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阿尔论文,关系论文,都塞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不理解这一关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列宁早已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然而，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研究，首先是在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开展起来的。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独具特色。
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②]。他们认为，马克思是通过费尔巴哈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后来演变成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占统治地位的“颠倒说”，即马克思是通过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认为，本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者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忽视马克思的辩证法，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危机”。他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应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权威，其途径就是通过揭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入手来暴露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正确与否，而在于它的“总体性辩证法”，而这种总体性辩证法及其重要范畴和黑格尔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继续了黑格尔努力去做，但未能在具体形式中达到完成的事情”[③]。他还指出，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异化现象，使工人阶级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灭亡的趋势。这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的研究以及对异化问题的论述，给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本主义化提供了启发。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早期手稿的发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后愈演愈烈，并逐渐影响到西欧各国共产党内。他们无视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本质区别，强调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用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来解释、甚至统领整个马克思的思想，蓄意制造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的对立。一时间，“自由”、“异化”、“有人性的人”成为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词句，给西欧各国共产党内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提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不仅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而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降为一般的意识形态。
二
阿尔都塞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的区分原则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④]。在他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总问题，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总问题向成年时期的科学总问题的“认识论的断裂”的转变，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的做法。体现在他研究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问题上，他注重二者的区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性、独特性，并认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一个带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因为它支配着现代头号战略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未来以及与这一科学联系着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未来。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铭刻在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之中。”[⑤]可见，阿尔都塞认为如何解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科学，以及能否批驳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而将这一问题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的呢？首先，他批判了研究这一问题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颠倒而来的，是在剥去了黑格尔体系的神秘外壳后发现其合理内核而创立新世界观的。这种合理内核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神秘外壳是指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他批评这种看法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表现，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至多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能说也不能想像“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⑥]，那不过是“辩术和助产婆的神话”。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反映在辩证法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⑦]他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辩证法内在的总体性和矛盾观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表面上看是复杂的，但实际上这种复杂性仅具有多元决定的外壳，不过都是“绝对精神”这一简单本原的外化和反映。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由政治、风俗、习惯和金融、贸易制度、艺术、哲学等无数具体的决定因素所构成的，但实际上又认为这些因素又在它们所组成的总体性的统一的内在本原即绝对精神中得到反映，而“绝对精神”即是构成社会的所有因素的真理。因此，人们只要澄清了黑格尔辩证法同他的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就会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不是单纯剥去其外壳，而是深刻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内在结构的结果，这种改造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或失败不单纯是由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矛盾的作用，而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造成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正在于：一方面，当时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它积累了当时可能存在的最大数量的历史矛盾，这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俄国有一个在觉悟上和组织上远远超过了西方任何社会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它是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功能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构成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于体系和方法的不同、哲学的颠倒或辩证法的颠倒、合理内核的发现等诸如此类的模糊术语，而“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让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或者，为了达到同一目的，需要对黑格尔本人进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我们才能摆脱‘颠倒’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含糊和混乱。”[⑧]
那么，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结构不同，其具体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呢？他认为首先在于辩证法内部的因果观不同。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因果观：一种是线性因果观，它描绘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决定作用，是诸因素之间一一对应的机械因果观；另一种是表现性因果观，这种因果观预先假定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原，而整体的各个局部无非是这一本原的外在体现。前一种因果观源于笛卡尔，后一种因果观由莱布尼茨首先表述，黑格尔将其进一步发展。而在马克思那里，却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因果观，即结构性因果观。它一方面坚持全面性结构对局部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坚持后者对前者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它同前两种因果观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结构是一个出现在或内在于它的要素／效果之中的原因，而不是外在于它们的；（2）结构只存在于这些要素／效果和它们的关系的总体之中。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从概念和文字上表述这种结构，但我们需要的是透过字面去探索、发现马克思思想的真谛。而正因为存在着这种结构性的不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矛盾观也完全不同。马克思把矛盾看成是具体、内在和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而黑格尔则将矛盾看成是抽象的、外在的和单一的简单整体；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矛盾，矛盾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方面，同时还存着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性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黑格尔那里，任何一个特殊矛盾都不是主导的方面，一切矛盾都是平等的，既没有主次之分，也没有差异和非差异之分。
阿尔都塞不仅探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而且还探讨了二者在历史观上的不同。他既批评卢卡奇等人只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而忽视二者的本质区别，又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作是黑格尔历史观颠倒的观念，即认为马克思仅用经济的本原代替了黑格尔观念的本原，他将这种观点斥之为经济或技术决定论的还原论。他强调，马克思不仅没有保留黑格尔关于社会模式的术语，而且用与这些术语关系甚远的术语来代替了它们，并打乱了术语之间的原有关系。主要表现在：（1）黑格尔用市民社会来描述由个人的特殊意志和利益所确定的、同个人关系直接相关的“需求的世界”，而马克思则将它作为探求现实物质生产的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关系的状况等基本概念；（2）黑格尔的国家是“观念的现实”，马克思则发现了和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着的社会阶级的概念，从而使国家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从此不再凌驾于各种人类集团之上，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镇压性工具。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在改变黑格尔若干术语的同时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两类崭新的范畴：一类是结构方面的，它包括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另一类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它包括国家、各种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历史比作一座大厦，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但它只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具体国家，上层建筑对社会的发展也可能起决定作用。由此他断然否定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和黑格尔完全决裂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
三
阿尔都塞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纯洁性的愿望出发，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既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人本主义化，又反对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力图通过重新界说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独特性和革命意义，既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又力图避免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的教条主义，表现了他坚持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着眼于探索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区别，力图揭示马克思是怎样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最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颠倒说”，认为单纯的颠倒并不能解释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区别，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通过马克思在辩证法本来意义上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而得来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多元决定的，而且在结构因果观、矛盾观等方面均同黑格尔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观上，他认为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或译为“最后的层次”）的决定作用，他自己也强调：“人们往往把‘最后的层次’这个范畴看成是哲学的牵强附会，它实际上具有头等重要的理论意义。说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这同时意味着抛弃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接受唯物主义立场，意味着抛弃形形色色的机械决定论和接受辩证法的立场。”[⑨]显然，这一见解具有合理的成份，对于我们在当前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他把科学和意识形态绝对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观念体系，“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⑩]，因而具有主观性，是受特定阶级利益支配的非科学的观念体系，而科学则是一种不受阶级利益支配的活动，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总问题，从而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在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重大理论偏差，并最终走向错误。主要体现在：他认为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从意识形态总问题向科学总问题的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因而找不到二者统一和转化的中介，只好用成年马克思的思想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法科学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他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的“断裂”实质上就是和那种把历史、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决裂，从而将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排斥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干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关于理论实践的科学”，甚至仅归结为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11)。他认为，要完成反对人道主义的任务，必须“首先是把一切非科学的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清除’出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绝对对立起来”(12)。可见，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它也正是无产阶级为解放自身而斗争的意识形态和正确的理论工具，其最基本特点还在于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这既是阿尔都塞理论的局限，也是它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必然归宿。对此，我们应该持分析、批判的态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前进。
注释：
①《列宁全集》（老版）第38卷，第191页。
②参见俞吾金：《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1990.3。
③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④参见拙文：《科学·哲学·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述评》，《江汉论坛》1996.9。
⑤阿尔都塞：《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伦敦1982年版，第164页。
⑥ ⑦ ⑧ ⑩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71～72、94、205页。
⑨阿尔都塞：《亚眠的答辩》，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3—4合刊，第301页。
(11)参见拙文《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湖北社会科学》1996，9。
(12)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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