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社会工作的角色评估：“三个阶段”的理论维度与实践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三个阶段论文,灾难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4-0129-09
一、前言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灾情惨重，中国政府、全国人民及世界友人举财力物力，投入大量资源用于道路、房屋及各类基础设施之硬件再建造，速度日新月异，令全世界瞩目。然而，人们的社会心理能力建设——重建生活希望和目标、重建社区和谐和邻里关系、关怀弱势群体、帮助大家悼念和处理哀伤、发展社区——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心血。当国家将灾后重建放到重中之重的时候，社区能力的不足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时刻，最缺乏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经验的社工以及对社工的知识、信息和技能的支持。
作为专业的助人职业，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有长期参与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社会工作者在灾难管理的各个阶段——备灾、减灾和恢复重建——都发挥重要的作用（Zakours,1996），在处理灾难后应激障碍，提供情绪支持并服务于弱势群体上最为有效（Galambos,2005; Mitchell,1983; Van den Eynde & Veno 1999; Zakours,1996），也在制定和不同的服务计划（Banerjee & Gillespie,1994; Dodds & Nuehring,1996）、社区组织、动员和倡导（Pyles,2007）、重建社会关系并重塑社会功能（Hobfoll,2007）等各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亚洲的社会工作者来说，灾后干预也不是新鲜的经验。许多亚洲社工组织和个人曾参与2004年印尼海啸后的灾后心理支持和恢复重建工作。中国台湾的社会工作者在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积极参与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
与西方以及亚洲的同行相比，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者对于应对灾难没有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Ku,Ip,& Xiong,2009; Lum,Wang,& Danso,in press; Wang,Lum,& Xiang,in press）。在汶川地震之前，他们在灾难管理、危机干预以及灾后社会心理干预等方面基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然而，每一次巨大的灾难都孕育着巨大的机遇，汶川地震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中国的社会工作从象牙塔的书斋走向灾后重建和社区服务的第一线，社工站和社区服务中心在灾区遍地开花，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做了有益的尝试。
所有社会工作者参与救灾经验都告诉我们：资源体系的开发与结合，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社会工作者最被期待的两大任务（Zakour,1996）。在各个不同阶段，社工只有工作重点的不同，很多角色和功能是一脉相承的，基本出发点是满足百姓最紧迫的需求。本研究运用救灾三阶段作为时间维度和理论框架去关注在汶川地震后一批率先发出声音、采取行动、奔赴灾区、亲历亲为的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者，旨在了解社工们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经历和过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总结他们的最佳实践，记录社工在灾区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
二、个人经历与研究方法
这一论文的撰写与笔者的多元角色不可分割：笔者既是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的系统研究者，《全球背景下应对灾难的社会心理能力建设》的大学课程讲授者，也是社会工作的实践者，参与推动四川德阳绵竹剑南社工站的建设与督导工作。本研究的质性资料收集采取丰富多样的方法：
一是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包括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社工工作日志、各地社工前期调研报告、社工撰写的工作札记和体会、相关报刊对社工行动的报道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有利于研究勾勒出社工行动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
二是从2008年6月至8月，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对32名参与到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社工（其中包括北京社工6人，上海社工6人，四川社工6人，广州社工8人，深圳社工1人，南京社工1人，香港社工3人，台湾社工1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大多数访谈采用面谈形式，持续一至两个小时，因为时间、经费和空间条件所限，也有部分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同一时间，在香港和国际社工同仁的帮助下，针对香港赴灾区服务社工开展两次焦点小组访谈，共有15人参与分享和讨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在参与者同意的情况下录音、转写变成资料分析的文本。
三是笔者多次探访都江堰、映秀、绵竹等多家社会工作站，访谈部分队员，参与观察社工在当地开展的青少年团体、老年人娱乐活动、妇女互助小组、家访、等各种活动，撰写观察笔记。自2008年11月，笔者亲赴四川绵竹招聘10名社工，组建社工团队，建立社会工作站，工作于灾后重建的第一线，日日不辍撰写工作日志。2009年5月，笔者卸下社工站的日常行政与督导角色，回归研究者身份，依旧不时探访并对灾区社工发展与社区重建保持密切关注。
本研究基本体现了汶川地震社工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代表性，涵盖了不同类型和服务目标的社工：有从政府部门（民政部、妇联、妇儿工委）派出的社工；有政府（上海、广州、深圳）对口支援派出的社工；也有跟随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基金会（青基会、英国儿童救助会、爱德基金会）下去的社工；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台北、成都等各大城市的社工，也有长期扎根灾区的草根社工；有带着需求评估、临时安置、调查研究、危机干预、应急管理、灾后重建等不同目的和使命的社工；除了服务一线的社工，还有在后方支援的社工，近的在成都帮助安置工作和培训，远的在广州甚至北京服务于灾区转出来的伤病员和学生。此外，所访社工在灾区服务和工作遍及北川、汶川、都江堰、什邡、文县等地。
此外，地震后，笔者多次参与在北京、成都、香港等地召开各类型的汶川地震与社会工作的研讨会，与很多研究者开展公开的以及非正式的交流，这些沟通都有助于笔者厘清思路，反思社会工作在灾难中的角色和功能。为保护被访者的权益，本论文摘取的访谈段落均采用匿名方式，只显示出被访社工的工作地来源。
三、汶川地震社会工作三阶段评析
台湾大学社会系冯燕① 根据台湾9·21大地震的经验，将灾后社会工作分为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三大阶段。她认为，第一阶段是大约发生在灾难之后的一个月内，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目标是生命安全的维护，包括“生命救援、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评估”等。第二个阶段大约是在一个月到半年之间，主要的工作目标是“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赈灾措施、资源协调”等。第三个阶段大约是在半年到三年之间，主要工作目标是“生活重建、关怀弱势、心理重建以及建立制度”等。
冯燕（2008）的时间划分并不符合汶川地震后救灾迅速推进的实际情形，在汶川地震后，紧急救援时期为地震爆发到灾后一个星期，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是国家停止大面积生命搜救；临时安置约从一个星期到三个月，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是，绵阳九州体育馆、绵竹体育中心等类似临时安置点的撤销，受灾群众由帐篷搬到板房。对不同地区来说，这一时间可长可短，例如截至7月底，都江堰市所有受灾群众都住进板房，但映秀镇从帐篷迁入板房的工作刚刚开始；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前三年是灾后重建的初始阶段。本文以汶川地震后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维度和理论框架，具体探索在各个不同阶段，中国社会工作承担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一）紧急救援阶段：相对缺席，行动迟缓
地震后，第一个有组织的奔赴灾区的社工团队是境外的香港无国界社工，他们的心灵重建第一队7人于5月15日抵达成都并赴德阳、绵阳等地的灾民安置点开展持续服务。与香港社工的反应迅速相比，国内社工基本上错过了第一阶段，主要原因有三：社工的不成熟和不自信；当地政府的不接纳；民政不放心，国家没政策。在访问过程中，一位社工这样说道，
其实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想过去，但当时也是想，我们去了以后能干什么，……我们又不能肩挑手提，又不能像解放军一样去救助人，又没有医学的背景，所以就等一等，到后期，因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给我们一些培训，……储备了一些知识，等待机会吧。（北京社工）
这个社工表达了那一时刻众多社工的想法和心情，又想冲锋陷阵，又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准备，与解放军和医生的一线救援力量相比，内心有点不自信。那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社工都希望尽快增强工作能力，来自境外的灾难社会工作专家奔赴中国大陆提供各式各样的培训。这些培训对于社工的知识储备、情绪准备和经验积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深圳和广州的民政官员都曾动过心思要派社工去前线，但他们的热情被当地政府泼了一头凉水。地方政府的不接纳，基本上源于对社工角色和功能完全没有认识，把社工的到来视为一种烦琐的接待任务，不能理解社工实际上发挥政府工作的帮手和补充的作用。不仅是地方政府对社工没有认识，从整个国家政府的层面，对社工的功能和作用也认识不够，在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心理干预还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工作却根本没有列入议题。正如一位高校社工老师这样说：
其实我们……已经培训了300人，……随时整装待发……但他们确实对我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知道社会工作者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好的，老百姓会关注社工的能力，其实很多社工的方法跟共产党群众的理念是一样的，一定是好的，就是在混乱当中，我们会帮助不添乱的，但是政府对我们没有信心，我自己觉得……（北京社工）
在所有部委中民政部是对社工了解最多的一个单位，但民政系统对于是否派社工去一线也有着思想斗争，打不开的心结主要有二：一是社工作为新生事物能否担当起如此重任？二是，有无数心理支援团队下到一线，场面混乱、良莠不齐，社工再下去，是否会添乱，况且能否发挥和心理团队不一样的作用？社会工作在第一阶段的无所作为与中国社会工作界长期以来的教育先行与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王曦影，2008）。无论从理论、常识还是国外的减灾经验来看，这都是需要社工挺身而出的第一阶段，然而在社工没有纳入日常行政体系更没有纳入减灾应急体系的中国，200多所高校培养的10万社工专业人士在第一阶段，相比较其他专业人士医生、心理医生、军人，甚至志愿者，声音微小，相对缺席，行动迟缓。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林万亿② 有关灾后救援和社会工作的文章中，根据量化调查将从灾难发生到一个礼拜内灾民最迫切的需求排了个序：基本生活物资提供（60.4％）、联络亲属（报平安）（55.5％）、金钱补助（50.0％）、紧急收容的住所安排（49.5％）、抢救财物（45.6％）。相比较上列需求，心理辅导和有人安慰位于后列。对中国社工而言，虽在汶川地震中错失第一阶段的展现机会，但林万亿的研究比较清晰地指出，在紧急救援时期，社工最应该在哪几个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有利于社工界在“和平”阶段加紧装备，以便在下一次灾情一出现就冲锋陷阵。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在灾难的紧急救援阶段应为人力资源协调者和信息沟通传递者，全力配合政府赈灾，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协助物资发放，促进信息传递，培训、组织和协调志愿力量。如果社工可以在日常工作中组建大面积的义工网络，就能在灾情发生时一呼百应地发动志愿者，避免此次震后志愿者参与救灾的严重的自发性和无序性和“志愿者找组织和组织找志愿者的‘双找’现象”③。
（二）临时安置阶段：需求评估、零散行动
进入临时安置阶段，国内有组织的社工行动开始浮现，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民政系统均采取先评估再行动的策略；二是一些国家机关与大型的基金会开始派出小型的社工团队奔赴灾区进行短期的服务；三是后方的社会工作支援行动。
2008年5月20日，上海市民政局组织的上海和香港社工专家的三天需求评估团赴绵阳；5月27日，中国民政部组织12名高校社工专家奔赴灾区进行需求评估；同一天，广东省民政局也组织民政干部、高校社工专家、青年会社工等10人赴川社工服务队进行需求评估。除此之外，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奔赴广元、青川等地考察在十所希望小学设立学校社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些需求评估是中国社工界有益的尝试，也为灾后重建阶段社区和学校社工站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正如万育维④ （2008）根据台湾9·21地震的经验指出，需求评估必须与提供服务不可分割，最理想的是在服务过程中做评估，只有访视没有服务是很严重的疏忽。
2008年5月下旬，全国妇联组织的有两名高校社工教师参与的四人心理救援队赴绵阳武都镇工作10天，爱德基金会组织的爱德社工赴德阳绵竹工作12天。6月下旬，国务院妇儿工委邀请一些社工专家奔赴德阳市绵竹复兴二小开展遇难学生家长工作。除了灾区一线的社工工作之外，后方的社工支援工作也不容忽视，最为典型的有二：一是5月底六月初，四川省民政厅抽调“四川百人计划社工”中的24名到成都协助一个星期临时安置工作；二是广东民政系统5月底组织广州高校社工系、广州青年会、广州仁爱服务中心的社工在六所医院成立社工服务站为灾区转来的1000多名伤病员提供服务。通过这一阶段的需求评估和零散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者初试身手，承担了如下的角色，为下个阶段的工作总结了经验。
1.社工是外来心理支援机构、民间组织的协调者和合作者。
汶川地震后一度出现心理救援的无序和混乱状态，正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⑤ 委婉批评的，整个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大约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心理救援的无序需要有个协调者，而社工最擅长的就是调动、链接资源且避免重复劳动。下面我们用爱德社工在临时安置点工作的一个事例来说明，即便当现存体制没有将社工放在一个协调者的位置上，社工如何自发自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资源协调的作用。
5月下旬，我们去一个有一万多人的体育中心临时安置点提供服务。一到现场，我们就发现有二十多家心理干预机构，但打社工旗帜 的只有我们一家。于是我们首先做的事就是去统计现有的心理机构和志愿者机构构成、服务对象、服务方法和联系电话。然后发现，这些团队大部分来做心理干预，而且主要针对小学高年级以下的孩子。我们觉得不能对孩子们进行重复干预，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于是，我们将安置点所有的心理机构和志愿者团队做了个列表，跟指挥部沟通，希求确立如果已经有治疗师干预过，就不再干预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开发了一些安置点没有的一些项目：给有两岁以下婴儿的母亲开支持小组；给失去丈夫的妇女开支持小组；给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父母做支持小组等。（爱德社工）
2.社工促进物资的公平发放和人性化安置
物资发放通常是造成灾后社区内部矛盾的一大原因，政府自上而下的发放方式和捐赠物资的无序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容易造成分配不均的现象。社工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逐户摸底需求，按需分发物资，成为促进物资公平发放的好帮手。爱德社工在体育中心的临时安置点工作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爱心人士自己开车来发放物资，可是每辆车来都停在一个固定的路口，于是路口附近帐篷里的群众总是得到物资。于是他们就通过指挥部倡导物资的统一收集和有序发放来改变这一现象。爱德社工还分享了一个有关六一节礼物发放的故事，从中更能让人体会到社工崇尚的物资分配的公平性。
“六一”前夕，很多明星到安置点献爱心，给孩子们送礼物。明星们带的都是很高级的玩具，但数量不可能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领到，这也带来了孩子间的不公平。于是，我们和指挥部商量，让明星们将礼物捐到爱心学堂，这样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玩。（爱德社工）
社工的加入可以为受灾群众争取到更人性化、更需要的物资。矿泉水和方便面一度成为灾区最为泛滥的物资，社工的参与会将根据了解到的群众需求反应给捐赠方，给灾区群众带来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物资：例如给妇女提供卫生巾；给婴儿不仅提供奶粉还提供米粉、磨牙棒、罐头肉泥、蔬菜泥等辅食；给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长期病患者提供药物；还没有通电的时候，给群众提供手电筒等等。社工在具体协助政府安置工作的分配的时候，可以充分考虑到维持原有的社区关系、家庭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一个村子的安排住在一起，有亲属关系的和邻里关系很好的住在一起，一个家庭住在一起，这样有利于维持支持性的关系纽带，发展出相互支持的社区环境。
3.社工作为干群冲突的协调者
此次地震最令人痛心的损失是几十所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倒塌，造成了50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永远定格在如花的年龄。当父母的悲伤转变成愤怒导向的政治诉求，将孩子们的死亡归因于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学校的豆腐渣工程的时候，如何与这批遇难学生家长工作，是对社工的最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正是国务院妇儿工委派出遇难学生家长社会工作组所面对的（Chen,2009）。
社工赢得学生家长们的信任，是慢慢的，来自于每个细枝末节的关注和言行。在那里工作的近二十天里，他们每天准时到达遇难学生家长聚集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家长所设灵堂上香、祭拜遇难学生，然后开始工作。当发现家长们准备的烧纸的塑料盆都快被烧化了，他们就买了几个新的、铁的、烧不坏的。这给家长们的感觉是，这个团队做事不一样。妇儿工委社工将他们所做的工作分为三条线：
一是既然家长们都聚在一起，我们专门派两个人和他们开“辩论会”。例如，家长说是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我们就来谈，到底地震占多少的份？房屋质量占多大的份？家长说诉讼，我们就谈诉讼，怎么诉讼？诉讼的难度在哪里？需要做哪些准备？在这里，我们不回避，不做价值判断，也不做劝说工作，而是运用关注、倾听、同理心等社工最基本的工作手法，让他们在辩论中释放愤怒、悲哀，给他们一个知情选择的空间。第二条线就是做家访，进到每一个家庭中间去排查，生活困难到底在哪，各自的家庭需要什么支持，还派医生对他们进行精神身体健康筛查。第三条就是做心理疏导，……我们想到了一个做相框的方法，让他们把孩子最珍贵的东西放到相框里面……这也算是有条件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心理疏导，把他们总是用话来传递悲哀的注意力稍微转移一下。（妇儿工委社工）
做遇难学生家长的工作，对于社工们来说，最困难的也许不是帮助他们宣泄情感，而是当他们有政治诉求的时候，当他们和政府不一致甚至有矛盾冲突的时候，社工如何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去定位自己。在政府和群众出现不一致的时候，社工可以充当润滑剂的作用，一方面对群众进行心理抚慰，弱化干群矛盾；另一方面对政府进行政策倡导，力求推进有利于群众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三）灾后重建阶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灾后一个月，灾区的工作任务逐渐从临时安置阶段向灾后重建阶段转移。如果说临时安置阶段是灾区的蜜月期，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空前集中，社会空前关注，全国人民空前团结，那么灾后重建开始的灾区多少是有点失落的，救援部队和官兵慢慢撤出，国家、人民和媒体逐渐把关注焦点转移。就在这个时候，由深圳广州上海民政部门领军的社工队首先陆续奔赴灾区，开展长期服务，此后一年多来，社会站的发展还在不停地增加，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行业扎根社区长期服务的优势。
2008年6月11日，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深圳多家社工服务站联合派出八名深圳社工去甘肃文县开展需求评估并在碧口镇设立社工服务站长期提供服务。6月24日，广州社工派出5人先遣队在映秀镇建立社工服务站长期提供服务。6月25日，上海民政局向都江堰市勤俭人家板房安置点派出第一支上海社工服务团华东理工大学10人服务队；7月下旬，另外三支上海社工服务队开赴都江堰其他板房社区，它们分别是复旦大学社工服务队，上海师范大学社工服务队还有浦东新区社工协会社工服务队。2009年9月2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都江堰最大的安置点社区——勤俭人家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的灾后社工服务后指出，“这说明社会工作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的确非常重要。”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于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助人职业有个正式的认可。
深圳、广州和上海社工的开创性探索与国家对口支援政策紧密结合，他们在灾区的社工站都建设在国家指定它们对口帮扶的县。它们在灾区发展的不同的社工救助模式与城市内部的官僚体制和社工运作机制都有密切的关系。上海社工主要是从城市社区服务的角度出发，一方面用弄堂会／巷巷会的形式推进和谐邻里关系，促进居民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培训居委会干部和居民小组组长，让其掌握社区工作技巧。从上海社工到都江堰社工的转变与传承体现在政府推动下变居委会干部为具备社工意识的工作人员的上海模式。广州社工服务于农村社区，社会服务和调查研究并重，运用参与行动理论和社会企业概念发展出村民生产自救的新思路。深圳社工的特色是担当深圳政府与文县政府间的连接枢纽，工作核心是资源链接和调动。深圳、广州和上海社工的开创性实践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它们领跑接近半年之后，很多的社工站陆续建立起来，有的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灾区的社会工作站（服务中心）超过30多家，其中大多数建立在社区，也有近十家建在学校。社工站从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逐渐发展到多元主体，有政府的，有高校的，有NGO，有基金会资助的，更有一些是由多种主体联合推动的，由香港和台湾支持的社会工作站也逐渐在增多。在这次社工发展运动中，高校社工教育者的领袖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带领学生深入一线，在实践中检验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并寻求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这些社工站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寻求本地化的方向，早期的上海、深圳和广州都是采取异地空降兵式的社会工作人员输出模式，后来逐渐转变为聘用当地社工长期驻扎。
在这一阶段，冯燕（2008）总结的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应承担的角色有服务提供者、需求评估（反应）者、个案管理者、资源整合者、政策倡导者，所有这些角色都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此外，社工还承担了如下的角色：
1.社工鼓励个人和集体的丧亲的哀伤表达和悼念，尊重和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让受灾群众在悼念活动中体会积极正面、充满希望和惺惺相惜。无国界社工打破传统的殡葬服务的框框，开展纪念活动，一是让群众一起来写一面愿望墙，二是让群众将一朵朵鲜菊花放在河里，随波飘走。这些纪念的活动，别出心裁，不过于沉重，群众能够接纳，并在宁静的气氛中让群众把对亲人的哀思、思念和不安都宣泄出来。
2.社工做心理疏导工作的时候，避免给受灾群众贴上心理问题的标签。社工相信90％的人都是有自愈的能力，所以在工作中要发挥优势视角，激发正面的趋向。社工是理性的助人者，助人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去发掘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成为帮助的依赖者。
3.社工引领义工，义工促进社工的模式在灾区相当适用。几乎各地社工都大力开展义工培训，针对本地人的义工培训和实践，一方面是对本地人的充权和激发他们自强自助的精神，帮助建设社区并缓解不安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为在地化的社工发展铺平道路。深圳社工对培训本地义工有这样的反思。
在这个小镇上，“义工”这个字眼往往意味着穿着统一的T恤，从大城市来到这里奉献爱心的人。而这次，我们用行动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奉献自己的爱心。义工培训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将深圳的社工体制引入灾区，逐步建立灾区内部的社工体制，创建他们自己的自救体系。（深圳社工）
4.社工在工作过程中创造性运用社区工作、团体工作的方法。孩童和青少年工作常常作为社会工作的突破口，老人和妇女是两个其次被关注较多的团体，这符合传统灾难社会工作理论对于灾难后弱势群体的划分。社工站为当地教师、基层干部提供一些培训和减压项目。一些社工站运用一些团体工作的技巧和方法作为社区动员的手段，促进社区之间的融合。
5.社工将经济发展与心理疏导结合起来，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广州社工的映秀母亲刺绣小组（Pei et al.,2009）。当广州社工发现，在她与当地妇女相处过程中，“如果一聊到孩子，气氛就凝重起来，但一聊到刺绣，气氛就很活泼。”于是映秀母亲刺绣小组方案出台，希望既能解决妇女们的民生问题，也会使她们不耽于失去的悲伤和痛苦。小组成员们共同设计每一件刺绣作品将附带一张卡片，上有刺绣妇女的介绍，汶川地震的介绍，羌族文化有关刺绣本身的涵义的介绍。这是一个由社工主导的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抗震救灾、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生产自救的综合性项目，
四、总结与反思
汶川地震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转折点和重大事件，社会工作者从象牙塔式的书斋走向广阔的实践舞台，逐渐被各级政府、当地民众认可。社工们在灾区做的每件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对于整个社工界乃至国家，这些都是崭新的命题和难能可贵的经验总结。本文以灾难后的三个阶段作为时间和理论框架来总结社会工作者在各个阶段的参与和表现，从中我们也得到如下的经验：
（一）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在汶川地震之前没有任何应对灾难的经验和准备，相比较而言，香港和台湾的社工因为他们前期应对灾难的经验而更加有准备。此次社会工作参与抗震救灾的经验必然为中国社会工作系统能力建设以应对下一次自然灾害奠定基础。目前比较紧迫的是将中国社工教育和课程设置中加入灾难社会工作的内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应该招募和培训灾难社会工作的专家快速反应团队，以便在灾难发生后做出迅速的反应，此外，还应该根据灾难的类型和范围发展出有效的社工——义工动员机制。
（二）亟须发展中国灾难社会工作服务手册和指南。目前中国社工在服务一线没有可以指导他们行动的手册或指南。尽管很多西方灾难相关手册例如《灾后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这些指南可能存在着文化适应性的问题。目前很需要对于灾区社会工作的系统研究以便发展出灾难干预的本土化策略。
（三）社会工作运用系统的视角将人们的需要和行为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下理解。笔者发现，从社工们在三个阶段的表现，这一视角的运用帮助他们有效地理解受灾难影响的生命以及受灾百姓的福祉。社工们通过扮演倡导和合作者的角色促进受灾百姓支持系统的确立、信心和希望的重塑。社工从来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擅长调动各种人力和资源的人，他们的独特系统视角也使得他们在不同的专业之间、不同的体制之间，自然而然承担起合作者的身份，与心理咨询师、医生、教师、当地政府、援建单位等各种力量协调、沟通、相互配合，以便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
（四）此次社会工作大多扎根于社区，采取不同于传统心理治疗的社会心理能力建设（psychosocial capacity building）模式。国际社会工作界一直在灾难干预领域致力于推行社会心理能力建设的模式。心理治疗模式只关注灾难对人们的病态心理学，将其视为世界通行的生理心理反应，成本高，需要专业受训的心理治疗师，需要很多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技巧，覆盖很少灾后应激障碍的人群。与心理治疗模式不同的是，社会心理能力建设模式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1）相信灾区民众的能力与抗逆力；2）对于西方心理病理学持谨慎的态度；3）将心理健康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社区能力的建设联系起来；4）相信民众可以靠自己的资源来复原；5）尊重本土的民众和资源；6）相信本地文化的力量；7）认为专业人士只能提供顾问或支持，提倡发挥社区领袖和当地能人的作用；8）警惕好心办坏事（Summerfield,2004; Mollica,2006）。与心理治疗模式相比，社会心理能力建设还有成本低、覆盖面积广，可持续发展、尤其适用于社区重建的特点。
（特别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院梅陈玉婵教授，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陈丽云教授，博士生向小平和胡一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秀兰教授、乔东平副教授，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柳拯、曾炳亮和李红梅。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
［收稿日期］2010—04—08
注释：
① 冯燕．（2008）．台湾921重建中的社会工作，http://www.kahabu.url.tw/workstation/03_reconstrac。
② 林万亿．（2008）．灾难救援与社会工作：以台北县921地震灾难社会服务为例。http://www.kahabu.url.tw/workstation/03_reconstrac。
③ 万军．（2008）．抗震救灾呼唤志愿活动动员管理机制创新，中国网。
④ 万育维．（2008）．从民间团体灾难救援的经验反省社会工作的任务和角色—以慈济基金会为例。http://www.kahabu.url.tw/Workstation/03_reconstrac。
⑤ 李虎军．（2008）．心理学界的汶川救赎，《财经》7月．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08_07/30/338513_O.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