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机制论文,作家论文,学院论文,化生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183-10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回到高校，拿起教鞭，站上讲坛，教书育人①。作家这种走进大学，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作家进高校是为了生存还是创作”、“作家可不可以培养”等话题的讨论。但是与媒体的热烈讨论不同，文学界对世纪之交的文学生产版图的改变似乎冷淡很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本文无意讨论“作家可不可以培养”这样的话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本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集体投奔高校？作家寄生于高校，是否影响他们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奔向学院的作家”②到底与高校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写而优则教”的行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此，笔者拟以王安忆的《天香》(2011年)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为例，试图分析21世纪文学的生产现状和精神危机问题。
文学场的裂变与学术场的膨胀
“文学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运用“场”的概念，将文学艺术作品与它们存在其中的社会世界概念化为“文学艺术场”、“文化生产场”，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辩证地整合到场域的视野中。文学场表现为权力、资本和惯习三种力量的相互纠缠和斗争，权力斗争和资本争夺是文学场的基本实践③。由是观之，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但无论是白烨先生的“三分天下”说(纯文学、大众文学、新媒体文学)④，还是王晓明先生的“六分天下”说(网络文学、盛大文学、博客文学、严肃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独唱团》所代表的抵抗文学)⑤，属于纯文学的那一部分作家队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判断也是相对的，纯文学内部也在进行着分化和重组。以作家身份而言，不必说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之间的分化与分野，即使是体制内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作协，走进高校，选择学院化生存。有意思的是，事实上，那些最终选择栖身高校的作家，如马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几乎是在纯文学领域暴得大名的作家。
作家为什么要进高校？对于作家进高校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为“稻粱谋”，作家希望通过在高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写作提供物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生产体制是作协——纯文学刊物(出版社)的专业作家体制，但是到了20世纪末，市场经济引发的作家队伍和读者队伍的流失和分化，使得纯文学生产重要一环的文学期刊发行量急遽萎缩，纯文学期刊无法生存，甚至面临改刊的危险。市场经济挤压下的纯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依靠纯文学期刊稿费生存的作家生活难以为继。虽然作协的专业作家体制还能给作家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是作协被人们所诟病的“衙门化”、“行政化”导致的作家创作个性的无形束缚，让作家意识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是首要的选择。而正好在这时，扩招后的大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办学大跃进，当“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⑥，到高校中去，成为无路可走的纯文学作家的最佳选择。第二，作家创作面临“中年危机”⑦，最典型的就是马原。20世纪80年代，马原依靠《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小说声名鹊起，但离开西藏回到内地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挫折，三离(“离藏”、“离职”、“离婚”)彻底打断了马原的写作灵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那种灵感、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欲望也就随之而去”，马原的创作面临严重的中年危机。进入高校，希望重新找回写作的状态，似乎是马原们的理想选择。第三，作家喜欢大学里的氛围，希望能满足聚众收徒的梦想。无论是马原、梁晓声，还是王安忆，抑或是阎连科、刘震云，在大学里聚众收徒，传播文学，似乎都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埋藏已久的梦想。
上述三点是21世纪最初十年，作家纷纷进入高校任教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点原因，作家们没有点明，但至为重要，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大环境。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知识分子作出重要的选择——回到书斋，作一个知识体制内的专家而不是混迹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淡出、学问登场，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激情消退的生活，“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没有幻想，只有现实”⑧。激情不再，没有创作动力的文学必然走向“中年危机”。恰在这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泛起的世俗功利主义、工具价值理性和“过日子哲学”及时填补了知识分子空虚的心灵。这种情绪首先影响到了大学老师，很多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继而也影响到了一批文学批评家，他们纷纷回到高校，最终也影响到了纯文学作家，他们也纷纷撤退，寄生于大学。
新世纪之交，文学场分裂为网络文学、纯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不同领域的作家，遵循不同生产领域的准则。纯文学固然拉不下面子，不屑于委身大众文学，而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也不屑与穷酸的纯文学为伍。因此，相对于寄生于磨铁、盛大、起点中文等“大生产的场次”(布尔迪厄语)的畅销书作家、走向电视的电视知识分子、混迹于各种报纸的专栏作家，纯文学作家从作协逃往高校，就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扩招之后大学里优渥的薪水，至少可以让纯文学作家们不必为生活奔波，而且可以安心遵循布尔迪厄所说的“输者为赢”的“颠倒的经济逻辑”，不用屈从于“大生产的场次”的“读者为上”原则，更可以避免遭遇磨铁沈浩波们“卖书如卖鞋”的对文学尊严的践踏。但是，对于逃往学院的作家来说，经历了世俗化洗礼的学院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是纯洁的“象牙塔”。象牙塔的生活并不宁静，大学“限制性生产场次”的各种或显或隐的规则，将羁绊他们追求文学的纯粹性、独立性、探索性的梦想。至少，从目前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作家进学院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质量的真正的提升。
对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选择，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力荐作家进高校的大学中文系的主政者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作为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王安忆入职复旦大学的推动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似乎有更大的考虑。早在新世纪初，他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人文教育的位置》⑨一文，从侧面表达了对当前糟糕的人文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只有加强人文教育的培养，才能克服强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大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人文教育不仅是帮助个体认识自我，而且能够唤醒人的良知来支撑自己的行动，人文精神所包含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个性充分发展的向往，对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德国、日本这样的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的国家，之所以会产生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与人文教育的失落忧戚相关，正是缘于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容易被注意到，等到大学集体发现就来不及了，已经无法阻止邪恶的爆发”的警醒，以及对大学糟糕的人文教育的不满，通过引进作家王安忆进高校担任创意写作学科的带头人，陈思和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
无独有偶，作为引进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大腕作家的第一“推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则在多次采访中明确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显然不满目前的大学中文系现状，他批评“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⑩。孙郁认为，“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甚至认为，“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孙郁的话透露出几层意思，第一，他指出了当前大学中文系荒诞的尴尬现实——大学中文系没有文学！大学中文系陷入“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为主，教授语言知识、语文修养，教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能力，却不教授文学创作能力”(11)的偏见中，其结果便是，大学中文系不仅不培养作家，而且文学所珍视的审美精神、艺术感性也被学院放逐太久了。不仅如此，文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外部研究所取代。第二，中国人民大学试图成为吃螃蟹的人，通过作家的“充满智性和趣味，充满挑战性和想象力”，刺激死气沉沉、板结化了的专业化思维，“让人的心性自由地奔跑”。在孙郁看来，“大学需要这样的精神”。第三，作家进校园，还能改变当前大学学术生态。一方面，学者化、专门化、体制化的文学产生方式冻结了大学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大学教授整日忙碌于发文章、填表格、申报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基地、中心、项目、评奖，文学研究堕落为填表大战、数目字管理和GDP中心主义，而更致命的是，“流水线成批量生产的论文，很多只是一种学术垃圾，他们的问题意识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对现实、对人性最深切的认识的基础上”。而作家的加入，让学术文章不那么了无生气，让文学研究可以不那么“功夫在诗外”，至少可以部分促进大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12)。无疑，孙郁触到了当下高校中文系的沉痛现实，也反映了部分“既是既得利益者，又心有旁骛”(13)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当前学院体制的警惕和反思。事实上，王安忆、刘震云等一批作家在高校授课，他们随性、感性、率性的讲课风格，比如刘震云讲课时的“幽默和智慧”，王安忆的小说实践课“非常具体，不悬空”，也确实给高校的人文教育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不仅如此，像马原的《阅读大师》、王安忆的《小说讲稿》和阎连科的《发现小说》，体现了进入学院后的小说家的理论自觉，特别是阎连科的《发现小说》，独创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内因果”、“神实主义”等具有阎氏风格的理论概念，并借经典作品之身，对其逐一进行了详细的定义与阐述。这些融合了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作品，大多是作家文学创作经验的生动提炼，自然比大学教授的纯粹知识推演要有意思得多。
学院化生存与纯文学的末路
对于奔向学院的作家来说，教师职业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相对比作协更为稳定的经济保障，为自由写作提供了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大众文学生产机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学院化生存至少可以保证那些具有纯文学写作趣味的作家不必屈从于大众和时尚的趣味，不必为出版社或者报社的“最后截稿期”而烦恼，“不必过分考虑读者和出版物的盈利情况，不必对读者俯首听命，不必为了大众的口味而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不必简化自己的语言”(14)。
但是对于大多数从事纯文学创作、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成绩和名声的作家来说，要想寻求一种学院化的生存方式，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高校中文系的主政者，都具有陈思和、孙郁这样具有强烈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怀和改造大学中文系教育的使命意识，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经历了院校合并的理工科院校来说，他们引进作家进高校，更多是出于功利的考量。对于那些没有多少人文传统，在高校合并浪潮中新成立中文学科的理工科院校来说，延请作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无疑是一个划算的选择——因为这是一条迅速提升大学知名度、在人文的荒漠上增加一抹文化底色的捷径。而对于像王蒙、贾平凹、陈忠实这样已经在现有的体制中暴得大名、积累了足够多的象征资本的著名作家，也乐得用已经获得的象征资本换取丰厚的经济资本。王蒙加盟中国海洋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成立王蒙文学研究所，贾平凹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实担任西安工业学院“陈忠实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作家与理工科院校结成同盟，表面是为了增加理工科的人文气息，背后体现的正是利益的交换——大学看重是作家背后深厚的文化资本；而作家看重的则是大学丰厚的经济资本。从目前的运作情况看，理工科大学与著名作家的合作，正验证了上述判断。王蒙和贾平凹担任文学院院长职务，虽然有实职，但并不管具体事务，对于这些高校来说，他们很清楚，他们看中和征用的只不过是这些作家身上的文化资源，事实上，通过一系列运作，这些以往籍籍无名的高校也确实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吸引外界的目光，至于大学缘于这些著名作家的加盟而改变了多少文化生态，就不得而知了。而对于那些没有多少知名度的作家来说，他们要想在高校中生存，谋得一份教职，就非常难了，因为与王蒙、贾平凹、阎连科等人相比，他们还缺乏足够多的象征资本。然而，就文学来说，“最需要资助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作家”。
即使是那些已经进入高校，从事教职的作家，作家和教授之间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教写相长”也并不如起先预想的那么乐观。作家进入高校，必然会掀起文学场和学术场的或隐或显的权力斗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作家进入高校，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在笔者看来，作家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当代文学曾经存在一个作家“下生活”的好的传统。虽然，作家“下生活”并不意味着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但是好的小说，应该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勘察。90年代以来，随着先锋派的崛起，这种好的文学传统已经被作家抛弃了，特别是文学期刊的“向内转”和“回到文学本身”，作家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小圈子里，囚禁在幽暗的密室里，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脱节。而作家学院化后，物质上的“上生活”，更是将作家的目光阻挡在象牙塔内，加剧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隔膜和割裂。这是进入高校的作家普遍面临的困境。无独有偶，桑德斯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进入美国大学校园的“学院派作家”的创作困境时认为，“作家学院化”“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他们对外部世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热情，他们的视野也许会受到限制，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学院式氛围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时事世人的态度，因为学院的文化气息是清高的、冷漠的，理智的、不动声色的，而同时又可能是片面的、狭隘的”(15)。桑德斯的分析不可谓不尖锐，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作家除了要面临上述的挑战之外，还要面临日益世俗化、庸俗化、体制化的大学文化的挑战。对于那些一心想谋求安宁的作家来说，中国的大学早已不是什么宁静的象牙塔，教授们也不再是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个体。大学知识的体制内循环，让大学成为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怪物，大学的学术不良和学术不端更是伤害了大学的功能和形象；而大学外部，教授们对世俗社会的献媚、盲从，对官本位的推崇、顺从，对市场经济下的市侩作风的热衷、依从，则加剧了大学的庸俗化。这种庸俗化的现实，本质上也是对文学精神的伤害。
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为上述分析提供了一个注解。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散文集。这本书写在作者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期间，所写内容是作者调入高校后的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作者称之为“最奢靡的诗栖生活”。虽然整部作品没有直接写高校，但是如果没有高校的物质保障和“宽松的环境”，作者不可能如此安心于过这样的农夫生活。从题目不难猜出这是一部“挽歌式的作品”(16)。在封面上，出版社打上了一段煽情的文字，“因为陶渊明，我们忽逢千年的世外桃源；因为梭罗，我们栖居百年的瓦尔登湖；而今因为阎连科，我们将与711号园隆重相约，然后离开”。阎连科站在后现代的边缘，向遥远的前现代和现代致敬，试图告诉人们，这部书就是一本现代版的《桃花源记》和《瓦尔登湖》。想必阎连科应该知道，人们千年来所一直崇敬的，并不是陶渊明所建构的虚幻的桃花源，而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人们向往的也不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宁静、安谧，而是梭罗身上的那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但是，《北京，最后的纪念》对菜蔬、林木、昆虫、鸟群的描写，精微、细腻、充满生命的质感和传奇，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田园牧歌，是杰出的生态主义文学，但是这个作品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对乡居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赞扬，更多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臆想式写作，把田园生活伪浪漫化、奇幻化了，显得不够真实。首先，在北京的郊区，能够拥有这样的庄园，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局长、将军，而田园生活的真正主人——农夫，却是缺席的。由此可见，对于阎连科这样脱离了乡村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够隐于郊区，确实是一段“最奢靡的生活”，不仅是精神上的，更是物质上的。其次，在711号园里，作家沉湎在自我建构的小世界里，将世间的喧嚣挡在门外，也将一个作家对现实的关怀挡在了门外。至于外面世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拆事件，阎连科却选择性地漠视。《北京，最后的纪念》传达出的其实是当下作家群体中的犬儒化的心态，在这里，作家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囚禁在乌托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作家与外部的世界之间构成一种对话的关系。
在一个充满紧张和焦虑的世界里，阎连科的从容和宁静从何而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作者“规避苦难、回避现实”，作家的沉默，其实是一种纵容，其结果最终是作家为自己营造的乌托邦的宁静生活被打乱，自己赖以生存的711号园被粗暴拆迁。阎连科对田园生活的热情歌颂，正是体现了逃往大学的作家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道德的冷漠和价值失守。与文章内容具有张力的是，封面的一段文字“这是吁天录，这是陈情表”，“上述最高层，下笔如有神”，“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全新表达”。从这本书的内容，我们没有看出作家的义愤，也没有看出对现实的批判。由此看来，封面上的这些文字只不过是出版社为这本书赢得不错销量制造的一个噱头和卖点。很难想象，曾经写出《受活》《风雅颂》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会放弃一个批判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
“回归原始，回归田园是知识分子文艺创作最后的精神乌托邦吗”(17)？丁帆先生的发问，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像阎连科这样原先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作家，与现实那么紧张的作家，会在书斋和纸面上给自己建构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悠哉自在、低徊吟唱、顾影自怜？答案便是一旦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的批判和抗争，选择一种犬儒化的生存方式，那么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已然失去了他们艺术话语言说的特权”，他们“只能在臆想的白日梦中去寻觅逝去的艺术的天堂，去寻找精神乌托邦作为避难所”(18)。然而，更严重的是，一旦知识分子放弃责任，回避现实，其可能结果便是，随之而来的被吞没和践踏的危险，而且自身的权利也要受到威胁。家园被拆，选择上书最高层的阎连科，注定做不了像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是他的目的并非为了树立起作为一名作家的荣誉和声望。这个文本从另外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所谓知识分子，总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权力关系的复杂结构之中，他们说到底不过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相当的文化和象征权力(或手段)，他们拥有相当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又是“被统治者”，因为相对于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受到制约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一切困境和迷惑的根源(19)。
作家进高校，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文学创作和理论写作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文学创作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充满生命体验和个体特性的话语，是具有活性的、弹性的、美感的语言，而学术化的语言则是一种追求规范的、理性的、逻辑严密的话语方式，遵循的是一套格式化的写作模式，研究者必须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学术的本质化的思维与文学创作的异质化思维，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了某种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进入高校的作家，对于高校一套知识化、理念化的生产逻辑，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反思和警惕，相反，还主动向这套知识话语靠拢。
在王安忆新近出版的《天香》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学院知识理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近乎知识考古学般的叙述，描写了一部风俗史、社会史、物质史，她写衣食住行，写造园，写服章，写技艺，似乎要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作家，为天地立心，为上海这座城市画像和代言。可惜，缓慢而平淡无奇的情节，对器物堆砌辞藻般的迷恋，注定了这是一部反潮流的小说，但它却获得了学院批评家的一致好评(20)。因为王安忆所建构的精致、繁复，正符合学院批评家的审美标准。
与学院派批评家的激赏不同，豆瓣网的普通读者(当然从网友的评论话语看，他们可能还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很有可能经受了正规的中文系训练的读者)的声音似乎显得更加理性和客观一些——“描写多了，论述多了，文章就散了，整部小说显得沉闷冗长”。同样一部作品，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观点恰恰是抵牾的，可以看出学者趣味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分野。虽然也有学者表达过王安忆写作中的知识化、学院化倾向的担忧(21)，但是，作家王安忆似乎非常满意自己的学者身份。王安忆心里其实有两个“鬼”，一个“鬼”就是张爱玲这样的通俗作家，还有一个“鬼”是鲁迅这样的精英作家。虽然很多人将海派传人的桂冠加在王安忆的头上，但是似乎王安忆并不领情，一方面大概是出于“影响的焦虑”，但是另一方面，王安忆心中其实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她并不甘心或者并不愿意做张爱玲式的作家。如果说以前这两个鬼还在她的心里撕扯、挣扎的话，那么经历了《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后一心想写“大的东西”的王安忆，放弃了自己本来擅长的对人性的探索，流连于历史学家的故纸堆里，一头扎进了自己庞大的体系的营构中。那个曾经的左冲右突的作家王安忆不见了，变成了一位勤奋而严谨的学者王安忆，然而，要写这样一个全景式的社会风俗演义，除了知识的考古和作家的才情之外，还要浸润作家的全部生命感觉，不仅是一部物质史，更应该是心灵史和精神史。世情背后的人情在哪里呢？那种300年的浮华背后的大悲悯在哪里呢？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在王安忆这里已经封闭了。“通性格人心、关时运气数、法天地造化”，只不过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一厢情愿。
在思考“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为何总难出现”时，雷达认为，“当下的刊物与学院式批评共谋，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风气，要求文学批评也要进入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式的书写范式，这种研究式的文章不允许作者出来过多地发挥感想，即使要说带判断色彩的话也必得引经据典，用别人说过的话来印证，导致了批评主体的消失，我们再也看不到像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傅雷批评张爱玲，甚至司马长风评《围城》那样尖锐透彻才华横溢、清新悦目的文章了”。雷达先生评价当下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文字，何尝不是对沾染了学院气息的作家的一种警醒。仅以笔者的阅读体验来看，王安忆的创作近年来存在两个大的问题，一是理念先行，批评家(学者)的趣味引领着作家趣味；二是进入高校后，写作太过于繁冗，精致、学究气，伤害了小说写作的多样性。《天香》只不过是回归学院的王安忆所倾力打造的精致、繁复的玻璃容器。《天香》是写给大学教授和文学研究者看的，而不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虽然作协和大学为她提供了足够可以不用为衣食而谋的优渥生活，使她能够从容践行文学场的“输者为赢”的逻辑，但是这样的写作，在为王安忆赢得体制内的喝彩声时，也束缚了作家的手脚，封闭了她对另外一种可能写作的探索。
此外，作家和批评家、学者在高校的会师和结盟，使得今天文坛出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几乎近年来纯文学作家出来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高校引起关注，都能赢得学院派批评家众口一辞的称赞，并且这些称赞声都能在专业类的文学评论刊物上以大版的篇幅发表出来。无论是早先余华的《兄弟》出版后，所引起争论的“复旦声音”，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为阎连科的《四书》《发现小说》举办的研讨会，抑或是王安忆《天香》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今天的学院派批评家对这些作家的新作几乎都是肯定的声音，他们忙碌于从文学史的话语传统中为这些新作寻找合法性的论证，而那种异质性的或者反对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偶尔零星的质疑声，基本上来自于学院之外的边缘学者或者非专业读者。桑德斯在分析美国的学院派作家所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的时候，特别指出了走进学院的作家与批评家和理论家之间的敌意和仇视问题。桑德斯认为，进入大学后的作家和学者之间就是一对冤家，“愈演愈烈的理论之风正在或已经把许多作家诗人变成受人左右的木偶，其后被更强有力的线牵着，如意识形态、遗传学、性别、语言等等。作家们深知把自己当作有目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不过是个幻想而已，他们想要向人们表达有意义的东西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在读者和书籍之间，在被蒙蔽的平民和难懂的意义之间横亘着新型的权贵，那就是评论家和理论家们”(22)。横亘在美国学院派作家面前的难题，在蜜月期的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却算不上一个障碍，究其原因，恐怕与中国作家进高校后，文学创作独立性和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双重丧失有关，因为作家与批评家已经从当初素不相识但惺惺相惜的诤友变成了如今的“同行中的朋友”，更是“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23)。
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看，作家进高校还面临第三重困境，即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这恐怕才是当下进入高校的作家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
格非在接受《羊城晚报》的采访中说，特别提及“高校的学院政治”，并认为很可怕，“这个东西不见得比社会更纯洁，一样的”。虽然格非没有具体解释是什么样的学院政治让他如此心有余悸。但是先锋作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希我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学院政治的可怕之处。作为先锋作家，陈希我的创作成绩和名声使得他还无法享受阎连科、王安忆、刘震云等人可以自由写作的特权，因此他的夫子自道，就具有了某种真实性，可以看成是大学学院政治对文学创作的伤害的明证。在一篇访谈中表达了自己身份错位的迷茫，“学院需要教师出成果，比如争创和保住全国重点学科之类，教师们都得添砖加瓦。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感到很惶惑，自己手上有什么砖瓦？自己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只是在这方面，我出不了太多的力。明白地说，我的能力是错位的，我的能力不是学院需要的能力”(24)。陈希我所说的这种学院需要的能力，其实就是当下体制下，学术与创作的抵牾，这也是学院政治的表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中国大学的知识生产面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风波之后，失意的知识分子很快进入了一种“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问变成了“书斋里的革命”，学者习惯了在书斋里重建文学的巴比塔。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本细读、形式主义、审美描述的文学性的研究代替了以往的道德化、泛政治化的方法，专业主义也隔离了学院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的热情。更糟糕的是，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业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薪级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25)。“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26)对于像陈希我这样怀揣文学创作梦想的作家来说，他们将时刻面临“不发表即出局”的威胁，面临着学术规训的压力，以及学院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排斥。学院政治的表现之二，便是学术生活的秩序化、等级化。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特别是国家加大了人文社会科学支持力度，大到985工程、211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小到各个地方的名目繁多的项目、高地建设，经济资源迅速向大学集中。大学教授不再是穷书生的代名词。但是学者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项目，他们非常自觉地“以最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非党派的(去政治化)和可操作的(技术理性的固化)形成呈现其路径”(27)。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严谨的学问研究范式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公共情怀和独立人格被消解了。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那种“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思想自由为承诺”的格林尼治村不仅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使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院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波西米亚隐喻的上海西宫里(沪西工人文化宫，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师大师生们聚会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生产中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曾经的知识分子不仅作鸟兽散，而且西宫也早已经从文化人的聚集地，变成了“杂货店和住宅”林立的地方，更不用说阎连科先生的北京城里的每天要被隆隆的火车声碾过的711园，现代化的都市早已容不下一个具有乌托邦气质的空间。作家的学院化生存，导致的是纯文学作家视野的向内转，虽然他们的精神气质也许会让他们反对学院呆板的学术规范，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无生气的学院气息的影响，他们日益将自己的视角转向象牙塔内、书斋内、当代“瓦尔登湖”边，他们迷恋于精致的象牙塔、繁复而精致的天香园、宁静的711号园，唯独忘记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对现实的批判性了。即使那些所谓的对现实世界和神性世界的关注，基本上也是一种虚伪的关注(这方面，最糟糕的就是马原，他进入同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后的10多年，不仅没有度过他的“中年危机”，相反加深了这种危机，其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2012年出版的《牛鬼蛇神》一书，可以看出学院政治是如何彻底桎梏作家的创作力和艺术生命的，在这部小说中，马原身上混杂的那种神性和世俗气息展露无余)。学院政治表现之三，则是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对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伤害。除了商业化、庸俗化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的伤害之外，大学的行政权的膨胀，不仅伤害了大学的专业精神，而且让大学陷入了泛政治化的困境中。不仅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上，那些能够进入高校的作家，基本上是被主流认可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作家。中国的高校，虽然“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但是本质上大学是一个学术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融合的综合体，并没有足够的自主性，政治正确而不是学术自由，是当下很多大学的第一标准。因此，对于那些不被主流待见和官方认可的作家，将很可能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杂文家韩石山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自己一次求职大学教授失败的经历，也无意中道出了学院政治的秘密，对于求职的失败，“分析来分析去，是作家这个身份坏了菜。替对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难以管束，万一言论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负相当责任。真要出事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28)。对于一个到处“惹事”，三天两天跟别人“掐架”、所发表的文章观点又不那么受“主流”待见的批评家，大学自然是敬而远之的。对于大学来说，“政治正确”，似乎永远是第一标准。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雅量，像阎连科这样遭到“上面”批评的作家，估计是很难迈进高校大门的。从根本来说，只要这种“学院政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独立性就是一个永远的梦中楼阁，像韩石山这样的作家的教授梦就一直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哪些作家可以进高校，哪些作家不可以进高校，这里还有一个大学学术共同体的趣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进入大学的，基本上还是王安忆、贾平凹、刘震云等遵循纯文学写作趣味、得到学院批评家追捧和认可的一批作家。
结语：文学与学院：我们该如何选择
很多作家在采访中论证“作家学院化生存”现象的合理性时，要么提及鲁迅、沈从文等作家在民国时期的高校教书的盛况，要么论及福克纳、索尔·贝娄等外国作家与大学的不解之缘。然而，他们忽视的是，且不说今天的作家已经没有了鲁迅、沈从文那样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即使是今天的高校，也似乎没有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福克纳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索尔·贝娄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那样的自由、独立的氛围。奔向学院的作家，今天正面临着进退失据的艰难选择。一种是作家甘心被体制收编，大学和作家结成亲密的同盟，同享体制的荣光；一种是作家不适应大学的体制，或者由于对大学体制的激烈抨击，被大学体制所不容，最后成为大学的出走者；还有一种就是作家的特性与大学的特性处于不断的磨合中，在不断斗争中，作家最终选择妥协。
作家和学院之间，有没有其他的路径可走？对于作家来说，做一个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固然值得尊崇，但是那种道德义愤式的批评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妥协与抗争之间，作家和大学之间其实还应该建构另外一条道路，这恐怕就是虽然身在体制中心，但自觉将自己放置于边缘立场，对学院的任何体制化、制度化的做法，保持一种天然的警觉和抵抗。一方面，在心中默默守护文学本身应有的特质；另一方面，对现实和任何异化保持批判的立场，“贯形而上与形而下于一体，集文学关怀和现实关怀于一身，容批判现实与宽容传统于一身”(29)，唯有如此，进入学院的作家，才能在文学场和学术场的斗争中不被任何力量所左右，真正守护内心那份属于文学的宁静。
注释：
①本文所考察的作家基本上是人事关系调进高校，在高校担任教授或者行政职务的作家，比如冯骥才2001年担任天津大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贾平凹2003年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王蒙2004年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王安忆2004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手创办创意写作学科。如果算上稍早一些的作家，如马原1999年担任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以及新近的阎连科和刘震云分别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加上格非、王家新、柏桦、梁晓声、陈希我等作家，如果算上以各种名义在高校兼职的作家，这个名单更加蔚为大观。
②曾念长可能是最早关注这一现象的学者，并对这一现象有很多敏锐的观察。曾念长并不是一个学院内的学者，他的身份更多是一个学院外的文化学者、专栏作家。参见曾念长《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③张意认为，文学场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文学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相逢，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将影响习性，生成有意无意的策略行为。“习性”观要求我们将文学场域的历史和行动者的性情辩证地联系起来。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4页。
④参见葛红兵、许道军《文坛三分格局的形成和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变——2009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⑤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⑥[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⑦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⑧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⑨陈思和：《人文教育的位置》，《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⑩《作家纷纷进大学当教授》，《北京日报》2012年3月23日。
(11)参见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正是敏感于中文系与文学的渐行渐远导致的当下中文系教育的危机，一批学者如陈思和、葛红兵、孙郁等在大学推进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试图在中文教育中闯出一条新路。
(12)蒙彬、李玉兰：《中国人民大学：当作家走进文学院……》，《光明日报》2012年2月3日。
(13)孟繁华：《学术的“通途”和“小路”——当下中国学术体制批判》，《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14)李莉：《“学院派作家”——纽约派诗人肯尼迪·科克初探》，《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15)转引自李莉《“学院派作家”——纽约派诗人肯尼迪·科克初探》，《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16)陶东风：《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兼论文学创作中历史与道德的几种关系模式》，《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17)丁帆：《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为案例(上)》，《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18)丁帆：《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为案例(上)》，《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19)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载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0)关于《天香》的评论，可参见《〈天香〉争鸣备忘录》，《文学报》2012年2月9日。
(21)参见郜元宝《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文学报》2011年11月17日。
(22)转引自李莉《“学院派作家”——纽约派诗人肯尼迪·科克初探》，《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23)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问题，阎连科有一段非常精妙的论述，在文章的开头中指出，“作家与批评家不是同行中的朋友，更不是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参见阎连科《作家与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阎连科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没有调进中国人民大学，他还没有意识到，不久后，他与批评家的关系正变成了他所反对的同行中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
(24)《作家进高校：学者炼成，作家死了》，《羊城晚报》2011年12月19日。
(25)[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6)[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7)秦国柱、罗勇：《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高等理科学报》2011年第2期。
(28)韩石山：《教授不是好当的》，《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
(29)参见吴冠军《失语与疯狂》，载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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