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结性转向之后的媒介、战争与记忆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记忆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忆潮受到战争、对战争的记忆以及特定时代的技术与媒介的驱动、界定。在“连结性转向”②这一趋势之下[1]，无论是战争还是媒介，对过去的自反式塑造都经历着重新组合的过程。连结性转向就好似一杯引人陶醉的鸡尾酒，混杂着数字化的即时性、大体量和深入性，这一切都导致记忆实践——记忆为何、记忆何为——在本体论层面发生转变，并令人类记忆的前景暧昧不明。媒介/记忆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过去相联系、如何体验、再现、铭记或遗忘过去，透过连结性的动力机制，各种“记忆”过程恍然之间变得更迅即、更丰富、更深入，仿佛铺天盖地，确乎触手可及。在变动不居的记忆潮之下，连结性转向如何重塑我们对于战争的纪念和记忆? 后稀缺文化让记忆陷入失控状态：过往的战争往往带有虚假的光泽，它们长久以来便是所谓“文化记忆”的素材，而后稀缺文化则让这些光泽得以延续。战争记忆无休止地累积、膨胀，以致在裂缝处膨胀开来，在自身档案的重负之下坍塌。这些记忆不愿意面对自身的枯竭，结果被冻结在数字化的洪流之中，无法解冻、无法前移。 今时今日，我们面临着全球层面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感到战争离自己越来越近、无休无止，这让我们更多将目光投向过去。与此同时，新的战争愈发信息化，深深陷入技术无意识之中，挑战传统的再现模式，而传统的记忆模式却持续累积关于过去的记忆。 这两种机制——战争记忆和新近战争的媒介化——之间的拉扯(和交汇)处在新的记忆战场的中心。在这里，围绕20世纪的犹太大屠杀和各式战争发展起来的记忆图式持续影响着我们如何审视(或无视)并正当化(非法化)新近的战争；但与此同时，在后稀缺文化之下，新近战争的即时再现和战争画面/影像的即时流通与渗透，挑战并污染着文化记忆的空间。这些转型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界定了战争如何被看见、被(去)正当化，也制约着当下有关记忆本质及其可能性的论争与现实。 战争和媒介发生的变化是迈克尔·迪龙所称的“新的接近性体验”的产物，所谓“接近性”是指事物彼此联系、依附乃至归属的方式，而“多中介、多媒介、多渠道的全球散播过程”[2]则改变了这些方式。比如说，在连结性转向之后，媒介不可避免地将连结性的当下推入文化记忆再现的场所和空间之中，同时将博物馆中的展品推入后稀缺文化的数字化混战之中，无论是对技术还是当下需求而言，两者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不清[3]。这也是嵌入到“记录记忆时代”的文化记忆与正在崛起中的“潜在记忆”[4]二者之间的冲突，后者指向在新近战争及其再现中所展开的记忆争夺过程。 在这里，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新的纪念结构，它是数字转型的重要后果。后稀缺文化凭借瞬时记忆席卷、掩盖新近冲突中的不确定性，但在匆忙之间，它也导致战争记忆无法与事件保持距离，缺乏反思性和后见之明。 吊诡的是，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记忆在正当(非法)化战争及对战争的回应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各种机制也使得人们能够生产“潜在记忆”或对其发起挑战；另一方面，对战争的纪念与事件本身的媒介化——事件的初稿而不是后来的再现——已经无法截然分开。在此基础上，我将探讨“数字当下的纪念化”及其后果，然后更详尽地讨论对新近战争的再现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我首先会检视过往战争的纪念轨迹——这正是文化记忆所痴迷之处——以及它们如何越过记忆潮的拱门、进入到后稀缺文化之中。 纪念与记忆潮 对于20世纪的冲突和灾难而言，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模式，或者说是记忆潮的拱形发展曲线：最初对它们的公共关注和反思都非常有限和粗糙，但后来大规模报道和纪念汹涌而至，并最终达到临界点或引爆点。举例来说，无论是犹太大屠杀、越战还是福岛(马岛)战争，我们首先看到的多半是有限的、私人的回忆，继而是否认、未言明的创伤与失忆。但是，一旦它们的记忆之堤决口，这些事件转而就陷入到记忆潮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纪念循环之中。 杰伊·温特发现，在20世纪中期的战争和种族屠杀与1970年代之后出现的第二波记忆潮③之间存在时间差，[5]这反映了“记忆创造、改写与传播三者之间平衡”的变化[6]，其结果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得以走出阴影，一般大众终于——尽管姗姗来迟——做好准备，面对他们，向他们表达敬意，倾听他们的遭遇”[7]。 越战也遵循着类似的记忆轨迹，先是拒绝纪念，继而是过度曝光。越战结束之后，身负重伤和创伤的老兵从战场归来，他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美国民众，美国刚刚打输了一场战争，在世人眼中，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也因而遭到削弱。保罗·康纳顿曾区分出七种类型的遗忘，他指出，“没什么比大规模的沉默更加意味深长。在由集体羞耻所导致的共谋式沉默中，人们渴望忘却，而这种渴望有时候的确会变成现实”[8]。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证。1982年的福岛(马岛)战争是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南大西洋一组岛屿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结束，英国获胜，整个国家弥漫着狂喜的气氛，但这种狂喜却没能延续到后续的纪念日中。实际上，一直等到福岛战争25周年纪念日，英国官方(国家/军方/媒体)才大规模地纪念战争的结束。此前对福岛战胜的集体沉默，或许与围绕1982年5月2日英国海军击沉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的争议有关，这场袭击导致323人死亡，占阿根廷在福岛战争中所有阵亡将士的半数。相关争议集中在是否应该把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当作袭击目标，因为当时这艘巡洋舰并不在英国海军划定的福岛周围200英里“海上禁区”范围之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直到2007年英国才在官方层面对这场战争发起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2012年的30周年纪念更多与当下而不是过去纠缠在一起，因为此前阿根廷再度以新的说辞提出针对马岛的主权要求。此外，与五年前相比，英国媒体围绕相关议题的争论也变得更为复杂、更具批判性。 不过，康纳顿强调，真实的记忆过程可能会更为复杂，大张旗鼓地宣扬和共谋式的沉默会同时发生。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记忆档案的新规模，而是它所具有的非比寻常的特质，即遗忘的网络化。假如鲍德里亚活到今天，他应该会以类似的方式来描绘连结性转向。实际上，他的撰述越来越富有预见性。早在1992年，鲍德里亚就写道，“存在两种形式的遗忘，一种是缓慢或粗暴地消除记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对特定现象的大张旗鼓的宣扬，将之从历史空间带入广告领域，媒介变成声誉的世俗策略得以施展的场所”[9]。然而，在今天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正是后者——过度的记忆堆积，取代了前者——逐渐的遗忘，而这当中蕴涵着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活动，康纳顿指出，“所有的机构想出一切办法让伤残军人远离公众视线。每一年，战争死难者都被仪式化地纪念、‘毋忘历史’这样的话也被仪式性地强调；但这些以教会式的庄严语调所讲出来的话，只针对那些已经安然死去的人们，与幸存者无关。幸存者的身影令人不安，甚至让人感到羞耻。他们就像是萦绕在欧洲良心之上的幽灵。活着的人不想记住这些幸存者，只想忘掉他们”[10]。 在上述所有的案例中，纪念过程都是不均衡的，它们受到一系列个体和公共创伤以及当时的政治议程的争夺、压制和改造。20世纪灾难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处在记忆潮拱形曲线的同一位置上，建立起清晰的历史意识，它们更多被看作历史而不是记忆。此外，它们也都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过度曝光的状态，并被吸纳到数字化的当下。 这里的纪念模式到底代表了战争和其他灾难被铭记的寻常轨迹，还是说它折射出由更广阔的当代记忆潮所塑造的朝向过去的转向?鲍德里亚曾批评这一更广阔的过程，他说，“我们的社会无不充斥着修正主义色彩：它们暗地里对每一件事情展开反思，洗刷政治犯罪和丑闻，舔舐伤口，为自己的目标鼓与呼。各式庆祝和纪念只不过是软性的同类相食，或者说顺势而为、从容不迫的谋杀。这是继承者的所作所为，他们对被继承人的怨恨可谓无穷无尽。博物馆、纪念日、节庆、全集刊登微不足道的未发表片段——如此这般，都无一例外地展示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怨恨与忏悔的时代”[11]。在后稀缺文化的重压之下，纪念文化只能勉力支撑，新近事件被卷入到强制性的纪念循环之中，而过往的事件也被人们满腔热忱地重新挖掘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连结性转向的症结或转捩点：数字连结性展示出的强度和即时性，被认为值得铭记的当代事件，以及“当前的记忆过剩”[12]，这一切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制性的纪念之所以与强制性的即时记录纠缠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有了新的主宰：数据库。数据库是强大的知识库，它掌控着记忆和遗忘，并让当代记忆潮在新的记忆生态中显得陈腐过时。 毫无疑问，纪念活动是记忆潮中标志性的公共记忆模式。近年来，从毁灭性的灾难到标志性事件，再到平淡无奇的事件，统统都被认为值得铭记。在一个个距离当下越来越近的纪念周期中，这些标记都会被翻动起来，事件也被纳入纪念的范畴。近年兴起的数字电视频道也变成了档案馆，以英国为例，“昨日”频道和“英伦老家”(Blighty)频道就将流行的电视怀旧与或者会被保罗·吉尔罗伊称为“后殖民忧郁”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任意选择一个寻常日子，浏览相关的新闻报道，我们就能够轻易发现一系列历史事件不过是因为被纳入纪念轨迹而重新具有了新闻价值。比如说，2009年敦刻尔克撤退70周年、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迷墙》专辑发行30周年、迈克尔·杰克逊逝世一周年，在记忆全面崩塌之际，这些纪念日纷纷争夺新闻时段和版面，就好像它们具有同等的价值。单一的档案降低了这种纪念的公共性：对于这种不加区分的简化论和修正主义，我们几无抵抗之力。将不同的新闻体裁并置在一起并非新鲜事，但后稀缺文化加速了新闻对纪念过程的挪用。当我们的新闻这种汪洋恣肆、不受控制的记忆形式大肆纪念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新闻也就剥离了记忆中的价值。换言之，当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大张旗鼓地纪念，纪念本身也就贬值了，对此，人们报以辛辣的讽刺。比如说，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戏仿节目“突发新闻”(Broken News)④将“预测、猜测和回顾”熔于一炉炮制出“今日新闻”，其中一节恶搞出一个“半路日”的纪念活动，用以纪念“英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到达起点与终点两端之间的中间点”的日子。 概言之，我们看到一系列20世纪的冲突和灾难的纪念拱形曲线汇聚在一起，与重大事件的记忆产生共鸣，它们驱动着鲍德里亚所说的修正主义文化，也受到后者的影响。在连结性转向之后，纪念活动本身也因为迅速、全面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事件上而进一步贬值：重大事件或寻常事件通过鲜活的档案联系在一起。 新的纪念结构 当前记忆生态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在涌现的事件并不遵循20世纪记忆潮的拱形发展曲线，相反，它们迅速陷入到后稀缺文化的操作逻辑之中。让个体和社会得以弄清楚灾难的意义，并将之吸纳、掌控起来的潜在时间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正是艾丽卡·多斯所说的“纪念癫狂”[13]；大卫·布莱特认为，围绕“9·11恐怖袭击”应该如何纪念的各种急匆匆的争论，显示出我们已经陷入一种新的“记忆狂热”[14]。就在“9·11”灾难发生几天之后，布莱特即接到邀请，请他加入“9·11”纪念活动的顾问小组。问题是，在那时候讨论这一天应该如何被纪念实在是太匆忙了，因为在灾难过后震惊之余，关于袭击事件的起因、遇难和失踪者的数量都尚且只存在初步的、非常片面的事实和结论。 后稀缺文化对记忆的即时性、广泛性和丰富性有着无法满足的需求，这创造出某种记忆黑洞，导致事件在个体或公共层面上的意义尚不明朗的时候，就被吸入记忆轨道。在当前的记忆生态中，连结性转向导致记忆变成事件媒介化过程中结构性的一环。这一结构化过程将两种关键的、彼此关联的记忆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是数字当下的纪念化，二是不安全感导致的对过去的记忆需求。 (一)数字化当下的纪念化 事件迅速的连结性与事件潜在的纪念成分，以及可用的数字化工具都令即刻的记忆带有高度的自反性。尽管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虚拟的纪念活动都具有“互动性”，但数字记忆在纪念形式内部提供了更大的开放性、可近用性和争议性(参见克努森与斯特奇2013年对纪念在阿富汗和以色列战场牺牲的丹麦士兵的YouTube视频的分析)。对数字当下的纪念化重构了重大事件传统的纪念轨迹中事件的先后顺序，其结果是，在战争或灾难还远未结束的时候，相关的纪念活动就让个体和团体陷入即时性的、高度分散的丧亲之痛之中。这些纪念并非由官方推动，也没能在历史意识中展开，由于它们无法与事件保持距离，因而缺乏反思性。因此，连结性转向导致了事件发展与新媒体纪念活动的同步性。 此外，数字化当下也在冲突和灾难之上增加了某种延续性和连结性。比如说，跟那些持续时间确定、战果明确的战争相比，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和相关的“反恐战争”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看不到头。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的纪念过程可以被当作是在同步地争夺或者支持战争自身的正当性。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纪念活动向着“预媒介化”转变，所谓预媒介化是指人们在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试图想象、塑造或挑战未来以及当下的纪念文化的种种努力，包括对布莱特所说的“记忆狂热”的直接回应[15]。比如说，学院派艺术家约瑟夫·德拉建立的Iraqimemorial.org网站项目，致力于纪念在伊拉克战争及其后的冲突中死难的平民[16]。该项目的纪念活动除了与伊战的各种血腥冲突中持续不断的平民死难保持同步之外，还致力于“动员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家提交方案，围绕记忆、团结与和平作集体性的表达”，并“为符号性的、创造性的赎罪过程营造出相应的环境”。这个网站将伊战的纪念过程“预媒介化”，它向艺术家征集纪念伊战平民死难者的“提议或构想”。在“纪念构想展览”这一栏之下，收录了超过150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图表、画廊规划、照片、视频和多媒体展示，这些作品除了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博物馆员和学者的评价之外，也接受公众的观看和评分。很明显，这一纪念平台建立在动态的、开放的和扩张性的数字化当下之上，其即时性、持续性和某些展品带有的假想特质，都与更为缓慢地运行、建构起来的传统纪念实践大异其趣。 不过，数字当下的纪念化所带有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也溢出到其他非数字化的情境之下，特别是对正在进行的战事开展的艺术干预活动。这当中，2007年春季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CA)举办的“伊拉克战争纪念展”，鲜明体现出纪念过程的预媒介化特征，乃至对记忆形式与机制本身的挑战。纪念展的目标之一，是探索可能存在的替代性的纪念方式，艺术家们受邀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设想”一座纪念馆(26位来自欧洲、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艺术家接受了邀请，但只有部分艺术家的设想在当代艺术学院的展览空间中变成现实)。 这里仅举克里斯托弗·布切尔的作品为例，他的作品是药品注射间和陵墓的杂交体。展品仿照艺术家家乡的一间诊所而建造，但战争最重要的物质——死难者的骨灰——取代了药房中的药品。诊所通向候诊区，然后是一个空敞的房间，在这里，病人能够体验它们刚刚吞下或注射的药物的效果。 布切尔以擅长创造“超现实”环境闻名于世，他对情境的表现虽然是虚构的，但却非常可信，因为这些展品将展览或画廊的背景彻底抹掉。这个展品既匪夷所思，又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只需跨过一道门，就让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从中立的、舒适的展览空间进入完全逼真的病房环境，这实在是让人不安。诊所门上咯吱作响的折页更增强了其真实性，任何人踏入这一空间，都会引起室内所有人的注意，这更增添了几分无法抗拒的侵入感。 药房中的药品是为谁准备的?布切尔的展品唤起了战争的另外一个时间维度——平民遇害者以及退伍军人所遭受的苦难的酝酿发展过程，例如“海湾战争症候群”。同时，“病人”闯入诊所环境之后，可以观看CNN的“非真实”影像和不同的“诊所”环境，这些影像与1991年的海湾战争保持同步，在候诊室唯一一台电视屏幕上不断地播放。注射了药物的候诊病人会被激发出彻底的反记忆，与他们面前的电视屏幕上不断循环的伊拉克战争形成鲜明对照。就这样，布切尔的作品凸显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时间性，或者说战争中的身体的衰变时间，迥异于大多数战争报道所展现的肤浅的泡沫化倾向，正是这种泡沫化，让新闻报道站在了记忆的对立面。 因此，伊拉克战争纪念展运用艺术空间对抗数字连结性对博物馆文化的迅速吸纳，从而挑战了从档案空间向档案时间的转变趋势[17]。但对数字化当下的纪念化也加速了现在向过去的蔓延，以及过去向现在的渗透。 对更为传统的博物馆空间而言，我们能够看到“记录记忆”开始向“潜在记忆”转变[18]。毫无疑问，帝国战争博物馆属于鲍克所说的“记录记忆”的时代，它在2000年设立的犹太大屠杀展室也从属于这个传统。然而，沿着博物馆的楼梯拾级而上，下一层的反人类罪行展览则与大屠杀展览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反人类罪行展厅中没有摆放任何人造物品或博物馆展品。相反，整个展览完全依靠将一段时长30分钟的纪录片投影到大屏幕上，另外设置六个触屏控制台引导观众进入数据库，来建立有关20世纪、21世纪(其他)种族屠杀的叙事。展览设在博物馆顶层中厅，地面大体上为白色。反人类罪行展览中牵涉的种族冲突和清洗(包括东帝汶、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最初为世人所知，多半是通过电视这一当时最具支配性的历史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对这些种族冲突事件投以相对短暂的关注，其记忆似乎也更有可能被“协商”。此外，某些暴行是在事后才得到世人关注并在公共和政治(或者法律)层面被命名为“种族屠杀”，这更增加了协商的可能。因此，如果说犹太大屠杀这一桩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事件更适合运用相对固定的叙事来呈现，帝国战争博物馆对大屠杀的可视化也的确提供了“记录下来的记忆”，那么，反人类罪行展览则展示出一连串未完成的历史，以及以数字化手段书写的“潜在记忆”。 不过，温特带入了一个更长时段的视角[19]，将帝国战争博物馆最近设立的题为“缅怀”(In memoriam)的一战展览、犹太大屠杀展和反人类罪行展览与博物馆中更为正统的、“英雄式的”战争再现对立起来，比如博物馆底层的“战壕体验”展览。他认为，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补充，它们改变了博物馆，而这些改变因应着过去30年里人们对战争态度的改变……展览的组合方式已经大不相同；展览的解说词也发生了改变，在我看来这是对大众战争态度改变的回应”。 但是，在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门墙之外，21世纪的媒介、战争和灾难已经无法与持续存在于文化记忆中的传统的、“英雄式的”现代战争再现截然分开。比如说，英国当代视觉艺术大奖透纳奖得主杰里米·戴勒创作了一件作品，其素材是一辆从伊拉克艾布·穆太奈比大街图书市场袭击现场拉回的锈迹斑斑的汽车。在2007年3月5日发生的这起爆炸案中，共有38人丧生，更多的人受伤。这些扭曲的残骸被抢救出来，用以展示不对称战争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毁坏。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这件作品被放置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中最为传统的战争纪念空间，即摆满在20世纪的各种大战中使用过的杀戮机器的巨大中庭。 无论是当代艺术学院的伊拉克纪念展还是戴勒的作品都对战争构成了明显的、甚或是超现实的干预，它们显示出眼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和过去的战争之间激进的共时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或不安，也表现出数字化当下的纪念化所带有的黏性。20世纪重大事件的记忆所具有的地位，似乎不仅受到现代战争以及现代媒介的再现模式的挑战，也日益遭到艺术干预的挑战。它们能够纪念或远或近的战争和灾难，其纪念方式受到数字化当下的即时性、连续性及其假设性的、预媒介化特征的影响，与相对缓慢的纪念实践的运转和建构无法保持同步。戴勒的展品很有意义，以往人们认为线上悼念活动无法构成记忆的良好基础，因为它们并不具备传统的纪念物所带有的有形的空间和时间，戴勒的作品则挑战了这些批评。然而，即便是戴勒的艺术干预也只能在伦敦获得暂时性的地位，作品在展出的第二年就被转移到帝国战争博物馆位于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的北馆(图1)。或许是因为这件作品太具挑战性，以致无法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中谋得永久性的位置，这家博物馆想要展示的更多是战争机器，而不是现实的残骸。只不过，新近战争的复杂性连同媒体的密集报道或许让博物馆的空间转向外部，无法完全漠视连结性战争的喧哗。 但是，尽管数字化当下开始挑战战争的文化记忆，人们却也日益依赖这种文化记忆来缓解数字化当下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而这一点构成了新的纪念结构中的第二种力量。 图1 杰里米·戴勒作品“2007年3月5日，巴格达”，英国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作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