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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4)04-0015-05
我国既面临着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挑战，也面临着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挑战。在这双重挑战的实践背景中，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需要建筑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上，信息机制在技术创新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基于信息空间抽象出四种理想化的信息机制及其主要特点；其次，批判性地分析我国传统信息机制的本质特征及其在制约技术创新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弊端；最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性地论述我国企业通过制度创新转换信息机制、推动技术创新的典型经验。
一、四种信息机制及其特点
为了揭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机制的本质特征，我们首先借助信息空间概念，根据信息活动的特点，抽象出四种理想类型的信息机制。
信息空间(Information Space or I-space)作为一种概念性的分析工具，是英国学者布瓦索(M.H.Boisot)所建构的。如后面图1所示，信息空间由编码、抽象、扩散三个维度组成，是E空间（认知空间）、U空间（效用空间）和C空间（文化空间）的一体化。布瓦索认为，信息空间是人类信息处理和传送活动的力量聚集的场所，这些力量的聚集创建了一个数据场。它是结构丰富的充满倌息的空间，能动地从以往的知识积累上建立起来[1](p.232)。
信息空间主要被用于研究一个系统内的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交换问题，允许我们对信息和知识如何通过该系统流动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展进行研究。布瓦索所提出的信息空间由编码、抽象、扩散三个维度构成，信息活动特点也可以通过这三个维度加以刻画。为了便于分析，就信息活动在编码维、抽象维、扩散维上的取值简化为“0”和“1”两种可能情况。这样可以得到八种类型的理想情况：
图1 信息空间
（资料来源：[1](p.233)）
以上八种情况实际上代表了单位信息空间中信息活动的八种理想化状态。在实践中编码和抽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其最佳模型是“在具有密切联系的网络中的两个平行分布的处理过程”。这样
不具有现实意义，故在以下的分析中不予考虑。在单元信息空间中，具有实际意义和分析价值的有
。笔者发现，这四种情况恰好对应于布瓦索提出的四种类型的交易结构：市场制、官僚制、宗法制、采邑制[1](p.232)。不过，布瓦索并没有从逻辑上明确推演出这四种理想类型，而且其分析主要是在交易经济学的基础上展开的。笔者在此借用布瓦索使用的术语，提出四种类型的理想化信息机制。（见表一）
表1 四种理想化的信息机制
信息机制类型编码抽象
扩散
市场型信息机制
1
1 1
官僚型信息机制1
1
0
宗法型信息机制0
0 1
采邑型信息机制
0
0
0
下面，从信息资源、信息系统、信息主体、信息文化等方面对这四种类型的特点作一概括（这里的信息系统、信息文化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专指在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信息系统、信息文化）：
市场型信息机制的特点：1)信息资源是良好编码、高度抽象的，如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等；2)信息系统是一种网络化结构，从而信息资源获得广泛的扩散，扩散是一种随机的过程；3)信息主体是非人格化的，编码的抽象倌息可以通过不受权力制约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方法加以获得和传送，拥有信息的人或机构只有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创造出新的信息，才能在市场交易中获益；4)信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信息的自主创造和自由分享。当然，实际上无论是信息的创造和分享都是需要成本的。
官僚型信息机制的特点：1)信息资源是编码的、抽象的，如财政预算、五年计划、统计月报等；2)信息系统是一种纵向结构，使得信息的扩散处于严格的集中控制之中，信息不再像在市场中那样能为所有的个体和机构所获得；3)信息主体是非人格化的，数量有限的个人和机构通过授权而拥有信息，信息的拥有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些人往往不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并在具有生产性的技术经济中具体运用就可以从“合法”的交易中获得好处；4)信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等级观念和纪律约束。
宗法型信息机制的特点：1)信息资源是具体的、未编码的，如神话故事、口头传说、行业用语等；2)信息系统直接体现为范围有限的小团体，信息的扩散只在小团体内进行，这种扩散是有选择性的，而且需要面对面的交流；3)信息主体是个人化的，他所拥有的信息或知识是经验隐含类或体现于实践活动之中的；4)信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忠于群体和相互信任。企业R&D项目小组的信息机制往往是这种类型。
采邑型信息机制的特点：1)信息资源是具体的、未编码的，如企业家的直觉、难言知识等；2)信息资源掌握在一人或少数人手中，这种信息资源很难传播，几乎不扩散，其功能的发挥是通过现场的发号施令，信息系统没有意义；3)信息主体是人格化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使个别人拥有至高的个人权力；4)信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领导的效忠和绝对服从。在资本主义早期，企业家与资本家兼于一身的小型企业，其信息机制大多属于此类。我国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中的相当部分，也有此特点。
需要指出，这里所抽象和概括的四种信息机制的特点并不完全是各种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活动的再现，如市场型信息机制并没有囊括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可能发生的信息活动。毋宁说这些信息机制是各种现实体制所追求的理想化信息结构，或者是蕴含于这种追求背后的基本假设，尽管这种追求和假设可能是不自觉的或没有完全被察觉的。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就是市场型信息机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的理想化运行是建立在完备信息的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经济理论也是在“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框架中进行经济分析的[2](p.2)。同时还应当看到，这四种机制就其效果而言，也不是绝对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对的价值。布瓦索就指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或家庭企业的首脑可能在广义的采邑意义上运作。”[1](p.376)尽管如此，但是在不同的信息机制中，信息活动的效率是不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A.Hayek)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信息机制，它“有助于信息传播，并且减少了实际上可以避免的不确定性。”[3](pp.20-21)这里的抽象和概括，仍然为分析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信息机制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化方向提供了背景和依据。
二、传统企业信息机制的根本弊端及其现实制约
现代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霍奇逊(G.M Hodgson)认为，所有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在内，都有其自身的一种信息处理方式。制度的信息功能，不仅限于直接运用作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当事者所收集的信息，而且通过其存在本身以及很多联合行为的固定的可见的特性，它还创造并在某种程度上传播附加的信息[4](p.157)。霍奇逊强调这一点对制度的内部和外部都同样适用。
那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机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对这种信息机制造成的影响又究竟如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机关收集有关稀缺资源的状况、生产的技术可能性和生产与需求的各种信息；然后计算稀缺资源应当怎样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单位之间配置，才能取得最佳效益；最后根据计算结果，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层层分解下达，直到基层执行单位。为了保证计划得以贯彻，上级主管机关直接掌握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下达到执行单位的计划对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生产、投入品从哪里来、产出品到哪里去、开发几项新产品、追加多少投资、建设哪些项目等等，都有明确具体、一般是实物量的规定。企业按照行政机关下达的指令组织生产，向上级呈送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报告并提出要求。我国著名学者吴敬琏先生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处理方式称作“纵向传递的信息机制”[5](p.166)。
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是在宏观国家层面，还是在微观企业层面，似乎一切都按照预先计划好的方式运转，没有（更确切地说是回避）真正的不确定性；信息是高度编码的抽象信息，而不包含教人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的、隐含经验的知识成分；信息扩散是不计成本的，人们都有意无意地把信息当作免费获取的对象；信息的分享和拥有主要是根据行政级别而不是根据主体的创新需要。这种体制下的信息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一般所说的统计”[6](P.255)。不加隐讳地说，这种信息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官僚型信息机制。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文中早就指出，计划性的信息机制（或者说官僚型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的[3](p.74)。
这里，笔者无意否认我国建国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科技进步，信息机制曾经有效地运转。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汉斯—赫尔曼·赫曼在分析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指出，在简单经济结构和单一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传统的计划体制还较有效。但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集中管理体制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明显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首先，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情报资料增多（对中央做决定有价值的资料增多了）。这样，就不能及时地对总的经济平衡提供必要的数据，使当局在作出决定中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对掌握情报的要求超越了计划体制的工作能力。计划制定者掌握情报的水平下降了，计划部门也不能向执行计划的企业提供充分情报。”[7](p.196)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事实上，任何中央机关都难以胜任这种信息处理要求。毕竟恩格斯早就指出：“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我国学者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轻工部在1980年制定了我国家用电器行业发展规划，如果照此执行，到80年代中期，中国电冰箱行业供需之间大约有50%的缺口[8](p.208)。
至1985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考察了中国的企业之后语出惊人：“中国只有工厂，没有企业。”按照小宫先生的理解，“企业”（firm或enterprise）在日语中的含义是“企划事业”的意思，它是把有关生产活动的若干尝试拟成计划并加以实施的主体。“企业应当是积极的‘新组织方式’、‘创新’的担当者。”[9](pp.75-81)只是反复进行固定化的生产活动的单位，只能称为工厂，而不能称之为企业。小宫先生实际上是按照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的意义上来理解“企业”的。在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的思想基础上，奈特进一步把企业的存在作为“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10](p.27)。霍奇逊也主张，知识和信息问题的确是企业为何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信息和知识完备的新古典经济学世界中，企业的结构和功能不是完全就是大部分被剥夺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是企业、市场和国家组织首先要考虑的[4](pp.241-242)。这样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回避不确定性，隐含信息和知识完备的基本假设，我国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是创新功能）同样“不是完全就是大部分被剥夺了”。进一步，技术创新并不是在明确的目标之下、通过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按部就班地产生出来，而常常是从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之中不连续地产生出来的。多西(G.Dosi)指出，创新中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病态结构”，亦即现有的信息自身没有提供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创新问题的“解答”包含利用来自于先前经验和正式知识的信息，但它也包括创新者的特殊的和非体现型的能力[11](pp.1120-1171)。可见，我国传统企业制度的这种信息机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信息机制所存在的根本弊端，是我国许多企业难以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因。
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对企业信息机制转换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可从企业技术创新实证调查中得到反映。笔者所在课题组对黑龙江省大中型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来源中，排在前四位的是：企业内部R&D部门占42%，用户占30.4%，文献资料、展览会、国外考察占11.6%，政府计划及政府提供的信息占7.2%。可见，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部门和用户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信息和构想的主要来源，而且一般信息来源的作用也已超过政府计划所起的作用。这说明政府计划及政府提供的信息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已经不再起支配作用，开展技术创新，需要企业自身具备信息搜集和处理的能力。这一结论和国内其他单位关于技术创新问卷调查的结果相一致。但是，当前企业技术创新中尚存在着诸多信息制约因素。基于以上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信息。企业技术创新需要技术信息又需要市场信息，两者缺一不可。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则深感信息缺乏。清华大学课题组对1051家企业技术创新调查表明，36%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34%的企业缺乏市场信息，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18个障碍因素中分别位列第4、6位。本课题组调查也表明，企业家认为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依次为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缺乏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在问及“有哪些因素影响企业从高校或研究机构获取科技成果？”时，企业家回答，最主要因素是缺乏有关高校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信息。
其二，缺乏信息，反映了企业缺乏健全而灵敏的信息系统。信息是企业技术创新中越来越重要的资源。信息活动是企业的系统行为。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多样化信息主要并非由个人随机地零星地获得的，而是有目的地有组织地获取的。因此，创新信息系统是企业创新的神经网络。国外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系统也由管理信息系统、市场信息系统延伸到战略信息系统。但是，我国企业这方面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信息系统是相当不健全的。我们通过对青岛一家知名企业的调研了解到，该企业于1992年成立了信息中心，由于其重要性难以在价值方面得到体现，后来竟然被取消。国务院研究中心对东北、华北、华南十六城市高技术企业的调查表明，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高技术信息网络系统[12]。
其三，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信息系统，我国企业出现许多”三拍式企业家”。在我国，由于政府作为站在经济体系之外、指挥经济运动的“发号施令者”的退隐，便出现了许多所谓“三拍式企业家”——此乃国企职工的形象说法—即为：“上任拍胸脯，决策拍脑袋，失职拍屁股”。由于企业家既没有市场竞争方面的比较丰富的经验积累，也没有快速高效的创新信息系统支持，结果导致技术创新决策的失误，导致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同时却出现许多产品卖不出去、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现象。笔者所在的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在绝大多数企业都自认开展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60%的企业正处于亏损状态。
其四，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自主的信息整合能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技术评沦家星野芳郎参观访问中国企业后指出：“即使是很简单的技术诀窍，中国国内的技术转移也没有展开。”令他感到更惊讶的是中国企业的信息意识，在中国“没有企业机密，所以在中国的大部分工厂我们可以自由拍照。这是在日本根本不能想象的事”[13](p.12)。笔者在齐齐哈尔调研时曾经了解到这样的实例：齐齐哈尔某机床厂由于缺乏订单而开工不足。在检查抗旱情况时，当时的黑龙江省领导发现缺乏节水滴灌的设备，便找到该机床厂。该厂很快就生产出滴灌设备，既缓解了工厂开工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抗旱的需要。像这样眼皮底下的市场需求机遇，企业也看不到。可见，企业迫切需要转变信息观念、转换信息机制。
从根本上说，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受到传统企业信息机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在企业制度创新中轻视甚至忽视信息机制的培育而造成的。因此，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企业的制度创新和重组必须塑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信息机制。
三、通过制度创新转换信息机制、推动技术创新的若干典型经验
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健全的信息机制，但笔者从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技术创新搞得比较成功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市场决定企业生存，企业应主动自觉地培育面向市场的信息机制。深圳康佳集团是我国首家华侨合资企业，该企业首批家电产品走下流水线时享受不到国有企业计划供销和“内销定点许可证”的待遇。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拿到海外去“推销”，经受市场经济大潮的考验。市场竞争的残酷，使康佳学会一切围绕市场、围绕用户的需求信息开发产品；学会实施严格的质量信息管理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学会利用价格策略使企业促销增利；学会“钻进”别人控制的营垒扩大市场占有率；学会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树立市场信誉和企业形象；学会按照市场要求进行企业组织设计等。正由于此，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康佳，一开始就主动自觉地培育面向市场的信息机制。
其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安排，跟踪并吸纳外部技术信息和知识。青岛海尔集团在这方面的主要做法有：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科技协作中心，负责全球信息的跟踪，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依据；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如每年派科技人员参加华盛顿CFC替代会议，发表科研成果，与同行专家切磋交流；聘请高校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交流，或者以招标方式同高校进行特定的项目开发；加强同世界著名设计公司GK、欧洲家电巨头梅洛尼公司、日本日立公司等的合作，以合资或技术合作方式获取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建立“每月一日世界领先科技成果研究”制度，由集团总裁、常务副总裁、技术中心、规划发展中心、销售公司、广告公司、产权办等领导参加，专门分析和研究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技术信息，捕捉企业创新的技术机遇等。
其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使企业成为“物料流转的制造系统与信息流转的创新系统的统一体”。武汉锅炉集团投资600万元建微机工作站，基本实现自动化绘图，效率提高200倍，成为全国CAD先进单位。由于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强了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为企业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增添了实力。广东科龙公司投资2000万元引进MRPII，达到A级水平。科龙基本实现了全公司的各部门、生产车间、原材料和产品仓库的计算机联网，大大地扩展了信息共享的范围和程度，提高了信息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使得物料流转和企业运行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中。
其四，规范营销行为，建立销售网络和市场信息反馈机制。在全国针织行业整体亏损的严峻形势下，以生产高档内衣为主的上海三枪集团近年来却获得飞速发展。三枪的市场营销颇有特色：新产品的推销主要通过专卖店，顾客买了三枪产品不满意，三个月内无条件给予退换或退货；顾客在其他地方不慎买了假三抢内衣，只要提供购物地点购物发票，可以换同类三枪内衣；专门聘请“啄木鸟”监督三枪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等等。这些做法开始连许多三枪人也不理解。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和安排，营造了三枪产品的名牌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根据信息活动的特点，在理论上存在四种理想化的信息机制：市场型信息机制、官僚型信息机制、宗法型信息机制和采邑型信息机制。我国传统信息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官僚型信息机制，缺乏强烈的信息意识和自主的信息整合能力，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开展。我国有些企业由于注重通过制度创新转换信息机制，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些有益探索为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可资借鉴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