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新经济”看国家干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新经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5-0028-08
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中还是在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生机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范围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扩大国家干预的范围，需要国家承担供应不断增多的公共产品的职能。同时，政府职能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要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决定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有三个，即一个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把握，才能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分散决策的经济体制，其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一般地说，一个有效运行的经济取决于优良的管理、可靠的信息传递和稳固的常规基础结构三个因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作为一种信号机制、一种分配手段、一种激励机制和一个重要的行为信息，对三个因素都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引导生产者扩大或减少产量，成为调节供应的信号；(2)引导消费者增加消费或减少消费，或在竞争性的可替代产品之间进行选择；(3)引导资源所有者最有效地使用资源；(4)引导生产者选择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源或资源组合；(5)能使商品售给相互竞争的购买者中出价最高的买主；(6)通过降低产大于需商品的价格可以减少对市场的威胁；(7)为政策制订者提供投入产出信息及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加以调节的手段；(8)影响对信贷和工资所做出的决定。
正因其所具有的上述功能，价格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调节信号和经济杠杆，引导、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
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第二，产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所有权都进入市场，商品生产和交换覆盖全社会。第三，生产要素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突破国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由四大基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在国内各个领域以及在国际范围内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仿佛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和调节着经济活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部运作精巧、成本低廉、效益最佳的机器，有效地调节着经济运行和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动。[1](p.233)但单靠市场难以完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价格机制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在配置全社会资源、实现全社会的一般均衡的过程中，还有赖于一些前提条件。除了市场经济内含的个人自由选择和个人之间激励相容原则的假设之外，还要求经济信息的完全对称、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无外部性、交易费用为零、人的完全理性等前提假设。但市场本身存在着许多天然的缺陷，现在的市场经济无法满足上述严格的假设条件。
第一，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无论是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并非现实社会的事实，市场价格常常由一个或几个决策者控制着，这就必然影响或制约价格功能的正常发挥。如果实际上的市场不完全竞争严重扭曲了市场中的价格、信息和流动性的特征，市场作用的结果将很难有效。
第二，规模报酬递减导致垄断的形成。市场有产生垄断的倾向，从而抑制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在追求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或兼并的方式降低成本，最终由一个企业生产市场上所需的全部产品，实现产品成本最低，形成垄断。垄断的形成又冲击了市场发挥功能的完全竞争性假设。特别是在由于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等因素引起报酬递增的场合，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前提更是受到强烈的冲击，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制约。
第三，外部经济效益的存在。市场个体在经济活动中与其他经济主体或社会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相互影响，即外部效应。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但在市场价格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市场自身没有对这些外部效应进行标价的机制，不能通过价格制度对资源在有好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坏的外部经济效果的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也没有促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效益的机制。
第四，交易成本、信息交流的障碍以及知识和理性的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往往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这就带来了交易成本问题。随着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交易成本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并不是所有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能够得到别人自愿提供的有关商品交换条件的各种信息，也不是所有愿意提供商品交换信息的人都能够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其他的交易者。信息交流的障碍是造成交易成本增加的另一个因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并不都具有进入市场所需要的全面的知识和理性，而明哲保身、追求立竿见影的做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
第五，分配上的不公平。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很好的地方，分配的结果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社会所接受的公平标准来实现。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财富分配过分悬殊和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从长期趋势看，在财富日益向少数人倾斜的同时，穷人和富人在人力资本上的积累也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形成穷者越穷、富有越富的马太效应，这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缺陷。任凭分配的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而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或停滞。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之一。
第六，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运行总是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周期性，而市场经济下的个人理性行为往往导致“合成谬误”，顺周期而动，进而加剧周期的波动。特别是在发生经济衰退时，个人会减少支出，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经济过热时，个人会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为经济加温，甚至形成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个人理性导致的合成谬误下，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阴影，而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走出危机则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经历很长的时间。
由于存在着市场功能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维护市场的功能。反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的重要责任。(2)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调节经济运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特点，为了克服和缓解市场机制作用引起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需要国家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行为与决策给予指导。(3)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4)纠正市场作用的偏差。市场机制自发地进行分配，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进而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国家有责任通过有关政策措施维护分配的公正性，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经济运行创造稳定的社会条件。
概括地说，国家干预就是处理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在调节经济过程中的关系，就是在垄断资本统治的条件下消除障碍，实现光靠市场力量所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目标。国家干预的目的是促进市场机制，而绝不是代替市场机制。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如何结合，会随着市场内外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强调国家力量的作用，在另一个时期内又可能更多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国家也各有其不同的重点。
二、西方历史上国家干预的两次大转折
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在30年代大危机、二次大战及战后初年发生了第一次大转折，在70年代和80年代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转折。
第一次大转折宣告了放任主义的彻底失败，说明了市场力量的极大局限性和国家干预的绝对必要性。这次大转折完成了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
30年代的大危机充分证明，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和依靠自由竞争来决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机制已经失灵。二次大战又全面证实了国家对于配置资源的实际作用与效果。经济危机和战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改善和挽救资本主义的紧迫问题和要求。所有这些都是推动这一转折的重要因素。这一转折的核心是利用国家力量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利用国家力量代替市场力量来决定生产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运转，更多地发挥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更多地依靠国家力量来同时实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目标。国家干预的加强表现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
在二次大战期间，始终萦绕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界和政治领导人心上的是30年代大危机的阴影，是战后可能出现长期经济停滞的忧虑。所以争取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时被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确定为首要经济目标。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和1946年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的“就业与生产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经济政策目标。所谓“充分就业”就是保证失业率不超过3%。
在30年代震撼世界的大危机中，一些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如罗斯福、凯恩斯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想和政策措施。这些理论思想和政策措施对战后西方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于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的重大转变，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虽然凯恩斯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总体上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有效的，可以保证个人自由并激发个人释放其创造性，但他认为，经济危机、大量失业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市场机制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缺陷，即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缺陷可以依靠政府政策来加以解决；只要政府正确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需求的管理，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经济目标。
在实践中，它们所采用的实现这一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当时它们利用预算政策管理社会需求的重点是人为地创造社会需求。除个别国家如联邦德国和个别时期如战后初期以外，它们都不把保持内部平衡，即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重要的地位，而把保持外部平衡，即货币汇率的稳定当作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它们还运用对经济的直接管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辅助手段。对经济的直接管制是在战争期间资源稀缺条件下动员和利用现有资源来满足战争需要和完成战时任务的一项权宜手段，但在战争结束后，这项手段还在继续使用。50年代，这类直接管制大部分已经终止。但其后，美、英等国曾采用管制工资和物价上涨的政策。法国长期实行对信贷和物价的管制。许多国家长期实行外汇管制。这更加清楚地说明，价格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竞争改变供求关系来加以调整，而要求助于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手段。
70年代和80年代国家干预发生的第二次大转折虽然没有第一次大转折那样意义重大，但它对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这次大转折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第一次大转折的逆行动：从更多地强调国家干预作用转化为更多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干预作用与市场力量作用对比关系的大调整，改变两者旧的平衡和建立它们新的平衡。但这种大转折绝不意味着放任主义的恢复，而是在国家干预主义范围内的干预形式的变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变化了的市场内外条件下的具体表现。第一，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过去几十年国家干预并不是万灵药方，并暴露了国家干预的弊端：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预算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第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在电讯、信息处理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技术，使某些国家的干预首先在电讯、金融服务和信息处理领域失去原有的依据和可能性。例如，新金融手段的出现，金融交易速度和数量的急剧提高和扩大，世界金融市场融为一体，已使国家对金融的控制极为困难。第三，与30年代和战后初年相比，这个时期社会更为稳定。从总体上说，第一次大转折是在资本主义处于较为不利的环境下进行的，而第二次大转折却是在资本主义处于较为有利的环境下展现的。这个时期的国家干预打上了资本主义处境变化的烙印。
这个时期由于70年代经济状况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灵，新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等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和思想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政策中得到明显反映。它们强调货币政策手段，强调对供应的管理，强调储蓄和投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主张加强市场调节，缩小政府的作用。例如，控制货币供应量，力争预算平衡；实行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制改革；收缩社会福利开支；为压低通货膨胀，不惜造成大规模失业，敢于冒由此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种趋势性的现象。但同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还相当深。新保守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结果受到各种非议。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减少干预，政府开支仍在继续扩大。这说明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
进入90年代，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这里所说的转变，主要是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革命以巨大的力量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从指导思想到政策重点，都有了进一步变化，对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战后形成的经济干预模式开始了新的演变。
三、从美国“新经济”看国家干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时候，曾经把资产阶级国家“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2](p.360)或由国家出面实行对“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3](p.277)看作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统计和监督”以及“社会调节”必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壳”所能允许的限度为最高限度，但它确实也是在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管理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迅速扩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一科技革命的发展态势，对经济进行所谓“新的调整”。具体表现在1993年1月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后古典”的经济学思想占了上风。“反古典”理论的核心是：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既然政府的经济作用又重新被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那么就决定了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具有加强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发展趋向。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国家干预又会回到凯恩斯主义时期。
从理论上讲，克林顿经济思想是一折中主义的新混合思想，也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具体地讲，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混合物。克林顿经济学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将走第三条道路”。不仅如此，克林顿经济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吸收了其中许多有益的东西。克林顿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是过去那样，仅把重点放在总量的简单增减问题上，而是在考虑总量的同时，进一步考虑结构问题。同时，近年来在国内外普遍要求减少财政赤字的压力下，美国联邦政府已不可能再通过扩大开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相对减弱，这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渐与克林顿宏观经济政策一起成为美国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对杠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下决心对财政赤字问题采取战后最重大的行动。联邦高财政赤字问题对克林顿来说，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重要机会。它是美国经济政策长期积累，特别是80年代推行“里根经济学”的严重后果。赤字犹如“多头怪物”，它使投资者失去信心，储蓄耗光，美元疲软，国家债台高筑，是90年代初期布什政府的最大败笔。克林顿从他执政第一年开始的5年内就增税2460亿美元，削减开支2530亿美元，其增税和削减开支方案，均是美国战后规模最大的行动，反映出克林顿把其最大的政治赌注押在赤字问题的解决上。
2.增加长线投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更认真地对付未来加剧的全球性经济竞争。首先，强调加速发展对企业和经济增长“有决定意义”的技术，如新一代飞机、电动汽车、生物、节能和环保技术等，以支持美国产业的成长和结构升级。其二，强化白宫对科技开发的领导，并采取官民合作、大小兼顾的方针。其三，以军转民为突破口，加速与“冷战经济”脱钩。其四，加大智力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林顿强调教育和培训乃国家兴盛之本，积极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仿效德国做法，制定全国性的培训计划，同时要求私营公司建立定期的雇员培训制度，以此提高工作的技术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3.推行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克林顿将“经济安全”列为其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把外贸视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对外贸易。并且，克林顿政府的外贸政策趋向强硬，他强调“坚持公平贸易原则”，并把它作为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方针。克林顿声称自己既非“保护主义”，也非“自由主义”，而是遵循“公平合理”或“对等”原则，实际上，克林顿的外贸原则是搞“双轨制”，即在他认为自由贸易于己有利的地方搞自由贸易，于己不利的地方就认定对方“不公正”，对其进行报复，大搞保护主义。
4.美联储实行“中性”货币政策，把治理通货膨胀与保持稳定一贯的货币政策并适时微调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理论界都奉行一种“相机抉择”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当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一般是通货膨胀率为4%）时，中央银行就要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当失业达到一定程度（一般是失业率为4%）时，中央银行就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使经济在过热和衰退的循环圈中来回波动并最终导致滞胀。美联储已经认识到，利用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用这种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能带来一定的繁荣，但最终却将使经济受到更大的创伤。因此，美联储摒弃了过时的理论和概念，近年来实行一种“中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正如格林斯潘所说：“货币政策当然要适应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但我们决不做刺激经济以观察它能增长多快的实验。”[4]近年来，美联储让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同时，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联储采取稳定和一贯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一般不作大的调整，只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果断和准确的微调。例如，1996年1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50%降至5.25%，把再贴现率从5.25%降至5.0%，这个利率一直维持了半年多。[5]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今后美国不同派别的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尽管口号不同，措施也在不断翻新，工作重点也可能因时而异，但美国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国家日益全面的干预和调节才得以维持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目前，美国国内关于在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后，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新”的干预措施才能使美国经济摆脱周期波动的窘境的争论，便是一种迹象。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就其过程来说，主要是通过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政府的干预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还会有进一步发展，还会出现新的干预模式，决不是就此止步了。美国政府目前拟议中的种种措施，从贸易保护、工业结构调整、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科技政策、劳资合作到计划指导，等等，都是为了把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监督和调节推向新的高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是今后国家干预的历史发展走向。宏观经济控制不但要把握宏观总量，而且还要设法让微观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倾向。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在“克林顿经济学”中已经有所反映。或许这种现实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方法，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节的发展趋势。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世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并给予加强也不是偶然的。政府的作用不是干扰市场，而是创造市场，通过科技创新政策鼓励竞争，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大的和更自由的空间。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未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将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
1.重点突出，多采用专题形式进行干预。与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形式表现的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型的政府干预不同，各国未来对经济的干预往往通过专题的形式，甚至没有正规的干预方案。干预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而非全面出击。如美国政府干预的重点：一是解决在它看来由于贸易伙伴的不公平政策所导致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问题，为此不惜与主要贸易伙伴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问题上大动干戈，甚至动辄以“特别法案”、“特别条款”相威胁；二是注意振兴支柱产业、培育主导产业。对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电子信息产业，美国政府大力扶植，由戈尔副总统亲自挂帅，制订了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促成。目前，包括计算机服务网络在内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2.注意加强战略性产业。目前电子信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战略性产业，各国都将它作为新的支柱产业进行重点扶植。美国除了最早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外，还在电脑网络业和网络电视网公司之间的兼并方面大开绿灯。
3.适应竞争需要，适当修改或变通政策。以美国为例，针对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形式，加之高科技、新产业的加速发展，美国政府、国会的决策人士意识到，只有鼓励企业间的兼并与联合，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增强高科技企业的竞争实力，才能保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进一步修改了反托拉斯法，鼓励电子信息、金融服务、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企业合并。这与克林顿“产业政策”是紧密结合的。直到今天，这种合并浪潮也没有减弱。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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