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请安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请安折是清代奏折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清代君臣沟通的重要工具。目前学界对请安折关注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零散简略，利用的史料多局限于康雍朝朱批奏折，很不全面。吴秀良与庄吉发就奏折是否源于满洲请安折的传统，形成了对立观点①。秦国经的《清代的奏折》(《清史论丛》2000年号)简要介绍了请安折的格式、装帧及密通消息的作用，但没有展开论述。其他论者多认为请安折无甚内容，可略而不论。笔者利用国家清史工程数字图书馆及各类已出版的奏折汇编，搜罗两千余件清代请安折，涵盖康熙至宣统各朝，并结合《清实录》、《清会典》、《清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试图对清代请安折的制度、内容、朱批及政治意蕴作出初步的探析，不当之处，还求教于方家②。
一 请安折制度及其演变
清代奏折按内容大致可分为请安、谢恩、庆贺和奏事折，请安折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请安折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伊桑阿所上，同年十二月又有山东巡抚佛伦的请安折，且皇帝在其折子里批有“此等请安事宜，不必时常具奏”③，这说明此前佛伦已多次上过类似的请安折④。清代，请安折制度十分严格，并不断发展、演变，内容十分丰富。
1.上请安折之人及请安对象
请安折主要呈给当朝皇帝，上折之人以各地将军、督抚、提镇等为主，也有一些短暂出京办事的京官，他们远离京城，需借助请安折遥寄恋主之情。但这种请安的资格经历了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最初只有奉特谕的人才可上折请安。如康熙四十七年，皇帝令湖广提督俞益谟“凡有请安或地方该奏之事即具折来奏”，授予其上请安折之权⑤。雍正朝以后，随着奏折制度的推广，能够上请安折的人也越来越多。文官中京官自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内务府大臣，至给事中等科道官员，外官自总督、巡抚至布政使、按察使，及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学政、织造、海关监督等)，武官如领侍卫内大臣、将军、都统、提督、总兵、副将、参将、城守尉，甚至有的守备官员，都可具折请安。许多退休官员如康熙朝致仕吏部尚书宋荦、道光朝二品顶戴休致汤金钊也多次上请安折。皇帝出京巡幸时，留守京师的皇子、王公、大臣们也不时上折问安。
一些特殊群体如名寺的高僧、在宫廷服务的西洋传教士以及边远地区或部落的头领也能上请安折，但为数不多。康熙年间，普陀山普济、法雨二寺主持心明、性统及西洋传教士苏琳、闵明鄂、郎世宁就屡次上请安折。道光八年(1828年)，拉达克部长敦诺普纳莫札尔上请安折给道光帝，表达敬仰和感激之情⑥。此外，清代袭封衍圣公的请安折也散见于各朝，笔者曾见雍正朝衍圣公孔广棨及道光朝衍圣公孔繁灏的请安折⑦。而清末新出现的驻外公使亦需递折请安。
除皇帝外，皇太后、皇后、康熙朝太子和嘉庆朝太上皇也接受臣子的请安折。如康熙四十三年，川陕总督博霁上奏请千安折给皇太子胤礽，书“奴才跪请千岁安……”字样，奉批语：“知道了。身体安善，尔好？”⑧其他例证后文会有涉及，此不一一展开。
2.请安时间
请安折有平时请安折和特殊时期请安折之分。清代臣子平时给皇帝上请安折的时间不固定，因请安之人职位高低、与皇帝亲疏远近而有所不同。一般职位较高、深受皇帝倚重或宠幸的官员请安较为频繁，如各地督抚、将军及皇帝心腹钦差。以现存较完整、连续性较强的康熙朝杭州织造孙文成、乾隆朝安徽巡抚裴宗锡、直隶总督方观承、海关监督成善四位高官宠臣的请安折为例，他们大概每隔一二个月就会上请安折一次，有时一月竟有两三次之多⑨。而职位较低、不受皇帝倚重的官员则请安相对较少。
臣子们平时上请安折也要掌握好时间间隔：间隔太短，皇帝会不胜其烦，甚至认为是虚文陋习、表面工作；间隔太长，则显得没有恋主之心。康熙帝对山东巡抚佛伦说“此等请安事宜，不必时常具奏”，但又批评川陕总督齐世武、巡抚鄂海折子间隔太久⑩。大臣们上请安折的时间还有一些避讳，如丁忧官员须百日服满后，才可具折请安。嘉庆八年(1803年)，总兵富兰因违规上请安折，被皇帝批为“糊涂非是”，免去本应赏赐之物(11)。
给太后请安的时间则有明文规定。乾隆在位时针对大臣请皇太后安过于频繁的现象，对请安时间做过两次调整。一次是三十一年(1766年)寄谕各省督抚提镇，嗣后遇皇太后圣诞及元旦方可恭折请安，不用无故频频请安。另一次是三十四年谕令皇太后万寿圣诞时只用贺折，不可附折请安(12)。辛酉政变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臣子专折请皇太后安也成为常例。
特殊时期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每逢年节，大臣们会照例上请安折，道吉祥，其他小节则不在此列。嘉庆十四年五月，皇帝批评端阳节上请安折的官员，认为“端阳非年节可比，无甚紧要”(13)。二是皇上大寿，文武百官要具折请安，外地督抚、将军等也可来京祝贺，并在规定日期内具折请安(14)。三是宫中举行重大典礼，上请安折是一个重要环节，如新君为故君服孝期满，举行释服典礼时，各省要员按例进折请安。四是宫中发生重大灾变，如皇太后、皇后、皇子去世，紫禁城、圆明园等处发生大火，京师出现洪水、地震、起义等，大臣都会上折请安。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盛京将军都兴阿因武英殿失火发来请安折问候(15)。庚子之乱时，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江苏巡政瞿鸿机、杭州将军常恩、湖南学政吴树梅先后上请安折表达关切(16)。五是皇帝身体不适或大病初愈，臣子们上请安折较往常频繁。康熙四十七年，皇帝偶感不适，气血甚弱，直隶巡抚赵弘燮在十二月初十、十五、二十、二七日及次年正月初二、十五日接连上折请安，直到皇帝朱批“朕已大安了”为止(17)。康熙帝病愈后，江宁织造曹寅、浙江提督王世臣等陆续请安，表达闻听圣体大安后的喜悦心情(18)。六是皇帝出京巡幸时，不能随扈或接驾的大臣会差人递折问安。
3.请安折的装帧及格式
请安折是清代规格最高的奏折之一，装帧十分精致。据咸同年间专替官员写奏折的饶旬宣记载，寻常请安折面版同底版均用云龙黄绫裱褙，折身表里用黄粉笺，封套外用云龙黄绫，内用黄粉笺。节庆日请安折及封套均用鹤顶条魁红纸为底。亦有少数请安折及封套不用云龙用别项花样。国丧期间，凡请安折均用白纸，不用黄绫(19)
请安折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敬语，请太上皇安写“太上皇圣躬万万安”，请皇太后安写“皇太后万万安”、“皇太后圣安”，请皇上安写“皇上圣躬万安”、“皇上圣安”、“皇上万安”等，请皇后安则写“皇后金安”。这只是大致而言，大臣们可略有调整。
关于请安人上折时的自称，康熙朝满汉官员分别称“奴才”、“臣”。雍正帝即位之初曾让闽浙总督满保、两江总督查弼纳等满洲大员改称“臣”(20)，但绝大部分官员依旧习称“奴才”，这造成了满洲官员上折时称谓的混乱。乾隆帝遂于二十三年规定，“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21)。此后各朝满洲官员上请安折时一直称“奴才”。
早期请安折的文字以满文为主，后来汉文请安折逐渐增多，也有满汉合璧的。书写格式亦逐渐规范。雍正朝山西巡抚诺岷的请安折沿袭康熙朝旧式，为“奴才诺岷、连肖先、高成龄跪请圣主万安”(22)，皇帝朱批改正，要求文武大臣请安时在署名前注明官衔，联名请安的，正文只书为首官员名字，其他人最后列名即可。而盐政、织造、热河总管及各关监督也在道光二十九年被谕令呈递请安折时需书写官衔(23)。其他细小违规则会被斥责。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谕：“本日副都统谦光呈递请安折，跪请二字，俱于首行连写，殊属不合。”(24)
4.上请安折的方式
请安折按署名人的多寡来分，有个人请安和联名请安两种。个人请安较为常见，但联名请安也不算少。皇帝出巡，众皇子(有时也包括皇孙)皆列名请安。京官请安，同一衙门官员可同写一折，以品级最高者为首，其余官员在最后署名。不同衙门官员亦可联名请安。乾隆六年规定：“嗣后请安折，著大学士、九卿、銮仪卫并一折，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并一折，尚书房、南书房并一折，内务府仍旧另折具奏。”(25)外任官员，在同一地区的可联名请安。雍正三年(1725年)，皇帝指示理藩院侍郎鄂赖，若与副都统达鼐在一处，可一齐缮写请安折(26)。乾隆帝也曾明确要求驻守同一区域的将军、副都统请安同缮一折(27)。
此外，还有代为请安的情况。在籍休假的官员可通过地方官代为请安。道光帝驾崩后，告病在籍之前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委托安徽巡抚王植代为向新君请安(28)。少数民族宗教领袖或首领也可托清朝官员代为请安。光绪朝驻藏大臣希凯、热河都统色楞额曾分别写折代西藏僧侣、卓索图盟长棍桑珠尔莫特请安(29)。
5.请安折的呈递
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亲信家奴送到京城，等候朱批发下再将折子带回。皇帝还鼓励大臣委托他人捎带请安折，以免为递送无甚内容的折子而徒费人力、物力。康熙朝江南三织造就负有帮当地将军等转递请安折的义务。康熙帝多次下旨杭州将军诺尔布、普陀山僧人的请安折交与织造孙文成，与其折子一处发。一次因未捎带将军的折子，孙文成还特意向皇帝说明诺尔布已差遣人，此次无请安折子(30)。各地督抚也可帮当地新上任官员、下属官员、告假在籍休养或休致官员转呈请安折。同治元年，山西巡抚英桂就曾帮休致在籍的前任大理寺少卿田雨公转呈请安折三封(31)。请安折的呈递地点亦有要求。平时请安折应差人送到宫门口。特殊时期如皇帝巡幸热河、木兰出哨及出巡回銮，须差人分别往南石槽、石片子、圆明园递折(32)。
一些驻守边疆的武官通过驿站向皇帝驰递情报时往往顺便捎上请安折。不过也有官员专程驿递请安折的，皇帝们对此深为不满并明令禁止。雍正帝曾谕令各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平常请安折不可由驿马驰递(33)。乾隆帝也多次强调请安一类的寻常折件如若不跟其他紧要折子一起，就不该劳累驿站。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副将军阿里衮都曾因驿递请安折而受到乾隆帝的批评，认为“徒劳驿马”(34)，“未知朕心之以天下为重”(35)，乘便奏来即可。
清末，一些远在外地或外国的官员开始通过电报请安，这可视为请安折的一种新形式。光绪二十七年驻美公使伍廷芳从海外发来电报，向皇上、皇太后请安(36)。三十四年，光绪帝病情恶化，陕西巡抚恩寿、湖广总督陈夔龙、广西巡抚张鸣岐、广州将军孚琦、四川总督赵尔巽纷纷发来请安电报，表达对皇帝的关心(37)。
二 请安折的内容及朱批
清代请安折的内容繁简不一，除了问安语之外，有时会附陈他事，所含信息颇为丰富。皇帝的朱批时常不局限于请安一事，多言及他事，且各朝朱批的风格、内容各具特点，尤为值得关注。
1.请安折的内容
一般请安折格式固定，内容较为简单，仅“恭请皇上圣安”或“跪请皇上圣躬万安”即可。复杂一点的，还可在折中表达自己及家族深受主恩愿效犬马之劳的感激之情，如康熙五十年，闽浙总督范时崇在请安折中说：“先臣祖父共沐恩波……惟有时加惕励，以报主恩于万一耳。”(38)
许多请安折在请安之外还附带奏陈他事，或讲述自己的生活、工作状况，或汇报当地雨水、粮价、民情，或奏报案件，或传递小道消息，或评论、参劾他人，可谓包罗万象。有请安并报告自己情况的，如康熙五十五年，大学士王掞在请安折里汇报自己已病愈，早上开始入署办事(39)；有请安一并谢恩的，如康熙四十七年，安徽巡抚刘光美请安并奏谢皇上赏赐鹿肉(40)；有请安并汇报他事的，如川陕总督佛伦在康熙三十三年的请安折内奏报西安、凤翔二府雨水调匀，麦子生长较好(41)。
清代提镇大员因病或丁忧开缺的，病愈或丁忧期满需重新起用时，可通过呈递请安折向皇帝发出信号。嘉庆二十四年规定等待起用的提镇官员，统由兵部知照军机处，再令该员自行具折请安，等候任用(42)。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廷想重新任用前兵部尚书王茂荫，但王身体未愈，上谕让他安心调理，病愈后立即具折请安，听候差用(43)。光绪朝上谕也要求深受倚重、因病开缺的大学士阎敬铭“一俟病体就痊，即行具折请安”(44)。
2.请安折的朱批
臣子上请安折，皇帝一般有朱批，或在折端，或在折底，或是夹批。批语长短不一，简单者只“安”、“朕安”、“朕躬甚安”、“知道了”几字，复杂者则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帝王生活的各方面，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只针对请安一事，与臣子寒暄，闲话家常，如雍正帝在鄂尔泰请安折中说“向来朕甚畏暑，今岁都中盛热而总未觉苦，饮食起居更好”(45)。二是不作答请安一事，转而言及他事，如询问请安人当地雨雪、农作物耕种与生长、粮价、民情等情况。三是皇帝既批示请安一事又言及他事。康熙帝在李光地请安折内既批“朕安”，又讲“卿留心河洛久矣，见来书愈知理明识远”，让他看几幅图(46)。有时朱批还告知上折人与请安折一起呈递的其他折子的去向。乾隆三年定边大将军福彭请安折内朱批：“朕安。奏折留中，汝指日到京面谕可也。”(47)
有时同一地区督抚等问安比较集中，皇帝只在一人折中批示，令传给众人看。康熙四十三年闰四月初八日，川陕总督博霁、陕西巡抚鄂海都上了请安折，康熙帝只在博霁的折子上作了批示，叫他给鄂海看，并在鄂海的折子上告之朱批在总督请安折内(48)。
请安折朱批还可反映皇帝的心情。雍正二年，西部战事顺利，雍正帝十分畅快，给臣子的朱批中也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他在黑龙江将军陈泰请安折中批：“西部之事比所望更有成效……此皆因上天、皇考、天神特施恩泽佑护所致。为使尔欢喜，特拟写颁下。”两江总督查弼纳、山西巡抚诺岷请安折中也有“西部喜报传来，万事顺遂如意”，“朕忭欢不已，难以用笔形容”(49)等语，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3.朱批的朝代特色
请安折朱批前后风格、内容也有变化。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前期朱批较仔细，篇幅较长，后期渐趋简单。
康雍时期的请安折，皇帝朱批往往长篇大论，且连臣子的一些文字错误也不放过，时常挑出来加以修改或责问。康熙帝曾批改了陕西肃州总兵路振声请安折中的诸多文字错误，在“圣驾巡临口外，溽暑驰劳”旁批道“避暑之地何尝有溽暑驰劳？亦非朕之所为”，在“无能躬亲犬马，一片愚衷莫可如何”句旁打上一连串的叉叉，批“文不通”，并责骂“此奏折文理不通，不合”(50)。
雍正帝最喜在请安折内勉励臣子，“勉之”、“勤之”、“慎之”、“勉为之”是其朱批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他勉励都统查克旦：“朕拟派尔至巴里坤署富宁安将军印。职任重大，好为敬勤。”他鼓励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尔日后必成为人才，多加自爱。勤之，奋之。”他告诫振威将军穆克登：“尔之名声不甚好，尽力勉之！”(51)雍正帝还常对上折人作出褒奖或指责，他在屡立战功的顺承亲王锡保请安折中赞其为“有才之王”(52)。在一道联名请安折中，他将陈泰名字删去，批道“不知羞耻，玷辱父祖，该杀”，衮泰、塔尔岱名旁则批“朕前衮泰，尔好么”，“朕之宝贝塔尔岱，尔今痊愈乎？慎养”(53)。
乾隆朝以后，请安折朱批日趋简化。乾隆帝一般仅批“朕安”或“朕安，卿安否”等套话，或在请安人名字的两侧对其做出评价。嘉道两朝继承了乾隆朝朱批评语的特点，皇帝常常在臣子的名字旁给出简单评语，主要有“似可”、“尚可”、“有劳绩”、“精壮”、“老成”、“中下之才”、“明白可靠”等。道光帝对于满人的请安折，还喜用满语批示，虽然用词与汉语没有太大变化，大体只有“ombi”(可)、“kemuni ombi”(尚可)、“ojoro gese”(似可)、“unenggi akdun”(诚实可信)等，但显示了其对满洲清语旧俗的重视。咸丰朝以后，朱批连对臣子的点评也少见，多数情况下只批“安”、“朕安”、“知道了”而已。
当然，清中后期请安折朱批总体趋于简单，但也不乏一些较长的朱批。嘉庆十八年，阿克当阿在天理教“紫禁城之变”后上的请安折，奉朱批：“遇此奇事，宵旰不安，仰沐天恩，今已大定。正法者二百余人，缉拿者尚有百余人。真异变也！”(54)光绪二十五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因皇帝病未痊愈上折请安，朱批“览奏已悉。朕躬仍日进汤剂，总未大安，每日召见臣工尚觉勉强，朕亦不胜焦急”(55)。但这种较长的朱批较前期已是少之又少了。
三 请安折的多维政治意蕴
请安折内容虽不及奏事折丰富，但也并不像前人所说无甚重要。由于时代及观念的流变，许多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在过去也许恰恰为人们所看重。以笔者之见，请安折至少富有以下几层政治内涵：
1.维系礼制
请安折乃封建礼制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上下尊卑、君臣观念的外在体现，同时它又强化了礼的等级性。
首先，请安折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明确了君臣关系，维系上下尊卑的秩序。上折请安是臣子亲上之诚的表现，当大臣本人无法亲自面见皇帝时，这种方式能够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和关心。正如康熙五十年新任浙江巡抚王度昭请安折中所说，“恋主之私无日敢忘”，特上请安折表达对皇帝的思念(56)。皇帝生病或京师遇重大灾变时，臣子们高频次上请安折慰问更能显示其对君主的关切和忠诚。
其次，接受请安折是权力、身份的象征，也是维护皇家尊严的重要方式，其政治象征意义远远大于请安行为本身。乾隆帝退位时特别规定除随奏事件请安折外，内外大臣恭递庆贺请安折须缮写两份，分别呈递太上皇及嗣皇帝(57)。咸丰帝病逝后，在赞襄政务王大臣与两宫皇太后激烈争权之际，兵部侍郎胜保等给皇太后上请安折，被肃顺一派斥为违制，交部议处(58)，足见他们颇为忌惮慈禧太后等以接受请安折的方式提升地位、巩固权力。辛酉政变后，太后垂帘听政，要求内外臣工凡请安折须缮写三份，分别呈递两宫皇太后及皇帝。后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时也有如此规定，即臣工请安折须于皇太后、皇帝面前各进一份(59)。不难看出，接受臣工的请安是对统治者身份和权力的肯定。也正因请安折代表着皇家尊严，其规格也是奏折中最高的，不仅用黄面黄纸，甚至还用黄绫，装帧精致考究，图案也以象征天子的云龙图为主。历任皇帝还十分看重请安折的格式，稍有差错，即会下旨训斥。雍正十三年，陕西巡抚硕色请安折内未将隐格抽去，即遭到斥责，让他回奏一折加以解释才将其宽免(60)。道光元年十月，蕴端多尔济等在进折贺皇太后万寿时，一并写折向皇后请安，道光帝因以前从未见有人如此进折请安的，骂他们“糊涂冒昧，不晓礼仪”，并给予处分(61)。此外，臣子呈递请安折时也忌讳颇多，不仅要避开丁忧期，还不能将奏报不吉利之事的折子跟请安折放在一起上呈。康熙五十六年，孙文成将请安折与奏报普陀山和尚性统等病故折装在一个封套内，被康熙帝怒斥“无礼，不敬……已撕弃矣”(62)。康熙帝还在福建巡抚满保的折子里批道：“擒贼折子与请安折一处，殊属不合。”(63)
请安折还强化了官员间的等级关系。文武大臣须达到一定品级方能上请安折，等级较低的官员只能通过自己的上司代奏，故而上请安折亦是臣子的无上荣耀。乾隆三十四年，东陵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品大员公义因未达规定品级而给皇太后上请安折，遭到皇帝训斥(64)。嘉庆朝革巡抚职赏给蓝翎侍卫的常明本应让领侍卫内大臣代为请安，但他却违制与现任大员一样请安，嘉庆帝传旨申饬他的越礼行为，并传谕奏事处，“嗣后凡奏递请安折者，均应遵照定制，按其官阶，应行呈递者始准接收，其越分呈递者，即行驳回，以辨等差”(65)。
2.联络感情、笼络人心
请安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感，拉近距离的媒介，它用家常的、轻松的语言，营造温馨的气氛，君臣互表关心，互诉衷肠，建立起良好关系，从而达到增进感情、拉拢人心的效果，这是一般奏事折难以达到的。
雍正初年，皇帝在给重臣年羹尧、岳钟琪等请安折的朱批中，对他们赞许有加，“观之确一队可慕之大臣，实未见一不称职之人……朕一一念你们之名时，从太监皆交口称赞。顺便将朕喜悦之情写下寄去，令你们笑之”，“你们此队大臣，朕如何仁悯、施恩之处，朕实无主意。嘉奖之字，皆不相称。惟天地明鉴，增寿与你们，永为国家太平之柱，子孙繁盛”(66)。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欣赏甚至吹捧之意，反映出皇帝对他们的倚重。请安折不仅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礼仪，更是君主笼络人心的工具。
皇帝在朱批中还会问候一些老臣、重臣的父母及妻子，以示体恤、怀柔之意。康熙帝对西安将军博霁礼遇有加，经常在其请安折中问候他们夫妻，以致博霁感激地说：“又问奴才夫妻好……奴才不甚感悦。”(67)有时朱批中还告知出征将领其父母情况，让他们放心。雍正十二年喀尔喀副将军策凌请安，朱批告诉他：“朕于初七日见尔母，甚为健壮，气色如常……尔不必为尔母过虑，交付于朕。著一心一意拜请天佛之恩，勤理军务。”(68)通过言语间的关心与交流，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君臣之间的距离。
臣子们从朱批中感受到皇帝的关怀，倍加感恩，也验证了请安折的这种功效。雍正朝第一宠臣鄂尔泰在西南任职时，皇帝每每在其请安折中吐露对其身体的担忧，一再劝他凡事量力而行，不可勉强。鄂尔泰更是屡次上折谢恩，对皇帝的慰问感激涕零，“臣跪捧卒读，感痛失声，妻子惊看，莫知所以”，还说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因此只有勤于职守，“念念存公，刻刻去私”，才能报答圣主的垂爱(69)。
3.训诫劝勉
请安折的另一个作用则是皇帝借臣子请安之机，对其教导劝勉。有时皇帝在请安折中亲自传授臣子为官、做事之道，勉励他们勤奋律己，恪尽职守。康熙帝教导山东巡抚王国昌“尔等受重恩，为地方官吏，惟洁身以图流芳。民之生忧，关系总督、巡抚，不可不慎之”；指示江南总督邵穆布“太湖设总兵官之事，应与二省提督商议，不可不令彼等干预”(70)。雍正帝还在吉林将军巴赛请安折中告诫他不要过于仁慈，“凡事循理赏罚并用，方堪此任”(71)。为臣者除礼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要求在请安折朱批中屡有体现。皇帝经常在臣子请安折中表示，爱君之心不在于做表面文章，而应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康熙帝在内务府总管凌普的请安折中批道：“尔于事漫不经心，凡各项不分要紧与否均耽误，请安何用！”(72)雍正帝即位之初，遇有臣子请安，都叫他们放宽心，不要记挂自己，一心一意料理地方及自己所任事务。
此外，许多皇帝还在臣子请安折中对其作出评价，或夸奖，或责骂，以达到鼓励劝勉的作用，前文已有叙述，此不赘言。
4.监视与控制
请安折还成为皇帝了解军国大事、体察民情、监视群臣的辅助手段。皇帝多要求臣子乘请安之便，奏报一些实信，以利于国计民生。康熙帝曾要求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使等与诸省将军、督抚、提镇一样，“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所言若是，朕则择而用之，所言若非，则朕心既明，亦可手书训谕，而尔等存心之善恶诚伪，亦昭然可见矣”(73)。皇帝不仅要求臣子随请安折奏实事，有时还会在请安折上直接批示想要获取的信息。
第一，皇帝通过请安折与臣子讨论军国大事，传递机密情报。雍正元年十一月，雍正帝借副将军阿喇衲请安之机，指示他：“尔之要员全部带去，此乃非也。穆克登、杨昌泰、图巴，俟旨到速交绰奇，拨足马畜行粮，将此三人抓紧时机驰速遣回。”(74)庚子之乱时期，漕运总督松椿因帝后西逃而请安，表示自己定会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督率文武官员认真防守。朱批中告诉他銮舆定于初八日自太原巡幸长安，让他会同刘坤一力保东南门户，以维大局(75)。
第二，皇帝可以借助请安折掌握地方民情。康熙帝在位时，多次要求地方大臣将当地情况随请安折一起奏闻，故彼时臣子请安折内多奏报本地雨水、粮价、民情等，也有人因违背皇帝意愿而遭到批评。康熙帝在浙江巡抚黄秉中请安折内批道：“特许上折子，原为察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而赐，如何米价贵、盗贼案多少等事，尔并不奏这等关系民生的事，请安何用？甚属不合。”(76)乾隆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京师微震，镇守古北口的马尔拜只上请安折却未提到当地的任何情况，皇帝觉得“不得封疆大吏之体”，让他回奏驻地有无地震(77)。请安之外，有没有陈奏其他实在的事情，还成为官员是否恪尽职守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乾隆年间，山东布政使赫赫、新授镇海将军赵宏恩、广西提督豆斌都因只上折请安而未奏报地方事务遭到皇帝指责，认为他们对所属事务全不留心，不称职(78)。
第三，皇帝经常在臣子请安折中命他们打探某官员品行动态、民间社会舆论等不易觉察之事。康熙三十三年，两江总督傅拉塔请安，皇帝问他：“漕运总督已调，于成龙已有旨了，召乔来至京城等事，舆论如何？”(79)雍正帝在副都统达鼐请安折中令其如实密奏石文焯、钟海、李元英等声名(80)。臣子反馈的信息则未必一定要出现在请安折上，也可另写一折与请安折一起呈递。这种权力必须经过皇帝的授予方可行使。嘉庆六年，乌里雅苏、塔尔巴哈台两处协办领队大臣即得到恩准，遇有密奏事件，“于请安折便，专折具奏”(81)
第四，皇帝还能透过请安折把握大臣的动态。清代官员新近抵任或出外办事回京后，按例应立即上请安折(抵任上谢恩折亦可)，以便皇帝了解其是否顺利到任或安全回京。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出使欧洲归国的志刚记述自己本日至京，但因病惫未具折请安复命(82)，说明上请安折原是其一项义务。对于这种未按时请安的情况，皇帝还会派人调查。光绪三十三年，镇国公溥植被派往白龙潭拈香，四五日后也未见请安折，上谕命宗人府查明缘由(83)。皇帝也能通过臣子请安折发现一些问题。乾隆帝驾崩不久，湖北按察使张长庚与布政使祖之望前后两天上嘉庆帝的请安折竟都在“请安”之下添了“叩慰睿怀”四字，皇帝大为恼火，因从未见有此款式，判定二者如此划一，必定是商同缮写，他还想到若是官员密奏之时也如此，则大有弊病(84)
顺便指出的是，皇帝在请安折内多次鼓励大臣本人亲手写折，不要假手他人。康熙帝在两江总督傅拉塔、甘肃巡抚齐世武的请安折中都有此要求(85)。为减轻臣下的心理负担，他还多次劝慰他们，字写得不好有错也无妨，“尔等折内，皆朕随手草书，再无一人知道，亦无底稿”(86)。许多大臣上折时还会注明是自己亲手写的还是请人AI写作，噶礼的请安折就多在末尾标明“奴才噶礼亲手写”，这显示了请安折在传递信息方面的机密性。
5.亲疏之分、满汉之别
如前所言，请安折并非一本正经地专论大事，而是带有温情的一面。仔细品味不同人的折子及皇帝的朱批，可以看出明显的亲疏之分、满汉之别。
上请安折频率高低不同，本身就是亲疏有别的重要体现，与皇帝亲者自然上折较频繁，交流也多。同时，请安折内容也因亲疏远近而有差别，与皇帝亲者其折内常有悄悄话、亲密之语，而与皇帝疏者则多是些生硬的官话。
皇帝给不同人的朱批也体现了亲疏差异。皇帝喜欢在请安折中跟自己的宠臣、心腹们说私房话，或闲话家常，或批评褒奖，语言清新随意又不失诚恳关切之情。康熙帝在云南巡抚吴存礼请安时说：“朕安。近日起居饮食颇佳，弓马如旧，每日修书不肯间住，此朕之最乐之事。”(87)似乎是两个老友间的闲聊。雍正帝在两江总督查弼纳请安折内朱批：“送一匣清茶房干果与尔，怎比得上尔南省的果子呢？再干羊肉朕食其味甚美，一并赏送于尔。”(88)言语活泼愉快，一点儿没有官话。他对山西巡抚诺岷说自己比去年冬天又胖了，“为使尔高兴，特寄之”(89)。雍正帝即位之初还曾在甘肃巡抚绰奇请安折内批示：“切勿心太大，亦毋期朕之私恩。朕如今已非仅属个人，著慎之又慎。”(90)若非心腹，又何来如此谆谆告诫。皇子等至亲的请安折朱批也比较随意。康熙帝北巡口外之时，给留守京中的诸皇子请安折朱批甚多，有时高兴，就与皇子们分享自己哨猎的收获；有时不悦，也会批评他们，“朕欲寄此处情景，但以尔等撒谎，故扫兴乃止”(91)；有时太忙，直接在折子中说“其余无闲空写”，“今因凑手不及，故未多写”(92)。而其他与皇帝接触较少或不被皇帝信任、倚重的官员请安折中的朱批则很少这些私房话，即使偶有关心的话语，也比较刻板。
从请安折中还可看出清初明显的满汉畛域。皇帝在朱批中对满汉官员往往区别对待，对满人常说私密之事，对汉人则一般以公事为主。康熙四十八年，杭州织造孙文成的请安折奉朱批：“朕体安。今年得病时，尔处杭州众满洲皆安否？将军之书又不来，朕心为众满洲著实忧愁，著将此书与众满洲看。”(93)体现了康熙帝对驻守江南的满洲群体的关心与担忧。而他对汉人则心存芥蒂，在山西巡抚苏克济请安折中令其不要把自己赏赐之物给汉人鉴赏(94)。他还多次乘臣子请安之机告诫满洲大臣要严加提防奸诈狡猾的南方汉人。五十四年，两江总督赫寿的请安折中奉朱批“尔满洲人也，恐尔听信汉人妄传之言”(95)。广东巡抚法海上任不久，就将当地总督、提督都参劾了一遍，康熙帝在其请安折中怒骂“尔该死的！相信汉人之空论，恐误大事”(96)。相反，在汉官请安折中，鲜有涉及满汉关系的朱批，一般朱批都以公事或安抚性问候为主，差异显而易见。从请安折中还可窥见康熙帝在面对党争和满汉冲突时，虽表面主持公道，暗地里还是站在满人立场上，对汉人士大夫心存戒备。三十三年，他乘川陕总督佛伦请安之机告之各派斗争并让其密访徐乾学、郭琇等人动静(97)，即是满汉有别的明证。
请安折也是清代统治者保持满洲旧俗的一种重要方式。清制规定各地驻防满洲的请安折，一律以满文书写，并鼓励本人亲手写。康雍年间请安折尚能以满文为主，但是乾隆朝以后，满人的满语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一篇简单的请安折也不能写了，屡为皇帝训斥。道光七年，广州将军庆保请安折等均用汉文书写，道光帝痛心疾首，感叹“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提出要加以整饬，以防满洲旧业废弛(98)。咸丰元年，新授科布多参赞大臣色克通额的请安折和谢恩折都用汉字，被传旨申饬(99)。不仅如此，道光帝还身体力行，在满洲官员请安折中尽量以满语批示，以期引起臣子对满语的重视。此外，皇帝要求满洲官员上请安折时仍称“奴才”，而不像公事奏折一样称“臣”，也是为了“存满洲旧体”(100)，防止沾染汉人习气。清代统治者力图维持其满族特性的心思在请安折中得到真切反映。
以上我们依次论述了清代请安折的制度、内容及朱批，并阐释了其政治意蕴。需要指出的是，请安折的多种政治功能并非同等重要、一以贯之的，不同朝代请安折各具特色，恰是其某些政治功能式微的表征。
乾隆朝可谓请安折发展的转型期，随着奏事权的逐步放开，官员奏事途径不断拓宽，请安折密通消息的功能明显减弱，随之而来的则是其日益流于形式。许多外省官员把请安看成表面工作，习为故套，请安折也变得无甚内容，甚至乾隆十七年皇帝巡幸口外时，陕西巡抚钟音竟派人预先送请安折，出现误投的笑话，后又慌忙上折说明(101)。此时皇帝的心理也十分复杂，一面希望臣子能乘请安之便多报实事，继续保持请安折的实用性，即“具折请安并无陈奏之事，则虽有忠爱之忱而实未知朕之心也”(102)，一面又无可奈何地禁止与日俱增的虚文，多次传谕大臣们不必屡次专折请安，只要留心民情，忠于职守，“则胜请安多矣”(103)。同时，皇帝在其中的朱批也日渐简单，只是一些套话而已，很少再有前期的长篇大论。请安折的监控功能为其他奏事形式所取代成为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请安折在清中后期仍然为历代皇帝看重而得以保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它在维系礼制、联络感情、训诫劝勉、了解官员现状等方面的功能一直延续，甚至可以说因监控功能的衰弱而愈加凸显，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清代请安折所需注意的。
①Silas H.L.Wu,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36；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第32页。
②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清代请安折数量还非常有限。据了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请安折约15万件，数量巨大。我们的研究只是管中窥豹。
③⑧⑩(41)(48)(63)(67)(70)(72)(79)(85)(86)(91)(92)(94)(95)(96)(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341；11、623；59；363—364；895；355；193、607；1543；55；25、261；308—309；582；458、461；1204；1018；1255；62页。
④此外，康熙十六年的一道上谕也提及“公主等请安折”，但由于笔者未见满文原件，其是否系请安折或请安片，尚有待考证。该材料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页。
⑤(17)(18)(38)(40)(50)(56)(76)(8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册，第834页；第二册，第269—271、274—275、295—297、305页；第二册，第311、316页；第三册，第234—237页；第二册，第244—245页；第三册，第1—2页；第三册，第257页；第二册，第724页；第三册，第225页。
⑥(15)(16)(29)(75)国家清史工程数字图书馆，录副奏折，档号：03—2587—087；03—4671—026；03—5566—014、03—5566—021、03—5566—028；03—5523—062、03—5567—051；03—5943—017。
⑦(28)(31)(47)(54)(55)(60)朱批奏折，档号：04—01—30—0080—017、04—01—14—0065—029；04—01—12—0475—060；04—01—12—0494—034；04—01—14—0004—013；04—01—01—0545—031；04—01—01—1032—053；04—01—30—0041—039。
⑨《孙文成奏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抚皖奏稿》、《方恪敏公奏议》、《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第1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
(11)(13)(14)(42)(65)(81)(84)《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08，嘉庆八年二月辛丑；卷211，嘉庆十四年五月己巳；卷211，嘉庆十四年五月庚午；卷358，嘉庆二十四年五月辛未；卷150，嘉庆十年九月丁巳；卷79，嘉庆六年二月癸酉；卷39，嘉庆四年二月丙辰、丁巳。
(12)(34)(64)国家清史工程数字图书馆，寄信档，档号：03—131—5—064、03—133—3—021；03—132—4—028；03—133—3—019。
(19)(32)饶旬宣：《饶崧生先生折谱》，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1、72；81—82页。
(20)(22)(26)(49)(51)(52)(53)(68)(71)(74)(80)(88)(89)(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66；162; 1158；690、691、702—703；1272、1414、1273；2065；2052；2242；46；537；1427；314；552；9页。
(21)(25)(27)(35)(77)(78)(100)(101)(102)(10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申；卷148，乾隆六年八月甲寅；卷250，乾隆十年十月壬寅；卷41，乾隆二年四月丁亥；卷269，乾隆十一年六月庚辰；卷304，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卷360，乾隆十五年三月丁未，卷361，乾隆十五年三月甲子；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申；卷224，乾隆十七年十月戊子；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丁卯；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戊申。
(23)(33)《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1190，第12册，第857页；卷696，第八册，第671页。
(24)(44)(83)《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74，光绪十五年九月乙巳；卷257，光绪十四年七月丙寅；卷575，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壬申。
(30)(62)(93)《孙文成奏折》，第32、68、41；96；23页。
(36)(37)国家清史工程数字图书馆，收电档，档号：2—04—12—027—0043；2—04—12—034—1005、2—04—12—034—1011、2—04—12—034—1013、2—04—12—034—1020、2—04—12—034—1028。
(39)(46)(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九辑，第41—42页；第九辑，第25页；第一辑，第93页。
(43)《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1，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癸丑。
(45)(69)《朱批鄂太保奏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3册，第327页；第1册，551—552页，第2册，3—4页。
(57)庆桂：《国朝宫史续编》(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8第73页。
(59)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174、175，《续修四库全书》第8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01页。
(61)(98)《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4，道光元年十月甲申；卷127，道光七年十月己卯。
(66)《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30页。
(7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壬子。
(82)志刚：《初使泰西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79页。
(99)《文宗显皇帝实录》卷33，咸丰元年五月己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