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毛泽东研究中的民粹主义问题，是由国外学者提出而影响到中国理论界的，尤以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激烈论争。直到今天，这种论争还未停息，所以有必要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二十多年来的研究作以简要述评。
一、问题的由来及论争的开始——1998年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1982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最早提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其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文中又称：“在毛泽东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长的敌视，他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其不信任，他的极端反官僚的倾向，他的反城市的偏见，以及他那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感。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中国民粹主义者），而民粹主义的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国外不少学者在此问题上也持相同的观点。如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也有的人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因此这种观点在西方相当流行。
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教授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泽东总怀念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总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1] 朱学勤在其《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毛泽东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毛泽东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时任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的主持下，于1992年9月11日在北京召开首次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的学术座谈会，主题是评国外学者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了三篇评析性文章，即谢毅的《简评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观点》、石仲泉的《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和马贵凡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座谈会综述》。
谢毅认为，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构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各个基本点上毛泽东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民粹主义相对立的。”石仲泉在其文章中认为：“毛泽东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又指出：“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像道德观念问题，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问题，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等，在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与民粹主义相通之处，或受其影响？这是要很好研究的一个问题。”
此后，赵泉钧、楼健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兼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两种不同的农民观和在对农民走社会主义的两条不同道路上。
王素莉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与近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其基本价值取向与民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不同，也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旨意不同。
基本上在1998年之前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对毛泽东的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的成分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结论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他们的论据大都是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有关论述和事实，而没有论证1949年尤其1953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只有石仲泉的文章（前文提到的）在总体上肯定毛泽东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而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民粹主义有无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值得研究。
二、两文激起千层浪，论争的激烈展开——1998年至2000年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绳的两篇文章终于使这个问题以更重要的方式和新的角度被提了出来，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先是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一文，认为毛泽东本人“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好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随后，同年12月26日胡绳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从1953年以后，毛泽东就有了民粹主义思想。胡绳将他的这个发言稿起名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三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全文发表，6月11日，《光明日报》作了摘要发表。
就在胡绳发言的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对胡绳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激烈的争论由此展开。
他说，“对于毛泽东所做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其基本观点被整理成《坚持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上。其后沙健孙的发言稿经过其作过若干修改和增补后又以《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的问题》为题发表在《中流》1999年第4期上。此刊同时还分别发表了黄如桐的文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和范庥的文章《能够这样论证吗？》。这两篇文章分别批驳了胡绳的观点。黄文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论。”“讲历史从来都是为了现实。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范文也认为：“什么批判‘民粹主义’，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扬‘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这便是此公的论证所要告诉我们的。”随后黄如桐在《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最光辉的胜利之一——50年代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沙健孙在《中流》1999年第1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进一步批判了胡绳的观点，并认为胡绳的观点“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章德峰，彭建莆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发表了《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与胡绳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具体论断不能完全套用到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民粹主义崇尚个体小生产，轻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同时，也有若干支持胡绳观点同时批评沙健孙观点的文章发表。如《中国社会科学》1999第5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何秋耕的《清澈与幽深交融——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另一篇是温璋平的《岂能如此曲解？》。何文认为胡绳的《再评价》一文，“为近年理论界少有的佳作。”并认为“《再评价》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准确、周到、贴切。”温璋平的文章认为黄如桐和范庥批判胡绳的文章游离了关键问题，“在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上争论，抓一些莫须有的辫子，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也发表了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和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何诚认为，胡绳的《再评价》一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但有新意而且很有价值。回顾毛泽东1953年以后这一段历史，“我们又一次看到闪现其中的民粹主义阴影。”王也扬认为，“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之后，毛泽东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主张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讨论。”胡岩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发表《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他认为“胡绳先生关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的论断是正确的，用语的分寸也十分贴切”。他还分别反驳了沙健孙、范庥、黄如桐批评胡绳的观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了林蕴晖的《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和林庭芳的《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两文。林蕴晖认为，毛泽东当年指出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自然消除。”林庭芳认为，沙健孙指责胡绳做出“毛泽东犯了民粹主义错误”的定论是无中生有。胡绳的两篇文章“从文字到内容没有批判毛主席。”两文“没有把立足点放在‘三针对’上。”“胡绳教授没有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沙健孙不能在一般的学术问题上“无限上纲，乱扣政治帽子”。张明军在《党史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兼论毛泽东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一文，批驳了沙健孙的观点，认为胡绳的“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表述语言“是十分准确而贴切的。”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想“十分明显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邱路在《百年潮》2000年第1期发表的《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一文认为，讨论和研究的意义在于，“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有些人不是“从生产力观点出发，总把眼睛定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邓小平公开批评了这种作法之后，也仍旧有少数人热衷于此。”《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胡岩的《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作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某些观点表明他有民粹主义色彩。晓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发表为《究竟什么“是庸俗生产力论”？——与沙健孙教授商榷》一文，认为“检讨历史，在‘大跃进’发动的前后，毛泽东就曾染上过这种民粹主义色彩。”
围绕这个问题，其他一些刊物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文章，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参加论争的也多为党史界的知名人士，观点对立之尖锐，涉及问题之重大，争论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都是近年来罕见的。
2000年11月5日，就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胡绳于上海逝世。但是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停止。
三、研究仍在继续，论争还未停止——2001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这一时期学术界的研究仍然围绕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如吴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毛泽东与民粹主义》一文认为，不但在重大的理论观点上而且在理论意义和精神气质上，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都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绝然不同的。周宏在该刊同年第2期发表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一文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彭焕才在《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上发表《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民粹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其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应予以充分肯定；而思想认识上存在的某些局限性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决非民粹主义影响。李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发表《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一文，他通过对比中俄两国的不同国情得出：民粹主义是俄国人的事情，中国没有产生和存在俄国民粹主义的土壤。
另一种观点认为有。2001年10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襄樊市委主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的发言中，表示同意胡绳《再评价》中的观点。他的发言后来发表在2002年第1期的《襄樊学院学报》。樊文娥在《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发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民粹主义倾向及其克服》一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连续胜利，我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偏差，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激进民粹主义倾向的出现。赵平之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毛泽东和民粹思想暗礁》一文认为，由于不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小生产理论，导致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苏志宏在《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发表《论“农业社会主义”》一文，表达了同胡绳相似的观点。田雪梅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发表《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及其变化》一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李平贵在《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发表《超越与回归：毛泽东对待民粹主义的心路历程》一文认为，从1953年起，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染上一些民粹主义的色彩。
四、关于论争及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1.要正确对待评价历史问题与总结经验教训的关系
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我们评价历史问题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我们现在的工作；同时，经验教训的总结必须从对历史问题的科学、正确的评价中得来。另一方面，这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它们的标准不同。石仲泉曾说过：“评价历史事件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及格标准），总结经验教训又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优秀标准）。”[2] 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评价历史事件应立足于当时，不能以现在的认识来要求当时的人；而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是立足于现在，要用现在的认识来检查过去的事情。总结经验教训侧重谈缺点，分析原因，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成绩，这是两码事。胡绳认为毛泽东建国后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这句话应当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用语也是十分有分寸的。“曾染上过”表示毛泽东只是在一个时期有过。在胡绳的文章中应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而此前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色彩”表明毛泽东只是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综观全文仔细阅读，胡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应当是就总结经验教训而言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认识过去的工作失误，避免再犯历史性错误，而不是要推翻原来的历史评价。对此，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开篇第一句就说得很明白，“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再评价，当然不是说要推翻过去的历史评价。”
2.健康开展探讨真理的学术争鸣
这是石仲泉在这场争论期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点，至少要做到以下三条：第一，要与人为善，不要与人为恶。第二，要忠于原文本意，不要断章取义，任意引申。第三，在人民内部，开展学术争鸣要有尊重别人的涵养，不要“惟我独革”。[3] 在学术研讨中，产生分歧是难免的，但在争论中，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动辄就给对方扣上一个大帽子，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3.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鉴往寓今
我们现在讨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正确的总结汲取已有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理论思想武器。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的快。”[4]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犯过去曾经犯过的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了，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根主线，始终不渝地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也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见其所短为我所鉴。“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5] 进一步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防范“左”倾思想再次泛滥。为此讨论并正确认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才显得必要并且极其重要，这也才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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