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权力拜物教的批判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物教论文,马克思论文,启示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 （2001）01—0046—05
一权力拜物教的实质和根源
马克思在研究、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过程中，对权力拜物教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在《法哲学原理》这部黑格尔最完整、最成熟的政治著作中，黑格尔以“头足倒置”的研究方法，颠倒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认为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鼓动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视为地上的神物来加以崇拜。马克思批判指出，国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神物，不是神圣的理念的体现，也不是地上的神物，黑格尔如此神化国家不过表明他对国家的崇拜，由此演化出对权力及一切有关国家事物的崇拜。黑格尔所崇拜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种充满着官僚政治的国家。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官僚政治中揭露了权力拜物教的黑幕。
在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官僚对政治权力的谋取实际上是谋取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崇拜权力实则是崇拜私利。这就是权力拜物教的实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1—1]权力是物质财富的直接体现，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的多少，直接取决于个人权力的大小和政治地位的高低。这样，政治权力必然成为官僚膜拜的对象，获取政治地位也成为官僚梦寐以求的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放纵和对“市民社会”的侵害，国家权力则成为官僚恣意放纵的有效工具。马克思说：“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1—2]崇拜权威的目的，则是获取超额的物质财富。
马克思在不同的时期，还针对具体的事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权力拜物教的表现和实质。他在主编《莱茵报》时期，在分析摩塞尔地区酒农的贫困状况时就已经看到，腐败和无能是官僚政治的普遍特征，因为封建官僚不可能真正担负起管理社会的责任，他们占有国家权力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无偿地攫取社会财富。后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梯也尔为例，深入剖析了在梯也尔身上所表现出的权力拜物教的实质：“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是他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2] 梯也尔所走的正是权力转化为货币的“捷径”。在这里，马克思深刻而又形象地揭示了权力直通货币的奥秘，生动而又具体地指明了权力拜物教的实质。
在权力拜物教下，由于官僚关心和追逐的只是个人的私利，因此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官僚对国家应有职责的放任。马克思在批驳黑格尔的“国家崇拜”中，指出了黑格尔所期待的官僚的“教养”、“才干”在权力拜物教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黑格尔认为：“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是中间等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全体民众的高度智慧和法律意识就集中在这一等级中。这个等级之所以不致占有贵族的特殊地位，它的教养和才干之所以不致变成任性和统治的手段，是有赖于主权自上而下和同业公会根据自己的权利自上而下所做的种种设施。”[1—3]对此，马克思批驳道，黑格尔所设想的这一切只是观念上的存在，在权力拜物教的支配下，与官僚疯狂地攫取财富相依相伴的是他们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国家只是作为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存在，“体现在官僚机构中的‘国家形式主义’就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而黑格尔也正是把官僚机构当做这种形式主义来描述的。”[1—4]“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有哪些特征呢？马克思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官僚机构认为他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5]这样，国家的存在便成为官僚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一点对官僚机构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同时，国家的本来目的和职能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在官僚等级结构中，它只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把戏。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权力拜物教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官僚崇拜权力是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家的本质和目的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这两方面的特征从不同的特征集中反映了权力拜物教的本质，膜拜权力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真正的国家事务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存在，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只是办公桌上的存在。“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的同一表现为以下”形式：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私人目的。”[1—6]
马克思在揭露权力拜物教实质的同时，也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在官僚政治条件下，之所以产生权力拜物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中，国家政治权力演变成权力直接持有者的私人财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目的是为了保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官吏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样一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就固定下来了。”[1—7]在黑格尔看来，官吏可以通过“全权代表”进入市民社会，以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法制，成为真正的“国家代理人”。而马克思认为，这些所谓的“国家代理人”、“全权代表”已经异化成为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与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形成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因为有了这些‘全权代表’，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变成了‘法定的’、‘牢固’的对立。‘国家’这种同市民社会的本质不相容的彼岸之物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反对市民社会，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警察’、‘法庭’和‘行政机关’不是市民社会本身赖以捍卫自己固有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国家用以管理自己、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1—8]
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为官僚机构及其官吏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封建君主国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严重分离的状况，国家脱离社会而存在，国家权力为部分官僚阶层所把持，这就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异化，国家权力不能真正反映国家的真实本质和目的——保护公众的利益；相反，国家权力成为官僚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公共权力变成了私有财产，虽然它总是披着公众的外衣，实则在为权力的直接持有者谋取私利。马克思说“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所有财产。”[1—9]“黑格尔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特殊利益’和‘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之间的分离出发，而官僚政治的基础的确就是这种分离。黑格尔从‘同业公会’的前提出发，而官僚政治的前提的确就是‘同业公会’，至少是‘公会精神’”[1—10]。马克思的所指很明确， 就是“国家”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对立，黑格尔所说的“公会精神”，实际上是官僚机构和官吏群体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由于国家权力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它转化为财富便有了现实的可能。人们出于追求财富的目的来崇拜权力，又通过崇拜权力达到追求财富的目的。
二消除权力拜物教的途径和条件
在深入揭露、批判权力拜物教的基础上，马克思也指明了消除权力拜物教的途径和条件。其精神实质概括而言，就是消除国家权力的垄断性和神秘性，实现国家权力的民主性。
消除权力垄断性，是消除权力拜物教的前提。权力的垄断性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权力为少数人世袭和拥有；二是一切社会事务只能由国家权力来管理和支配。毫无疑问，这两种表现均构成了滋生权力拜物教的温床，使权力转化为货币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就权力垄断性的第一种表现而言，马克思针对封建世袭制指出：“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怪不得贵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世，一句话，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这当然是纹章学所研究的动物的世界观。贵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1—11]这样，国家权力成为私有财产，在超经济强制的条件下，这种政治上的私有财产极易转化为经济上的私有财产。再从权力垄断性的第二种表现来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会直接导致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而权力越是受到崇拜，它就越容易恣意妄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职能像迄今为止那样，有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3—1]这正是滋生权力拜物教的社会土壤。所以，马克思毕生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性，重视社会对国家的广泛参与，向往“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他对巴黎公社的权力组织形式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巴黎公社，权力之所以不再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官职不再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肥缺，就在于公社实行了普选制，权力不再为个别人所垄断。而且，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这样，权力拜物救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
消除国家权力的神秘性，是消除权力拜物教的条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总是把国家权力神秘化，视国家权力如宗教神学，视官吏如祭司，权力和官吏均被蒙上神秘的面纱。由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权力与民众的隔绝，形成权力垄断性和非公开化的局面，一方面权力为极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权力的垄断者又披着神秘的外衣为所欲为，社会成员却全然不知。因此，国家权力神秘化，是权力转化为货币的绝妙手段，权力的垄断者总是力图使这种权力成为公众无法涉足的“彼岸世界”。马克思分析说：“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1—12]显然， 保守官僚机构的秘密是其放荡、腐化、堕落的必备条件；而打破这种秘密，则是铲除权力拜物教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消除权力拜物教必须铲除它的神秘化的政治土壤。这就要彻底消除历史遗留下的政治错觉：以为行政和国家管理是神秘的“圣职”。是民众可望不可及的“神国”，似乎这一“神国”中的官僚“祭司”可以为所欲为，民众对其只有敬仰崇拜的义务，没有了解知情的权利。针对于此，马克思结合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政治公开性原则，以此打破旧政权的神秘胜。马克思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3—2]“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3—3]公社的这种政治形式，其实质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国家权力的神秘性被彻底打破，权力拜物教的污泥浊水在这里将荡然无存。
实行广泛的社会监督，是消除权力拜物教的根本途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提出的所谓“监督”进行剖析和嘲讽。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问问黑格尔，有什么东西保护市民社会免受官僚的侵犯，他就口答：官僚机构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靠官僚机构内部的等级制监督，可以避免官吏滥用职权。对此，马克思嘲讽道：“好像等级制不是滥用职权的祸根，好像官吏个人的罪过和他们因等级制所必然犯下的罪过可以相提并论。官吏只有犯下违背等级制或等级制所不需要的罪过时，才会受到等级制的惩罚，但是，如果是等级制本身通过某个官吏犯了罪过，那末它总是对这个官吏百般庇护。此外，等级制很难相信它的某些成员犯了罪。”[1—13] 在这种“等级制”内部，即使有监督和惩罚，也不过是大害除小害，“所谓大害除小害，不过表示小害同大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罢了。”[1—14] 马克思的思想很明确，如果仅仅靠官僚机构内部的自我监督，是不可能避免官吏滥用职权的。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最有效的监督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监督，即社会的监督、公众的监督，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公社之所以能够做到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最根本的就是“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3—4]很明显，在权力监督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监督，而在于由谁监督。黑格尔所说的“等级制”监督，不过是官僚机构内部的自我监督，像他期望的责任制是一种虚假的责任制一样，他主张的所谓“等级制”监督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监督，不可能解决权力制约问题；马克思则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监督制，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制约国家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权力拜物教的滋生蔓延，从根本上解决一切旧的官僚机关都无法解决的权力失控问题。
三批判权力拜物教的意义和启示
马克思对权力拜物教的批判及一系列相关论述，构成了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腐败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马克思对权力拜物教的批判，有助于我们铲除腐败的社会土壤。权力拜物教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显著特征，封建主义传统越长远，权力拜物教的影响就越顽固。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拜物教现象更典型、更严重，恰如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所言：“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4]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随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更，从根本上消除了权力拜物教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拜物教的遗毒已经彻底肃清。我国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根深蒂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而现实中我们分析权力腐败现象时，却往往忽略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对人们思想观念的侵蚀，对权力拜物教现象更是缺乏足够的重视。考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它们普遍带有权力拜物教的烙印，更多地表现为通过操纵权力来谋取货币。社会上也存在着膜拜权力、由钱买权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人的灵魂深处，对权力的膜拜和追逐不过是谋取经济利益的阶梯和前提。所以，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为谋取权力而装腔作势；一朝权在手，便胡作非为，对工作奉行形式主义，正像马克思批判的那样工作只是“办公桌上的存在”，花天酒地、贪污受贿则成为权力的真实目的。这样的腐败现象，正是权力拜物教的典型表现。从马克思的思想到现实中的情况，使我们深切感到，反腐败不能不重视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侵袭，既要反对商品拜物教，更要反对权力拜物教。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要求，要狠狠批判、坚决破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他还反复强调，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对现实中权力拜物教的残余影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研究、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内容。
第二，马克思对“国家崇拜”的批判启示我们，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必须打破权力的垄断性和神秘性。“国家崇拜”与权力拜物教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崇拜”思想的过程中批判权力拜物教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无论是官吏还是民众，只要对国家产生盲目的崇拜情绪，国家权力就会处于无所不包的“万能”境地，一旦如此，权力和官吏就会带有权力拜物教的色彩。因此，国家权力支配一切社会生活，是权力拜物教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都对“国家崇拜”持批判态度，一再强调，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未来社会将逐步收回被国家吞噬的一切权力。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准确判断现实中腐败的源头以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具有深刻的启示。在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腐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严密笼罩与超常干预，权力支配资源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权力的过分膨胀和社会的相对萎缩，使人们普遍形成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望。这正是现实中大量腐败现象的一大源头。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就必须打破权力的垄断性和神秘性，不仅从思想上批判“国家崇拜”意识，而且从体制上改变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超常干预，在必要的领域和环节，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第三，马克思关于消除权力拜物教的论述，对我们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具有深刻的启示。马克思批判权力拜物教的深刻思想内涵告诉我们，权力拜物教的根源是专制；消除权力拜物教的根本途径则是民主。马克思盛赞巴黎公社的民主创举，认为只有发扬光大公社的民主创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由此反思我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不难看出，腐败的猖獗与群众监督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当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得到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正在走向完善。而腐败滋生蔓延的严酷现实又充分显示，权力监督尚有许多薄弱环节，群众民主监督的薄弱尤为明显。监督，最根本、最重要、最有力的是群众的民主监督，如果说现实中存在着监督乏力的问题，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群众监督的乏力，而群众监督的乏力，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群众的监督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就要求运用法律和法制的手段，全面落实宪法赋予群众的监督权利，切实保护这种权利，解除群众监督的后顾之忧。总之，在权力监督问题上，最为核心的是努力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即人民的勤务员总是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收稿日期]200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