——要生存，要平等，要自由，要正气，要理想！这种“意识”，在郁达夫小说的近于病态的忧伤之中，同样得到了充分展示——他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这种“发见”，固然同西方小说中的人本精神有关，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中亦有“人”的意识的觉醒。“你当我是谁？”曹雪芹早就借薛宝钗之口提出了庄严的发问：“我也是个淘气的。”原来宝姑娘早先也是个热衷《西厢》、《琵琶》的清纯少女啊！“人”的发现是艰难的，“人”的张扬更是艰难。故曹雪芹只好用“似傻如狂”的贾宝玉来展示“自我”，鲁迅亦用满口“荒唐”的“狂人”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坚持“自我”、永葆“正气”的艰辛，仿佛不经过一番“疯狂”，“人”就要被湮没，被吞噬！应当感谢20世纪中国小说领域的先驱们，他们凭借中西合力，第一次十分鲜明地在小说的旗帜上写下了“自我”，在小说学的苍穹上留下了“人”的雁阵！
再者，20世纪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汇，也为中国小说学完善“艺术”之“篇”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小说的“本体”是什么？它的形式与内容、思想与方法、技巧与境界，应当如何辩证，如何交融，如何升华？他山之“石”和自家之“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要想在艺术的完美上超越《红楼梦》，超越《战争与和平》、《九三年》和《双城记》，分明没有做到。但是，短篇小说，特别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的形式和艺境远远地胜出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巅《聊斋志异》，文言短篇被中西结合的白话短篇代替了！可以说，整个世纪的短篇范式，早在五四大家的笔下就确定下来了。就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很时髦的“意识流”、“新感觉”，其实“更有早行人”，鲁迅、郭沫若等已经很好地尝试过了。不信请看《狂人日记》，请看《阿Q正传》，请看郭沫若的《残春》！他们的“胃”，消化得很好，既吸取了西方的“精粹”，又显示了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③ 诸联：《红楼评梦》，道光元年刊本。
④ 谢冕：《论中国新诗》，［北京］《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⑤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
⑦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第二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2—93页。
⑧⑨⑩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第431页，第432页。
(11)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6页。
(12) 瞿秋白：《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月报》创刊号。
(13) 以上论述参见高永年《中国叙事诗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60页。
(14) 林纾：《〈黑奴吁天录〉跋》，1901年武林魏氏藏版。
(15)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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