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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校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精神指引下，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要狠抓真理标准问题？因为它是同“两个凡是”斗争的核心。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立即在各种场合连续表态，给予明确的肯定，对这场重大思想理论是非的讨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最使人难忘的是，1978年7月23日， 胡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和有关同志在他家房间的前廊下开会，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小平同志昨天把他叫去了，对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他还说，小平同志这些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一掌定乾坤，控制着大局，令人无比兴奋。
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为《理论动态》撰写了许多篇文章，有些是同实践标准直接相关的。下面，我就其中的两篇，回顾一下我撰写的过程和体会。
一篇是《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1977年8 月25日发表于《理论动态》第9期）。
1977年8月的一天，胡耀邦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 “文革”中，我党遭受的破坏，归根结底，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被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缰索和牢笼还没有被解除。要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任务十分艰巨。现在就要写一篇文章，叫作《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这个问题加以剖析。
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认为，胡耀邦在题目上冠以“理论工作”，这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实际上，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远不限于理论工作，而是全党各条战线。
文章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评了一些人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标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有关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尖锐论述：“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文章提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四人帮’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缰索和牢笼”。文中一些抨击，无异于对“两个凡是”的当头棒喝。
这篇文章，没有提出“标准”的问题，但已经提出了“为准”的问题。
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兴师问罪，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信不信马列主义，信不信毛泽东思想！”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相当时期内，人们的思想还很混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是多么必要。
我写的另一篇有关实践标准的文章，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发表后， 为了批驳来自各方面对该文的错误指责，进一步阐述科学的认识路线，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胆略，冲破重重阻力，决定发表了吴江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胡耀邦同志又开始考虑撰写关于实践标准的第三篇文章。
1978年8月3日和18日，他连续两次把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叫到他家开会。提出现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不仅是真理需要经受实践检验，而且一切都需要经受实践检验。这也是对当前存在的混乱思想、糊涂观念的拨乱反正。会上确定，由我承担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
胡耀邦同志还提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广大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克服有些实际工作者思想薄弱、眼界狭窄，认为真理标准只是理论问题、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使拨乱反正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展开，而且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展开，进而深入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去。
根据这个意见，我突击写作，几次通宵达旦。撰写过程中，理论动态组几次讨论，有时还请组外同志参加讨论。我反复学习、思考，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历程。胡耀邦同志曾两次审阅、修改，直至最后由他定稿。他在最后一次审定这篇稿件时，在上面批道：“改了一点点。我认为是近一个多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全党全国，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段话开门见山，一立论，就把真理标准问题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包括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紧密联系了起来。接着，笔锋一转，明确提出了衡量各条战线实际工作，衡量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正确与否的标尺，即：“人应当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中，即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自己认识的正确程度，并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纠正、补充、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指示、意见、声明、检讨、诺言，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是正确，还是错误，是真的，还是虚伪的，归根到底，都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通通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接着，文章以主要篇幅论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检验真高举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在此基础上，文章一针见血，对“两个凡是”作了深入的刻划和剖析：“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两句话，是胡耀邦同志在构思这篇文章时对我们讲的，是对“两个凡是”从思想上所作的生动概括，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人民日报社的李庄同志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说：“此文篇幅不长，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们的发明者。”
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个课题，从真理扩展到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这表明认识在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它对于进一步提高人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水平，促进思想路线乃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于一篇文章的几点思考和补正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占了重要的位置。关于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许多当事人或纪实作家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指导撰写这篇文章的吴江同志，在其著作中实际上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最近，中央党校沈宝祥同志出版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专著，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许多有关人士，应该说，来龙去脉大体明晰了。1977年下半年，我到中央党校，躬逢盛世，有幸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并为其作一点工作。我始终认为，这场讨论决不是由于某个秀才或某几个秀才的灵机一动或苦思冥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秀才如果有功，当然不要抹煞；但是，秀才自己一定要十分清醒地理解这一点，才不致于削弱这场讨论本身的历史意义。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其形成有几点思考和补正：
一、这篇文章的形成一开始就是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
胡耀邦同志给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研究组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党校学员中发生很大影响，但也有一些误解，主要是有些人误以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是实践。我和吴江同志交谈这些思想情况，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说明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我毛遂自荐要求写这篇文章，吴江同志同意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命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约在三月间完成初稿，交吴江同志并理论动态组的有关同志传阅征求意见（将我写这篇文章的信息传递给杨西光同志的江春泽同志就是在这期间，在我家中看到这个稿子的）。吴江认为讲得还不透，要我再加一把劲改一改。就在这个时候，《光明日报》杨西光派人送来一份《光明日报·哲学》版的改样，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胡福明同志的稿子。吴江交待我说：“文章写得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他让我把两篇稿子（就是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和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捏在一起”。我照办了。现在胡文改样（我保留了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送来的一份完整的）和经过剪贴的我的稿子都在。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核心思想是“唯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走到了一个矛盾的叉口：一方面要批判“四人帮”，清算其极左路线，另一方面作为指导全党全国的工作方针，却是“两个凡是”。这个矛盾，首先集中地表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上。在推进平反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都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看过、同意的。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是冤、假、错案。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放弃平反工作让冤、假、错案继续下去；或者坚定不移地推进平反工作，如耀邦同志所做的那样：“三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就是说，要以事实为标准，而不以哪个人、包括毛主席说的话为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社会实践，二是任何理论不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它本身是否是真理还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坚持“凡是”的人，对这一点特别敏感，他们批评这篇文章是“砍旗”、“丢刀子”、搞“非毛化”，其根据正是这篇文章主张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认为这是“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
三、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然有真理问题，认识论问题，哲学问题，理论问题。实际上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哲学家、理论家都积极参加了，并且起了很大作用。讨论的内容中也涉及到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不可知论等认识论问题。但是，这场讨论的特征和实质以及它的意义，主要的却是思想路线的斗争，政治路线的斗争。这场争论有几个特别突出的特点：①讨论的问题是真理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首先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如何科学对待领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问题。1977年5月24日， 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这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②讨论的气氛十分紧张，讨论一开始， 就把纲上到最高点上，叫做“砍旗”、“丢刀子”、“非毛化”。③直接参加的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政治家。④讨论的覆盖面遍及全国。各省负责人都表了态。⑤其意义之重大，按邓小平的总结，“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任何理论问题的讨论或争论，都难以达到这样的作用。
四、真理标准问题是永恒的主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7年2月7日宣布“两个凡是”的工作方针开始，而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实际上为这场讨论作了总结。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对于1978年的这场讨论来讲，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则没有结束。历史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入。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还是某个固定模式的条文？从农村到城市，推进经济改革，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市场经济，特区政策，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又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例如姓“资”姓“社”问题，扣上的帽子也不小，仍然是“砍旗”，砍社会主义旗，走资本主义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力地回答了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究其实质，仍然是实践标准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棵常青之树，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开始， 在祖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北京开始，很快发展成为全党全民范围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现实意义，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
这场大讨论的出现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需要，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这场大讨论的直接根源，是当时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要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决策。如果这样，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前进。针对“两个凡是”，人们提出了实践标准，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争论。也是两种力量的较量。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1978年5 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5月11日， 此文由《光明日报》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这篇文章。5月12日，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文，全国不少地方报纸也全文转载。5月13日，有更多的报纸转载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主题鲜明突出，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实践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思潮，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想说而又不敢说、不便说的心里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因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引起强烈反响。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也遭到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给这篇文章扣上“砍旗”的大帽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压制，企图阻止这场讨论。
正当这场刚刚兴起的讨论面临被禁止被扼杀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和文章，给提出和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发表谈话支持这场讨论，引导这场讨论健康发展。在这里，我要着重提到的是，1978年7 月22日，邓小平同志找胡耀邦同志谈话，肯定了《理论动态》，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小平同志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肯定，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对《理论动态》、对中央党校、对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对这一讨论的一次有力支持。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具体指导吴江同志和《解放军报》，撰写和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指责，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理，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这场讨论。
由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的《理论动态》，在1977年的文章中，就提出和阐述了实践标准。以后，他又提出，要以实践标准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他指导有关同志撰写文件，明确提出要以实践标准作为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的指导原则， 并组织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名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进行讨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精心组织和指导撰写了多篇重头文章，有力地推进了这场大讨论。
在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依靠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依靠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导，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但是，各次思想解放都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次思想解放的继续和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当前，我们要根据十五大的精神，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更好地推进新的思想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
1977年春，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正式向当时的党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到1977年9月和11月， 在中央党校的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已经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并进行讨论。其后，在有的报刊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党校的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通行这三条标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
提出实践标准问题，并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可说是常识。 《实践论》讲得很清楚。 这条原则毛泽东在50年代末又提到过一次。1957年7月10日，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党的路线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知道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但相信提出这个原则问题来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何况邓小平同志已经正式向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一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一百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联系实际时糊涂观念还是不少的。第二期、第三期继续讨论。所以，要说提出实践标准问题的影响，在后来所写文章之前，已经通过几千名高中级干部在全国扩散开去了。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作了数次修改。杨送来这篇稿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二是，杨西光得悉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他就把文章送来，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比较有安全感，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送胡耀邦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同志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同志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胡划圈表示同意，未作任何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 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12日，《人民日报》转载。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 月开始，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第二阶段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三阶段是1979年7 月开始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一场具有广泛性、现实性、指导性、深远性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面世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是舆论界反响非常及时广泛。仅在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逐步开展了由多数省市领导人参加的、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的声势浩大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批示、指示？这正是从“文革”这场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实”文科学地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理，指出应以实践标准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适应了人们渴望纠正以往错误的迫切需要，从而引起强烈反响。这场大讨论显示出广泛性、现实性、指导性和深远性的鲜明特点。
但是，这场大讨论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是在强大的压力下，并同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下逐步展开的。可以说，这种尖锐的对抗性是这场大讨论的最重要特点。“实”文一发表，就遭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强烈指责，特别是当时一位主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进行责难。他们把“实”文说成是针对毛主席的，是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公然“砍旗”。与此同时，在这场对抗中，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得到了一大批老同志的支持。有一次，我们《动态》组正在耀邦同志家开会，吕正操老将军一进门就郑重表示，“我们老家伙支持你，耀邦同志：一定要顶得住，理在你手里”。不久，又得到当时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强有力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二篇重头文章，就是在罗瑞卿大将亲自修改审定后，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
这场大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正确指引和强有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小平同志向耀邦同志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旗帜鲜明的肯定和最强有力的支持，从而，能够使这场讨论不仅坚持下来，而且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健康地向前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场讨论冲破教条主义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断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要搞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要搞科学，不搞迷信。这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原则。
这场讨论为端正思想路线，寻找错误根源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或者承认错误却找不到错误根源，严重者会导致党的自身的毁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使人们认识了以往究竟错在哪里，错就错在思想路线不端正。端正思想路线，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是拨乱反正的根本。
这场讨论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检验的标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那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按照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领袖的言论，“文化大革命”应予以完全否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据此作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这场讨论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客观依据。“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就是大量冤假错案。1978年11月2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题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借鉴》一文。文章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
这场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颠倒了许许多多思想理论是非。《理论动态》写了大批文章，对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逐一进行了批判，认真地纠正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
这场讨论还深入到经济领域，纠正了其中的一些“左”的思想认识。《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文章。在《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中，纠正了对党关于按劳分配、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肃清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在《必须从思想上坚决、彻底地解决不能剥夺农民的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农民十分沉重的不合理负担的很大一部分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急待加以解决。有关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实质上是为后来的农村经济改革扫清了前进中的障碍。特别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纠正了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认识，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人民日报》当时十分重视这篇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由此在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全国性的讨论。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全面正确认识。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还被逐步而广泛地推进到各领域的实际工作中，以此标准检验和评价各项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历史已经证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拨正我国发展方向上，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甚至是很难估量的。
旗帜鲜明地同“两个凡是”相对立
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中央党校确有几件在全党、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第一件就是在拨乱反正中创办了《理论动态》。1997 年7月，在庆祝《理论动态》创刊2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在接见编辑部新老同志时指出：“《理论动态》在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情况确实如此。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党校工作初期，在紧张繁忙的复校准备工作中倡议、设计并亲自指导办起来的。他平时非常关心社会上报刊的宣传状况，对当时的状况很不满意，特别感到有些理论宣传刊物，对许多眼前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不沾边，不注意联系实际，海阔天空，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他之所以要办《理论动态》，宗旨非常明确，刊物首先办给领导干部看，内容是集中把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说，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要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当个“排头兵”。其中影响最大最有名的一篇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而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而在当时，这篇文章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为恼火，他们气势汹汹，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很坏很坏”。由于思想不够解放，加之来自某些权势人物的巨大压力，确有一些同志担心，认为《理论动态》可给党校闯了大祸，有关的人怕是要大祸临头了，拨乱反正怕是搞不下去了。幸得我们有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和指出毛泽东思想精髓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的指引，又幸得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支持文章观点，大讨论才走上正轨。
在当时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一个副校长，既要复校办学，还要办个刊物，提倡思想解放，并非那么容易，那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耀邦同志要求《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不讲空话、假话、套话，要旗帜鲜明地同“两个凡是”相对立。我们应当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
反对“两个凡是”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1977—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着重谈两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能忘记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正是他第一个点燃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拉开了这场大讨论的序幕。早在1977年4月， 他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5月24日， 他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理论动态》面临着巨大压力时， 正是邓小平鲜明而坚决地表示对这一讨论的支持。
小平同志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顺应历史潮流，抓住全党全国最紧迫的决定性环节，做出重要决断。这种用大手笔来谱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正是抓住了真理，他坚决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既不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真理，也不把毛泽东的真理当作错误；他敢于解放思想，敢于说出广大干部想说而没敢说出的话，所以这一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星火燎原，所向披靡。
胡耀邦和他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站在最前列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我国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思想路线来说，“四人帮”控制的思想宣传阵地基本上摧毁了，领导权夺回来了，但是他们散布的流毒有待肃清，各种“左”的错误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阻力重重。中央党校在“文革”中被康生直接控制，成为重灾区，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复校任务十分艰巨和困难。胡耀邦同志正是在这场大灾难结束之后，走上党校领导岗位的。他“上靠中央，下靠群众”，以非凡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为把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使停办了10年的中央党校隆重地举行了开学典礼，在大约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使中央党校重新获得新生，并为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充分的酝酿准备和思想发动，使中央党校在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走在全国的前列。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倡议和亲自指导创办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并把它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 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耀邦同志考虑到，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转折，要打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新的理论准备不行。没有思想发动和思想先行也不行，所以他对这个小刊物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给中央领导同志起“耳目”作用；二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起引导作用；三是函授学校的作用，“办好理论动态，等于再办一个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后，由于注意抓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敢于破除迷信，说真话，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老同志反映尤为强烈，发行量剧增，很多重要文章，先后被中央各报以“特约评论员”、“本报评论员”、“社论”名义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耀邦同志就组织了两篇明确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第一篇是邵华泽所写的《文风与认识路线》（《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转载）。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并联系实际加以阐述最早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孙长江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是较早（1978年初）地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立足点也比较高。1978年4 月孙长江应邀去《光明日报》参加对胡福明文章修改时，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与胡福明文章“捏”在一起的。
这些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它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它也说明，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到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央党校起到了重要的理论阵地作用
历史的客观逻辑推演进程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作为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真理标准的讨论发端于胡耀邦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中央党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场牵动全党上下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讨论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客观逻辑链条上的关键性环节，借助它不仅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赋予了这条思想路线以新时代的色彩和内容。在邓小平同志指引下，真理标准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前进并扩展到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关键性时代课题上来。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过程中，中央党校起到了重要理论阵地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3月， 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作复校后的开学准备。他反复强调要把中央党校办成坚持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使其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大约在5月初的一次教学准备会后， 胡耀邦同志对留下的科社室的郑宏章、政经室的龚士其、校刊室的孟凡同志和哲学室的我，可能还有一两个人，说了一段话：现在北京有一个思想政治漩涡，我们进不进去？我看应该进。我们应该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定期内部刊物，每期问题要集中，文章短小精悍，向漩涡中投下一个个手榴弹，起我们的作用。大家赞成。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办《理论动态》的想法和目的。可见他不仅要通过校内办学员班，而且要通过办刊物影响校外党的干部，以发挥党校理论阵地作用。可见真理标准一文首先发表于《理论动态》，这不是偶然的。
以一定形式经过比较系统的理论教育，毕业后又在全国各地直接参与和推动这场讨论的党校的头三期学员，其作用决不可低估。
第一期一部即党、政、军高级干部班学员147人，二部即地、厅、局中级干部班学员496人，三部即理论宣传干部班学员164人，共807 人。一、二部学习期限从1977年9月到78年4月，近8个月， 在真理标准讨论正式开始之前。三部学习一年零两个月。胡耀邦同志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提出“两个为主”的学习方法，即以马列和毛泽东的原著为主，在百万字的精选本中必读部分为70多万字；其次是以自学为主。他说，这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学员头脑中扎下根，能辨别理论是非，不上当受骗，不随风倒；拨乱反正，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敞开思想，研究新的实际问题。学员不仅在学习哲学原著中认真学习了认识论中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而且在最后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的过程中，根据胡耀邦的提议，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加深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原理的认识。可以说这些学员参与到这场讨论的序幕之中了。
胡耀邦同志1977年12月调任中组部任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马文瑞同志任第二书记、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其间经胡耀邦同志的指导，最终写成了真理标准一文并约定了发表的程序。大家知道，该文公开发表后立即遭到某些权威人士的“砍旗”的指责，并受到压制。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关于实事求是的讲话，在思想上对讨论起到了鼓舞和支持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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