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社会资本、交易费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距论文,费用论文,资本论文,地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开始为国内经济学界广为重视和应用，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从本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独立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形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其增值性。它是一种可以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更多收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有效行使将依赖于相互信任、合作和互惠性的行为规范。社会资本通过节约交易费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础，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相关文献，同时给出社会资本内涵的明确界定；在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后，本文将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内容的地区差异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文章最后是简要结论。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最初出现于里达·哈内芬关于农村学校社区的有关讨论中（哈内芬1916，1920），他使用这个概念用来描述“那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较大作用的切实的物质”（哈内芬1916），哈内芬尤其关注于那些“组成社会单元”的重要因素的形成，如美好愿望、人际关系、同情心和社会互动等。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社会资本的完整定义来。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具体概念提出并且用于学术研究中则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其中美国学者普特南、科尔曼和法国学者布迪厄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是这三位学者创建了社会资本概念体系以及分析框架结构。
罗伯特·普特南（1993，2000）把社会资本作为进行有关政策研究和讨论的核心要素，并予以充分重视。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转引自周红云2003）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的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关的规范”。（孙丽军 石磊2003）。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特征就在于推动了组织成员之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协作。皮埃尔·布迪厄（1983）在其社会理论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殷德生2001），“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个成员”（布迪厄1997）从他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与集体成员和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一种社会资源，它是以相互认识与认知为其逻辑基础的，集体中的成员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并利用社会资源来获得更多收益。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科尔曼1990）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具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增值性特征，它的内涵比较广泛，它是指社会运行中的理性最大化的个体或组织（集团）在特定的社会网络系统中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的社会资源，这个资源可以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更多的边际收益。社会资本类似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道德，它几乎包括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所有的具有增值特性的客观存在。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在于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信任、合作以及具有互惠性的行为规范。
二、社会资本和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世界是一个存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由于受人的有限理性、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局限、未来的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性、交易中的风险以及个体机会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交易费用是根本难以避免的，交易费用是市场运行的必须成本，它广泛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很多领域中。交易费用的大小将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进行理性行为选择时只能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可能去消除它。基于上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定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本文所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运用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以提升经济效率。
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是形成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由于交易双方不能获得完整充分的信息，他们就必须为此而支付一定资源来搜寻、鉴别、使用信息，而这些经济活动都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所谓的交易费用。所以降低交易费用关键在于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在这点上社会资本的运行，可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增加信息的明确程度以减少交易费用。这是由于个体或组织内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运用社会资源时，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促进信息的快速流动和传播，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这样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性、真实性都将大大提高和加强，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克服由信息不完全、不充分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个体之间通过信息的分享、沟通及在此基础上的信任合作和行为上的有效配合为集体行动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并减少了市场运行成本，这样也就改善了市场运行效率，弥补了市场运行机制的不足，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个体之间获得的一致性信息将促使他们更好的决策，而且通过个体之间或组织内成员的相互监督以及互惠性规范来保障信息的真实性，从而促进交易双方彼此行为的一致。这时信息的充分性将会大大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
信任、合作是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减少交易费用的基础。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个体成员之间的一次交易只能是一种非合作的囚徒困境式的相互博弈模式，由于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只能导致非最大化的收益结局，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显然，这样的交易成本是很大的。而在社会关系网络内成员个体的交往或交易是长期性的，基于信息的充分流动，将通过相互之间的多次博弈达到收益最大。同时信任、合作亦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作为一致性规则被接受和执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只有相互合作、信任才能实现各自的既定目标。如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大多生活于封闭的村庄里，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和了解，很容易识别出对方的不诚实行为或其它的失约行为，因而如果某个村民产生了欺骗行为，他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即使这种惩罚无法在其本人身上实施，也可在其家庭成员身上实施。这样一来村民们相互之间就会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很少发生欺骗行为，因为欺骗的成本非常高昂。（张维迎2002）可以看出，组织内成员在运用社会资本时，通过相互的信任及合作降低了个体的信息成本和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
三、社会资本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近年来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及其设计等方面的主观因素。”（李善同等2004）也有些学者认为是由于“地区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在各地区分布的差异、各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农村工业化程度，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差别等”（王小鲁 樊纲2004）和以上诸原因的分析不同，本文认为，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社会资本的内容和质量分布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东部固然具有区位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通过经济行为人才能产生作用，才能具有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不难看出，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社会资本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上具有独特优势，我们知道，社会网络中或组织内的成员是在相互信任合作基础上并在互惠性规范约束下获得各自利益的，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互合作是因为合作为他们带来的边际收益要远远大于不合作时的边际收益，合作时的交易费用要小于不合作时的成本。所以，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激励经济行为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去获取最大收益，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因此，社会资本对于理性经济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它的分布、范围以及内容、质量将影响经济发展程度，它在不同地区的内容、质量差异将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多学者在研究后发现，东亚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资本的长期投资及其有效运行，社会资本在东亚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刘铁明2004）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的核心在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信任和互惠性规范，而网络、信任及规则（非正式制度）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基础上的，是在其基础上的自然生成，因而社会资本涵盖了个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积累下来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等。可以说，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社会资本内容。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而各自的社会资本的内容和实质也是不同的，而这又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
自近代以来，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和银行大都集中于沿海地区，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民族工商业也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或其周边地区。这种状况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都集中于占全国面积还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李善同等2004）东部地区由于最早接触到西方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管理等知识文明对这些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网络及商业文明。事实上早在古代这种商业文化及传统就已有之。如在浙江，远在我国的南宋时期，“永嘉学派”据以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曾提出“事攻之学”理论，提倡农商并重，义利并举，要以利和义，讲求实效。（赵晓彪2004）沿海地区大多具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和市场意识，在经商意识和商业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东部地区形成了具有强烈商业意识的广泛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如强烈的自主创业意识、积极进取精神和敢于冒险逐利的思想等，它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就更加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文明对于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西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很落后，受传统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很深远，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文化是排斥商业发展的，或是轻视商业经济的，人们大多没有经商传统，重农抑商是其思想文化的集中反映。因而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体现为保守、安于现状、自我封闭、不敢冒险等的潜规则，这支配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很显然，这样的社会资本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甚至是同市场经济的内涵相矛盾和抵触的，这无疑会增加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东西部地区在运用社会资本的程度、范围上也具有很大差异，而这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同进程。众所周知，中国人向来重视人缘、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些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经济交往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人们遇到困难时，首先会想到血缘、亲缘关系等，这已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大量经验验证。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福利。因而，这些人缘、血缘和地缘关系等早已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和西部相比，东部地区就善于利用这些社会关系来发展经济，并且成效显著。从民间来看，理性经济行为主体会积极利用血缘、亲缘这样的社会资本来增加预期效用。如专家称谓的“温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温州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利益于温州人对于社会资本的广泛运用。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地下钱庄的作用相当重要，这种具有很强效率的非正规的融资方式就是建立在血缘、亲缘以及地缘基础上的。而福建、广东等地民间则广泛吸引和鼓励海外亲属、朋友等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回到家乡投资办厂，繁荣了当地经济。从政府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政府大多比较开明，具有主动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意识，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去挖掘、培养、运用社会资本以发展当地经济，如创造适宜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制定一些发展经济的地方性规章、尊重个体的创业精神并合理引导等。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做的还不够完善。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本质上是一次制度变迁、制度再安排，其中既有诱致性变迁又有强制性改变，但从整体来看，其主导仍然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改变。因而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和个体相比，政府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配置社会资源来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更多地体现为当地政府在运用社会资本上的差距。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建立在商业文化及其价值观上的社会资本是和市场经济本身发展规律相一致的，从而内在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自我发展，与此对应的是，西部地区社会资本是难以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并且也难以融入到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这样，和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的社会资本事实上已经阻碍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优势，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西部在加速市场化进程中，在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改变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适应应为其政策的支撑点。
四、简要结论
从微观角度，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机制引导人们追求最大化的边际收益，它的内在核心在于社会网络、信任及互惠性规则；而从宏观角度，社会资本通过高效配置社会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它的内在机理在于节约了交易费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主要缘由西部社会资本内容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及政府在培育、运用、发展和保护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差距。社会资本的实质内容是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将决定交易费用大小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进程。所以，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政府（组织）或微观行为个体要培育、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社会资本，当然，这在短期内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