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7-0043-07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逐渐让位于新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衰落与其在解释经验事实方面存在的缺陷不无关系。
首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与不同国家广泛存在的增长差异不相一致。依照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时的增长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的差异源于有效劳动投入量的增长。但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率并不足以说明不同国家在增长率方面存在的差异。如果借助于人均资本向稳定状态调整的过程来解释这种差异，那么直接的结论将是经济的趋同。然而，这种增长的趋同现象也没有得到经验的支持，相反世界各国在增长率方面却普遍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难以对不同国家在人均收入上存在的差异做出解释。由于稳定状态的增长率由外生因素所决定，所以稳定状态的人均收入差异只能借助于人均资本量来解释。但是，人均资本量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受到资本产出弹性的制约，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1，因而较小的收入差距需要很大的资本差异才能得到说明。与世界收入差距相比，经验数据给出的人均资本存在的差异还远远不够。
再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增长因素的分解过于笼统。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被简单地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的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被视为要素贡献之后的“余额”。但经验研究所得到的这一“余额”却可能高达87.5%，这显然不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很好描述。
正是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上述缺陷，为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新增长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研发等不同的方面解释技术进步，并最终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增长机制和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认识和理解，但同时，这一理论也必然要接受来自于经验数据的检验。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理论的重要创新就在于它很好地把经验研究与理论预测结合起来。[1]围绕着经验研究，新增长理论主要涉及增长的核算方法、趋同性检验和增长因素检验三个主要方面。本文拟围绕这三个主题，考察新增长理论在经验研究方面的进展及其对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核算
传统的理论强调生产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其经验分析的重点在于考察各种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对增长因素的效应进行核算。传统理论中的增长核算以规模收益不变为条件，新增长理论则要考察规模收益递增、外在性和研发等因素所产生的增长效应。
1.增长核算的对偶方法。
为了体现收益递增，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核算用要素价格代替边际产量的方式来设定生产函数：
其中，r和w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上式两边取对数并经过求关于时间的导数等简单运算后可以得到：
其中，γ为增长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该式表明，技术进步率等于要素价格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重为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
用对偶方法核算技术进步率的优点是不需要有关生产技术的特定性质，从而避免了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也就包含了新增长理论中常用的规模收益递增状况。与传统的核算方法不同，(2)式给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取决于要素价格的增长率，而不是要素投入的增长率。这表明，要素的数量及其质量变动反映在要素价格之中。
2.外部效应。
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在性对解释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刻画外在性对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增长理论通常采用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
是厂商的私人投入，K是整个经济中的资本存量，α和β为参数，0＜α＜1，β≥0。很显然，在β＞0的条件下，单个厂商的私人资本通过影响整个经济中的K而产生正向外部效应。
为了体现这一作用，巴罗(Barro)认为，经过改进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仍然是可行的。[2]在竞争性条件下，当经济处于长期稳定状态时，每个厂商的要素收入份额相同，而且人均资本量保持不变。在此条件下加总(3)式，则可以得到：
这样，可以得到包含外在性效应的增长核算公式为：
不难看出，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残差恰好是上式在β=0时的特例。上式表明，在存在正向外在性(β＞0)的条件下，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的增长核算高估了技术进步率，而低估了资本的作用。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资本增加所产生的外在性影响到了整个经济的产出。
3.包含研发的增长核算。
把研发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赋予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更为切合实际的微观基础是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与此相适应，增长核算也试图估计研发投入对于技术增长的贡献。
借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方法，罗默使用了新产品种类增加但不对其他中间投入产生影响的技术进步模型。[3]在对称条件下，生产函数可以假设为：
其中，N是目前可获得的中间投入的种类，X=Nx,x为一种中间投入的数量。在上式中，产出的贡献不仅取决于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数量，而且与技术进步A和中间投入种类的增加有关。这样，索洛残差可以分解为：
其中，技术进步率
不再包含中间投入种类增加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需要注意，中间投入种类增加并非全部在残差中反映出来，原因是N的增加被部分地反映在中间投入量X之中。
从以上新增长理论对索洛增长核算的扩展不难发现，借助于对生产技术的重新解释，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可以很好地反映内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增长理论发展了增长的核算。但同时需要指出，增长核算只是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第一步，它只给出了技术进步率的估算。严格说来，增长核算并不是增长理论本身，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它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率如何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及其变动机制。
三、趋同性假设检验
好的经济理论不仅需要科学的体系，而且需要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历程给出恰当的描述。在这一方面，有关各国经济的趋同从一开始就处于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中心。
1.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正如引论所言，新古典增长理论暗示着，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富裕国家要快，各国长期增长率趋于相同。由于不以经济的任何其他特征为条件，因而贫穷国家人均产出增长要快于富裕国家的假说被称为绝对收敛。
对于绝对收敛假说的检验，往往借助于在稳定状态附近的线性近似，通常计量模型被设定为如下形式：
不难看出，如果β＞0，那么人均收入越小，增长率就越大，从而绝对收敛假设成立。正因为如此，上述收敛也被称为β收敛。对β收敛所进行的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回归系数β并非显著地不等于0。这与人们观察到的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呈现很大差距的事实相一致。
然而，上述结论也并不能直接得出否定绝对收敛性假设的结论。事实上，上面分析中一个隐含的假定是，所有国家具有同一个稳定状态，至少是假定了稳定状态与考察期的收入水平无关。如果假定所有国家的稳定状态相等，(8)式中的
将变为常数，那么该式可以由
来代替。但问题是，如果使用这一简化的方程来估计没有达到稳定状态的过程，那就会产生模型的设定错误。如果稳定状态与收入有关，那么(8)式的误差项就与解释变量有关，从而参数β的估计值是有偏的。这就是说，经验上拒绝绝对趋同假设与模型设定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关。
针对绝对收敛检验模型中出现的问题，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是放弃所有经济具有相同参数的假设而改用条件收敛。由于处于增长中的经济相关参数存在差异，不同经济就可能存在不同的稳定状态。这样，贫穷国家初始人均资本低于富裕国家的现实并非意味着它们与其各自均衡状态下人均资本量的偏差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贫穷国家的初始人均资本与均衡人均资本之间的差距可能低于发达国家。通常用条件收敛来表示对应于不同均衡值时经济增长与偏离均衡的程度成正比的假说，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偏离其自身的稳态值越远，增长就越快。
针对条件收敛所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侧重于经验数据的选取。可以认为，具有近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在稳定状态时的增长率相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样本收入与稳定状态下收入的相关性。因此，许多基于国内不同地区或者某一特定经济组织内部不同国家的经验数据而进行的统计检验大量存在。总体说来，经验研究结论大大提高了绝对收敛的置信度。例如，巴罗等分别利用美国各州、日本各县以及欧洲各地区的数据检验收敛问题，证明了B收敛的存在。[4]
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在回归方程中增加更多的解释变量，以此来区分具有不同稳定状态的经济。例如，在回归方程中增加投资、对外贸易开放度等。经验研究表明，增加更多的解释变量有助于增加收敛的置信度。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较为典型的问题，即解释变量的选取具有某种随意性，从而针对相近问题进行不同的经验分析有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2.σ收敛。
与收敛性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之间是否存在趋同，这涉及到σ收敛问题。如果说β收敛关注于增长率趋同，那么σ收敛则考察稳定状态时的收入差异。
考察不同国家人均收入上是否收敛或者说收入分布是否趋于平均，通常借助于不同国家收入方差是否趋于一致来检验，这也是σ收敛名称的来源。假设有N个经济存在着β收敛，将增长率按离散时间加以近似并且把稳定状态下的收入归入常数项，则(8)式可简写为：
由(11)式不难发现，只要b＞0，那么总体方差
就会单调趋向于稳态值。但我们知道，b＞0意味着β收敛，因而β收敛决定了σ收敛的性质。不过需要说明，σ收敛并不能保证β收敛。的确，各国人均收入之间收敛于平均水平并不保证每个国家的改变量就一定收敛。
应用已有数据，许多经济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相对于满足β收敛的特定地区的数据，经验研究的结果大多接受σ收敛（例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但应用更大范围内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却是否定的：不同国家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倾向于随着时间而增加。[5]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数据对σ收敛所给出的否定性结论，增长理论开始由单纯考察收敛性转向考察收入分配。在研究世界收入分配演进过程中，奎阿(Quah)发现了世界收入分布双峰化特征。[6]从理论上说，由于β收敛，而收入偏差又有扩大的趋势，那么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收入就可能σ收敛于不同的收入水平，从而形成不同的“收敛俱乐部”。这一研究预示着，在有关收敛性假设检验的基础上，增长理论正朝着分析收敛过程的方向发展。
有关σ收敛引申出来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则侧重于对经验数据选取的精心设计。如果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一个国家政策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以国家为单位考察人均收入的变动是恰当的。但是，如果目的在于考察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布及收入方差变动趋势，以国家为样本搜集数据则是不适合的。例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人均收入与平均值之间的离差对总体方差的影响会比一些小国大得多。适当的方式应该是以个体居民为基础估算收入方差。基于这种考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考察世界各国收入是否σ收敛时应以世界上所有居民的收入为样本。不过，为了简化分析，每个国家所有居民的收入被假定为相同，因而以此计算的方差就可以看成是原有样本离差按人口份额的加权和。经验分析表明，在经过了人口总量的权重之后，以横截面数据测算的样本方差不再随着时间单调增加。舒尔兹对人口加权方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样本方差都是递增的，但在1978年达到最大，之后开始下降。[7]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恰好吻合。这表明，大国收入与平均水平的偏差对σ收敛起到更大的作用。
按人口加权的方差分析考虑到了人口对收入分布的影响，使得收入分布的σ收敛更符合其本身的含义。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一国之内的收入分布上的离差被掩盖了。这意味着，按人口加权的方差分析只考虑了人口对国与国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其收入分配不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如果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分配趋于不均，那么这种分析高估了σ收敛趋势。
四、增长因素检验
寻求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增长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巴罗使用各国的横截面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找出了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因素。[8]他所采用的回归模型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其中，回归方程的左边是以离散的方式表示的经济增长率，
是表示影响或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因素的变量，β为待估计的系数向量。统计检验的主要结果概括在巴罗等《经济增长》一书中。[4]
继巴罗之后，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涌现了大量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文献所使用的经验模型并不以特定的理论为基础，而是广泛地采用可以计量的解释变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导致增长的源泉多种多样，但同时也使得有关增长源泉经验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难以进行规范的比较分析。我们仅就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研发以及制度和社会因素说明增长理论在确定增长因素方面的一些发展和争议。
1.资本积累。
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物质资本积累很早以前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有关增长率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中，物质资本积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常被置于首位。一些研究表明，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迪龙等运用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物质资本投资、设备投资能提高增长率的结论。[9]扬(Young)的研究也表明，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东亚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0]
然而，增长经济学家对于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意见还远远没有统一。基本的争议起因于投资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是投资引起增长还是增长诱导了投资，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与投资驱动增长的观点不同，布洛姆斯特拉姆等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认为增长引起投资。[11]处于折衷的一种观点认为，物质资本重要，但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于是，在这类模型中，有关投资的解释变量被影响投资的其他变量比如金融发展指标等所代替。
2.人力资本。
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认为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不仅作为生产要素而对产出直接产生影响，而且也对知识存量增加或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这又会进一步促进增长。许多经验分析的文献都认为人力资本对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巴罗利用100个国家的数据证实了这种作用。[12]
不过，在涉及对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进行经验分析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人力资本度量这一棘手的问题。使用按不同标准测度的人力资本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坦普尔(Tempie)指出，人力资本井非总是与经济增长相联系，1960年前，韩国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了持续的高失业和劳动收入的下降。[13]
3.研发。
新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非常注重研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早期的经验研究认为，研发的收入率很高，加之存在溢出效应，研发投入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琼斯(Jones)则发现，虽然在二次大战后OCED国家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但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多大改变。[14]也就是说，研发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针对这一结论，阿格亨等认为，不是研发对经济增长不发挥作用，而是研发投入相对量下降和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15]随着技术存量的逐步加大，单个厂商的研发投入对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更是如此。因此，应该把已有的知识存量与研发联系起来。经过在模型中增加已有的知识存量，阿格亨等人的分析支持了研发对增长显著有效的结论。
有关研发对增长影响的研究派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人力资本的度量。通常，相关研究采用毛入学率或者学校教育年限占总人口劳动时间的比重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这种度量指标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投入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关受教育的年限需要经过教育质量的调整。另一个问题则是受教育的年限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人力资本。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而不能或不愿就业者很多，例如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难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和在职学习往往没有被包含在受教育年限之中。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程度、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的程度，甚至公开发表的科学文献数量和各种国际比赛的得分都被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
4.社会制度因素。
有关经济社会制度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关于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完善的产权制度、有效和一致的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世界银行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不仅考察知识产权这类影响知识积累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把政治稳定性、社会制度的质量以及社会信用水平等作为影响增长的因素。坦普尔等使用的跨国家数据更为广泛，用于考察包括家族统治、大众传播和社会流动性等社会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6]他们发现，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一国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有关制度因素分析的重要方面。或许受到经济增长理论向开放部门扩展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开放度和相关国际贸易制度规则对增长所产生效应的经验研究。[17]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关税和非关税障碍、外汇市场的溢价、进出口贸易是否存在垄断以及其他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开放度以及相关制度的稳定和有效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与大多数有关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一样，上述列举的有关社会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因果关系；二是指标选取。制度因素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为稳定的制度提供了条件，这一问题是不明确的，至少不能说所有的制度因素都对增长起决定作用。例如，有经验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与其他情况相比，第二个问题要更为严重。不同于经济变量，有关社会制度和环境指标的选取会出现更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经验研究的结果存有很大的争议。
五、总结
经济实践为理论研究提出了问题，同时新的理论也要接受来自经验数据的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数据分析方法都会相应地得到发展，本文列举的三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的核算方面，新增长理论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难以解释经验事实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增长核算方法的改进又要进一步适应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核算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对增长率的贡献。在这方面，新进展表现为把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递增、外部经济影响、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等那些没有被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考虑的因素纳入到增长核算之中。
经济增长核算为经验研究提供了基础，而有关经济趋同性假设检验和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则对理论和政策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从趋同性假设检验方面来看，在经验研究否定了绝对收敛之后，有关条件收敛和方差收敛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由关注收敛性转向有关收敛过程的讨论，基于个人经验数据的世界收入分布讨论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关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讨论则从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扩大到了包含社会和制度因素。除了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制度安排、宏观经济稳定性以及开放度之外，人口、自然资源数量以及具有社会习惯等属性的诸多因素也被看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而接受显著性检验。通过这些研究，尽管还不可能得到简单的增长决定因素，但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对增长的积极影响得到认可。这些结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是，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经验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经验数据的困乏和失真仍然是最大的问题。尽管萨默斯等人已经建立了较大的数据资料库，但对于研究增长这种复杂的问题而言，数据种类和样本数量仍显不足，尤其是涉及到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更是如此。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个数相比，各国可以利用的数据本来就不多，而可以用于比较的数据就更少。此外，由于某些变量并没有明确的度量指标，比如人力资本，因而不得不借用其他相近的数据，这必然会造成数据失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验研究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作用。
其次，对经验研究方法的使用不当导致检验结果差异很大，甚至矛盾。例如，由于并没有较为稳定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而相关文献在设定回归模型时往往加入许多解释变量，这在提高样本总体相关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导致参数估计缺乏显著性。在实际经济中，有些经济变量往往是相关的，比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就有相关性。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统计估计的结果对模型设定和统计数据过分敏感，最终使得不同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参数的异质性所产生的问题。由于数据按时间序列选取，而不同时期一个国家可能发生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比如中国1978年以前及之后，那么用同一个模型进行统计估计则很可能得到有偏估计。尽管消除这类风险的理论方法已经存在，但在增长问题的经验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应该说，有关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若干争论都与此有关。
此外，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限制了有关增长理论经验研究向前推进。例如，计量经济学估计和检验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当某些变量存在滞后效应时更是如此。类似的例子也包括我们在上面提及的增长核算方法，在各种生产要素及技术具有相关关系时，这种方法并不能严格区分各个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据此我们不难推测，经济增长理论在经验研究领域内的发展有赖于数据库的扩大和分析方法的突破。与后者相比，数据规模扩大方面的进展可能会更为顺利。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微观化倾向已经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为相关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应用面板数据和微观计量方法将是经济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收稿日期］200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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