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起源论文,文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0，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138-07
在文艺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借助体制力量，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不同的政党意识将文艺工作者、社团、出版、文艺论争、接受机制等组织和整合成为系统化、程序化的文艺制度。文艺制度是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中想象和实施的。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国共”双方文艺制度的建构更是和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资源重组联系在一起。
一、1929年的权力空间和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成型
“革命是一场精神的建构”，“在革命的构想中思想居于中心”，“所有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思想来构筑的”[1]。按照这样的理解，政治活动中思想的构想和现实化以及对不同思想的控制就成为整个权力夺取、巩固和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文艺是精神建构的重要方式和载体。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的政治想象中显然包含文艺的内容，并着力通过中央宣传部去组织、干预思想和精神的建构。
1929年是国民党政府将“思想和精神的建构”体制化和制度化的一年。体现在文艺制度方面，从体制上，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190次常务会议议决的“宣传品审查条例”确立了中央宣传部“思想和精神的建构”的权威性，同时确立下来的还有审查和执行党政分立的体制格局，这保证了在现代国家框架中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合法性。第三条“审查之宣传品其征集手续如下：一、各级党部及党员印行之宣传品及与宣传有关之刊物，均须一律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二、凡不属本党而与党政有关之各种宣传品，除由中央宣传部征集外，其关系重大者，各级党部须随时查察征集，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第十二条“反动刊物之查禁印售，反动宣传品机关之查封，及其负责人之究办，由中央国民政府令主管机关执行之。”[2] 564-566许多研究，往往注意了国民党政府意识形态统治的严苛，而忽视了国民党政府把体现政党意志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的企图。因此，1929年也是国民党政府进行意识形态，尤其是针对文学艺术统治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7月，颁发“检查电影片规则”；8月，在上海设立“电影检查委员会”。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制定“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6月22日公布《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
安德鲁·甘布尔在其《政治和命运》中指出权力、身份和秩序三个维度构成政治王国，其中“权力是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它所提出的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和怎样得到。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所作出的决定事关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谁该被包括其中，谁该被排除在外。它决定资源的分配方式，从公职的任命分配到各种款税和利益的分派，以及由公务人员直接控制的诸多行政和管理决定。因此它包括了掌权政治，此种政治是任何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体系都不可缺少的，但它又远比这一体系更广阔，包括政党组织和压力集团，以及与扩展中的国家相伴相生的各种网络和政策共同体。”[3] 1929年，“国共”分野和对峙的权力空间之中，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使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文艺体制的建构和制度的完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几乎所有文化体制建构和制度完善都是针对“局外人”中国共产党的。虽然“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4] 虽然“1927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5] 272-273但军事斗争的暂时失败和组织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在“精神的建构”方面同样招致彻底失败。明显的对比是，与军事斗争的暂时失败和组织体系的瓦解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同样在1929年的成型。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其文艺制度同样生成于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权力空间，在“政党”化的过程中生成着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并健全自己的组织体制。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同时强调“党在这些工作中，必须切实审查给予正确的指导。”关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中央宣传部应该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他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而应当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宣传部的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设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中“审查科——审查全国各级党部的宣传教育材料，并负责纠正所发现的错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其宣传品也应当审查”；“出版科——管理公开发行、出版的事务”；“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全国各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6]。这就确立了中央宣传部在整个文艺制度中的权力合法性和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在1929年的完型，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制度想象和机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迅速地把自己的制度和想象推进到文艺的实践层面。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成功地左右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方向，显示了其组织文艺活动、控制文艺方向的能力。1929年秋末冬初，潘汉年受党的委派，招集太阳社、创造社部分党员开会，讨论党中央关于解散创造社、太阳社，另行组织左翼文化界的统一组织，并正式商谈筹组“左联”。不仅如此，作为政党的非法性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精神借助现代传媒在基层社会的流布。这可以从当时国民政府公文所透露出的焦虑不安看出来：“据中央宣传部呈称，查各地发现反动刊物，虽迭经属部呈请钧会转饬查禁，翼绝流行。而近据各地报告，仍不免有反动分子潜伏，妄鼓邪说，淆惑视听情事，若不严予纠正，为害滋巨”(《查禁反动刊物令》)；“查共党反动刊物到处寄递，煽惑民众，近日益无忌惮”(《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2] 567-571。而在苏区，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草拟了大会决议案。其中第四部分对宣传工作做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7] 因此，种种事实表明：1929年，在政治的“精神和思想建构”层面上的文艺制度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已经构成和国民党制衡的态势。
B·N·格鲁宁认为：“从1925—1927年大革命长期不变的和不可逆转的客观结局来看，‘失败’这个词用在国民党身上比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更为恰当。”[8] 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虽然1929年国民党在思想、文化的体制化和制度化上应该说相当成形，但这没有妨碍处于非法和边缘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的建构。从效果上，国民党的体制化和制度化匮乏向民间、基层渗透的力量，这样无根化的体制和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流于空转。相反，中国共产党既注意思想的生成，同时又注意将生成的思想往基层和实践层面推演。
二、1921—1927：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草创
1921—1927年可以称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草创期。“1921年到1927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向真正的政党过渡的时期。”[9]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具备了严密的政党组织形式，同样发育成熟了自己的政党意识形态。研究1921—1929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它的起源一开始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933年2月13日《社会新闻》所载《左翼文化的今昔》一文说：“共产党的文化运动，严格地说，要从一九二八年春共产党设立文化支部起。”就像我们上面分析的，这个判断如果是着眼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组织化和体制化，大抵不错。但文艺制度是一个历史延续过程，这样去观察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历史起源真的要追溯到新文学之初，至少要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
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在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至少是读过中学的，虽然没有搞学术研究的学者。中国共产党选拔了不少知识分子到领导层中去，它的历史作用是把普通人民带到政治中去。中共的结构保证了中央领导权，同时由党组织按照它的利益动员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5] 250“中国共产党的奠基的一代人”的世界观模式，在整个中国共产党思想和精神建构谱系中具有原型意味。他们选择启蒙作为自己的生命理想，但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启蒙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是政治启蒙，而且抹平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界限，把被启蒙者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构成的底层社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三条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0] 5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与所谓的“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进行了“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甄别和厘定，以体现其政党基本立场。这一立场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启蒙和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双重原则。这样的双重原则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要从他们喜闻乐见出发开展文艺活动，对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活动则是加以“改造”从而符合其政党利益。
不仅如此，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文艺工作者对政党组织原则的服从，成为影响文艺生产的重要因素。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涉及到党的宣传。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或决议的文章”[10] 7-8。按照这样的原则，文艺活动的个人实践也自然会被整合到政党利益为目标的组织体系中。“保证中央领导权”和“党组织”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制度的想象、制定、阐释和实践的核心。在这样的个人对组织绝对服从的政策框架下，就不难理解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的“太阳社”和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主体的“创造社”与鲁迅的和解、联合结为左翼联盟了。
中国共产党不仅规定了出版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且通过设立出版社和出版图书切实地介入到现代出版界。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通告，谈到“现在状况”和“将来计划”时，其中“现在状况”之“政治宣传”第6条，是“中央机关设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计有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民斯特丛书五种，共12种各3000份[11] 32。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出版、传媒的介入，应该说要早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但也正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对现代出版、传媒才有意识地开始了政党框架的实践性运作。上海书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之一。它于1923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1926年2月4日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妨碍治安”的罪名封闭，先后存在3年左右。据该店负责人徐白民回忆：“一九二三年秋，我在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职，开学还不到一星期，接到钟英(党中央)的快信，叫我即日去沪，有事面谈。我就于次日动身，第二天去看瞿秋白同志并见到中央负责人，知道党要在上海设立一个书店，叫我负筹备和主持的责任。”[11] 61在上海书店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新青年社，上海书店查封又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关于上海书店成立的宗旨和任务，上海书店成立时有一个开幕启事刊登在1923年11月20日出版的《新建设》(恽代英编)。其中指出：“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责任，所以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12] 诚如后人回忆的：“上店(上海书店)正式开幕以后，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都在上店印行；……上店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宣传”[11] 62-63。与人民出版社纯粹的政治宣传不同，上海书店成立伊始就意识到“文化责任”，它也曾经出版了蒋光慈的《新梦》。虽然客观说其主业还是比较单一的政党意识宣传，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出版活动，对文化和文艺现实参与的开始，而且这样的参与是以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形式出现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的组织建制和领导机构设置应该是整个文艺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之“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指出：“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今特具体地规定下列诸办法：一、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十一、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挥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10] 199-200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尤其是针对乡村，文艺成为自己宣传构想和实践中的重要内容。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论及出版物问题、部务问题、编译工作问题、地方报告问题和工农通信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之“宣传问题”中指出：“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文字等项，最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13] 75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机构设立和着力建设，一开始虽然也是为了政党宣传的开展，但当1929年，中国共产党将对文艺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归口到中央宣传部时，中央宣传部成熟的组织建制和管理体系自然会对文艺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向真正的政党过渡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涉及几乎所有的文艺生产相关的政策制定、制度实施、机构设置、媒体运作等环节。不仅是在这些环节渗透其政党意识形态，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以中央宣传部为体制中枢，对这些环节的组织、控制的能力。
三、“复兴城市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全面开创
1927年后，“真正的政党”化的中国共产党加快了文艺制度的体制化和制度化的进程，上海成为整个文艺制度展开的中心。从1928年5月18日，“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提出“恢复城市工作”，中国共产党进入“复兴城市运动”时期。对于“复兴城市运动”之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影响也许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正是由于“复兴城市运动”，城市知识分子才不断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焦点。从前面对中国共产党草创期文艺制度的观察，也能发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直在进行着调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之“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大会在审核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时，指出有三个要点可以批评，其中第一、二点检讨了“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和“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第三要点特别指出：“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我们党员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于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其实，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10] 199-200这里强调了知识分子通过“造就”可以转化为“革命战士”。
1928年5月11日，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构成，指出：“第三党的来源——当国共分家的时候，有一部分曾经在政治上和革命潮流中混过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C·P·的叛徒等，一方面不满意C·P·的革命策略，深恨工农运动过火，一方面受国民党在朝派之压迫，没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动，进一步还想组织第三党(他们的名称还没有确定)。所以从历史上看，第三党的运动，只是一部分失意的怯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于革命潮流中的余波。”针对这样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青年学生群众，我们要积极的作革命理论和策略上的宣传，尤要领导他们作学校内各种日常生活的改良斗争使他们得到革命中正当的出路而归于本党影响之下，过去党和团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学生运动，这在客观上是足以帮助第三党影响的。”[14] 101对知识分子的争取，直接关系领导权、资源分配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重新整合、改造以改变政党资源分配的新生力量。1928年6月11日，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指出：“中央自路案发生以来，已发出四次通告指示各地，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我们要求全体动员参加反帝运动推进反帝运动，并且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14] 157
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组织化，通过1928年春夏城市支部建设得以实现。1928年5月18日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的工作”，对于过去组织工作“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所以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的问题予以检讨，为改变这样的状况，“务必坚决的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针对城市组织工作，“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之三提出建立“城市街道支部”，“每一个街道(或邻近街道合组的)支部必须按照党员职业别而分成支分部，超过五人之支分部须另分小组，不满三人同职业的同志则编入某一支分部，平时只开支分部或小组会议，以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代表支部会议”；“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共工作连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14] 103-106。1928年6月12日，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指出：“这一次反帝运动，中央特别指出复活城市工作的前途，并订出行动大纲，主要的是扩大反帝运动，扩大工人运动基础，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联系到党的改造和建健支部基础。”[14] 150-151
也正是这个过程，使城市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文艺工作者被纳入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借助城市支部建设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其实主要是对文艺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组织化。上海闸北区的第二、第三两个支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的，“其成员大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以后，从各地转移到上海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组织上交给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搞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人运动。”虽然中国共产党组织城市知识分子的初衷是领导群众工作，但是工人运动不是知识分子的长项。“因为在这个支部有几个小组的成员，都是从前线和日本转移到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除了办书店，编杂志、写文章之外，别无用武之地。”[15] 126-128事实上，“办书店，编杂志、写文章”也和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也有暗合之处。这一时期，文艺问题的独立性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指出：“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应当趁他们动摇的时期特别注意。上海广州北京各大城市除以党名义办的刊物外，还要出版一种灰色刊物，多谈反帝运动，反对苛捐杂税，要求民权自由，批评反动政治。对于左倾的文学团体，应设法影响他们，使他们联合发表政治的宣言，如反帝及要求言论集会自由等。”[14] 151-1521928年8月11日，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要求“灰色刊物须尽可能利用我们领导的灰色团体拿钱来办。灰色刊物当然是采的民众的批评态度，但必须遵守下列的政治精神”[14] 377。1928年7月10日，“宣传工作决议案”之十四，“除掉图书馆，我党机关办的书铺也是宣传工作公共的形式”；之十五，“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及新剧、文学等团体”[14] 255。
1928年，中国共产党不断出台文件，加强对党员身份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加强对非政党性质的刊物、书店、社团等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和政策框架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和现实推进到文学教育、文艺社团建设以及文艺论争等重要层面。创造社的改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创造社的改造一方面固然是文学对时代的顺应，另一方面这种顺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运作而得以按照党的政治预想来实施。
形象地说，创造社的改造经历了一个内部的自我纯洁和外部的政党输血的过程。参与创造社改造的郭沫若回忆道：“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正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退下了战线。”[16] 所谓“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退下了战线”，先是郁达夫、张资平的离开，后是王独清的被弃。这样在“前进”和“没落”的历史叙事中，创造社一方面从文学理念上清算“个人主义的妖氛”[17]，另一方面纯洁队伍并进行资源重组，以趋近革命时代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
创造社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对创造社的选择之间的趋近和叠合的现实基础，是创造社成员的逐渐中国共产党党员化。1927年底至1928年初，文艺界开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社以一个文学团体，自觉地搞起这种启蒙运动，”“创造社的转变很快地引起党的注意，初梨、乃超、彭康、镜我等同志也积极靠拢党，先后请求加入组织，创造社整顿以后，党还派干部组织我们学习。”[18] 在‘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个问题，就指示郭沫若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阳翰笙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创造社的，据他回忆：“郭老这次让我到创造社，主要还是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他要求李一氓同志也留下来，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工作。……在创造社里，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与太阳社相比，他们的党员很多，可能有二十多人，他们大概有两个党小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第三街道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19] 将党的组织建立到文艺家群体中间，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想象得以畅通地进入基层的一个重要策略，它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之间有着类同性。文艺制度的建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就保证了文艺制度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匹配和默合。改造后的创造社成为“左联”和后来的“作协”、“文联”组织模式的雏形。
创造社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影响文艺论争的前提，从1927年底到1928年10月，在约两年的时间里，上海文艺界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据夏衍回忆，1928年至1929年，赣、粤、闽一带工农红军和国民党战争正酣，中间还有大部分领导人到莫斯科去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反对陈独秀托洛茨基的斗争也很剧烈，“文艺界的问题似乎还排不上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因此，文艺界的问题似乎没有予以重视。党中央干预和解决这场论战，在我记忆中，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初秋。”[15] 139-143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建构不仅仅体现在对文艺工作者政党框架内的组织化、体制化，而且体现为对现代传媒和教育的整合。一定意义上，传媒和教育的传播及延传功能不仅使整个制度得以沟通和贯彻，而且可以在知识和思想谱系上进入历史的传承。就像期刊和图书的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文学教育的实现也和上海都市商业氛围密不可分。正是上海商业社会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许多书店和学校敢于冒险与有着中国共产党背景的知识分子合作从事出版和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同时对其予以利用，开创自己的制度空间。上海大学，就曾经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培养出大批的革命干部；后期创造社的作家开办上海艺大文学系，更是给党培养了大批文艺后备军。出于商业目的，上海艺大校长周勤豪通过他留法的熟人郑超麟，邀请王独清给他办一个文学系。就这样，创造社的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李一氓、李铁声、傅克兴、沈起予成为上海艺大的教授。据杨纤如回忆：“有了左翼作家当教师，上海艺大简直像挂了一面革命旗帜！……学校的革命空气就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学生中的党团员固然是革命活动的主力；进步学生，也是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就是一般青年，一进这个学校校门，在党和左翼作家影响下，很快也都走上革命道路。”[20]
1928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展开文艺制度的想象和实践。作为文艺制度的基本构成，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文艺教育活动的开展、出版和传媒的运作，解决的是将文艺工作者纳入到整个政党组织体系，并为可持续发展储备人力资源等问题，同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构想在组织框架里有效、畅达地进入到现实的各个层面。对文艺论争的积极参与，则使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区别，从而在文艺层面上政党意识形态真正有可能影响文艺的话语形式、文本结构和审美风尚。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宏大叙述中，1929年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一直被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和1930年“左联”的成立所遮蔽。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历史起源，1929年是一个具有终结和开始意义的时间。至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文艺思想构想、文艺政策制定，到文艺思想和政策的组织、实施，以及文艺思想和政策的文学转换整个文艺制度体系的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开场”[17]，政党意识和国家意志合流，规范着文学进程和格局；政党之别取代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新旧之分，成为左右文学生产的重要因素。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不仅是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新文学，而且分裂成左、中、右不同政党意识影响的文学。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政党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文艺在整个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不仅通过政策制定和机构设立加强对文艺的组织和控制，而且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有效地推进到社团、出版、传媒、文学教育和文学论争等现实层面。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文艺制度的建构成为1930年代的“左联”、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文艺制度的起源和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