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认知与防御性认同: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身份意识研究
——基于鄂东北山区越南女性的调查
郑 进
(江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 近年来，越南适婚女性与我国适婚男性的通婚区域由边境地区扩展至我国中东部贫困山区,在我国内陆山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跨国婚姻移民群体,“我变成了谁”成为横亘在这群女性移民面前的社会心理难题。基于鄂东北山区两县越南女性的田野调查发现,作为来自越南社会底层的女性在嫁入当地后对自己的边缘地位、弱势状态、外来身份及具有商品买卖性质的身份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越南女性在压迫性的环境中进行身份建构,但由于越南精英文化、移民政策的排斥、我国国籍政策的限制及群体内部的矛盾等因素共同作用,她们的身份认同意识模糊、充满张力,身份认同呈现出防御性的特点。
关键词： 跨国婚姻女性;鄂东北山区;越南媳妇;身份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身份(Identity)问题是跨国移民研究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话题,移民群体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认知与认同、身份的命名与边界的建构等对移民接受地的社会秩序与心态秩序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移民的身份认知认同实况直接影响着该群体的社会适应、融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最近数年，越南适婚女性通过婚姻移民进入相对较为发达的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后,越南女性与我国适婚男性的通婚地域亦由传统的边境地区扩展至湖北、河南、山东等中东部省份的相对贫困山区[注] 2008年前后，越南适婚女性开始进入我国中东部地区,并迅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据湖北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截至2016年6月,湖北省已有超过800名越南籍适婚女性,此数据不包括尚未统计的由这些越南籍女子非法携带到我国的越南籍未成年人。 。越南适婚女子由域外他乡远嫁我国中东部地区,此类跨国婚姻与原先发生在边境线附近的同族间跨境婚姻有着极大的不同,体现在婚姻主体双方在语言、习俗、族群等文化领域的差异。随着越南适婚女子嫁入对于她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异族他乡,这一“既非公民亦非陌生人”[1]群体面对迥异的生存生活环境、文化场域和社会关系网络,身份问题即“我(们)变成了谁”成为横亘在她们面前不可回避的社会心理难题。
第三，校长、教导主任、学科组长要不定时到教学点听课、评课及检查教案、作业、试卷的批改等。积极派完小优秀教师到教学点送课，提高教学点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2.1.2 不良药理作用:某些药品本身就对人体的某些组织器官会产生危害,如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会让毛细血管变性出血,致使黏膜和皮肤产生瘀斑或瘀点。
目前,关于这一跨国婚姻移民群体的身份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娟等认为，来华女性面临着三重身份认同危机:模糊的国家归属感、群体身份缺失及自我认同妥协[2],以及跨国婚姻子女复杂的国家认同感[3]。还有部分学者关注越南媳妇的身份建构问题:谷家荣发现越南媳妇对一定区域内的社会认同要高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4];王越平发现同属于壮族的越南女性通过“拜后家”这种拟制姻亲关系，在云南夫家生活的社区中进行新的身份建构[5];孙秋云、郑进发现中部地区的越南女性同样存在身份边界难以跨越的难题[6]。当然,上述研究均限于对发生在我国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女性的身份问题的思考,而我国台湾、韩国等地的对越婚姻发生早于此一轮中越跨国婚姻,对婚姻移民中女性身份问题亦关注较早。李美贤发现边陲中央、下层上层、家庭的生存精英的民族尊严等之间的对立，使得远嫁我国台湾的越南女性陷入“尊严追求”与“灵魂之债”漩涡之中[7];龚宜君发现从越南嫁入我国台湾的女性面临着越南当局和我国台湾当局较为负面的评价,公权力方均干预和监控她们的私生活领域,虽然她们获得了正常的生活,但难以获得正面的身份[8]。尽管如此越南媳妇也在努力建构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林开忠发现越南女性通过饮食方式的保持和延续强化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9]。概言之,跨国移民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和主动的身份建构成为身份研究的重要主题。
当下的身份研究,一般认为有结构主义(或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主张。结构主义强调，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是稳定和连贯的,人们依据个人的意志和理性对自身的存在有着清楚的认识和理解。建构主义则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教化机制和权力惩罚机制而建构起来的,这种知识和权力涉及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与之相连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然而由于东西方语境差异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身份研究之时,对“identity”一词很少做辨析,以致当下的研究多侧重于建构主义视角下身份的认同一端,而对本质主义视角下身份的认知一端相对关注较少。
因此,本文意欲从身份的认知和认同视角出发,以2015年7月、2016年2月、2017年8月在鄂东北地区H和D两县所访谈的18名跨国婚姻女性移民为例,围绕着“我是谁”“我看我是谁”“他人观我”等主题,展现跨国婚姻女性即越南媳妇的身份认知和认同情况,以及越南媳妇如何努力再造新身份以适应和融入新社区环境。
正如王小章、巫微涟强调，尽管对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认知必然带有情感色彩和评价性的理解,但认知和认同在身份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区别,即“认知”主要是指对某种状态的觉察、知晓和理解,“认同”则侧重对上述察觉、知晓的承认与接受程度,强调主体主动或被动地认可、接受自己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甚至进行身份的再造[10]。对于来自异文化区域的越南女性群体的身份研究而言,偏于结构主义的认知与偏于建构主义的认同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我们认认真真地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路，认认真真借鉴一下历史和他人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理应在改革开放今天与明天的伟大事业中，力求有所作为！我们做人就清清白白地做人，做官就规规矩矩地做官，做事就扎扎实实地做事，做学问就正正经经地做学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们要学习实践“三不朽”。
二、我是谁:边缘、弱势与外来的叠合
我明白他的意思。之后的日子里，我试图去忘掉那天看到的一切，但老陈却对我说起了那起车祸。那个女人，真的死了。当时，她看我那一眼是不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眼。
(一)边缘:地理与心理的感知
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越南人,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和常年的政治军事交往与宣传,民众相互之间对对方国家均有一定的整体感受。不过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和长期以来政治军事实力强于越南,故而越南在我国民众中的地理心理上有着较强的边缘感。
在H、D两县调查到的越南女性均非来自边境地区,故在嫁入中国之前均没有来到我国,但她们均知道越南在中国的南边,她们一般通过陆路交通方式从故土经过友谊关、河口、东兴等口岸到达昆明,再由昆明转车到达湖北武汉,4～5天的坐车、转车使得她们在路途中就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距离感。从2014年开始，越南警方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管理,为了能够顺利过关,越南女性采取走山路、昼伏夜行、避开关卡路段等方式来到我国,如阿花用了10天时间才从家乡来到H 县,这一次使得她觉得越南和H县相距甚远，回家难。
除了因距离而产生的边缘感,越南女性在中国的居住地也使得她们产生了另一种边缘感。由于越南女性嫁入的村落多位于湖北省经济社会条件、地理区位较差及交通条件落后的区域,因而距离当地的乡镇集市和县城均较远,空间的边缘也加重了她们身份的边缘感。
“这种经营模式主要是为了增加职工收入，提高职工种蔗的积极性。用少量的自营经济地，带动家庭农场甘蔗的规模化种植。”吴登孟说。
(二)弱势:社会地位的认知
由于养育之恩等感情因素的影响，从由传统社会中走出的人们会有很深的故土之情,特别是这群远嫁他乡的越南媳妇,由于签证、护照等原因，她们中每年都回越南者不到1/6,因此，她们非常怀念家乡和亲人。然而,由于越南主流社会和精英文化将外嫁女性贴上“唯利是图、低水平、坏女孩、爱钱甚于爱情、国族之耻”等负面标签,严重挑战了她们对越南的国族认同[7]。并且越南政府也在限制越南适婚女子外嫁上颁布了一些法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不友好的措施。越南政府于2002年开始对跨国婚姻双方的年龄差距、语言、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了限定,并且越南女性在办理签证、婚姻证明等时也遭遇到了更为不友好和严格的对待,这也迫使她们不得不采取非法途径进出越南。在调查中有三位受访者告知笔者，她们是通过偷渡的方式第一次来到中国,一名重回越南探亲的受访者在2014年后均没有能够再获得有效的签证,因而被迫采用偷渡的方式过境。
与此同时,在新家庭中越南女性亦居弱势地位。最早嫁到陈家楼村的阿龙提到婚后丈夫外出务工,她跟公公婆婆同住,但公公每个月都跟她要钱,婆婆也经常跟她吵架并表扬大儿媳孝顺,还动手打过她几次,实在无法忍受后跟公公婆婆分家。才到红安不到2年的阿花谈到她的公公脾气很大,对她看管得很严,并动手打过她,平时她在家不敢抱怨什么事情,因为怕父母担心，又不敢跟父母打电话告知这边的生活状况。在调查中明确知道还有两位越南女性经常遭受其丈夫和公公的打骂。在访谈中,笔者察觉当其公婆在场时,越南女性极少回答我们的汉语提问,而对用越南语提的问题则较好地应答,当其公婆不在场时,她们会更多地用汉语回答我们的汉语提问[注] 在笔者一行访谈中遇到的公婆中,除村干部引导我们入户的一家外,其他家庭的公婆均对我们表现了相当的警觉及监督之意。 。不得不说,多少带有传宗接代的工具意味的越南女性在社区和家庭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她们很明确地察觉到了。
(三)外来:形象认知
目前我国农村内部流动程度依旧较低,在婚嫁上依然以本地流动或同省流动为主,跨国婚姻移民是极其稀少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由于她们的饮食、语言、外貌等因素,从越南这个域外他国嫁入鄂东北的越南女性的外来特征非常明显,“我群”和“他群”的界限相当显著。
由于身份符号边界作用,特别是“女性常在国族建构里被赋予边界标志,女性移民更易承接来自接待社会对原生国家强加的标志烙印”[11],来自越南成为该群体的身份标签,并成为身份区分的一个重要边界。在清晰的身份边界和认知的基础上,越南女性并没有形成积极的身份认同,而呈现为国族国家认同极强的模糊性、暧昧性并充满了内在张力,并且呈现出防御性的认同,越南女性在此形式下只有策略性地建构自己的小群体身份。
调查中仅发现一位越南女性在来中国之前曾在以中国劳工为主的建筑工地里工作过,故而她们都是来中国之际才开始学普通话[注] 越南北部地区的跨国婚姻中介市场极其发达,很多韩国、日本、中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男性通过该地的中介组织选取越南女性,这些越南女性都是在被成功挑选后才开始学习其他国家简单的日常用语和习俗,故而她们在婚姻初期的语言表达能力均极差。 。加之南方农村中普通话的普及率较低,语言的障碍使得越南女性较难同当地人交往,同为外来者的越南女性内部倒是交往较为密切,特别是在农业劳作方面相互帮助较多,并以过生日等方式经常组织聚会。以语言、来源地、饮食等为边界符号,越南女性对自己的外来者形象有着较为明确的认知。
(四)自愿的商品
由于越南国内特别是中部和北部地区长期战乱冲突、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条件落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适婚女性大量外流,随之产生庞大而完备的婚姻中介市场与组织。如龚宜君发现我国台湾和越南跨国婚姻大都在中介的操作下完成,由中介安排相亲的过程与代办结婚、移民签证等程序,整个过程花费30万～50万新台币,因此这种婚姻也被称为“商品化婚姻”[8]。发达的中介婚姻也出现在我国内陆地区与越南的跨国婚姻之中。
尽管越南女性及其丈夫在访谈中均强调两个人的相遇是缘分,甚至有三位丈夫直言第一眼就看上了目前的妻子。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每一个丈夫为了完成这次娶妻过程而花费了不菲的金钱,这个价格是事先就与中介人商谈好的,并且整个过程中男方不知道中介会给未来的妻子的家庭多少礼金,女方也不知道其未来的丈夫给了中介多少佣金。在H、D两县访谈的18名越南女性,在被问及是否自愿来到中国的时候均表示自己是自愿嫁到中国来的。17名通过婚姻中介而成功的越南女性也表示，知道借助了婚姻中介组织来寻找嫁出越南的机会,同样知道他们的丈夫支付了一定的佣金给中介组织。越南女性告知笔者，她们婚姻中的确存在着婚姻买卖的事实,即她们知晓自己仅是婚姻市场中的“商品”,并且是自愿的商品[7]。
整体上而言,越南女性对自己的身份认知较为明确,他们知晓自己的边缘地位、家庭及个人的弱势地位和外来者形象,以及商品的性质。无论她们是有着“共同生活机遇”的人的集合体,还是正在形成一个有着身份边界的群体,由于她们身上所拥有的符号标签在鄂东北的村落里太过于明显,使得她们很容易完成类属化,即她们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而同时她们身边的人也很自然地将她们归入一类群体。其实可以明确地说，“越南媳妇”就是她们最显著的身份标签,她们也清晰地知道这一身份标签所含有的边缘、弱势、外来与自愿的商品形象等意味。
三、防御性认同与艰难的建构: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饮食是一个民族文化最显著和稳定的特征之一。饮食的特殊和不适应既让越南女性面临着生活的难题,也让她们觉得她们跟当地人不一样。这群主要来自越南北部山区的女性在越南偏好吃鱼虾狗肉,以水煮为主且口味偏清淡。而鄂东北地区倾向于小炒且重油水和辛辣。相异的饮食习惯使得她们的外来特征暴露无遗。甚至一位越南女性拾捡路边被机动车碾压致死的小狗回家后剥皮煮之而食的真实事情至今在当地广泛流传,在调查中笔者一行多次听村人以嘲讽的语气讲到此事。如阿花家仅她和公公两个人在家,但由于饮食口味不同,尽管家中只有两个人，但也是分锅做饭菜。阿红告诉我们刚嫁入该地的几个月她吃婆婆做的饭菜肠胃容易不舒服,因此也跟婆婆分灶做饭,即使在她怀孕后也拒绝了婆婆为她炖老母鸡汤。
近年来，钢筋混凝土空心墩在大跨径高墩桥梁中应用较多，但关于空心墩的抗震性能方面的研究较少，故本文针对钢筋混凝土空心墩的延性能力进行了分析。
(一)想而非的“中国人”
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东亚文化圈中女子出嫁意味着脱离原关系网络而进入新的网络,剥离原身份而获得新的身份。嫁入中东部地区的越南女子与嫁入边境地区的越南女子不同的是,她们远离原文化、族群。然而,深居内陆的越南女性与边境地区的越南媳妇一样都没有生成清晰的“中国人”认同,即没有清晰地认同于“中国”的文化和族群,她们想成为中国人却发现自己无法成为中国人。
面对着“你想成为中国人吗”的提问的时候,受访者无一例外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但在回答“觉得你是中国人吗”这一问题时,她们或是脸露迟疑之惑,或直接给予了否定。围绕着居住地这一维度形成的身份认同处于“想而非”的境地。与此同时,此种“想而非”的认同还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的区别与张力。关于“中国人”的身份对于越南女性而言,存在着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国民身份认同,微观层次则为村落(社区)人的身份认同,而且微观的村落人认同上要强于宏观的国民认同。尽管目前该群体还是“悬浮”于当地村落关系网络之上[12],但由于包括此次调查的18名受访者在内的所有越南籍女性均没有取得合法的户籍,而且她们及家人多次向公安机关申请、咨询却依旧无果,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形成了“要我们做中国的媳妇,但不要我们做中国人”(阿龙语)的无奈。由于她们一直没有获得中国的国籍和办理有效居民身份证,这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不能合法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无法进入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无法办理个人通信业务等。这些现实因素对她们国民认同产生了阻碍作用。
对于以从事中越婚介为其主要职业和重要经济来源的她们,对越南政府的行为深感恐惧。郑氏辰和阮氏鹅均担心越南政府因为她们从事被禁止的跨国婚姻中介行动而注销其国籍和限制回国,并且她们也确实接到过一些威胁电话。不过在笔者询问郑氏辰对此行为的看法时，她表达道：“我们这是做好事,让这里想找老婆的找到老婆,我们不来他们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光棍。”言外之意表达了对越南政府的管控行为的不满。与此同时,婚介也造成了越南女性群体内部的嫌隙,由于中介人收取欲娶越南女性者的佣金高达5.5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越南女性家庭收到的礼金只有0.5万元左右,婚后知道此事的越南女性大有受骗之感,阿花就曾为郑氏辰收取其丈夫8万元而自己家庭只得到0.3万元的礼金而当面质问过她。阿花提到，“阿龙这个人说的话根本不可信,我不喜欢她,但越南人就我们几个,平时只能一起玩,不然没有人玩”。
不过,越南女性对于生活村落的认同逐步在形成。调查中阿龙明确地告诉笔者，“我觉得我是陈家楼人,我是最早嫁到这里的越南人,我来了已经有八年了”。不过由于她们一直以来没有分得作为村民所应有的责任田地,这使得村落认同程度较弱,她们的家人都难以认同。即使已经嫁入陈家楼村八年的阿龙和六年的阿翠也没有分得个人的责任田地,使得阿翠的丈夫直言：“她们连责任田都没有,你说她们能算陈家楼人吗?”
(二)爱怯交织的“越南人”
适婚男女数量失衡、区域经济条件落后及家庭发展能力不足是出现跨国婚姻的三个重要因素,这本身就决定了跨国婚姻家庭的先天弱势。由于H、D县男多女少的整体环境与经济条件落后的双重叠加影响,绝大部分迎娶越南适婚女性的男方家庭都存在着经济条件较差的状况。越南女性对在原家庭和新组成家庭的弱势地位均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调查显示，18位越南女性中原家庭父母几乎全为普通农民和务工者,并且她们的家庭兄弟数量较多,最多的一户家中有4个兄弟,她们嫁入中国可以得到一份礼金而帮助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对于男方家庭经济状况的认知,嫁入不足两年的阿花的言论非常有代表性,她说“我跟第一个丈夫离婚后就不想待在当地了,我来之前就猜到他(指现任丈夫)家条件肯定比较差,不过没有想到来了之后发现比我以前想的还要差些”。在目前H、D县农村内公开打架情况已较少的情况下,嫁来不足一年的阿加因为无法忍受邻居媳妇的侮辱，两次同其打架,足见其在村落中的弱势地位。
由于她们无法在越南取得有效的婚姻关系证明材料,致使其难以在中国办理结婚证和居住签证,更没有一名越南女性取得中国户籍,而到处流传的“与外国人通婚而连续十年不在越南国内有效居住者将取消越南国籍”的相关规定,使得越南女性面临着十年到期而成为无国籍者。另外,越南方面也加强了对有买卖性质的婚姻中介的打击,使得部分越南新娘对越南的认同情感更显复杂。从2011年开始,H、D两地先嫁过来的越南女性逐渐参与婚姻中介[注] 此次调查中的18名越南媳妇中有10名越南媳妇是由先来两地的越南媳妇介绍而来,而于2007年底嫁入H县的阿龙已经介绍了超过30个越南女子嫁入该地。不过在越南,私人性质的婚姻中介是非法而被禁止的。 。从2014年开始越南警方加强了对中越边境地区的检查,嫁入张寨村已经五年的石氏缩庄在回越南探亲并充当中间人过程中有两次被越南警方临时拘留(最终并没有被提起诉讼),郑氏辰在2015年2-5月原计划带4名越南女性到中国,因越南警方的注意和阻挠而未能成功。
如同在我国台湾务工和移民的越南女子所强调的，自己是为了原家庭生存而远嫁台湾的“好女孩”一样,结婚已经六年的阿香亦认为自己是好人。她说：“我是好人,从来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我来得早,但我一个也没有介绍人来这边,为什么不给我中国国籍呢？”没有国籍和相应的公民待遇使得越南女性无法认同于宏观层面的中国人。
例6：Although he never sees her again, he does receive a letter, the contents of which remain unknown
同为与越南发生跨国移民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但与韩国、我国台湾等地的情形不同的是,目前在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越南女性多来自越南北部山区，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居住证件,且进入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婚姻移民而较少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这些通过婚姻形式进入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越南女性,有着较高的同质性,来自越南社会底层并嫁入同样属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剩男”,越南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即“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
“越南人”尽管是越南女性最重要的身份标签,然而由于越南精英文化对外嫁女的蔑视、对跨国婚姻的干预以及存在于越南女性之间的嫌隙矛盾,使得她们对“越南人”的身份认同充满了爱和怯的张力。正如戴维·斯沃茨认为，符号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源,正是争夺符号再现的斗争决定了群体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13]。由于越南国内精英文化对外嫁女的符号控制和排斥行为,越南人这一族群和国家认同已经无法在跨国婚姻移民中继续发育和保持。
(三)身份的建构
在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遭遇张力的同时,越南女性也通过个体与群体的努力进行着新的群体身份建构。弱势和外来是越南女性对自己身份的两个重要认知,虽然绝大部分越南女性对此不利地位均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但部分越南女性也采取了积极的抵制措施。在国家国族身份无法有效形成的情况下，她们正在策略性地建构自己的小群体身份。
由于H、D两地男性娶妻或再婚存在着较大压力,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较为缺乏,越南女性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的重要补充,使得中越间的婚姻中介成为一个重要的获利途径。由于在越南北部地区关于涉外婚姻的中介一直存在并有一定的市场,早期嫁入H、D的越南女性就抓住这一机遇,在介绍自己的亲戚外嫁中国的同时,也与越南国内的中介机构或当地村庄公务人员合作,介绍当地的适婚女性来到中国。从2011年开始当地的婚介所收取的费用已经高达5.5万元左右,经过几位受访者对各项开支的计算,介绍成功一个越南媳妇可以赚约3万元,个别从事婚介的越南女性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女强人,对越南女性的整体边缘和弱势形象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
表1中仅对锅炉汽包水位控制系统中的PID控制器参数进行整定，系统中剩余的参数依经验值进行设置，整定过程分别采用均匀设计法和工程整定法。此时，串级控制系统的主、副PID控制器共有6个参数需要进行整定，如表1所示，选取8因素、10水平的均匀设计表安排实验。2种方法进行实验得到的实验数据如表2所示，输出波形图如图2所示。
越南女性也通过频繁的互动而组织小群体以强化自己的越南人身份。一方面,她们以早嫁入此地的同胞为主要核心,通过相约集体购物、举办生日聚餐、互助干农活等方式而加强互动。虽然越南女性嫁到鄂东北地区后面临着饮食上的不适应,不过她们通过分灶做饭等方式依然在努力地维持着饮食上的可能连贯性。生日聚餐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独有的空间。一般十多个越南女性会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小群体,每逢有人生日,她们就会到过生日者家中为之庆祝,这个时候过生日者会想办法准备越南口味的菜招待大家,有些人也会带上拿手的越南菜跟大家一起分享。另一个类似的平台则是越南女性在农忙时组织帮工,在播种、收割、脱穗等环节上组织集体劳动,这种集体劳动在当地是一种更具有公开性、表演性的集体身份建构仪式。据不完全统计,虽然H、D两县相邻的两镇有至少12名以上的越南女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和内在矛盾,她们会以私人情感、地域、丈夫直接的关系等分成数个小群体,在群体内越南女性互动较为频繁。
如江西省陶瓷技能大师刘嘉鸿的作品。他的工笔花鸟画画风十分严谨，可以看到清晰，有序的线条和恰到好处的色彩填充。如他笔下的牡丹，花朵硕大而娇艳十足，花瓣重重叠叠，互相映衬;色彩瑰丽夺目、色色相融，仿若洁白的瓷板上真实地放置了几株牡丹花；还有他画的荷花茎高且直，独傲不俗、亭亭玉立在万绿丛中，风姿卓绝且仪态万方；他所绘制的小鸟灵动活泼、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工笔花鸟画在画面形式的讲究上也成就了它更为专业，生动的作品风格。
四、结语
虽然从生活层面上讲,这些嫁入鄂东北、生育子女并居住于此的越南女性已经是事实上的中国公民，但由于语言、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特别是我国一系列公民身份政策的缺失,使得她们陷入“既非陌生人亦非公民”状态。在中国生活期间，面对着压迫性的生存环境,她们对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弱势、外来地位和自愿的商品性质形成了较为明晰的认知。
在认同方面,越南女性则形成了防御性认同而非进取性认同。越南女性一方面受到本国主流精英文化的鄙夷和排斥,不得不面临着日益严格的移民、婚姻政策及不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亦无法融入中国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网络,国民身份和待遇也无法得到落实,使得她们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上均无法形成积极的认同趋向。尽管面临着窘境,她们在鄂东北的日常生活中利用自身条件积极组织集体生活,以此建构小范围内的新群体身份。不过,由于内部的利益纠纷与当地地理条件的限制,越南女性并没有形成较为有利的生存局面和认同,也没有能够积极争取自身的群体利益和地位,而是形成了防御性的身份认同。当然也存在着特殊情况,个别越南女性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形象,如不满邻居的鄙视和欺负,阿翠在嫁过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两次跟邻居妇女打架；另据村干部介绍，一越南女性时不时谩骂殴打其性格懦弱的丈夫和公公。这些无疑是她们对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反抗,或许说“越南媳妇”的群体名字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权力下刻板形象的结果,而这些行为则成为异数。
打造公民身份的认同或许是越南女性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塑造方向,然而能否走向公民身份对于越南女性而言尚未可知。处于中越两方的推力之下,整合力量并不突出,这一现实情况使得越南女性会生成何种认知和认同充满了未知数。对于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如何适应、融入并安心的生活，如何有效引导和塑造越南女性的身份认同,怎样给予该群体或者更多的涉外婚姻人员以公民身份及其待遇，将是关于涉外婚姻人员社会治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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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19)03-0038-06
DOI :10.13450/j.cnki.jzknu.2019.03.09
收稿日期： 2019-02-12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身份生产与心灵治理格局建构”(2018056);江汉大学2018年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支离破碎的团结与心灵”(201817)
作者简介： 郑 进(1987-),男，湖北红安人,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劳工。
【责任编辑：贾 滕】
标签：跨国婚姻女性论文; 鄂东北山区论文; 越南媳妇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江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