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族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3—0029—09
在六朝文化发展史上，兰陵萧氏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一家族建立了南朝时期的齐、梁两个重要的王朝，推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不仅如此，他们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积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中说：“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特别是赵氏详述萧梁皇族的文化表现，其涉及人物之众、领域之广、成就之著、影响之大，就某一家族而言，特别是作为割据政权的皇室帝胄而言，确实少有。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多有关注，特别在文学方面尤受重视，其中对萧衍、萧统、萧纲、萧绎4人的研究最为集中①。不过，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对萧梁皇族整体文化状况进行比较，并全面梳理的专论尚不多见。本文就此略作考察，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兰陵萧氏是两晋之际南迁的“次等士族”，就其门风而言，原本尚武，不以文化著称。晋宋以降，兰陵萧氏家族各房支不断兴起，像接力比赛一样，形成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先是“皇舅房”萧思话一支因联姻刘宋而起，萧道成父辈因之而进入刘宋王朝的上层，进而建立萧齐；而梁朝建立者萧衍父辈的发迹则是依赖于萧道成的提携，萧衍兄弟随之进入齐朝的核心层，逐步控制了军政权力，并寻机发动军事政变而最终夺取了统治权。尽管《梁书·武帝纪》所载世系颇周详，但萧衍的前人的实际事迹可考述者是从他父亲萧顺之开始的。
不过，一般说来，下层社会人物一旦因缘附会进入社会上层，因受到新的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其“士族化”进程会明显加快。萧梁皇族的情况正是如此。梁武帝萧衍由于其父萧顺之参与“造齐”的特殊地位，与其兄弟有机会进入齐朝上层社会的交际活动。萧衍是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人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即所谓“竟陵八友”之一。《梁书·武帝纪上》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萧子良招集才士，难以计数，“八友”则最为突出，其中有王融、谢朓这样江东最显赫士族门第的代表人物，萧衍与他们交游谈论，自然对其个人声望与地位的提高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尽管萧梁一支晚起，萧衍兄弟皆致力于军旅，且以武力谋取政权，但由于萧衍进入了西邸交际圈，因而获得了“名士”的身份。萧衍建国之后，大力倡导文化，其本人身体力行，其子孙无不致力于学术文化，从而其家族门风迅速向尚文转变。对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至于兰陵萧氏，其初虽非文化高门，但梁武在齐代曾预齐竟陵王子良八友之列（见梁书壹高帝纪），是已染习名士之风流雅道，及升为帝王，其子孙遂多以文采卓著矣。”[1] 萧梁一房门风之变化始于齐，而著于梁，流风余韵，播及隋唐。
一、萧梁皇族之经史著述与学术成就
梁武帝萧衍在少年时代，随着其家族地位的逐步提升，受到了比较好的家族教育。在萧齐时期，他见重于竟陵王萧子良，成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除了他的同族的特殊身份外，主要还在于其富于学识与文才——毕竟，他与诸多杰出的士族名士游聚、谈论、诗文唱和，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文化水准。关于梁武帝早年求学的情况，《隋书·音乐志上》载：“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梁书·敬帝纪》末引唐代魏徵论称梁武帝“为学博物，允文允武。爰自诸生，有不羁之度”。《梁书·武帝纪上》称“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这都表明梁武帝曾进入宋、齐官学学习②。不仅如此，他自幼便受到家学的启蒙，萧绎《金楼子·兴王篇》称“梁高祖武皇帝，……始在髫发，便爱琴书，容止进退，自然合礼。……登于晚年，探赜索隐，穷理尽性，究览坟籍，神悟知机，读书不待温故，一阅皆能诵忆。所以驰骋古今，备该内外，辨解联环，论精坚白。”由此可以推断其早年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家族教育。他获得统治地位后，依然热衷于学术文化的研究，著作不辍。
（一）梁武帝萧衍之学术成就
梁武帝在经学方面的活动，《梁书·武帝纪下》载：“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这里记载了萧衍的主要经学著作及其重视儒学教育与传承的相关史实，可见萧衍涉及众经，这是一般的经学家也很难做到的。
魏晋以降，儒学中衰，宋、齐统治者虽间有设学倡教者，但成效未著。这种情况在梁武帝时代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重视太学、国子学的教育，以经学取士，如天监四年诏令说：“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醻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招集经生数百人，“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世风大变，“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不仅如此，梁武帝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姚思廉《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梁武帝在经学取仕上确实下了很大气力，突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他在天监八年的诏令中说：“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祑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纪中》）梁武帝此举，可谓科举之先驱。
在经学研究中，梁武帝群最重视的还是礼学。徐勉在普通六年上表，介绍自天监年间以来修礼的情况，说：“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徐勉称颂五礼的修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业绩，即所谓“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姚思廉《梁书》卷二五《徐勉传》）。梁武帝对礼学颇为精通，周一良先生曾指出，据《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朝大臣历次讨论各种礼制问题，大都由武帝亲自裁决，涉及到很多方面，而且总举出他的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在当时，能就这些方面讲出道理，作出论断，就被认为是礼学方面有修养。”[2] 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梁朝的经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推动了南朝学风的变化，对此，唐代史家李延寿称其“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李延寿《南史》卷七《梁武帝纪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武帝之十四”条中说：“武帝之始，崇学校，定雅乐，斥封禅，修五礼，六经之教，蔚然兴焉，虽疵而未醇，华而未实，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五“南朝经学”条中也指出，南北朝时期，“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他统计萧梁时代各家经师之著作及活动情况，确为以往所未见，且有北方儒者流移江左者，“是可见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
梁武帝对玄学清谈也颇为重视。前述梁武帝之著作，其中对《周易》及《老子》多有注疏，这两部经典在当时是与《庄子》一起被列为“三玄”的，梁武帝的研究显然涉及玄学理论问题，自魏晋以来，经学受到玄学的影响，即所谓经学之玄化，这是当时学风的主流，萧衍及梁代经师自然难以避免这一影响。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已有深入考述，指出“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他根据武帝父子与诸多经生讲经时的议题、论难形式，进一步指出“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不仅在经学讲论形式上如此，而且在讲疏的思想内容上，梁代经学也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也是经学玄化的根本所在。关于梁武帝父子提倡清谈及当时相关之风气，《颜氏家训·勉学篇》载：“……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目，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丰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可见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父子都倡导玄学，甚至“躬自讲论”，造成玄学清谈的一度复兴。
梁武帝父子参与玄谈是有实例的。《陈书·文学·岑之敬传》载梁武帝曾“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关于武帝组织、督促子弟习玄，《梁书·张充传》载充“尤明《老》、《易》，能清言”，颇得梁武帝重用，任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充长于义理，登席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姚思廉《梁书》卷二一《张充传》）。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围攻建康之时，还曾自己讲论玄理，《梁书·何敬容传》载：“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又载：“先是，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再如邵陵王萧纶，《陈书·马枢传》载其与梁邵陵王萧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萧梁皇族子孙不仅喜爱玄谈，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受到玄学的影响③。
梁武帝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卓有建树。如在史学方面，他曾“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这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梁武帝对这部史书颇为看重，曾对精于史学的萧子显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姚思廉《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弟萧子显传》）。此外，据《隋书·经籍志》，梁武帝在兵学上造诣甚深，著有《梁主兵法》、《梁主兵书钞》、《梁武帝兵书要钞》各1卷。《梁书·武帝纪下》又载其“阴阳纬侯，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撰《金策》三十卷。”《金策》可能是医卜星相方面的著作。梁武帝对医药颇有研究，据《周书·艺术·姚僧垣传》，吴兴武康人姚菩提“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后姚菩提子姚僧垣“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姚僧垣以为“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可见梁武帝为自己开方下药，颇为自负，不惜拿自己身体做实验，以致“危笃”④。
梁武帝之博通，可谓全才。当然，不可否认，他以帝王身份，热衷于学术文化，自然有利于其名声的传播，但他的很多著述都是由助手帮助完成的。钱穆先生曾指出：“盖梁武为人，其感染于当时门第风尚者至深，厥后虽践帝阼，而夙习难忘。若就门第目光作衡量，彼实不失为一风流人物。……言其著作，近二十种，逾八百卷。如《通史》四百八十卷，固是敕群臣所撰，其他殆亦非全出亲笔，要之其劬学问，耽著述，求之历代史籍中诸帝王，实亦少可匹俦。”[3]
（二）梁武帝萧衍重视子孙的学术培养及其成效
梁武帝很重视其子孙的启蒙教育，其子孙自幼便受到比较系统的儒家经典的熏陶。《颜氏家训·勉学篇》载“梁朝皇孙以下，总艸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向，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梁书·武帝纪中》载其天监九年诏曰：“王子从学，著自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肄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可见梁武帝对其子孙教育之重视。正因为如此，萧梁皇族子弟多有良好的学术文化修养。
如萧衍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梁书》卷八本传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梁武帝也很注意培养他这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年少便命其在宫中讲《孝经》，“尽通大义”。萧统天分很高，“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简文帝萧纲，也是一个早慧的天才式人物，《梁书·简文帝纪》载：“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梁元帝萧绎在这方面似更突出，《梁书·元帝纪》载：“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梁元帝爱好收藏图书，他在《金楼子·聚书篇》中曾说：“吾今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萧绎不仅聚书，而且确实认真读书，史载其“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槚楚。”他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下诏将建康的图书运到江陵，后来西魏攻克江陵，梁元帝竟然“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李延寿《南史》卷八《梁元帝纪》），造成了一次人为的“书厄”。梁元帝一生爱读书、藏书、著书，最后竟焚书以殉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梁武帝教育孙子辈，不仅重视他们的文化修养，也注意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如《梁书·太宗十一王·南郡王萧大连传》载萧大连少时与兄萧大临随祖父萧衍出行，萧衍考察他们的才能，问他们是否能骑，“各给马试之”，看到他们“据鞍往还，各得驰骤之节，高祖大悦，即赐所乘马”。二人上启陈谢，“词又甚美”，梁武帝对简文帝说：“昨见大临、大连，风韵可爱，足以慰吾老年。”又如简文帝子西阳王萧大均，“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韵清雅，高祖因赐王羲之书一卷”（姚思廉《梁书》卷四四《西阳王萧大均传》）。根据相关文献所载，梁武帝孙辈也多自幼致力于学术。如梁元帝子萧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行于世”（姚思廉《梁书》卷四四《忠壮世子萧方等传》）。梁元帝次子萧方诸，“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姚思廉《梁书》卷四四《贞惠世子萧方诸传》）。南康王萧绩子萧会理“少聪慧，好文史”（李延寿《南史》卷五三《南康简王萧绩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梁武帝孙子辈有一些人由于南北战争，后来被掳流落北方，他们都以学术文化受到重视，不仅延续其家族文化，而且对江左文化之北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如简文帝第二十子萧大圜，《周书·萧大圜传》载其“幼而聪敏，神情俊悟。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之性”。梁元帝平侯景，大圜兄弟归附江陵，“恒以读《诗》、《礼》、《书》、《易》为事。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辞约指明，应对无滞。元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有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吾重之爱之，尔当效焉。’”萧大圜以使节身份至西魏，宇文泰“以客礼待之”，后被封为县公、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又载“大圜性好学，务于著述。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并文集二十卷。”萧大圜在西魏、北周，抄集其祖、父散失之文集，又撰述其故国旧史，这都反映出强烈的故国之情与家族意识。不仅如此，他参与北周学术文化中心麟趾殿的活动及相关学术著作的编纂，对北周学术文化的发展颇有贡献。梁武帝另一孙萧圆肃，为武陵王萧纪之子，“风度淹雅，敏而好学”，西魏并蜀，萧圆肃等归降，周武帝时任为太子太傅，“圆肃以任当师傅，调护是职”，并作有《太傅箴》，“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隋代周，圆肃仕于隋，卒于开皇四年。萧圆肃在周、隋之间也勤于著述，“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行于世”（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二《萧圆肃传》）。
由于梁武帝提倡学术文化，萧梁庶支宗室子弟也致力于此，出现了不少以学术文化显名的杰出人物。如萧劢，梁武帝族侄，“性率俭，而器度宽裕，左右尝将羹至胸前翻之，颜色不异，徐呼更衣。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经策劢，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少交结，唯与河东裴子野、范阳张缵善”（李延寿《南史》卷五一《吴平王萧景传附子萧劢传》）。梁武帝七弟安成王萧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者，帝益以此贤之”。其子萧机，承此家风，“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所著诗赋数千言。元帝集而序之”（李延寿《南史》卷五二《安成康王萧秀传》）。萧机子萧欣，“幼聪警，博综坟籍，善属文”，仕于后梁，“与柳信言，当（萧）岿之世，俱为一时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乱失本”（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萧欣传》）。梁武帝第八弟南平王萧伟，“幼清警好学”，其孙萧静“少有美名，号为宗室后进。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李延寿《南史》卷五二《南平元襄王萧伟传》），深得简文帝赏识。梁武帝十弟鄱阳王萧恢一支最为兴盛，萧恢“幼聪颖，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遗。及长，美风仪，涉猎史籍”，且“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有士大夫风则”，其房支“有男女百人”，多有学术文化修养，如子萧修“九岁通《论语》，十一能属文”（李延寿《南史》卷五二《梁宗室下·鄱阳忠烈王萧恢传》）。
萧梁宗室子弟也有多人流落北齐、北周，后入隋唐，对北方学术文化亦多有贡献。如萧恢之子萧世怡“幼而聪慧，颇涉经史”（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二《萧世怡传》），梁亡，世怡北奔入齐，后又入周、隋。萧恢另一子萧退，侯景中与从兄萧祗“俱入东魏”，其子萧慨“深沉有礼，乐善好学，攻草隶书。南士中称为长者。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三《萧退传》）。又，萧恢孙萧该，《隋书》卷七五《儒林传》载其“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赏。”萧秀子萧撝，“性温裕，有仪表。年十二，入国学，博观经史，雅好属文”。萧撝后入西魏，“武成中，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撝亦预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请在外著书。有诏许焉”。不仅如此，萧撝对北周儒学教育有重要贡献，“及撝入朝，属置露门学。高祖以撝与唐瑾、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周武帝称其为“梁之宗英”（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二《萧撝传》）。萧祗，梁武帝弟南平王萧伟子，“少聪敏，美容仪”，其入邺，高澄命著名文士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其子萧放，“武平中，待诏文林馆。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三《萧祗传》、《萧放传》）。又，梁武帝长兄萧懿孙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归于周，为仪同”。入隋后，“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著有“《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诀》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世”（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八《艺术·萧吉传》）。可见萧吉是一个术数家。以上萧梁宗室子弟流落周、齐，之所以皆能在政治上受到优待，除了其萧梁皇族的身份外，主要在于他们都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北朝统治者多以他们担任太子师傅、王侯宾友这类职务，或在文林馆、麟趾殿及国学中任职，利用其文化特长，正如李延寿在《北史》卷二九传末史论中所说：“祗、退、泰、撝、圆肃、大圜等虽羁旅异国，而终享荣名，非素有鎡基，怀文抱质，亦何能至于此也。”
萧梁皇族流落北朝之后裔，形成了一个群体，除了以上人物，在隋朝取缔后梁政权后，兰陵萧氏有一次大规模的北迁，《周书·萧詧传》载：“（萧）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征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长安。”其中有不少萧氏子孙，他们在隋炀帝时期逐渐获得重用，《北史·僭伪附庸·梁主萧詧传》载：
琮至炀帝嗣位，甚见亲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缌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
萧琮以其特殊的附庸国主和外戚身份，在隋朝享有很高的地位，其退避的作风显然是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其家族地位的稳固。隋文帝为其子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娶萧岿女为妃，《隋书·后妃·炀帝萧皇后传》载“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侯。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萧氏与关陇集团联姻，进一步得到政治上的认可。萧皇后弟萧瑀一支以其文化地位显名于隋唐之世，其后代先后有8人在唐朝位至宰相，成为门望显赫的家族。 《新唐书·萧瑀传》有“赞”语云：“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寖微而亡，故余祉及其后裔。自瑀逮遭，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自南北朝后期以来，流落北方的萧梁家族成员甚多，并以其文化而显名周、齐、隋、唐诸朝，但真正确立起萧氏在唐代地位者，关键在于后梁一系⑤。
二、萧梁皇族人物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梁武帝萧衍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修养，史称其“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梁武帝文集多达120卷，其数量相当可观。据文学史家研究，梁武帝的文学创作活动，可分为前后2个时期，分界线大体上就在他称帝之际。在齐永明年间，他出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与诸多杰出文学之士交往，他收在《玉台新咏》中诗歌多达40余首，还有一些收录在《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中，其早期诗风虽与沈约、谢朓等作家颇多相似，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别是他着力于模仿民歌，尤其是“吴声歌”与“西曲歌”，并表现出“宫体诗”的特征。他称帝后，诗风明显变化，艺术水平下降，往往流于说教，这是其提倡儒学，崇信佛教的必然结果⑥。当然，作为帝王，梁武帝对文学之影响，不仅在于其个人之文学创作，而且主要在于大力组织文士开展文学活动方面。对此，《梁书·文学传序》说：“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寿光，皆后来之选也。”梁武帝重视以文取仕、不断组织辞赋竞赛。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朝的文学活动甚为频繁，文士的地位大有提高，直接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
梁武帝很重视其子孙文学艺术才能的培养，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业绩可观，而且招集文学之士，组织文学活动，引领风气，对文学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梁书》卷八本传载其“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可见萧统文学天分甚高。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梁武帝的大力培养。萧统自为太子，梁武帝以沈约、谢览、张率、王筠、萧子云、刘孝绰等擅长文学的名士进入东宫充当辅导，这对萧统文学才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本传载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可见他们相互间的文学交流情况。正因为如此，萧统年轻时文学创作的积累已很丰富，以致许多人想为他编辑文集。《梁书·刘孝绰传》载：“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萧统在文学方面著述甚丰，“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姚思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其中特别是《文选》的编辑，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文帝萧纲，《梁书》本纪载其“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为‘宫体’。”萧纲也是一个文学天才，梁武帝称其为“吾家之东阿”，显然在文学上对他期望甚高，并着力培养，专门挑选了徐摛为其“侍读”。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姚思廉《梁书》卷三○《徐摛传》）。简文帝受其影响，也大量创作艳诗，造成了“宫体诗”的流行。按照传统的观念，人们对梁陈“宫体诗”多采取鄙视的态度，但从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宫体诗”有不少优秀作品，况且简文帝在“宫体”艳诗之外，还写作了其他题材和内容的大量诗文。在文学理论方面，《诫当阳公大心书》提出了“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主张，即强调文学创作必须摆脱拘泥，保持足够的自由、独创和个性，这是非常进步的文学主张。
梁元帝萧绎，《梁书》本纪称其“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世祖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关于自幼习诗，他在《金楼子·自序篇》中说：“余六岁解为诗，奉敕为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因尔稍学为文也。”《金楼子·杂记篇》中又载：“余好为诗赋及著书，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勖之。’余每留心此处，恒举烛理事，夜分而寝。余六岁能为诗，其后著书之中，唯《玉韬》最善。”这都说明他自幼便能为诗，而梁武帝命其为诗，显然是有意培养他这方面的才能。梁元帝的诗歌创作成就也以“宫体”最为突出，他的骈文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文学理论上，他在《金楼子》中也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比如强调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注意文笔之分、诗文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等，都有一定的见地。
梁武帝其他诸子也多有文学才能，如萧综，“有才学，善属文”，也能做诗，他流亡北魏，“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这两首诗见于《梁书》本传，观其辞旨，颇为动人，以致“当时见者莫不悲之”（姚思廉《梁书》卷五五《豫章王萧综传》）。萧纶，“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姚思廉《梁书》卷二九《邵陵王萧纶传》）。萧纪，“少勤学，有文才，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姚思廉《梁书》卷五五《武陵王萧纪传》）。梁武帝孙子一辈，在文学上保持了这一家族的文化传统，普遍参与文学创作。如昭明太子第三子萧詧，“幼而好学，善属文，尤长佛义”，“笃好文义，所著文集十五卷”⑦。简文帝子萧大心，“幼而聪朗，善属文”（李延寿《南史》卷五四《寻阳王萧大心传》），南郡王萧大连，“少俊爽，能属文”（李延寿《南史》卷五四《南郡王萧大连传》）。诸如此类，难以遍举。
此外，萧梁的其他宗室子弟也多有文学方面的活动与贡献。如梁武帝长兄萧懿一支，据《南史·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萧懿传》，其子萧业，有“文集行于世”；萧业子萧孝俨，“从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鸟》、《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异之”；孝俨弟萧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萧藻弟萧猷，猷子韶与庾信“有断袖之欢”，猷弟骏“善草隶，工文章”，可见萧懿子孙多善文。梁武帝七弟萧秀，据《南史·梁宗室传下》所载，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天监六年为荆州刺史，“立学校，招隐逸”；他与文人交往密切，“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萧秀子萧推，“少清敏，好属文，深得简文帝所亲赏”。梁武帝八弟萧伟及其子萧恪、萧恭、恭子静等有文才，如萧静“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李延寿《南史》卷五二《南平王萧伟传》）。梁武帝十弟萧恢，“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有士大夫风则”，其子萧范，出任益州刺史，“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李延寿《南史》卷五二《鄱阳王萧恢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萧梁皇族流落北朝的人物，皆以文学显名，对沟通南北朝之间的文学交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在西魏、北周的人物，据《周书》卷四二所载，萧撝“雅好属文”，“所著诗赋杂文数万言，颇行于世”。萧撝子萧济，“少仁厚，颇好属文”。萧圆照，“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行于世”。萧大圜，年4岁能诵《三都赋》等，有文集20卷。东魏、北齐由萧祗、萧放、萧退、萧悫等人组成了一个萧梁作家群体，他们都“性好文咏”（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三《萧放传》），在诗歌与文章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这些入北之萧氏子弟在诗风上多表现出了宫体诗风影响的痕迹，而人生的变故也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世事的无常，因而在思想及意境上有一定的提升，有的受到北朝文化风尚的影响，诗文中显出沉郁、苍劲的气息。总之，尽管这些萧梁文学之士没有出现像庾信、王褒那样一流的人物，但他们与诸多流落北地的南士组成了一个文学群体，在南朝文风的北传和南北文学的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⑧。
在其他艺术领域，萧梁皇族人物也颇多爱好，有的还深有造诣。梁武帝在书法、围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载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确非虚言。关于梁武帝喜好围棋，《梁书·柳恽传》载“恽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又，《梁书·文学下·陆云公传》载：“云公善弈棋，常夜侍御坐，武冠触烛火，高祖笑谓曰：‘烛烧卿貂。’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故以此言戏之也。”可见梁武帝不仅喜好弈棋，而且要求整理历代棋谱，“第其优劣”。他本人还研究围棋理论，《隋书·经籍志四》载梁武帝撰《围棋品》1卷、《棋法》1卷，并作《围棋赋》1卷等，这绝非一般的爱好者可比。在书法上，他长于草书，张怀瓘《书断中》载其“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力，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子纲、纶、绎并有书名也。”李嗣真《书后品》将梁武帝、梁元帝父子列入“下下品”，梁简文帝列为“下中品”。梁武帝书法理论造诣甚高，其《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与陶隐居论书》等文，对书法技法和钟繇、王羲之的艺术成就及特点，提出了颇为独到的看法，他还曾与萧子云探讨过书法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可看出他的艺术修养。萧梁子孙多擅书，其中萧衍子萧纶一支世传书艺，他本人“尤工尺牍”，子萧坚“亦善草隶，尝与所亲书，题云‘嗣王’。其人得书大骇，执以谏坚，坚曰：‘前言戏耳。’人曰：‘不愿以此为戏耳。’”萧坚弟萧确，“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李延寿《南史》卷五三《邵陵王萧纶传》）。宗室人物如萧骏“善草隶”（李延寿《南史》卷五一《长沙王萧懿传》），萧撝“善草书隶，名亚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二《萧撝传》），萧退“乐善好学，攻草隶书”（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三《萧退传》）。
在绘画方面，据《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所载，萧梁皇族善画者不少，其中梁元帝萧绎“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尝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又画《职贡图》并序。善画外国来献之事”。同书又载元帝子萧方等“尤能写真，座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指数人，问儿童，皆识之”。简文帝萧大连，“少俊爽风流，有巧思，洞达音律，工丹青”。萧贲，“多词学，工书画。尝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萧放，在北齐“善丹青，因于宫中监诸画工。帝令采古来丽美诗及贤哲充画图，帝甚善之”。萧氏子弟也有善音乐者，如简文帝子萧大春，“少博涉书记，善吹笙”（李延寿《南史》卷五四《安陆王萧大春传》）。诸如此类，难以尽述，作为文化世家，萧梁皇族子弟几乎无人不善才艺，只是其技能水平有高下之别而已。
由上所述，萧梁皇族子孙在文学艺术方面世代承传，形成了家族文化特色，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来说，萧氏人物无论就其参与文学创作人数之众，还是其代表性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客观影响与地位，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说萧梁皇族是一个文学艺术世族，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不仅如此，萧氏子弟后来还大量北移，将其影响扩大到北周、北齐，进而延续至隋、唐，在北方形成了萧梁家族之学术与文学群体，其人数甚众，影响甚巨。唐代柳芳综论中古士族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可见唐人将兰陵萧氏作为江东侨姓士族的主要代表之一。兰陵萧氏本为寒门，之所以在唐代得与王、谢并列，成为江东侨姓文化世族之代表，其中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其家族在南朝后期学术文化之积累及其门风不断“士族化”之转变。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其中刘宋、陈朝之皇族虽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积累，但毕竟根基浅薄，难以延续，政权一旦灭亡，其家族影响便随之式微，很快销声匿迹；萧齐一朝虽颇有文化建树，但为时短暂，其文化变革之成果多为萧梁吸取；唯有萧梁一代不仅历时较为长久，而且家族文化积淀深厚，不仅推动其家族的“士族化”进程，而且继承了东晋以来士族社会的文化成就并加以扩充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萧梁家族文化之成就可谓东晋南朝时期学术文化之集大成者。
［收稿日期］2007—04—04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六朝家族文化研究”（06JSB770002）
注释：
① 如各种古代文学通史、南北朝文学断代史都设有相关章节，论述萧梁人物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专题论著方面有代表性者，如周一良先生《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怀《齐梁文坛与四萧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林大志《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中华书局2007年版），其他散见的海内外相关之年谱、论文等甚多，难以在此一一罗列。
② 李延寿《南史》卷五○《刘瓛传》载“梁武少时尝经伏胤， 及天监元年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
③ 姚思廉《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元襄王萧伟传附子萧恭传》载其“尤好宾客，酣讌终辰，座客满筵，言谈不倦。”这种生活态度颇似魏晋名士之任诞。
④ 据姚思廉《梁书》卷五《元帝纪》，梁元帝萧绎“初生患眼疾， 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弥加愍爱。”又，《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周兴嗣传》载周氏以善文颇得梁武帝赏识，但他两手“先患风疽，是年又染疠疾，左目盲”，武帝抚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于是“手疏治疽方以赐之。其见惜如此。”可见梁武帝经常为家人和大臣治病。梁武帝虽通医术，但未必精，毕竟开方治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将儿子眼睛治瞎了，这便是一个教训。
⑤ 对兰陵萧氏家族，特别是后梁一支在隋唐时期的情况，毛汉光先生著有《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一文，考证细致，论述充分。
⑥ 以上参见曹道衡先生《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编第一章“梁武帝及其文学活动”一节的有关论述。
⑦ 详见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同书又载萧詧子萧岿“机辩有文学”，有文集。萧岿子萧琮也“博学有文义”；萧岿另一子瓛，“幼有令誉，能属文，特为岿所爱”。后梁在文化上延续着梁朝的文学传统，聚集了不少善文之士。
⑧ 对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萧梁文学群体的主要人物及其诗文作品的介绍与分析，周建江先生《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五章《东魏北齐文学》和第六章《西魏北周文学》中有比较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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