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晚清论文,谁是论文,称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79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一批年轻的翰林，如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和陈宝琛等，积极上折，大胆言事，深得慈禧的欢心，在四、五年之内官跳四、五级，成为京城里火箭式上升的政治明星。1885年中法战争战败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成为替罪羊，被废黜官职，赶出北京。战前战后，他们的人与事，一直贴着“清流”的标签被议论流传。“清流”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言论，这些言论是否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呢？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党，哪些人有资格被划归为其成员呢？
一 从“清议”到“清流”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夫》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夫，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夫劝他适应现实，水之清浊尊卑，各有所用。（注：参见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7-574页。）《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只字未提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夫”变成了“孺子”：“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参见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8年版，第293页。）比较这两个文本，它从南国传到北方的过程中，象征着直言敢谏和忠君爱国的屈原消失了，而对“清”“浊”的选择，已经从被动的适应变成个人有意识的“自取”。
在大一统时代，首先与建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词是“清议”，它不单是言官词臣的谏讽，也包含在野士绅的评议。东汉历史上以皇家大学生为主力的议政活动，最终以“党议”的罪名被封杀。“清议”称谓被蒙上了结党营私的阴影。（注：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4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随后的八百年里，“清议”不太被提起了，取而代之的晋代“清谈”偏离了儒家轨道，名声更糟。新的词汇“清流”出现在政治混浊不堪、宫廷斗争连绵不已的五代时期，这与屈原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相类似。后梁宫廷枢臣李振与裴枢争斗，裴枢失败。李振向皇帝建议：“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注：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3页。）所谓“自谓清流”，凸显的是个人道德和政治品行，是孔夫子意义上的“自取”选择。在小人当道是非颠倒的时代，这样的“自取”是要被嘲笑的，这样的“清流”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而生命代价成就了“清流”称谓的崇高。
宋代党争，“清议”称谓再度出现，它被褪去“党议”的阴影，成为正义的代名词，无人胆敢冒犯。（注：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1，762页。）对外主战就等于精忠报国，政治正确。明代士绅论政多以结社讲学的方式出现，其成员多被称为“清流”，其议论则被称为“清议”。（注：张廷玉等：《明史》第22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16页。）清初总结明亡的教训，已知“党争”是个祸害，也将原因追溯到明末的“清流”人物和“清议”言论。这时的“清议”和“清流”两个称谓既可作褒义又可作贬义使用，两者没有大的区别。顺康两朝“党争”不断，言事者变得非常小心。（注：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118页。）嘉道咸同时期，言论才稍显活跃，人们多以“清议”一词来泛指士大夫上折奏事，“清流”一词则消失了。（注：陆之湉：《冷庐杂识》中多次提到“清议”：一低级官员与地方高官争论而丢了乌纱帽，该低级官员的言论被称为“清议”；一侍郎闻风言事被降级，其言论也被称为“清议”，中华局1984年版，第97，260页。）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帝悬在大臣头上的“朋党”之剑，到了光绪初年仍然没有插入剑鞘。警惕朋党已经成为大臣的政治自觉。这不，1879年言路刚刚活跃起来，翰林刚刚想积极议政，立即遭到同事王先谦的严厉批评。他虽然没有使用“清议”称谓来指代所批评的对象，但谁都会联想，历史上以言乱政的人多与“清议”一词相关。言事者最怕听到的字眼和罪名，恰好出现在王先谦的奏折里：
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虽心实无他，而迹涉朋比。……但恐后来者踵习成风，党援攻讦之端，将由此起。（注：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1页。）
这无疑是在“清议”与朋党之间划上了等号，不免让人回想起清初的党争和清初士大夫对明末“清议”的清算和声讨。谁都知道“朋比”和“党援”的罪名有多严重，所以言事者不希望自己的言论惹上“党朋”的腥臊。但如何才能避免呢？避免“清议”称谓而有意使用“清流”称谓？或者干脆将两个称谓都回避掉？而批评言事者的人是否故意使用“清议”或“清流”这样的称谓，暗示其有朋党之嫌？换句话说，“清流”不是自称而是他称？
二 被称为“清流”？
光绪初年的“清流”称谓是自称还是他称呢？自称当然是主动和褒义的，是一种“自取”，一种自我标榜；他称则是被动和贬义的，含有讥讽嘲笑的意思。从现有材料看，光绪年间的“清流”称谓属于后者，洋务官员多使用“清流”称谓批评这批翰詹名士。
比如曾国藩，同治末年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倍受指责，他把这些指责看作是“清议”，所以他在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常常检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个“清议”当然不完全是贬义。但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则是从贬义上使用“清议”一词的，他在1878年的日记里分析道：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弪弪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村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注：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3-344页。）
这里的“清议之流”，指的是人，他们的言论则为“清议”。在曾纪泽看来，他父亲时代的“清议”和他自己时代的“清议”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出于信仰和真诚，而后者是出于投机和谋私利；前者无可厚非，而后者必须还击，因为后一种“清议之流”是动机不同、渊源各异的“好名之士”，有些人想钻进洋务行列里捞好处，捞不到好处就回头攻击洋务，以博得“清”的名声。作为洋务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曾纪泽知道，批洋务是当时的政治正确，所以这批“好名之士”是不能得罪的，他只能在给朋友的私信里批评“清议”。
洋务事务的负责人李鸿章的处境比曾纪泽险恶，故其心情不佳，批评对手的力度也大，1880年，他在给朋友的私信中非常气愤地写到：“清议之祸，于明季如出一辙。”（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2册，台北，收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473页。在另一封私信中，有“穷京官烂名士”之句，可见李鸿章对名士的鄙视，不限于“清流’的范畴。参见该书第1477页。）
李鸿章将“清议”与宋明时期一概主张对外进行战争的虚骄言论划上等号，这是将“清议”者的道德情操和政治见识两方面都全盘否定了。时常被人指责为“汉奸”的李鸿章也不敢将这一看法公之与众，如曾纪泽一样，只能在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
李鸿章的私下牢骚还很多，包括对李鸿藻的厌恶。1877年郭嵩焘因为《使西纪程》日记遭到何金寿和张佩纶的围攻，李鸿章在私信中是这样安慰远在英伦的老朋友的：“执事日记一编，初闻兰孙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何疏未见底稿，究不知其详。悠悠之口，奚足深论！”（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图稿》第2册，台北，收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10页。）
这说明在这批年轻翰林因建言而走红的前两年，李鸿藻（即引文中的“兰孙”）对洋务官员极为不满，而“逢人诋毁”这一方式也是私下的。政治对手双方都是在私下里动拳脚，发议论，这就成为流言蜚语的源头。李鸿章的这一说法，除了没有提及“清议”和“清流”之外，实际上将李鸿藻看作是这批年轻建言者的后台，这就为日后越说越玄的“李鸿藻是清流后台”的说法埋下了伏笔。
并不是所有吃了“清流”苦头的洋务官员对其对手都没有好话。1881年，丢官闲赋老家三年有余的郭嵩焘，在日记里提到了“清流”和“松筠十君子”的称谓，他们指的是：宝廷、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李端棻、张楷、邓庆麟、邓承修和邵懿辰。（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08页。以下简称《郭嵩焘日记》。）也许是事过境迁吧，郭嵩焘对这些人没有丝毫的责备。
在那些整天嗅闻京城政治气味而随时准备投机的官员眼里，郭嵩焘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恐怕正是赴英前在北京逗留一年多的岁月，用曾朴的话说，那是“应酬得发昏”的日子：大老枢臣争相约见，这其中就包括翁同和和李鸿藻，而且面晤不只一次；多少名流学士想方设法要请他吃饭，这其中就包括张佩纶。郭嵩焘接见了他，并颇有好感。（注：张郭二人并不相识，但张佩纶之兄与郭曾有官场上的来往，张便“以兄命来见”。郭对张印象极佳，在日记中写到，“人极清秀而明爽。”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这一细节说明，那些被看作是“清流”的人并不是闭着眼睛一味排外的宋明时的主战论者，他们不仅对洋务事业有兴趣，而且还有见解，并不都是如曾纪泽所说的因“好名”而谈洋务。也许是两代人的关系，郭嵩焘没有再与张佩纶联络感情，松筠庵里翰林名流的宴席上始终没有出现过郭嵩焘回访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记忆里的“清流”人物是模糊不清的，这份十人名单五五对半开，其中一半的人与这一时期的广开言路毫不相干。
两年后，即1883年，郭嵩焘日记里又出现了另两个版本的“清流”，第一个版本是：“李兰生主张清流，贻害国家，大祸在眉睫间而不知悟，则亦真无如之何矣。”（注：《郭嵩焘日记》第4册，第414-415页。）李兰生即李鸿藻，这里郭嵩焘将“清流”看作是一种言论，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指具体的人群。郭嵩焘此处用“清流”一词批评政治对手，其含义与李鸿章所用的“清议”称谓是一样的，而且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将“清流”与南宋时期的主战言论相提并论，痛加驳斥。
就在这同一年的记载里，郭嵩焘又列举了另一个版本的“清流”，这次的消息来源是北京朋友的私信：“京师清流之誉，属之黄漱兰体芳，张香涛之洞，宝廷竹坡，何铸生金寿诸人。”（注：《郭嵩焘日记》第4册，第931页。）
这份看似简约的名单实际上传递出“清流”的形象要比前一版本客观清晰得多：“清流”称谓指的不是言论，而是一群人，一群被“清流”称谓所褒扬的人，到底谁在使用这一称谓呢？郭嵩焘没有说，或许他也说不出来。他知道的是，围绕“清流”称谓传言很多，有褒，也有贬。这正好展示了“清流”称谓传播过程中的两个特点：称呼“清流”的人无法确定，被称为“清流”者的名单也不一致。在政见之争和人事之争不明朗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便会流传开来。“清流”称谓的流传，正好反映了官场争斗的这一特点。
攻击政敌的词汇，总是越具有攻击力越好，最好能一语置对方于死地。被称为“清流”的年轻翰林最看不起的是没有功名的洋行买办出身的洋务官员，而这样的洋务官员当然对“清流”人物也恨之入骨。比如洋务名臣郑观应，他在1881年撰写的《西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今之自命清流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注：转引自朱维铮：《维新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5页。）
与郭嵩焘不同，郑观应认定“清流”这顶桂冠不是别人赠送的，而是自己给自己戴上去的，是一种自我标榜，就像五代时李振对裴枢的指责一样。政敌双方为了一个称谓而相互攻击，在这样的对攻中，“清流”称谓当然是褒贬兼具，贬义的“清流”称谓在洋务官员的圈子里流传，褒义的“清流”称谓是否在其同情和支持者的圈子里传播呢？
虽以学者自居，但时刻眷恋政治的王闿运显然是这批翰林名流的支持者，他在1880年的日记里表达了对张之洞的欣赏：“孝达吾党也”。（注：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册，台北，收在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号，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281页。）此处之“党”，当然不是指“结党”，而是观点一致、志同道合的意思。在这一年他听到了褒义的“清流”称谓：“茂轩来，九月出京，云江北童主事颇谙夷务，徐荫轩亦持正。论近日清流，复有王仁堪诸人。”（注：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册，台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号，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302页。）
徐荫轩即徐桐，坚定地反对一切洋务的代表性人物。京城来客说起帝国的外交事务，竟然改不了口，将已经用了近二十年的政治词汇“洋务”仍然贬称为早已过时的“夷务”，可见其对洋务的态度，这也正好凸显出他们对“清流”产生好感的根源所在。三年之后，中法战争前夕，已在老家长沙闲居的他再一次提到了“清流”：“看《京报》，盛昱、百熙劾雪琴不赴官，盖清流必欲起之。”（注：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册，台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号，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393页。）
王老先生的记载表明，从1880年到1884年，作为褒义的“清流”称谓一直在其同情和护翼者的官僚圈子里流传着。既然是口口相传，就难免真相走样。王闿运的记载已经不准确了：王仁堪和盛昱其实在这一时期并不活跃，所以他们在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记载里没有被划入到“清流”的行列，而是被归入十年后中日战争前后的“后清流”里。另一位被提到的张百熙则与“清流”毫无关系。
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对“清流”称谓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消息渠道，传出来不同的“清流”人物表。那么，拥有比较中立立场的士大夫又是如何看待“清流”的呢？以军功晋身为封疆大吏的湖南人刘坤一1881年给朋友李文田的信里透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弟上年出都，照章分送别敬，乃香涛询知未送黄漱兰与宝竹坡诸处，遂亦不受，此何意耶？弟自知粗才俗吏，不能罗致清流，而亦不欲轻为罗致，……（注：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3页。）
正因为是“粗才俗吏”，又是偶尔进京办事，自己又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牵扯在里面，所以刘坤一的见闻和记载才比较接近真实：他所听到的“清流”人物是张之洞、黄体芳和宝廷三人。在他眼里，这帮翰林院里耍笔杆子的穷酸文人，谁的名气大，谁就是“清流”人物，而这帮人的嘴和笔是可以拿钱收买的。这是一桩非常实惠的钱与权、名与利之间的政治买卖，没有政治联盟，没有后台老板，它与“朋比”、“党援”之类也毫无关联。
从下面的一段真实故事中可以找到刘坤一笼络翰林官失败的原因：王先谦与李慈铭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有师生的名分，但王先谦接济自己的老门下时，每次都要找出合适的借口，就怕伤了对方的自尊心。谁都知道京官中翰林最穷，同时翰林也最爱面子。这里有李慈铭的记载为证：“得益吾祭酒书，赠银二十两，书云：‘此非盗泉，不妨一勺，如或拒之，视非人类。此可感也。又再得益吾祭酒书，赠十金，作书辞之。’”（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6845页。）刘坤一使用的“清流”称谓，既不同于洋务官员，也不同于保守官员；也就是说，他是从传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称谓，用来指代翰林院里著名而有言论影响的年轻翰林们。所以他从根本没有兴趣去分辨该称谓是自称还是他称。
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对“清流”称谓就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和用法。那么，被称为“清流”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称谓的呢？
三 自称为“清流”？
光绪初年已身兼尚书和军机大臣要职的翁同和和李鸿藻被看作是“清流”的后台老板。确实，无论是知识结构上，还是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翁李二人与这批年轻翰林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而且无论是翁李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是他们与被称为“清流”的年轻翰林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翁同和、张佩纶的日记，李鸿藻和张之洞的私人通信中都有大量相互往来的记载，但这样的往来并不等于他们之间有政治上的结盟关系。
比如，翁同和常常把自己看作是年轻翰林的批评对象：1878年，张佩纶上折说河南百万百姓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和在《日记》中写到：“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责唾骂耶！”（注：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出版年份印刷不清，无法辨认）第1346页。以下简称《翁同和日记》。）“崇厚事件”爆发后，翁与李鸿藻以及张之洞、黄体芳、吴大澂等私下有过接触，讨论过对策，但当张之洞、宝廷和黄体芳纷纷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枢臣大僚时，翁同和觉得自己也成了被批评的对象，感到日子不好过：“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注：《翁同和日记》第3册，第1487页。）
这一与曾国藩极其相似的句式表明，翁同和将翰詹名流的批评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在他眼里，枢臣受到言路的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这里他完全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清议”一词的，不含任何褒贬。时至1884年，即翰林建言活动达到高潮时，翁同和对这批年轻翰林相当不满：“伯熙大言炎炎，以理学为宗，其评量人物良是，诋张幼樵一巧字甚当。”（注：《翁同和日记》第4册，第1877页。）这段文字评点了两位重要的翰林人物，而且翁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本人不喜欢盛昱（即引文中的“伯熙”），尽管盛是积极建言的“讲宫中首领”；（注：《翁同和日记》第4册，第1854页。）盛昱本人看不起张佩纶，在翁面前说了张的坏话，而翁认为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证明他们两人都看不起张佩纶。不久，盛昱的一封奏折矛头直指军机大臣，其中就包括翁、李二人。如果真有什么同盟和密谋，哪里有这样笨拙的“伙计”，竟然一杆子将自己的后台老板也打落在地？翁在日记中只用“清议”而从不提及“清流”，但他心目的“清议”和李鸿章心目中的“清议”绝对不是一回事。
李鸿藻被看作是这批年轻翰林的另一位后台老板。李宗侗和刘凤翰先生在合作编写的《李文正公年谱》里称，1880年李鸿藻已经是“清流”的领袖：
时公领导清流，翁同和、潘祖荫、广绍彭、徐桐等，皆其好友，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耳。（见本年日记往来情形，与张之洞致公函。）（注：李宗侗、刘凤翰：《李文正公年谱》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8页。以下简称《李文正公年谱》。）
这里“清流”真的被描述为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但这一说法有根据吗？据李、刘二位先生在《年谱》之例言称，李鸿藻“无全集和任何专集行世”，其函札、日记和奏折等都是由李鸿藻的孙子李宗侗先生提供，编入本年谱的。（注：《李文正公年谱》上，例言，第1页。）但上述这一重要结论并没有得到任何未公开的李鸿藻遗文的支持。《年谱》中公开的只是1880年张之洞给李鸿藻的26封私信，都是谈中俄伊犁交涉的，具体内容涉及两方面：一是张之洞为李鸿藻出谋划策，二是张表达了自己对其他大臣的看法，信中并无一字涉及到“清议”或“清流”，更没有提及李鸿藻是“清流”领袖。我怀疑李、刘二先生受到私人笔记中有关“清流”传说的影响，才得出上面的结论。据李宗侗称，张的信件都是密函，“本应阅后即毁，故多暗语，亦无日期”。这里摘录两封略加分析（编号为年谱作者所加）：
总之，吴江（按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丙。
今日如何作答，伏望示知，大抵仍是上文旧稿耳。酬银之说，不知亦令渠商之前路否，细思此说，若行则两端俱可以银交易而留伊犁。昨夜所陈，前一策较善也。敬上，名心叩（注：《李文正公年谱》上，第312，316页。）
前一封信非常直白露骨地议论枢臣大僚，说明张之洞和李鸿藻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这样的信件若公之于众，损害的恐怕正是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誉：张之洞私下诋毁枢臣，人品有问题；李鸿藻姑且听之，至少有失厚道。也许正因为如此，二人才有些心虚，以密语相谈，不具真名。这一年张之洞的公众形象是正直敢言，李鸿藻则长期以来是一副纯正理学家的姿态。这样的勾当，距离传统“清议”的标准尚相隔甚远，更遑论什么“清流”？这一点张之洞倒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信中没有以此称谓自我标榜。
后一封信印证了当时许多大臣对李鸿藻的看法，即他不懂洋务，所以他需要张之洞作为自己的策士，所以他们之间才会无所不谈。而这样的私人关系必须要保密，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尽管张佩纶也是李鸿藻的同乡，尽管张佩纶认识李鸿藻的时间比张之洞早，但张之洞很快就超过了张佩纶，成为李鸿藻的心腹谋士，他们谈论的许多事，张佩纶一点也不知道。
如此恶言密语的真实目的，与其说是搞小集团，不如说是相互利用。李鸿藻能利用张之洞，张之洞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李鸿藻呢？这里有世家子弟祁景颐的言论为证：
平心而论，文正不失为正人，而才识短浅，性情执拗，无知人之明，中为清流利用，不免党援。（注：
谷：《谷亭随笔》，见章伯锋，顾亚编《近代稗海》第十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既然是翰林利用枢臣往上爬，就不能说是党援。祁景颐的这一判断是在民国年间，不免受到同时代的有关“清流”传言的影响。这一点当另撰文考证。
四年之后的1884年，即年轻翰林迅速得到提升时，已经是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给潘祖荫的信里提到了“清流”一词：
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小人无以自容，尽去之而后快。）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入主出奴而已。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疾之已甚，无往不复。）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总之，今日局面，文言之，则曰，相忍为国，质言之，则曰，模糊一片，闷气到底而已。（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闷气，小人亦闷气。）（注：王树枬：《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84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5397页。）
这里张之洞将“清议”和“清流”并列，并加以区别：“清议”是与“党祸”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是指东汉太学生式的或者是明末结社式的“清议”；“清流”不能成群结队，声势过大，否则也要招致“党祸”。也许此时的张之洞已是封疆大吏，他以超然的第三者的立场观察着“清流”，他没有自视为“清流”，也没有开列出那些人属于“清流”；也许嗅觉灵敏的他已觉察到言路太盛的潜在危险，要趁早撇清自己与“清流”的关系。这条材料说明，“清流”称谓是存在的，被看作是“清流”的人也知道这一称谓，但他们并不认可和接受这一称谓。
张之洞不接受“清流”这一称谓，其他人呢？张佩纶、宝廷和陈宝琛也是如此。他们所留下的公私文字材料中从未出现过“清流”一词。张佩纶的四大册的日记，语调平静，文字简约，不偏不倚，怎么都找不到“清流”和“清议”的字眼，有的，只是与朋友往来应酬的流水帐。比如，1879年的记载中，反复出现下面的名字：“晨过伯潜，可庄，旭庄，午后返院。”“出城为诸知己贺岁，何铁生、张孝达、王可庄、旭庄、陈伯潜旋至。”（注：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台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38号，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29页。）这里所列举的朋友，都被当时人看作是著名的“清流”人物。如果他们之间以“清流”相标榜，张佩纶不应该回避这一称谓。哪怕在饭桌上聊到上奏折这一激动人心的话题，也没有出现“清流”的字样：“孝达邀饭，以余疏太辣，亦颇称其胆。”（注：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台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38号，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页。）
同样，陈宝琛也回避“清流”而使用“四谏”来表彰自己的朋友。哪怕是到了民国时期，不必再担心“朋比”和“党援”的指控，而且作为中性词的“清流”称谓已经充斥在有关谈论晚清历史的报刊杂志上时，他仍然拒不使用这一称谓。（注：陈宝琛：《沧趣楼诗集》上，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7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57页。）
这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无论是被看作是“清流”领袖的翁同和和李鸿藻，还是被看作是“清流”中坚的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和陈宝琛等人，他们本人既不认同“清议”称谓也不认同“清流”称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也许“清流”和“清议”一样，其含义在过去就有褒有贬，而同时代的人在使用“清流”称谓时也是褒贬兼具，这两个称谓，让人联想到“朋比”和“党援”的时候多。再说呢，战前风光无限的年轻翰林，战后则成为人们取笑逗乐的谈资，这一时期的“清流”称谓纯粹就是一个耻辱的标签。无论战前战后，这批年轻翰林都有理由回避这一称谓。一个旁证是，这批年轻翰林在战后特别喜欢使用具有正直和勇敢的“谏”字来表彰自己的朋友，尤其是在建言活动中最有名的四位翰林，被称之为“四谏”。1890年宝廷去世，张之洞赋诗缅怀：“翰苑犹传四谏风，至尊能纳相能容。”（注：王树枬：《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85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231页。）1891年他为祝贺黄体芳六十岁生日的诗中写到：“后凋独有松贞在，四谏荣名冠翰林。”（注：收在《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85号，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6260页。）
“清流”不是自称这一事实说明，这一时期积极建言的年轻翰林确实没有结党言政的企图，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和频繁的接触，但那主要是出于共同的文学趣味和追逐时髦的学术风尚的需要，当然也想捞点名声，以引起高官的注意，（注：翁同和、年轻翰林与当时的时髦金石学以及官员交往方式之间的关系，请参阅拙作《琉璃厂与清流党》，（东京）《百年》2000年第1期，第20-27页。）但绝不是以此为掩护，组织政治小集团，这是光绪年间“清流”现象与宋明时期党争的根本区别。
而热衷于使用“清流”称谓的，既有这批年轻翰林的政治对手，也有其同情支持者，双方都是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双方都是在私下里使用“清流”称谓，这说明他们都极为关注这批年轻翰林的言论，“清流”称谓寄托着他们对这种言论的爱憎褒贬，但他们又无法把握这些翰林言论的背景，也不能确定这些言论对最高统治者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大家只好在私下里猜测琢磨，漫骂泄愤。谁是“清流”呢？谁都能举出几个积极建言的翰林名字，但不同级别不同政治倾向的官员，就会开列出不同的名单，这样的名单越是在私下里流传，越是离事实越远。
围绕着“清流”称谓的演变和流传，从一个侧面表征出王朝政府缺乏自信心和应付危机能力的下降，一方面年轻翰林奏章不断，主意百出；另一方面则是枢臣混日子，无主张。说话者言不由衷，听话者不辩真伪。官场的规律之一是，场面上无话可说的时候，也就是背地里话说不完的时候。方方面面京城士大夫对“清流”称谓的好恶褒贬，又一次印证了这一规律。
晚清本无宋明时期官场两派拉开架势阵线分明的“清流”，只是被说得多了，传得广了，也就有了“清流”；名声越传越响，版本越传越多，“清流”也就越来越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不褒不贬，成为约定俗成的历史名词。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这一词汇的来龙去脉，就是想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晚清的“清流”一词，不能再被说成是有着共同纲领和倾向、有着后台老板和前场演员的政治派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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