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当局论文,大陆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49年到现在，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敌对时期、松动时期、调整转变时期。考察国民党大陆政策演变的过程，分析导致其演变的内外部原因，可以找出国民党当局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 台湾 大陆政策 演变 趋势
1993年是海峡两岸交往非常热烈，但斗争也趋尖锐的一年。一方面，两岸民间最高层次的“汪辜会谈”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在台湾岛内也掀起了一股“大陆热”；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在追求“一国两府”、“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台湾“新前途”方面也措施连台。一时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笔者认为，若想对这些问题有一清醒的认识，有必要全面考察一番国民党大陆政策演变的过程，分析导致其演变的内外部原因，可以找出国民党当局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总体趋势。
（一）
国民党大陆政策是台湾当局总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迁台40多年来，大陆政策一直是台湾当局推行其“内政”与“外交”的基础。随着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也在逐步地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
这一时期是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军事敌对状态的时期。国民党作为曾经统治全中国的执政党，自逃到台湾后，仍抓住其“法统”不放，自称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企图有朝一日夺回全中国的统治权。国民党以台湾作为“复兴基地”，以“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为其终极政治目标，视中共在大陆的政权为“叛乱团体”。因此，这一时期（即国民党所谓的“动员勘乱时期”）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国民党1949年以前大陆统治时期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延伸。大陆政策作为内战的延续，其实质是与中共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实行资本主义的两种前途之争。
第二阶段（1979年－1988年）
这一时期是蒋经国在坚持“反共复国”原则的基础上，大陆政策有所松动的时期。
1979年元旦，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构想。面对中共强大的和平统一攻势，台湾当局一方面坚持“反共拒和”与“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另一方面又遵循“有所变，有所不变”的指导思想，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松动的迹象。
1979年12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略有弹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以此来对抗中共的和平攻势。1981年4月，国民党“十二大”正式把这一口号定为该党的政治纲领①。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已从过去的依靠军事手段“反攻大陆”转变为“和平统一中国”。对于两岸的民间接触，采取“不鼓励、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
1986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报告，第一次对统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承认，“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也不能不改变。会上蒋经国首次提出“和平统一五项政治主张”，表示要在台湾实行“政治革新”的同时开放两岸联系。
第三阶段（1988年－现在）
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和党主席，逐渐掌握党政大权。从此，国民党大陆政策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大转变的时期。
1988年2月22日，李登辉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以新的观念处理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李登辉一方面重申“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但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社会中宣布放弃“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原则。为使台湾当局重返国际社会，李登辉采取“舍名求实”的方针。如在谈到台湾参加亚洲银行问题时，他强调“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国改了名称以后，以正式会员的名义参加的时候，权益上有没有损失？”“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我们可以参加”②。1989年3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对被称为“台湾来的‘总统’”表示“不满意，但可接受”③。同时一大批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纷纷抛出“新加坡模式”、“德国模式”、“一国两府”、“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国家结构模式。由于这些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台独”、“独台”倾向，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现阶段大陆政策》，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实质性转变。它具体表现在：在中国前途和台湾前途方面，以维护台湾的安全与福祉为其考虑的着眼点，政策的重点从过去强调的“反共复国”转变成“偏安等待”。台湾当局在制定和执行大陆政策时，追求的是安全第一，统一第二，台湾的前途高于中国的前途；在两岸关系方面，遵循“政经分离”、“官民分开”的原则，采取了“民间、单向、间接、局部渐进”的措施，并设置了执政党“大陆工作会报”和“大陆工作小组”等专职机构，并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两岸关系的发展。次年2月，台“法务部”制定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暂行条例草案》，力图以法律形式将两岸交流限制在“非官方、非政治性”层次。1990年5月，李登辉当选为新一届“中华民国总统”。他在继续大力推选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本土化，台湾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大陆政策调整的步伐。首先在组织上，于1990年10月7日在“总统府”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10月18日在“行政院”设立了“大陆委员会”，并以民间财团法人的形式成立了处理有关大陆事务的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使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决策、执行机构程序化，形成“上下贯穿、前呼后应”的“一条鞭”体系。其次，在政策上于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统会”制订的“国家统一纲领”，确立了两岸交往的近、中、远程阶段性目标，以此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
（二）
有人把台湾当局的“内政”、“外交”与大陆政策看成是“三位一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方面，大陆政策是推行其“内政”与“外交”的基础；另一方面，其“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发展、变化又影响着其大陆政策的演变。近年来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急剧演变正是台湾岛内“外交”与“内政”发展变化的反映。
首先，从台湾当局的“外交”方面看，自70年代开始，随着东西方冷战对峙趋于缓和。整个世界格局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在中、美、苏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增强、美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围堵战略”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急于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结束中美的敌对状况。而中美改善关系的一个最大障碍便是台湾问题。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尚被台湾当局所占据，并有50多个国家仍维持着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强烈要求驱逐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所占据的席位。1971年，联合国大会根据政府继承原则作出决定，驱逐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大门。随后，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大陆建交和复交，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以至当时台湾“外交部”被讥称为“断交部”。另外台湾被迫从一系列的国际组织中退出，特别是1978年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更是给台湾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其“外交危机”空前严重，国际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国民党如果继续顽固地坚持其僵硬的大陆政策，将更难立足于国际社会。
其次，从台湾当局的“内政”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结构的变迁，其陈旧的大陆政策使其政治体制也面临着重重危机。(1)国民党迁台以后，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在台湾一直维持着高压军事统治。虽然国民党号称为“宪政体制”，但在其“动员勘乱时期”，在戒严与勘乱的政治体制下，“宪法”赋予民众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一些基本权利都被禁止。军特系统的触角伸向岛内的每个角落，民众动辄得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压抑、恐慌状态。台湾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结束“动员勘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恢复宪政体制。(2)国民党在台湾40余年的统治，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面临严重的挑战。“法统”一直是国民党维护其在台湾实行一党专政的法宝。作为“法统”象征的“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由于其终身代表及委员们因年龄增大而相继去世，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幻像再也无法维持。尽管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中央民意代表机构”进行改造，但其“法统”危机始终无法化解。李登辉上台后提出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正是基于对这种危机的深刻认识。(3)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及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各界的参政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人民对国民党垄断政治资源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党外势力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给国民党政权以强烈的冲击。根据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整个台湾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不稳态。面对政治变迁所带来的压力，迫切需要国民党改变其独裁专制体制，推行民主改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台湾40年来经济有了高速发展，但其“内政”与“外交”的危机却空前地严重。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革新保台”的意识便应运而生。而要革新，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必须首先解决两岸的关系问题。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可以说是其进行所有革新的关键。
（三）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转变，特别是李登辉主政以来大陆政策的显著变化，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动员勘乱时期”的终止和“临时条款”的废除，为海峡两岸良性互动增加了祥和的气氛，准备了客观基础，两岸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两岸民间交往日益扩大。自1987年8月国民党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开始，又相继开放了两岸的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至1992年止，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访问、旅游、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人员已超440万人次，大陆赴台湾人数也超过了2万多人次。两岸民间交往已突破了台湾当局所制订的“民间性、间接性、单向性”原则，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二，两岸经贸联系加强。尽管台湾当局对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作了种种限制，但大陆这一非常有潜力的市场仍吸引大批台商赴大陆投资办厂。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得更为迅速。1992年，两岸转口贸易额达到74亿美元，较1991年的58亿美元增加了27.6%，1993年两岸贸易额比1992年更大。这两年也是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一个高潮，并且投资主体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多为一些中、小企业，自1992年开始，台湾一些大中型企业也突破限制来大陆进行投资。尽管台湾当局对当前两岸经贸发展的势头及贸易依存度的增大表示不安，并一再重申要“降温”，但这一大的趋势却不可阻挡。
第三，两岸事务性接触扩大。随着两岸联系的增多，一些事务性的接触不可避免。国民党当局所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为摆脱“三不”政策的限制，台湾于1991年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受台“行政院”领导，由国民党中常委辜振甫出任董事长），以此作为与大陆进行接触的民间中介机构。大陆于1992年年初，也相应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作为中共的中介机构与海基会联系。这两个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民间中介机构的成立，特别是去年4月在新加坡进行的“汪辜会谈”，为两岸的事务性接触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渠道，同时也为两岸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可能。
在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转变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这集中体现在台湾当局追求与大陆的对等政治实体地位这一点上。李登辉执政以后，加快了其谋求台湾成为一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步伐。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李登辉主导的大陆政策几乎只停留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等极为抽象、空洞的口号上。1991年2月，台湾当局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并以此作为指导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高原则。在这一“纲领”中明确提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条件，并以“三通”和经贸往来作为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筹码。随着台湾“宪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国民党政权的“台湾化”、“本土化”，国民党内部“主流派”“独台”意识的增长，这些都给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国民党大陆政策中这种追求“对等政治实体”的企图及其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纵容已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普遍关注。台湾自古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的统一、富强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台湾当局以拖待变以及使海峡两岸关系复杂化、国际化的企图必将遭到全体炎黄子孙的坚决反对。
收稿日期：199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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