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生态批评文本视域的扩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批评论文,文本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在西方发展迅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充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本视域的拓宽。
生态批评的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批评的倡导者强调：文学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主宰文学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的”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的”批评，而完成这种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当时，生态批评推崇的文本主要有以下几种：梭罗(H.D.Thoreau)、缪尔(J.Muir)、奥斯汀(M.Austin)、利奥波德(A.Leopold)、艾比(E.Abbey)、卡森(R.Carson)等人的“自然写作”；以华兹华斯作品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库珀(J F.Cooper)、卡瑟(W.Cather)、杰佛斯(R.Jeffers)、斯泰格纳(W.Stegner)、奥利佛(M.Oliver)等所著的具有自然自觉的小说等。除此之外，生态批评也研究19-20世纪一些传统公认的经典美英作品，但这些作品也都突出了自然环境的内容，涉及的作家包括梅尔维尔(H.Melville)、惠特曼、艾米利·狄更生、福克纳、劳伦斯等。批评家主要检验自然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功能或者象征性意义。
这一时期生态批评关注的文本，核心内容是人类如何观察或经验以野性、偏远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批评家最为赞赏以梭罗作品为代表的“自然写作”——将对自然的科学观察、个人对自然的经验和自我心理分析等内容融为一体的非虚构作品，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虽然生态批评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狭小的文本范围里进行批评，回避了文学史上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文本；片面强调关心和保护自然的极端环境主义观念，将生态批评的任务简单化，降低生态批评的可行性；聚焦于“纯自然”写作的批评，所导致的新的二元论，使自然凌驾于文化之上。
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注意到生态批评初期研究中的缺陷。他们认识到，要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生态批评的文本研究不仅要关注“荒野”，也要关注那些留下人类建设印迹的和受到人为破坏的环境，还要从“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现自然与文化的交叉与互动。虽然自然写作文本解读仍然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然写作文本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梭罗时期文学的界限。生态批评家曾经认为，美国自然写作的历史始于19世纪中后期，以梭罗的《瓦尔登湖》发表(1854)为标志。新的研究指出，早在梭罗之前，17、18世纪自然历史学家和其他作者，就已经开始书写自然风景所具有的审美、生态和精神价值，而且还影响了后来的自然写作作家。
初期生态批评研究多对西方文化传统中反自然的态度进行揭示和批判，而新的研究不仅将西方对自然态度的发掘延伸到《圣经》成书时期，而且指出，西方文学和哲学传统对自然的态度并非总是消极的。有的学者就从《旧约全书·申命记·摩西五书》对战争的不宽容态度中，读出了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责任感。人类一定要建立正当的伦理的关系，在“养育自己的地方”保持一种“能够持续生存的状况”。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研究者也发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思考和重视。例如，乔叟的诗歌一方面意识到自然世界的社会性建构，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在文化建构之外还有自然世界的存在。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家同样十分关心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通过检验弥尔顿《失乐园》中语言的运用，研究者认为，这部西方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作深藏着“异端的反二元论的自然神学”。在管理和剥削自然的态度已经占据优势的时代，弥尔顿的思想属于一个少数人的传统。
生态批评研究中一个更大的突破，是改变了只研究“自然写作”的单一化局面。各种对自然持消极看法的、与自然“无关”的文本、以及不同的文类和流派都被纳入批评家的视域。
许多著述研究那些在传统认识中并非从事自然写作的作家如何再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在斯托夫人的小说《部长的求爱》中，研究者发现，社会规范和风俗渗入了园艺文化行为，作者在描写人物求爱时采用的植物学语言，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研究无疑丰富了对该作家的评价。有的学者研究哈代作品中自然和文化、地方和个人的相互关系，认为哈代在运用自己有关偏远英国乡村风景的个人知识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是使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构成同谋关系并潜在地对后者负责。由此，哈代把“地方”概念化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既存在于人物与自然环境之间，也存在于读者和人物之间。对伍尔芙的研究曾经强调她的女性主义倾向和政治参与，但从她的小说和她对塞尔伯恩的怀特等重要的自然主义者和一些文化事件的评论中，生态批评学者找到了“自然和文学的文本间性”。他们指出，作家对男权社会中妇女和自然的地位经常作平行的设置，并且探究语言、沉默和人类经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强调了作家对自然世界的深层投入。生态批评也为一些曾被限制在地域、性别或者种族批评视野中的作家提供了新的解读。
生态批评家要努力证明，常常被置于对立位置的自然与文化，实际上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如何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与自然无关”的作家和文本，是近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亨利·詹姆斯(H.James)曾因专于城市文化小说而被拒于生态批评的视野之外。但新的研究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经常因身处异乡而呈现出家园感、地方感的缺失，与这种缺失相伴，她们经验着社会中的误解、对立和疏离。批评家认为，这两种经验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因为自然环境总是在个人和集体的心理与个性塑造中发挥作用。
最近十年中，一些学者注意到生态批评讨论中黑人作家的缺席，对黑人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既具新意又呈多样化趋势。有的批评家从哈珀(M.S.Harper)的诗歌中读出自然历史与文化历史的交织，因为诗人把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商业化和文化进程中自然的商业化联系起来，将人类行为包容在风景之中，把历史事件的伦理结果融入对自然世界的描写。有的学者则把道格拉斯(F.Douglas)的作品看作对田园文学模式的一种倒置，因为在他的叙事模式中，偏僻的种植园和荒野是奴役黑人、充满危险的地方，而城市却有着更多的自由和逃脱的可能。批评家借此指出，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有着反田园文学传统的一面。与此对照，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中对自然世界的投入。例如，研究者认为，莫里森(T.Morrison)的小说中，细致再现了作为个体和群体的美国黑人与植物、动物和风景之间的不同关系。作品说明文化和种族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人对自然世界的理解。这一观点显然是对主流的环境主义话语和生态批评实践方式的挑战。
近年来，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类更具包容性。拉格龙(Rebecca Raglon)和肖特迈耶(Marian Scholtmeijer)等学者反对当前盛行的一种观念：语言不可避免地建构压迫性的态度，包括对自然的压迫性态度。他们主张，“最好的”文学有助于摧毁这种态度。这种文学能使人想象一种强大、神秘的自然世界，它抗拒文学的再现；由此看来，文学可以改变人类操纵自然、甚至在写作中操纵自然的狂妄自负。墨菲(Patrick Marphy)等研究者注意到一种趋势：科幻小说越来越多地采取“自然取向的文学”形式。这些小说强调现实行为与未来后果的联系，警告人类不可回避自己的责任。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文类，既可以展示也可以影响大众对环境的认识。也有学者对电影这种大众文化形式进行生态批评解读。比如阿莱默(Stacy Alaimo)等人认为魔怪电影传达的环境信息就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符合环境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它们刻画的自然世界又多是恐怖而富有侵犯性的负面形象。批评家由此思考：这种关于环境的公共话语，会对大众对环境的认识产生何种影响。
跨学科性一直是生态批评标志性特色之一。有的研究者通过比较人为划分的自然保护区中的“荒野”空间和现实主义戏剧舞台空间的建构，认为两种空间都产生于社会关系中，对它们的建构，都反映了人类如何看待自然。生态批评家对戏剧研究的介入，为当前的荒野观念讨论注入了新意。有的批评家从虚拟、再现与现实三者的联系入手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分析比较电脑模拟的风景、文学再现的风景和人在“真实”自然中的经验，思考人对真实风景和虚拟风景的经验如何相互影响，这些经验又怎样为我们在虚拟的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建构健康的关系，提供想象性和概念性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