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勘中日两国的近现代立宪变革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前不久，我的同事季卫东教授卸任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组建“日本研究中心”筹办《日本研究》杂志，为此约稿于我，作为老朋友我欣然从命，撰写了一篇长文《明治宪法的国家构想及其与晚清中国的对勘》，发表于第1期创刊号。我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这种演进论的历史观虽然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证成，但对于东亚世界却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在古典中国和日本等东亚政治共同体中，普遍盛行的还是王朝循环论或万世一系论的政治历史观，这种情况直到西方列强的叩门与侵入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个由西方势力主导的东亚政治变迁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对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就被深深地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日本也同样如此，自1853年发生美国黑船事件之后，也被卷入到一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之中，构成了两个传统国家各自“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不过，虽然同为东方国家，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甚至表现为失败与成功的不同结局。这种情况的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便是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冲击下的有关国家构想的筹划，政治与宪制方面的国家构想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这两个国家的未来。拙文的主题便是对勘性分析中日两国在非常而关键的历史时期所达成的宪制架构上的国家构想之异同，从而探讨东亚国家现代化或近代化政治转型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它们在当今所面临的新一轮政治转型之借鉴。
早在2010年，麦克尤恩就他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他承认《时间中的孩子》的写作目的之一在于“讽刺了扭曲的[伦敦]现实情况”[2]。在这部小说里面，伦敦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与小说文本隐喻的荒原镜像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互文(intertextuality)关系，具体来说，伦敦这座城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有形的地理空间形式，麦克尤恩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为伦敦量身定做了一套嘈杂拥挤、气候异常的地理风光，这种令人生厌的城市物理空间明显是对艾略特荒原镜像的现实回应。
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国家古而有之，但凡一个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存续有自，组织完备且统治有方，并时间悠久，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这样的古典国家形态，东西方比比皆是，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东亚的秦汉蒙元明清诸王朝，日本的幕藩体制，乃至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等，都可谓“国家”。但是，如果从政治学乃至宪法学来说，国家却有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之别，考诸西方社会的历史演变，西方政制有一个从古典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封建制的胚胎中发育出一系列现代国家，其中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航海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等，但最为关键的还是进行了形态不一的立宪创制的政治变革，无论是激进主义的宪法革命还是改良主义的宪法革命，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未成文宪法，也就是说，现代国家都必须经历一番立宪创制的变革，才能从传统的封建王朝中脱胎换骨地生发出来，成为一个现代的主权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乃至俄国等都是如此，虽然时间第次有先后，国家形态有立宪君主制、民主共和制等不同国家形式。总而言之，现代国家乃是一个人民参与立宪的现代主权国家。
如是观之，中国和日本显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制国家，都与现代世界的政法结构相去甚远。两者都处于封闭性的独自运行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天下宗藩体系，一个流连于幕府执掌大权的幕藩体制。它们孤芳自赏，黯于世界大势，坐等西方列强叩门而入，才开始有所觉醒，走出井底之蛙的天下图景，逐渐融入列国并列的现代世界法权格局。按说是晚清王朝最早接触西方世界，受到来自荷兰尤其是英国的冲击，还发生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但是这个老大的传统王朝并没有感受到新生的世界性力量所蕴含的巨大意义，依然沉睡未醒，固守着它的宗法国家以及宗藩体制而以夷狄及其奇技淫巧视之，一再错失了历史的机运。相比之下，倒是东方蕞尔小邦的日本，却在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叩门之后，举国震撼，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启动了意义重大的明治维新运动。通过学习西方列强之体制，日本创制了明治宪法，废除了幕藩体制，实施了脱亚入欧的大转圜，从而构建起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的强国，真正融入了现代世界的法权体系之中，并成为与西方诸国相抗衡的力量。尽管大清王朝在甲午战争败北后举国上下开始变法维新，并在庚子赔款之后朝廷启动晚清新政乃至晚清立宪，效法日本和西方列强，试图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为时已晚，其结果仍然是以失败告终。
同是遭遇西方世界的冲击，同是面临古今之变，同是进行变法维新，两相对照，霄壤之别。之所以会导致如此不同的结果，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却是根本性的，那就是两个传统国家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所认知的现代国家图景以及围绕着这个图景所进行的变革之努力则是迥然各异的，换言之，清日两国对于变革时期的国家构想的认知及其围绕着这个国家构想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才会导致一个步入现代世界另外一个为现代世界所抛弃的结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乃至日本人，不是不知道遭遇西方势必引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如魏源、徐继畲、黄遵宪、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刊印出来时默无声息，影响了无，但传入日本却是掀起了思想界的滔天波浪，启迪了日本的一代仁人志士。伴随着黑船事件的发酵，日本幕藩上下均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反思与规划，凭借着兰学积累的一点西学知识，加上中国思想家们的影响，日本国内洞开了一个崭新的启蒙开智与高韬奋发的思想解放和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运动，例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海胜舟、坂本龙马、板垣退助等一批但开风气又为人师的思想先锋，他们创设私塾，著书立说，培养后进，一时间学派林立，精英荟萃，西学西政的引介阐发，中国儒学的推陈出新，以及传统日本神道精神的复古发微，构成了三足鼎立、各擅胜场的局面。各派思想虽然理路殊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再固守传统教条，而是创新开放，尤其是吸取海外思想的精华，以达成各自遭遇的古今之变，应对天崩地裂的新时代。
在开放改革和思想解放方面，我们不得不说日本走在了东亚各邦国的前面，把晚清王朝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或许是船小好掉头，当大清朝臣还窃喜于自己的羁縻小技之时，日本却开始了自己的奋发图强之路，黑船事件并没有侵犯日本领土，也没有展开枪炮之战，但美国的船坚炮利所裹挟而至的背后之文明制度却唤醒乃至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国家构想。他们早就超越了中国朝野一直纠缠数年的以夷制夷的工具论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在短暂的犹疑之后就义无返顾地直奔主题，彻底地学习西方，从物质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在体与用等诸多领域都开始吸收西方的科技、制度与文化，最终达成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之总规划。相比中国，它们尤其注重制度移植，通过拟制和推行明治宪法而重新构建日本的国家构想，进而实现现代国家的制度转型。
所谓的解释，就是说明某种现象何以如此。语用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语言形式何以如此。在Givón(1979:3-4)认为语言学的解释需要涉及下面一个或多个“自然解释性参数”：命题内容、话语语用学、语言处理器、认知结构、世界观语用学、个体发生学的发展、历时演变和种系发生学的进化。这些参数就是我们称之为外部解释的参数。语体与命题内容、话语语用学、认知结构等参数密切相关，那么语体研究能为语言学提供什么样的解释？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文章编号 ：2096-1901(2019)05-0106-02
作者简介：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岳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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